光靠近她,盘桓在离她几毫米的地方,形成一层轻柔的薄雾。光的热力让皮肤像糖汁融化了似的,蒙在脂肪肌肉表面。

拍裸照的女人

作者/张天翼

这个摄影作品展不用看题目,任谁站在门口扫一眼就能提炼出主题:展墙上每幅一人高的照片里都有一具女人裸体,她们立在游泳池边、美术馆等地方,亮出胸前一道或几道刀痕。有些刀痕彻底替代了情理之中的丘陵,有些像风扫过沙地,留下破碎再愈合的肌理的痕迹,有些像刚把蛋糕上樱桃吞下去的嘴巴,紧紧闭合成一道锈红色缝隙,边缘不太自然地皱缩。只有最靠门一张照片里的女士是完整的,她的姿势模仿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的名画《戈黛娃夫人》,赤身骑在马上,长发披在肩头和背上,马是死马,没有血肉,由铁丝把马骨架组合起来。
 
底下小白牌子上黑字印出照片的名字:“戈黛娃夫人与玛拿西”。你们一定猜出来了,她是展览的中心,是女主角。
 
三年前某一天,天气晴朗得令人惊叹,她走进我的摄影工作室,是当天第一个顾客。助手事先敲门进来看我是否准备好——我住在工作室最靠里的小屋,“准备好”的意思是穿衣洗漱——我从他的挤眉弄眼里猜到她是那种得有超好运气才能见到的女人,不过等她进来,我还是吓了一跳。
 
摄影师们喜欢的人体跟别人不同,就像画家们钟意的缪斯普通人未见得认为美,比如鲁本斯爱画的姑娘粗腰肥腚,胸口像吊着两个壶铃,腰间肉棱层叠,雷诺阿的浴女的身体沉得要胀破画布……而我喜欢鲜明的面孔和身体,那需要相当清醒、协调、有自我意识的轮廓线。
 
我什么都拍过。南乔治亚岛企鹅交配、科罗拉多州白头鹫迁徙、巴勒斯坦教派冲突、俾格米人狩猎祭祀,我甚至给餐馆(那种等位区也设置意大利沙发和香槟的高档馆子)拍摄菜单。在这个行当里干到第十年,我的一幅照片得了大奖,标题是津巴布韦一位弥留的产妇与她怀中的死婴(拍下照片之后的次日,我在她俩的葬礼上跪地痛哭,弄丢了隐形眼镜),这笔奖金足够我回到城市里定居下来,开一间工作室。我决定下半辈子只拍人。
 
三年前,那位女士就带着世界上最美的轮廓,推门进来,站在我面前。我忽然张口结舌。她戴着宽檐帽,厚呢长裙、披肩、薄围巾,对初秋温度来说这一身厚得稍有点过分。但她的身体线条难以抵挡地跳出来,从威廉莫里斯蛇头贝母纹样的上衣里跳出来,跳进空气里,跳进我眼眶里。
 
她对我说了一句甜美的废话:您好,我是来拍照的。
我说,感谢您选择我。
 
这是我惯用的开场白,但我从未说得那么真心实意。接着我先抚了一把头顶不存在的乱发,又把沙发上的画册和杂志扫到一堆。她转动面孔四下打量,同时缓缓拆卸各种织物的束缚,挂在门后衣架上。助手推门进来送两杯咖啡,再次朝我挑一下眉毛。
 
她有着光滑的淡褐色皮肤,肉桂色头发在脑后挽起一个拳头大的发髻,长裙随着颀长下肢的动作荡起波纹。她走到墙边,打量墙上几十个木框里镶嵌的裸体照片。我问,是不是您的朋友向您推荐了我?她在这面墙上吗?
 
她背对着我摇头,说:不,没人推荐,是我自己找来的。顿一顿又说,您的作品很美妙。
 
我说,谢谢夸奖。当然,这是客套话,人们都会说客套话拖延点时间,对着呆会儿就要看到自己裸体的陌生人,毕竟会不自在。
 
她回过头,像个女巫一样说:这不是客套话,我相信您的顾客从您这里得到了毕生最美、最自我的瞬间。
 
我再次张口结舌。
 
她微微一笑。我的惊讶令她颇为得意,室内气氛开始松软下来。她的外套剥掉了,里面毛衫是琥珀色,搭配她的瞳仁颜色。
 
我说,请坐,我们先聊聊天好吗?
 
她望着我点点头,把窄长的珍珠灰围巾一点点往下拉,每一寸布料都依次缓缓擦过脖颈和锁骨处的皮肤,犹如蛇从夏娃身上滑下来的样子。如果她现在递给我一枚苹果,无论吃完会被赶出伊甸园还是倒地死去,我都会毫不犹豫,一口咬下。
 
最后围巾盘踞在她手掌里,她在距离最近的单人沙发里坐下,双腿伸直,脚腕压在一起。好了,您请说吧,您要问我的喜好吗,问我最爱的颜色和音乐,读过最多遍的小说?
 
聊天是为了速成一种亲密的类似友人的关系。我得让她们把我暂时当成“自己人”。语言像海水包围牡蛎,让她们的软体从躯壳里露出来。
 
人们在被拍摄那一刻,总会想要发生变化,变得不像自己。有些人想突显骄傲的部分:耳朵,手,特定角度的侧脸,细长的胫骨。更多人想藏匿,藏起不整齐的牙齿,收紧时挤压变粗的手臂,用头发遮掩车祸后做过手术的下颌骨。
 
对着相机镜头,有人像坐在首次见面的网友面前,有人像面对即将宣布面试结果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
 
人们想要讨好镜头,讨好排在镜头后面、日后即将细细研究他们的无数眼睛,眼睛属于未来的金主、丈夫、公司领导、社交网站上的网友……他们掏心掏肺地笑着,这通常会让摄影师错觉被讨好的是自己——我知道有些同行就迷恋那种感觉。把眼睛放在镜头前面之后,你一定要爱上拍摄对象。镜头该是最怜惜她们的一对眼,才能发现最容易忽略的美感。观者看照片时会暂时钻进摄影师身体里、用你的眼睛看,他会跟着你爱。人们看战地记者镜头里燃烧的天空下哭号的孩子,会觉得惊惧。惊惧是另一种爱,没有爱,就没有惧。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平时我会先从畅销小说和流行歌手入手,谈到颁奖季最热的动画片、电影演员,再转到那位演员与面前人相似的地方,赞美她们的优点,再委婉探问她们对自己身体部位的观感。
 
但我的肉桂色头发的女巫,她跟世上任何一个女体都如此不同。毛衣柔顺地贴在她身体上,像另一层皮肤。她锁骨之下,胸口隆起柔美的线条,仿佛那儿不断有透明的风滑行下去。我时不时走神,双手在裤子上松开又攥紧,总想去摸一支笔,把她头颅、脖子肩膀和胸脯的线描一遍。
 
她流畅地说:
白色。
罗伯特·海因莱因,《星船伞兵》。您更喜欢阿瑟·克拉克吗?
一切跟芝士有关的食物,比如芝士啤酒,芝士火锅,芝士烤肋眼牛排。
酒?刚才不是说了吗?芝士酒。
勃拉姆斯,听得最多的是《四首最严肃的歌》。
希腊克里特岛,如果能选下葬的地方,我会葬在那儿。
非要选一处最喜欢的部位?胸脯。
不喜欢的部位,没有。
潜水,骑马,打篮球。我上大学时得过学院篮球赛的MVP。
“滴血的心”。是的,那是一种花的名字,罂粟科,有红色花,也有白色花,开花时是一整串垂在枝上那样。哦不,我并不紧张,如果需要,我甚至可以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脱掉衣服。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说话期间她把咖啡一口一口喝完,把杯子搁回托盘里,杯底跟盘里的圆形凹陷对准。我说,没有了。您对照片有没有什么具体想法或要求?
 
她在沙发里动一动,伸伸腰,浑身线条跟着摇晃、扑闪。我想不出要什么背景,其实我只需要一张全裸照片,做什么姿势您来建议吧。
 
我指着墙上一些照片请她选择,大部分是黑白片,以各种材质图案的布料做背景,巨幅世界地图、九大行星图,有一些人站在各种鸟类标本(是我的收藏)中央,一些女人坐在花丛里——几条街之外的公园有个培育鲜花的温室,管理员是我的老朋友,我可以带顾客到他的花丛里去拍照。
 
她对每种选择都皱皱眉。
 
我忽然想起地下室里有一件朋友做的装置艺术品,遂打内线电话给助手,告诉他去把“玛拿西”推到工作间。
 
她问,玛拿西是谁?
我说,玛拿西是一匹马的名字。
她歪一下头,眼睛一闪。
 
当然不是活马,是死马——马的骨架,我有个雕塑家朋友非常喜欢马,有几年他热爱收集马匹的尸体,那些在马术竞技和赛马场上严重摔伤、只能安乐死的马,他会赶快把马尸弄回来,经过处理,剥离皮肉只剩骨头,然后用铁丝、螺栓、工业胶等东西把骨架再组装成马,让它们继续做出吃草、奔驰等等姿态……
 
我一边讲一边带她上楼,最后推开工作间的门,里面正在回荡勃拉姆斯C大调第1号钢琴奏鸣曲。她向空中看一眼,就像能看见一条音符搏动的五线谱飘过去一样,转头朝我微笑致谢。
助手已经把玛拿西推到了灰色背景布前面,它扭转脖子回望,一只前蹄抬起,像是听到人脚步声,立即要逃走。
 
她绕着玛拿西慢慢走了一圈,叹一口气。它真美,真怕一骑上去它就要驮着我跑掉。
我说,不用怕,地下室里还有它的马驹,它不会跑的。
真的?!
不,假的,玛拿西是匹赛马,两岁就做了阉割手术,无论生死它都不会有家室。
 
我指一指角落里挂起的幕布。女士,您可以到那里更衣。
她进去之后,助手进来递给我一块红毡子,又离去。我搬梯子上去把红毡盖在马背上。勃拉姆斯埋没了脱衣服可能会发出的嘶嘶声。我抚摸马儿的骷髅头,想象衣料掉落时,像云层让位、露出太阳的情景。
 
更衣室的门打开,她从幕布后面走出来。
 
她裸体的样子跟穿衣服时不太相同,衣服是人为增加的伪装,其实她并不太瘦,不是社交网络上人们追逐的纤细体型,但皮下脂肪刚好保持在恰当含量。清瘦的女人具有植物之美,而微胖的女人所有的是建筑之美。她整个身体犹如一根大理石希腊科林斯柱,柱头上肉桂色长发披散下来,像茛苕植物卷须。那一对乳房耸起如宫殿,如墙上探出的露台。不过分鼓胀也绝无一分枯槁,上面斜坡一条线简洁险峻地绷直,下面是碗肚似的弧度,几乎没有乳晕,两颗覆盆子式的乳头,圆润得像随时要滚动下来。
 
我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见过更美的乳房,和胴体。
 
她向我走过来,走动时双臂轻轻摇晃,脚掌无声触地,修长的肌肉在皮肤下波动,耻骨和腹股沟的区域出现一些迷人的凹陷,又随着步伐消失。
 
她对我无法自抑的凝视报以宽容一笑。假使奥赛美术馆里的雕塑会笑,大概就会是这样,我也微微一笑,达成了一种雕塑与观赏者的谅解。随后我向玛拿西摊平一只手掌,示意她可以上去了。
 
她登上短梯,一条腿跨过去,骑坐在红毡上,逐个欠起两边臀部,调整坐姿。我把相机留在三脚架上,也走过去踏上梯子,停在倒数第二阶上,用手撩起她的头发,再撒下去,让那些触须的细丝在肩头和后背上造出图案。
 
我竭力让动作保持配得上她的柔和,她头发里尽是塞壬的漩涡,响着无声的致命歌。她没有洒香水,伴随手指搅动,丰饶的发丛深处散发出头皮油脂和洗发水混合的气味,啊,那也许是古柯碱或是鸦片的香气?她的鼻翼薄而敏感,两个微小的拱形洞口支撑在一左一右。我近距离看她的双眼,一些精致的褶皱把眼珠围绕在中心,她也冷静地、毫无意图地回看我,我仿佛面对一个无尽的宝藏,那双眼睛则是宝库大门上镶嵌的钻石。
 
我收回目光,爬下梯子,走到墙边,把某一个方向落地窗的窗帘打开,让阳光进来,察看光照在她身上的浓淡,又再试着关上一两条帘子。阴影是撒进图形与线条之中的盐。阴影太多就变得苦涩沉重,太少又寡白无力,我的任务是调和它们的比例。
 
光靠近她,盘桓在离她几毫米的地方,形成一层轻柔的薄雾。光的热力让皮肤像糖汁融化了似的,蒙在脂肪肌肉表面。
 
她垂下头,一根脊柱成为划分画面最显著的曲线,脖颈几乎跟脊背弯成直角,左手耷拉在身侧,右手背在背后,手掌张开。有一刻我想,这是《戈黛娃夫人》中裸身骑马游街的伯爵夫人的姿势,但很快我明白不是戈黛娃,这姿势属于罗丹的《老妓女》欧米哀尔。
 
我走到镜头后面,让细节在镜头里放大。
 
她的头颅在胸口投下一片黑影,犹如死荫的幽谷,乳房下面和背上凸起一些肋骨的条状阴影。一切角色、感情都要有阴暗面才能变得立体。我的肉桂色头发的女巫,她生命的阴翳是什么?身体是一部私人史,她锁骨上有一道疤痕;后腰上椎骨尽处一个灰色渡渡鸟纹身;扁杏仁状的肚脐周围散布淡淡的短纹,像细碎涟漪围绕一个石子投入水中造出的洞,那是妊娠纹。
 
我问,您锁骨上的疤,是骑马还是打篮球留下的?
 
她笑一笑。都不是,我十三岁时被寄宿学校里的女生们抵制,她们把我推下宿舍楼梯,锁骨和脚踝摔断了。
我直起身子。后来呢?那些女孩得到惩罚了吗?
哦,那很难,你知道,她们辩称我是自己滑倒的。后来我就很难和同性们做朋友了。
 
我往侧面走了两步,在快门声音里,她问道:您办过个人作品展吗?
在柏林办过一次,反响一般。如果我再开展览,您愿意赏光?
会的,我会去看。我搜索过您,您那幅《弥留的产妇与她的死婴》非常了不起,是在津巴布韦拍的?
 
要谈论另一个(我曾经以摄影师身份爱过)的女人,我暂时抬起头,把相机拎在手里。是,在津巴布韦一个叫奎奎的地方,她叫桑蒂,二十五岁,造成死亡的那次分娩是第四胎。
 
孩子是男婴还是女婴?
 
女婴,只活了两分钟,她妈妈比她多活了一个多小时,桑蒂的遗言是“希娃”,那是她给女婴取的名字。
 
我低头看看手里的相机,拍摄桑蒂用的相机就是它,当时它在汗淋淋的两手里一直往下滑,像要急着逃跑、溜出病房。
 
她坐在马背上,从高高的面孔上俯视我。您用两条生命的死状换了名誉和奖金,会有负疚感吗?
 
这个问题真好,如果眼前有茶几,我一定会用力拍一下。女巫嘴边露出狡黠的笑。对不起,我冒犯到您了吧?
 
当然没有,我想告诉您,摄影师如果不能接受旁观者这个身份,就无法继续做这个工作。桑蒂和希娃死去那天我唯一愧疚的是,为了让室内光线更适宜,我在人们哭泣时绕到他们背后悄悄把窗帘拽开,桑蒂的大女儿回头用通红的眼睛瞪了我一眼。
 
她脸上出现一种幽深的表情。我举起相机把那种神情拍下来。
 
奥古斯特·罗丹最爱的头颅部分,是嘴唇与脸颊的连接处,我面前的女人就有相当美妙的嘴角,线条终止处有很微小的圆形凸起,令嘴唇线条收束得高贵聪颖。她的乳房在光和阴影里像枝头的沉静果实,曲起的大腿和小腿侧面隆起肌腱的长线。
 
拍摄完毕,我问她是否想跟玛拿西拍几个别的姿态,她说,不用,有这样一组就够了。
 
这时她已经从梯子上走下来,站在我面前,双臂伸到脑后,把长发抓成一束,又松开,双眼和紧闭的嘴唇有一种不可揣度的奇异神情,就像她正凝视一个深渊,又像她自己才是深渊。她说,不,您不用把照片寄给我了,待会儿我会把钱全部付清。但我想求您做一件事。
我说,请讲。
 
请您替我选一张照片,尽量印大——要隔一条街也能看清那种型号——挂在您工作室面对的玻璃外墙上,挂一天,只挂一天就行了,周一到周五,您可以随便挑一天,从早晨八点悬挂到晚上七点。晚上七点之后照片就归您了。您想把它烧掉、印成拼图、挂在床头,还是拿去用在作品展览上都可以。
 
您一定会问为什么……你喜欢我的身体吗?我看得出你喜欢,我知道你觉得它美。我明天要去做手术,明天这两只乳房就将变成手术室废物桶里血淋淋的肉块,明天我将扛着残缺不全的肉体继续生活。
 
你拍摄的作品很了不起,但我选择你,不是因为你的技术。
 
你的工作室斜对面,隔一条街,有家叫做“天鹅绒烟雾”的咖啡馆,每天早晨八点到八点半之间,会有一个男人路过它,进门,买一杯清咖啡带走,晚上六点半到七点之间,他下班回来也会路过咖啡馆,进门,买一块“黑天鹅绒蛋糕”带走当做夜宵。
 
只要您把我的照片挂出来,他路过时就会看到。
 
那个人,我毫无指望地爱了他九年,就像茨威格小说里那个女人爱她幼年时代的邻居作家一样,不过他不是作家,是个建筑设计师。
 
我也知道切除乳房之后多半不会死,只是我不再完整,不再美。我只希望他能目睹我的完整,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哦不,他不认识我,所以这张照片里露出脸也没关系,他在路上跟我撞个满怀也不会认出我,在地铁上跟我隔一个吊环也不会认出我。他一无所知地做着一位杰出女律师的丈夫、两个小男孩的父亲。
 
他会拿着咖啡或蛋糕停下来,隔着一条街盯着看上一阵。他会默默鉴赏,在心中说“这女人真美”。
 
虽然那时完整的那个我只剩下一个幻影,但想到这影子能映在他视网膜上、打动他,哪怕只有几秒钟,哪怕他永不知情,我躺在手术台上时也可以平静无怨尤。
 
谢谢你,摄影师,再见。
 
她说上述那些话时平静如密林,如藻海,没有等待我的回答,像是知道我必定不会拒绝一样,说完就转身走开,走到幕布后穿好贴身衣服。我送她下楼,回到会客室。看着她把外套、宽檐帽、围巾一样样装配回去,就像一个黄昏降临、天色一层层暗下去的过程。其间我没再说一句话,没有安慰,没有“祝手术成功”,她也没再开口。
 
摩洛哥小说家塔哈尔·揭伦说:“感情是不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像满是窟窿的篮子,交替着把沙子从南方运往北方。”然而意义往往存在于徒劳中,在沙子从篮孔中咝咝泄出的景象里,只不过太多的人不信任它。
 
最后她向我严肃地点点头,像一匹秋天的牝鹿似的敏捷轻盈地走出去,消失在街角。
 
我知道人们都期待这样庸俗但让人松一口气的结尾:我冲下楼,追上她,陪她吃了当天的午饭,次日陪她前往手术室,陪她度过术后恢复期、化疗期,陪她做复健,练习双手抛篮球、扩胸,陪她把化疗里丢失的脂肪和体重长回来,陪她到希腊克里特岛去,在“天体沙滩”鼓励她再次穿比基尼下海游泳,最后买一枚戒指,藏在一块黑天鹅绒蛋糕里,跪地询问她是否允许我陪她度过余生……
 
而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比那短得多。她离开三天后照片冲洗出来了,翌日早晨七点四十分,我和助手把那卷照片布抬出来,一个搭头一个搭脚,像两个杀人犯处理用毯子包裹的尸体。我们把一个事先安装好的带滑轮的木轴降下来,将布幅固定上去,再摇动手柄,让它升起来,铺开全部内容。
 
八点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街上的人流越来越稠,这个早晨跟之前的无数早晨并无二致。我死死盯住街对面的咖啡馆,目光警惕,像个捉奸的妻子。人们耳朵里塞着耳机线走过来,手掌上缠着柯基犬的狗绳走过来,推开咖啡店玻璃门走进去,挽着朋友的手肘走进去,拿着外卖咖啡纸杯和面包离开,一边给手中食物拍照一边离开。
 
穿海军蓝风衣戴黑呢礼帽的中年人,胸前打着牛血色领带、挽起法兰绒外套衣袖露出两条花臂的矮个子,长发在脑后结一只发髻、柞蚕丝衬衫加僧侣鞋、目光肃穆如梵高的瘦长男人,络腮胡修剪得精致如画的英俊壮汉,穿麂皮夹克切尔西靴的清秀绅士……每位手执一杯外卖咖啡走出来的男士都像建筑设计师、女律师之夫、两子之父,都有一张足以令家人愉悦、让情人与妻子自豪的面容。她爱的会是中年人从容文雅的气质?容纳情欲潜滋暗长的络腮胡?她的渡渡鸟纹身是呼应那个两条花臂的家伙吗?
 
所有人,不止是那些男士,连同遛狗的老人、慢跑的少女在内,所有人都在他们的行程中为她暂停了一会儿——几秒钟或半分钟——凝神观看白骨红毡上的她。裸体骑马的戈黛娃或欧米哀尔。很多人掏出手机给照片拍照,然后带着微笑低下头按动手机屏幕,把图传到自己的社交页面上去。
 
目睹、摄取过她的美丽刺激之后,他们就转身离开了,从早到晚,三百四十九个中年男人买过咖啡和蛋糕,到底谁是她美丽胸膛下跳动的心脏爱着的人。我好像捧着一大堆拼图碎片的人,悲哀地拨来拨去,对不出一块完整面孔。
 
晚上七点整,我和助手把照片摘下来,卷好,抬到地下室,放在玛拿西身边。玛拿西脊背上还搭着她坐过的红毡。我用手抚摸胸口,仿佛那儿也被剜掉了什么东西。
 
我再没见过她——这又落入另一种窠臼了。童话里误入森林深处神秘宝藏的那些幸运的蠢蛋,一旦走出来就谁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只剩裤脚皱褶里一粒钻石,是趟过堆成山的宝石金块时遗留在那儿的,能作为那桩奇遇并非梦境的证物。《戈黛娃夫人与玛拿西》(这是我给照片取的名字)就是那粒钻石。
 
《圣经》里,“玛拿西”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使自己忘记”。我无法忘记她。但我甚至不知道她在手术后是否活了下来。
 
后来我花了几年时间,拍摄了五十七位因病切除乳房的女患者。我跟每位女士柔声说话,说服她们脱去衣服,让我记录她们的残缺。我告诉她们:艺术中唯一创造美的力量是特性。疤痕造就了更加有特性的、你们的身体——失去身体的一部分绝不意味着失去美,你看失掉两条手臂的维纳斯!
 
这是最雄辩的一个证据。几乎所有带着乳房残骸幸存下来的女人,无论如何为刀疤而羞涩自卑,最后只要祭出这句话,她们总会被说服,带着勇士的神情,在相机镜头前挺高胸膛。
 
我得说,我的隐秘目的不算崇高。天知道我每把那句话说一遍,眼中看到的都是我的女巫,我的肉桂色头发的女巫。
 
无望的等待犹如无期徒刑,也是残缺的一种。
 
后来我慢慢有了点名气,以残缺与完美为主题的摄影展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办下去。每次我都会站在展厅门口等待,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
 
我等待她带着世上最美的线条走进来,结束我的残缺。
 

(责任编辑:阿芙拉 afra@wufazhu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