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时,他供认不讳,法官问出任何问题,他几乎不等听完就说,“没有异议”。

一次庭审

作者/金一

“我有异议。”

 

被告人席上传来一声清楚的男声。来旁听的一百多人顿时直起了腰,不断调整坐姿,以求得更好的视野。衣料在冬天干燥的空气中摩擦出滋滋的响声,人们的视线汇聚在被告人席上一个中年男子身上。

 

男子穿着深色毛衣,肩膀宽厚,看得出体态魁梧。刚被法警带进来的时候,他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家人,向旁听席露出了自己那张被贴在无数通缉令上的脸。宽下颌,肿眼泡,皮肤黑黑的,是一张在北方城市惯常见到的面孔。他看到倒地痛哭的母亲和妻子,快速收回目光,几乎是颤抖着走到被告人席。

 

控辩双方语速快得像走过场。一个叫李一的男人抢劫了一辆装有500万现金的运钞车,随后他把抢来的钱还给了几个债主,就躲在家里等警察上门。监控记录了他所有的行踪,债主上交了赃款。事实太过清楚,律师拿到的全部卷宗只有2本。庭审时,李一供认不讳,法官问出任何问题,他几乎不等听完就说,“没有异议”。

 

但庭审开始一个小时后,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状况。法官问,你有什么异议。李一说,我并不是在抢劫前一个月有想法的,是前一天晚上临时起意的,那天夜里我失眠了,觉得日子过不下去,得做。

 

法庭的气氛似乎再次松了下来,审判沿着事实的逻辑继续前进。李一的动机起源于何时,对这个涉及金额巨大、性质恶劣的案子没有太多影响,连律师也没有就这一点为他辩解。接下来所有的询问中,李一的回答再次回归了“没有异议”,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不试图做任何反抗。

 

辩护律师和公诉方就刑期开始辩论。公诉方是两个年轻人,语气激烈,如果只听声音,会觉得他们在举着拳头发言。年轻人摆出无可辩驳的道理,生活困难就能够抢劫运钞车吗?原因不可以作为减刑的因素。律师说,根据高法解释,当然要考虑原因,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个老妇偷面包的故事。

 

年轻人立刻反驳,那是偷面包,李一可抢了500万的运钞车。

 

律师回击道,李一是被政府欠款,300万的工程款,被拖欠了五年。

 

年轻人胸有成竹,说李一是和承包商签的合同,不是和政府,他经济拮据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借了高利贷。

 

这一切似乎没李一什么事了,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身板挺直。李一年轻时参过军,是部队的神枪手,这点似乎可以解释,他何以用一把塑料手枪就威胁到了运钞车上的四个押运员。但那天难以解释的事情还有很多,四个押运员都比他年轻,却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警察在高速上设卡拦他,旁边是玉米地,他就从玉米地里绕过去了。更早一些,在他心里冒出抢劫念头的时候,家里的柜子上正好躺着一把塑料手枪。

 

李一的母亲王阿姨坐在第一排,开庭前靠在墙边站了很久,不敢进来。她有半年的时间没见过儿子了。我第一次到S镇,王阿姨让家里人开车来接我,她坐在后排,一直没出声。冬天黑得早,车灯在东北平原笔直的路上打出两束光,依稀可见旁边光秃秃的树。突然,一个长方形的硬物抵住了我的腰,王阿姨的声音从后传来,“你看看,我儿子像坏人吗?”

 

我接过手机,翻开李一的照片。他不怎么会笑,嘴微张着,眼神也愣愣的,是老实人的面相。第一次见面,我谨慎地下着判断,“不像坏人。”王阿姨没再说话。

 

李家住在一个破败的小区,家里收拾得整齐,桌上一点水渍都没有。王阿姨抄着手,从儿子小时候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他抢劫的前一天。也许是讲过太多遍了,她非常流畅。那天她在外地讨债,接到媳妇的电话,说李一抢运钞车了,她听到电话那头儿好大的雨声,急得挠心,下雨了儿子要逃到哪里去呢?

 

王阿姨的声音出乎意料平静。她看起来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当媳妇忍不住哭泣的时候,她立即站起来,整一整衣服就出门了。我等了很久,她回来了,对媳妇说,你不哭了?她是那种不肯在人前显露脆弱的人。

 

“我儿子是个好人,”王阿姨想证明这一点,在桌上摆满了李一的奖状和照片。他是射击比赛第一名、三等功获得者、顾家的丈夫和孝顺的儿子,拥有一块桌子大小的荣誉历史。而抢劫一辆装有500万现金的运钞车,是历史和母亲都解释不了的事情。

 

法庭上,律师拿出李一同乡、战友的请愿信,想作为减刑的证据。公诉方的年轻人自然是理直气壮地驳斥了这一点。犯罪的事实铁板一块,律师又回到了原因,说政府欠钱在先,李一也是受害者。

 

之前从亲戚朋友的叙述中,我大概能猜想李一这几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搬进亲戚的一处闲居,没有热水,洗澡还要去弟弟家。失眠一日比一日严重,他每晚坐在沙发上抽闷烟。他越来越少地出席战友的聚会,到了今年,连新年的例行小聚都不参加了。为了填补300万的债务,他找了高利贷,还不上的时候被来历不明的人威胁,要上门泼油漆。

 

一切的起源是当李一被拖欠工程款的时候,他选择了先借钱给工人发工资,自己再慢慢去要。只是没想到要了几年也没要回来。

 

李一的妻子小慧总是拉着我回忆丈夫的琐事,他们如何相爱,如何度过了最艰苦的生活,如何通过承包工程有了一些家底。她眼泪没断过,我不善于安慰别人,握着纸巾等时间慢慢过去。“你大哥是个好人,”她说,结婚十几年了两个人都没红过脸。

 

在小慧数次漫长的哭泣中,我没有听到她说起过李一的任何想法,仿佛他是一个只有行动的人。我问小慧,你知道李一借高利贷的事?小慧说,这些都是他和婆婆在管。那他有向你说过自己压力大吗?没有。你们有矛盾了也不吵架?有矛盾了,我说,他就听着,我们真没红过脸。

 

我想起王阿姨在小慧哭泣时转身离开的样子,李一应该继承了这一点,他也是一个不表露情绪的人。战友们不相信李一会抢劫。相识十几年,他们没有见过李一愤怒、伤心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如何消化这些情绪,更不知道他每个月被高利贷催款的滋味,失眠、掉发,体重每况愈下。李一压根没告诉他们自己借了高利贷。

 

这个沉默的男人唯一的爱好是钓鱼。鱼塘离家远,他有时候就住在那里。我见过一张他捧着鱼的照片,在所有的照片中,这一张算得上活泼,嘴咧到了耳根。

 

如果那天家里没有一把塑料手枪,抢劫还会发生吗?没有人知道最后一根稻草是何时落下的。李一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哪怕后来与律师的交流中,他也只有几句简单的话,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一时糊涂、以为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

 

法庭上,法官问李一还有什么可说的。他又挺了挺身子,说事实都认,但我真的是临时起意,不是提前策划好的。那天夜里我失眠了,觉得日子过不下去,得做。

 

庭审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来录像的电视台提前打过招呼,电池支撑不了太长时间。李一被带离法庭,经过旁听席的时候,妻子小慧扑了上去,近乎疯狂地喊叫撕扯,立即被法警拦下。法官心善,同意家人去见一面,王阿姨整理好衣服,缓步跟了过去。即便去看犯了重罪的儿子,她也是体面的、有尊严的。

 

律师工作结束后叫我一起吃饭,他们有些气馁,大口吞咽饺子,无人出声。直到一人开口说,今天的公诉人……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对判决结果表示了担忧,估计李一得不到减刑,那意味着他再次回归家庭的时候,父母可能都不在了。

 

我想起李一在法庭上反复说,自己是临时起意。他想证明的,和母亲、妻子一直想证明的一样,“我是一个好人”。那天晚上他从鱼塘钓鱼回来,吃了妻子买的肉皮冻,在沙发上坐到凌晨两点,又在床上睁眼到天亮。失眠令他失去了判断。而手边正好有一把塑料手枪。

 

但自从他拿起了那把枪,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了。他和小时候被教育“不要欠别人钱”的孩子、为了拿射击比赛第一拼命练习的少年、趴在草丛中几个小时执行任务的军人彻底隔绝了。现在,他是一个抢劫犯,新身份令他不知所措。

 

离开S镇前我和王阿姨告别。她刚刚见过了儿子,抄着手站在法庭门口,对我笑着说,唉,可算见到了。我问她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她说,接着要钱,无论如何得把借的贷还完,我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人。  

责任编辑: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