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孤独,才能让人做出最极致的东西。

成都漆器厂

作者/孙中伦

1

成都漆器厂老了,但还活着。如今它藏在宽窄巷子旁的民居里,它的窗口爬满藤蔓,它的墙上锈迹斑斑。四十年前它是附近最高的楼,三层,可以睥睨整个成都。那时新楼刚刚盖好,厂里张灯结彩。楼顶上挂了“成都漆器”四个大红字,鞭炮声中人人都觉得它会欣欣向荣。

漆器厂是在1954年成立的,到了1974年,改建了新楼,就是现在这栋。漆器厂六十来年的生命是跌宕起伏的—它曾在九十年代达到顶峰,那时厂里有两三百号人,整天热热闹闹的。而后漆器厂一夜崩塌,扯进官司,屡屡陷入停产。再后来,它奇迹般又活过来,只是元气大伤。2008年地震的时候,天花板的粉末纷纷而下,电灯摇来晃去。人们都担心这座快四十岁的老厂房要塌了,可质检员在表格上打上一个个勾,又扬长而去。

如今漆器厂仍不可思议地活着,如同任何一个活过自己期待的老人。轰轰烈烈俱成往事,它的呼吸躲在老城中央。它的器官仍正常运转,甚至出产的漆器也还源源不断,只是厂房老了,人也稀零,只有屋顶下的“成都漆器”四个字仍趾高气扬。如今老人们在路边乘凉,女人从隔壁屋顶探头晾上白色被单。两鬓斑白的保安从保安室里走出来,懒洋洋地问你,“喂,干啥子?”他的眼皮耷拉着,手中的保温茶杯是灰黄的,新泡的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

“这是个老厂,很老很老了。”阿申告诉我。具体有多老,他也不清楚。总之,比他的年纪更大。他是90年出生的。他知道,厂的年纪比他还要大很多。

90年出生的阿申,有一张75年的脸。他的脑门挺大的,下面的轮廓却缩回去,像一门三角盾牌。他留着浅浅的络腮胡,头发基本都剃光了,剩下的和胡须连在一起。我见到他的那天,他戴着口罩,因为之前体检出有些肺粘连,要阻隔车间里的灰尘。“你猜我多少岁?二十六?嘿!被你猜中了。人家都说我长得太快!”

阿申是我在漆器厂里见到的第一个漆工。他待的车间叫漆工二组,一般有三个人,但今天只有阿申一个:周师傅看病去了;胡姐不知为什么不来,听说也不会来了—李厂长说,她怀孕了,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见到阿申的时候,他正在用砂纸磨着漆碗,并不用力,但频率快得很。磨了一阵以后,他把砂纸在水里浸一下,甩干,继续磨。“漆器中最基本的就是打磨,最基本也最重要,”他说,“刷漆、打磨。做漆器就是这样重复的工序堆积起来。”

他的同伴们大多都离开了。他们或因喜爱、或因做活而前来,后来发现,喜爱无非弹指一瞬,而工资也低得可怜,故而年轻人来来往往,少有人真的留下。厂里的工作桌空了又空,只有阿申还坐着磨碗。有时,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工作室。他想象自己像他崇拜的日本漆器大师柴田是真一样,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做出最精致的器物来。

“只有孤独,才能让人做出最极致的东西。”阿申告诉我,“柴田是真做的是最极致最极致的漆器,别人想恢复都恢复不了。现在他死了,再也没有人能赶上他了。”

阿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漆器这么着迷。他的手一动起来,漆器仿佛就成了他的孩子,有了生命。他说,用的砂纸,磨的力道,甚至磨漆的心情,都会影响漆器最后的样子。所以,即使到了周末,他也时常来厂里加班加点。他的妻子叫如斯,也在厂里做漆器,到了周日,就随他一起过来,搬一个板凳,坐在他身边,给他打打下手。有时阿申会想起唐山的爸爸妈妈,童年的钢厂烟囱,公路边爸爸的修理铺子。他想起铺子里的铁皮墙壁,石棉瓦盖的屋顶,冬天爸爸嘴边吞吐的冷气。爸爸的双手在周围村子是出了名的灵巧,他总能让废弃的农用车焕然一新。阿申知道自己的双手也拥有相似的天赋,但他从未想过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遥远的西部城市。他将远走他乡,他将继承一门古老手艺,他将去到成都漆器厂。


2

在最后几天,我才见到周师傅。阿申那阵子胳膊上长了疹子,去了医院,车间里只剩周师傅孤身一人,他正把黑漆涂到杯胎子上。他的肘抬得很高,使得动作看起来粗犷。

周师傅是漆器厂里最老的学徒,今年四十四岁了。关于他为什么四十四岁还愿意做学徒,厂里没人说得清。人们都说,只知道他年纪很大。周师傅的个子不高,肚子稍稍发福。他通常只说彭州话,说起话来腼腆羞涩,说不下去的时候,就低下头去自己笑。

“你是彭州人的话,和如斯是老乡吗?”我问周师傅。如斯是阿申的妻子,在三楼的大师工作室,有时也下到阿申和周师傅的漆工二组来散散心。

“哈,她在西门,我在东门。她在县城里头,我在县城外头。”

周师傅是去年十月份来的,如今,七个多月了。其实,他和漆器早有缘分。他的第一份工作便和漆有关,是去家具厂里学涂漆。那时他十六岁,只是一个毛头小子。别人做好的家具送来,他们一群伙计便给家具上漆。刷漆是一门手艺,要和师傅学的。那时的漆,都是大漆,从漆树上来。做这些大漆,很有讲究。许多老师傅,刷漆就刷了一辈子。然而在这个时代里,他们没有这个福分了。

“我十六岁开始做漆,学都没上完,做到二十岁,受到冲击。”周师傅说,“我们的那个大漆,被那个新出来的聚氨酯漆冲击了。它又便宜又亮,亮得像蛋清一样。我们的大漆没得做了。”

“聚氨酯的那个‘氨’,好像有个耳朵旁。”周师傅提醒我。

做漆家具的手艺很快消失了。聚氨酯漆便宜,做起来也简单。人们蜂拥进这个行业,大多数的人都一学就会。周师傅和身边人的活越来越少,到最后没了工资,只好离开。十六岁的时候他还以为大漆的家具可以做一辈子。

他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流浪生活。他尚且年轻,生命充满可能,但命运摆出的选择偶然又有限,他仿佛只能随波逐流。偶尔有人在水流里淘到金子,其他人大都顺着水势飞流直下。

“我出了四川,去过西安,到过云南、北京、新疆。其实也就这么多了。”周师傅说。

“做什么呢?”

“帮着他们。咋说呢?其实就是打工那样子。”

在西安,二十岁的小周在饭馆里配菜。

“你晓得啥子是配菜吗?就是点了菜,厨师负责炒。我们看了那个单单就要给他们准备好原材料。比如宫保鸡丁,就要鸡脯肉切成丁丁,花生粒、葱葱切成丁丁,莴笋也要切成丁丁。都要马上准备好。”

小周做了半年,心气正旺,很快就做到没意思了。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一行,还是怀念之前做大漆的日子。可是已经没人做大漆了,人们都在做聚氨酯漆,谁还挤得进去?他觉得西安的冬天好冷,温度比四川低好多。他不想长待了。

他去了云南。

这一年他还是二十岁,发生了许多事,时间却仍过得很慢。他在云南是做西装垫肩的。彭州的农村里,有几十户人家都在做垫肩,全球分工的浪潮里,这块特别的棉花莫名其妙地落在他们手中。

“村里好多人都涌去成都,我们就想向外发展。要找个大城市啊?就去了昆明。”

“和老婆一起吗?”

“那时不是,是帮别人一起做。”

小周随着老板去了昆明。老板在服装城边上租了一个出租房,买来海绵,做成垫肩,再拿去服装城里卖。小周不是出去吆喝的人,而是在出租屋里做垫肩的。为了进出货方便,出租屋一般都在底楼。老板租的是单间,有的有窗户,大部分没有。屋里没有家具,没有装修过,暗无天日。老板买来固定尺寸的海绵,他们就用烧红的电钨丝把它们切成小块,然后再做成垫肩。他们总是很精准,进去多少海绵,第二天就吐出多少垫肩。没有家具的房间像是一台简洁、永不止歇的车床。

做了一年多,老板的生意萧条了。他对小周说,“你另找人吧。”

“那我就只好走咯。”周师傅说,“不久,北京一个老乡找到我了。我就又去帮他。还是在出租屋里,还是一样的活。做了半年,生意不好,又不做了。”

已经许多年过去了,如今周师傅不再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他想起漂泊过的许多地方,但是记忆是黯淡的、贫瘠的。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出租屋里,他都看不到窗户。他的漂泊是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其余的壮阔景色则由他人共飨。而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从前,他都总想起十六岁时刷大漆的日子。大漆的味道浓烈,他的手上长满漆痱子。那时的日子很好。今后怕是没有那样的好日子。


3

“你知道大漆怎么来的吗?大漆是漆树上来的。漆树产漆,它的性状就是会分泌乳液状的液体。人呢,就要把树切开一个伤口,用树叶垫在那里接漆。现在,人们都用漏斗了。他们把木桶放在漏斗下面接着,接好以后,用报纸封好,隔绝空气。”阿申告诉我。说到兴起处,他直起身子,把自己比作漆树,用手掌在胸前切开一道口子,仿佛那乳白色的漆随即就可以顺势而下。

漆器厂如今仍用大漆做原料,所以成本居高不下。三楼的余师傅和他的胖儿子负责制漆,他们祖孙三代都在漆器厂里。爷爷余书云是上一辈里有名的制漆大师,好多年前就过世了。如今余师傅接过他的衣钵,常在制漆间里摆个小音箱,放红色歌曲。胖儿子因此总和他闹不开心,常常戴上耳机负气出走。

时代已经变了。好多厂开始用化学漆,如今它像曾经的聚氨酯一样风靡南北。雕图案也不用再找厉害的师傅,直接用丝网印刷就好了。漆器被摆上淘宝货架,人人皆可拥有,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专属物。

“可是我不愿意用化学漆。我用化学漆做,就像在做塑料一样。”阿申说,“有一次货急,我用了化学漆。它的光好刺眼,直接反射到我眼睛里,而且摸起来,也没有大漆那种柔和的感觉。我心情很差,虽然最后还是交货了,但是我想,之后再也不要用化学漆了。”

阿申告诉我,“漆器有一点很神奇的地方:无论哪一道工序出了差错,在后面都是可以补的。比如木头胎子出了裂缝,漆工就可以在下道工序里填上漆灰,涂上一层一层的漆后一点也看不出来,完美无缺。然后你买回家,放了一年,发现原来木头裂缝那里看起来居然有些塌陷了。可是你摸上去,完全是平的。没有任何问题”。由此,阿申总结出一条人生道理:“人心不也是这样吗?你做了件错事,没有人知道,谁也看不出来。你总能想办法掩盖。但它总会留下印记的。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了,从未走开。”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漆器。”他告诉我。

1990年,阿申出生在河北唐山。唐山的城里遍布煤矿和钢厂,里面的工人大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二十几岁的,不愿意做那些行当,总喜欢去外面闯荡。环境污染的排行榜上,唐山常年名列第一,有一次屈居第二,镇上居然挂起了喜乐的横幅。阿申住在家里的时候,黑色的皮鞋穿出门,回来就变成灰色的了。

“你知道的,化工厂多嘛。”

阿申有一个哥哥,如今在北京做飞机票销售。小时候,他们常在爸爸的铺子里晃悠。爸爸是一名修理工,农村里各式各样的车子和机械都是他来修。阿申并不喜欢修东西,但是看着爸爸的钳子和螺丝刀,耳濡目染,喜欢上精准的工业设计。

他以为自己会变成一个设计师的。高中毕业他去学了设计,后来在北京找了工作。然而他发现设计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有时自己辛苦做了一个项目,每个人都说好,但老板和客户一句话就推翻了。凌晨两点,他发觉疲惫是他对自我的唯一触觉。

是在成都,他发现漆器是个多么美的东西。有次他负责漆器的胎底设计,来成都出差。交接图纸的时候,器型问题要找做木胎的去沟通对接。他走进工厂,看到安静做工的老师傅和学徒们,突然发现,原来漆器是这么有趣的手艺!

他开始有了兴趣。不久,他和老板说,“我想学漆器”。老板不同意。阿申不管,上班照样做设计,下班了,或者周末,就去学漆器。

“我想做漆器。”一天,他对漆器设计的师父说。

“关键,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师父回答他。

阿申怔住了,半天没说话。

“当时好像在深思,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后来,阿申告诉我。

师父又说,“你先去做一段时间,到时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再来找我”。

阿申去学漆器了。学的过程里,同伴来来往往,然而最终都选择离开。他有时感到困惑:这个行业是不是不行啦?手艺是不是快失传了?他也理解朋友的苦衷,他们无非是碍于枯燥和工资不高。那么他自己呢?他一直想着师父的话,他有那个心吗?

一段时间以后,他有答案了。他也不必再和师父说什么,一切都不言自明。

“你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就去做吧!”爸爸妈妈听了阿申的决定,摆摆手说。

阿申知道,其实爸爸希望他留下的。爸爸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修理手艺。哥哥已经远走高飞了,他希望至少有一个儿子能留在他身边。可他不善于表达,说不出。

阿申也知道,妈妈支持他出去闯。妈妈是个独立的女人。年轻时,她从承德嫁来唐山,作为一个异乡人,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但内心里总有自己的主意。从小,妈妈就告诉阿申和哥哥:

“出去闯!如果连社会都融入不了,那还不如留在家里!”

如今爸爸妈妈两个人留守在老家的村庄里。唐山市里嚷嚷着要整治污染,许多农用车都被淘汰了。世道也变了—现在的人不爱修东西,旧了的就扔掉。爸爸的铺子上,生意越来越清淡。有时,爸爸在门口踱来踱去,看国道上的卡车呼啸而过。

爸爸并没有就此清闲下来。他动了脑筋,自己运来旧配件,去改造气动的翻斗车。改造完了,再自己运出去卖。爸爸的双手从来都忙个不停,但一直不喜欢说话。以前他抽烟,一直抽,不管什么时候都在抽。后来妈妈生了一场大病,爸爸下决心把烟戒了。妈妈托姨妈去城里给爸爸带了好些糖块,她说,你忍不住了就含着。

爸爸最开始是农民,攒了些小钱,和几个兄弟一起去东北投资开了钢厂。后来,大环境不好,钢价一直跌。厂赔钱,黄了。爸爸亏了钱,只好去唐山的钢厂里打工,就像如今那些无处可去的中年工人。他们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催促年轻人们远走他乡。

在钢厂里,爸爸负责在钢材从机器里吐出来的瞬间,牵着它。有一天,机器出了毛病,钢材直接飞了出来。它划过爸爸的肚皮,爸爸的皮肉都翻了起来,血粘在滚烫的钢铁上。他没法再做活了。

然而两个孩子就快要上学了,谁来养家呢?养好伤以后,爸爸打定主意跟着村上的打井队东奔西跑,学新手艺。人家师傅不肯教他,因为他不是徒弟。他就在旁边看着,等到师傅做累了,便冲上去说:

“师傅,累了吧,我来!你告诉我,怎么做?”

爸爸打井攒了钱,终于开起一个小铺子。那是一间用铁皮围起来的小屋子,上面用石棉瓦盖住。冬天,唐山冷得很。阿申记得,风会不停地从铁皮间漏进来,爸爸呼出的气都快结成冰。爸爸在这棚户般的小铺子里坚持了八年,直到又盖起像样的房子。

阿申最佩服爸爸的一点是,他一开始也就只是在工地上随着杂七杂八的人学了点电焊,修些小零件,只能在铺子里修修轮胎。过了些日子,爸爸不知去哪里弄到了有关机械的书,凭着自己认得的那些零星汉字,一页一页地翻。晚上,阿申要睡觉了,他总能看到爸爸坐在炕边,一边烧着火,一边翻书。到了后来,他能修农用车的电机,卡车的水泵了。再后来,他什么都会修了。阿申想,有朝一日,他也要成为爸爸这样的人。

如今他成为了吗?很难说。他和父亲所期待的自己南辕北辙,但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2011年5月来到成都,今年已经五个年头过去了。

“哇,五年了!”阿申说,仿佛自己从没有想过时间,“来成都五年,就代表做漆器已经五年了。”

“我盼望着中国漆器什么时候也能像国足一样出线一把。”他说。

“还是不要像这个。”我劝告他。

阿申告诉我,他已经定好了将来的研究方向:他要做一色漆的漆器。他说,装饰再好,底子不好都是白搭。一色漆就是底子。

“很多人不喜欢日本,因为他们侵略过我们嘛。”他说,“但我接触漆器以后,了解了他们的匠人精神,对他们有了钦佩。他们就是,一色漆的漆器如果五个月可以做完,他们就会用十个月把它做到最好!”

在成都阿申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如斯。如斯是成都边上的彭州人,他们是在学漆器的时候认识的。去年十月他们结婚了。“结婚以后我胖了二十斤,”阿申说,“即使结婚忙着张罗,还是胖了起来。你看不出吧!我肉都藏在肚子上。”

“看不出。”我安慰他。

阿申和如斯商量好了,要做丁克家庭。他们还没有告诉父母,打算先拖着。

“其实原来很喜欢小孩子,”他说,“但是现在看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疫苗之类的,我和如斯达成共识,还是不要小孩了。我们厂有个阿姨的小孩就赶上了那批疫苗,孩子发高烧,好几天才退。我还听说对智商也会有影响。”

“所以现在漆器成了我的小孩了,虽然这说起来有些夸张。”阿申说,“但现在除了家人,最在乎的就是这些漆器。其实我也想有钱,也羡慕那些每个月能挣五千、一万的人。但做了漆器以后,感觉这个想法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能养活家人,我想把漆器一直做下去。”

“现代的社会啊,物品流通得太快啦!往往漆器刚做出来,别人就要买走。所以,为了呈现最后的亮度,就得用机器抛光。但那个光泽和漆器沉淀以后的光泽是不一样的。很刺眼,但不润。” 阿申告诉我。他终于磨完了漆,把漆碗都放在木板上。“漆器是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刚出来的时候,漆色会越来越暗,但暗到一个程度之后,就越来越亮,润度也越来越高。你越是把玩,它就越是亮。到最后,它亮成镜子一样。然后,它会永恒地亮下去。”

许多时候,阿申的叙述都有戳穿时间把戏的力量,而他自己却对这种超越性浑然不觉。你会觉得,也许诚实的人都有这种品质,只是由于他们的数量稀少而显得难能可贵。此刻,木板上的漆碗在阿申的描述下仿佛真的有了生命,你想象它们褐红的皮肤渐渐暗淡下去,然后有朝一日又闪亮起来,如同宇宙坍缩又膨胀。到了那个时候,它的皮肤通透,它的血管发光。在红色的镜子里,你看到自己的脸庞,看到自己脸庞里的镜子。你看到虚妄的现实。你看到永恒的表面。你看到无限的自我和镜像。

“所以啊,我的想法是,你得对来年的时尚有预判,”阿申嘀咕着,“就是你要先把它做好了,晾在那儿,第二年等它自己发光以后,再拿去卖。”


4

1993年,漂泊的周师傅回家了。

这年他二十一岁。他已经去过许多地方,却仍对世界充满不安全感。在成都城里,他找到一个管理公用电话亭的临时工作。这是一份电信公司外包的闲工,整个成都市,只有十多个人在管理电话亭。小周一个人要管六十几个电话亭,纵横几条街。他负责清洁卫生,检验故障。每天他穿梭在电话亭与电话亭间,如同他往日的漂泊一样—世界无限宽广,他却只留寸土容身。

“这个做了久了。”周师傅放下手下的刷子,看着天花板数数,“哦哟,这个做了很几年!八年。”

也是在93年,他结婚了。他二十一岁,妻子是一个村里的人。

“从小就认识吗?”

“算是吧。”周师傅腼腆笑笑,“我们隔了一多里路。小时候还是比较保守,认识归认识,不可能在一起玩。大了,邻居就介绍。见了一面,觉得可以,就成了朋友关系了。有了更深一层的交往。”

95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如今,儿子也开始谈恋爱了。他并没有读大学,而是去了双流高速收费站做收费员。女朋友是儿子的中学同学。他们每天下了班就出去玩,经常是一起去网吧。

“我不干涉他,他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哇。”周师傅说,“但是我们那个年纪,下了班都得回家做家务的。”

在公用电话亭的日子里,他时常想念彭州的妻子和孩子。妻子在家务农的,那时候农村很少有电话,传呼机却风靡每户人家。有时,妻子有事要找他,便传呼一个给他,他收到便明白,立刻去电话亭打回给她。

“这个太方便啦。因为我们整天就待在电话亭里。”

周师傅打电话不要钱,因为存了许多IC卡。这些IC卡,都是电话亭里的人忘在里面的。周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把卡取出来,收集进口袋,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们的出租屋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IC卡,像是孩子们吃零食收集的偶像图片,他们珍惜它,仿佛代表某种特殊回忆和特权。

八年以后,周师傅电话亭的工作丢了。这本来是电信公司一个小领导承包的活,后来,公司里的大领导把它承包给广告公司。广告公司想要亭子,因为亭子是玻璃做的,里面可以贴广告。

“所以我们就失业了。也算不上失业,我们本来就是临时工嘛。”

2000年周师傅去了新疆,种棉花。他听朋友说,新疆种棉花好来钱喔,一年能挣好几十万!

“挣到了吗?”

“挣啥子钱嘛。真能挣,不都过去了。”

周师傅去了新疆,就开始播种。早上四五点钟他就要起床,太阳已经出来了,晚上十一点过了,太阳还挂在树枝上。在短暂的黑夜里,他总是无法入睡。新疆的天太热了,让他没法适应。他想起二十岁西安餐馆里的日子,那时是寒冷让他措手不及。他觉得还是四川好。然而好多年过去了,他仍是一个异乡人。

种棉花的时候,他并没有拿到什么工资。老板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本钱,他说,等棉花种出来了以后大家分。过了八个月,棉花终于长出来了。大伙兴高采烈地把棉花送上车。棉花被收购了。老板说,拿到的钱里,得扣掉你们的生活费、伙食费,之前都是我垫着的。周师傅回家时,几乎没拿到什么钱。他觉得自己白

干了。

“所以,不要去新疆种棉花。”周师傅告诫我。你可以感觉到,他刷漆的手明显开始用力了。他的脸微微涨红,仿佛已经消失的委屈重又涌上心头。他重复了一遍,“千万不要去新疆种棉花。”

周师傅回来了。他约莫三十岁,是小说里某个冒险家出场的年纪。但他不想再出去了,不想再出四川。接下来的生活,是简历上一行字可以概括的—2001至2014,在成都的中国电信印刷厂,印刷工,印发票。

“也算是稳定了。”

“算是?”

“至少没有东一哈西一哈的。就在那儿干了十多年。”

儿子五年级来到成都上学,妻子在他去新疆时就开始在成都做家政。到了2014年工厂倒闭,已经没有人叫周师傅小周了。“周师傅”是他常听见的名字。如果你仔细回想,会发现这个称号来得是那么突然。是什么让他对此习以为常,像一个老朋友身后的呼喊?

印刷厂倒闭后,周师傅又去了外面的厂做包装盒。过了一年,厂搬走了,他又下岗。为何他总是那个被牺牲的人?为何总是他倒在尘土飞扬的车辙里?

“去漆器厂吧。”一个原先的工友劝他。工友在漆器厂的门面铺子里看店,他听周师傅讲过小时候刷大漆的经历,想他感兴趣。周师傅答应了。选择是偶然而被动的,但他在这无常里寻到某种线索,仿佛是命运补偿。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兜兜转转二十多年,他又回来做漆。

“有熟悉的感觉吗?”

“有啊,我一听说又是做漆的,就感觉很舒服。因为是自己做过的,不需要现学,就觉得没有压力,感觉自己做得到。”

“会觉得生活动荡吗?”

“不会,我是个没有追求的人,觉得有个活干,我就满足了。”

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师傅,阿申。阿申比他小快二十岁,但稳重得不像个年轻人。周师傅来厂里的时候,阿申通常已经到了。他不说一句话,也可以安然自得地干活。阿申的妻子如斯常会下楼找他们聊天。装饰车间的云淇没活的时候也会过来散心。她二十多岁,长着一双娃娃脸。她总回忆起周师傅碰漆长漆痱子的日子。她说,“哇噻,你没看到啊,周师傅长的那个漆痱子,两只手肿得像猪爪一样!”

“还好,还好,没有我想象得严重。”周师傅说,“因为几十年前做漆的时候,我也长。那时又肿又痒,我以为这次会更凶,其实还好。就手指上长了水泡,不痒。我之前还以为全身都会长满。”

“有想过不干吗?”

“没有没有。我刷这个漆,感觉到很舒服,很亲切。”周师傅说,“我跟你说了,一二十年前做的东西,如今又重新来做了,我觉得很容易上手,也很顺畅,所以也不会想要放弃。”

周师傅四十四岁了。他让我猜,从我的直观来看,他多大年纪。他把肚子挺直,露出笑脸。牙齿黄了。他的皮肤黝黑、油亮,像是汽油稀释过的黑漆。你想象那个二十多年前的少年,少些皱纹,多些汗渍。老师傅教他们给家具涂漆,他以为自己也最终会成为老师傅。那时漂泊还未开始,更未结束。而如今在大漆里他嗅到过去的味道,嗅到隐秘的苦涩和藕断丝连的人生。

“我从没有想过我居然还能做大漆,我感觉很幸运。” 

“我希望这个厂越来越好。”他说,“因为我想得到保障。因为我想长久的,一直一直在这里做下去。”

节选自孙中伦新书《回来》。

责任编辑:阿芙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