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他就迫于群众压力,掉转头,又飞快地奔跑起来。

棉花糖

作者/刘文



洛杉矶新开了一家日式烤肉店,名字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社交网络上,每天路过的时候都能门口大排长队。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带了水、零食和杂志站在寒风里,并且在两个小时之后吃到了从滋滋作响的铁板上拿起来又蘸过五种不同调料的牛腱子肉。

烤肉店装修新潮,橙红色的背景墙看起来喜气洋洋的,所有的服务生都高大帅气,他们穿着崭新的黑红相间的围裙,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来一个标准的九十度鞠躬,要不要享用他们的免费甜点。

“希望是很特别的甜点。”男朋友把原本交叉在一起的双手重新放到刀叉上,冲着我笑起来,他的笑容很惹人着迷,是那种一点儿一点儿爬上脸颊的喜悦,最后才停留在他湛蓝色的眼睛中。

送上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棉花糖,烤成外表金黄,内里炽热,夹在饼干里面,再蘸巧克力酱吃。

“我一直以为只有在大人哄小孩的时候,才给他们吃这个。”他迟疑地用竹签叉起一个来。


如此甜腻又童稚的吃法我也很久没有遇到了,而上一次烤棉花糖,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大四的那个五月吗?考完所有的考试,写完最后一篇论文,通宵喝酒,喝到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大哭的那个晚上吗?那个虽然忧伤但是又因为年轻所以觉得未来皆在掌握的晚上吗?

我的大学依山傍海而建,山间是小桥流水,栽种供中药系学生研究使用的草药,山对面就是香港号称价值百万的夜景,一年四季都有旅游团来学校参观 。我大学时候住的宿舍,比我之后住过的所有房子都要幽深雅致。房子建造在山脚下,一段石梯的尽头,周围都是爬山虎的藤蔓和凤凰花散落在地上的红色花瓣。香港寸土寸金,但宿舍 楼顶有一个有着巨大落地窗的自习室,自习室外面是烧烤架,桌椅板凳,和大量的绿色植物。

大学期间学得很辛苦,熬夜是常有的事情,微积分和法语都让我学得很痛苦,审计学和公司法需要背诵大量的资料。但当时却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知识大部分未来一辈子都不会用到,倒是无意中看到的听到的奇奇怪怪的知识在出人意料的时候影响了我之后的人生道路。而我回想起大学时代,早就不记得考试成绩和GPA,只记得朋友们常常到我宿舍的楼顶开烧烤派对,有人谈恋爱了也要吃一顿,有人分手了也要吃一顿,考试前要吃一顿压压惊,考完试要吃一顿庆祝,无忧无虑到仿佛全世界再没有更重要的事情。

当年手头拮据,生活费是靠在满记甜品端盘子赚的,自然买不起海鲜,牛眼排。男生们去超市搬回来便宜管饱的鱼蛋、贡丸、香肠、鸡翅。女生们负责把蜂蜜刷在鸡翅上,把柠檬汁挤在已经腌好的蒜香肋排上,然后把香菇和土豆片串起来,用培根包裹住樱桃番茄。

鸡翅和鸡排需要烤的时间很长,香港天气潮湿,常常点不起火,点着了,来一阵海风,火苗立刻又萎靡下去。伸长手臂,满头大汗地坐在炉子边上,常常等到T恤都粘在背上,刘海被打湿了沾在额头,鸡翅的颜色还没有变成众人期待的焦黄色。

我们有几次实在心急,吃到了夹生的鸡肉,很快就上吐下泻,大家排队上厕所,狭小的空间味道十分难闻,我们弯着腰,夹紧了腿,根本没有心思抱怨。

大三那一年,三国杀开始流行,等待的时候正好玩一局。一时间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察言观色,火熄灭了也没人去管,只有很贤惠的凯文一个人拿了吸管拼命往火焰中心吹气,最后他干脆到楼下厨房,把肉类先在锅里面煎过一遍,让烧烤成为浪漫的形式主义。

成绩最好的思达总是推脱不想玩,他说他宁可去楼下厨房给凯文打下手,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他站在一旁,脊背笔挺,直勾勾地盯着每个人手中出的牌,就像老鹰打量即将到手的食物,他的聪明非常外露,而他的谦虚不过是得到赞扬的方式。最终,在我们的再三邀请下,他加入了战局,无论我们多么想要战胜他,但最后常常是他作为内奸一个人独享胜利。

凯文拿着七八分熟的鸡排和香肠上来,已经连输好几把的成伟立刻把牌一扔,招呼大家开吃,于是我们各自拿上几串竹签子,占据烧烤炉边的有利地形。

总会有人拿MP3放起歌来,大一那年,男生们都唱周杰伦和林俊杰,女生们都唱SHE和孙燕姿,然后张韶涵出了《梦里花》这张专辑,每个人在唱的时候,都在高音部分走调到惨不忍睹,除了成伟。成伟瘦削矮小,单眼皮,清秀如女生,亦有女生般尖锐清亮的嗓音,开口就有头腔共鸣,唱到高潮的时候我们都起了鸡皮疙瘩,忘记了还拿在手里的肉串。后来我们撺掇成伟去参加了学校的歌唱比赛,他却在决赛前夜紧张到拉了一个晚上肚子,最后连台都上不了。

那个时候,香港没有那么多的游客,也没有那么多商场繁忙的灯光,老夫妻经营的鱼蛋粉店还没有变成莎莎和万宁,我们还可以在夜晚眺望吐露港,看货轮在遥远的海平线鸣响回家的汽笛,缓慢进港,然后安静地停泊在那里,巨大的集装箱投下巨大的阴影,

那个时候的月光总是很亮,皎洁如银盘,在阴影背后照亮一切。有的时候突然就下起雨来,大家习以为常,笑嘻嘻地用烧烤盘反扣住食物,然后到自习室里面去躲雨。我就在淅淅沥沥的雨丝中,站在屋檐下给我远方的恋人打电话。燕子回巢,蜻蜓在我眼前低飞,雨滴反而渲染了凤凰花的香味,雨珠聚集在芭蕉状的叶子上面,滚来滚去。我在北方的恋人还穿着棉袄在和寝室的人涮羊肉,他搞不明白露天烧烤到底有什么好的。

很快月亮又出来了,大家欢呼着继续开始扇风,点火,点不着的时候一起鼓起腮帮子吹气。我挂电话前忍不住告诉恋人月亮很圆很大,月光倾泻在地面上的时候仿佛有流水的声音。

“光线怎么会有声音呢?”他噗嗤一声笑出声来。

但是我下一届的学弟学妹就看不到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了。因为扩招,学校开始在宿舍靠海的那一面建造更高的宿舍楼和教学楼,据说因为建筑粉尘,大家都不再在楼顶烧烤。最近一两年,据说香港也偶尔开始有了雾霾天,更加不适合进行露天的活动。 

长身体的时候吃什么都觉得香,我们很快靠香肠和鸡翅填饱了肚子,开始烤各种有趣的食物玩。比如把金针菇和黄油一起包在锡纸里面,比如把香蕉切成片之后又串成串,最好玩的还是烤棉花糖。在高温下快速地烤,表面立刻变成焦黄色,结成酥脆的糖衣,内里的明胶变得柔软,然后立刻把棉花糖放在饼干上,放上一块巧克力,再盖上另外一片饼干,技术高明的时候,可以用棉花糖内里的余温融化巧克力,吃下去的时候,棉花糖丝丝缕缕地粘在一起,咬都咬不断,全部粘在脸上。要烤得外焦内软也需要技术,比如必须要挑火最旺的一边,旋转速度要快,受热要均匀,我们中间成绩最好的思达烤得也最好,他把烤好的棉花糖递给女同学们,再抹去女同学们嘴角粘上的巧克力 。

成伟总是见不得女同学都围绕在思达周围,他开始嚷嚷吃得太撑了,应该去跑步。 他太过瘦削,一般的体育运动都占不到上风,但他跑步起来的时候就像传说中的不死鸟,两根竹竿一样笔直的腿,蹭蹭的就往前迈开了步子。正好是青春期精力仿佛永远都不会耗尽的年龄,于是我们就沿着雨后泛着泥土香气的道路一直往山下跑去,经过大学火车站,经过当时刚刚开始打地基的商学院新教学楼,沿着大埔公路往东边跑过去,跑着跑着,道路越来越开阔,海浪声越来越清晰,有人开始提议大家往回跑,慢慢的,女生的步子都慢了下来,开始叉着腰低下头喘气。成伟望着前方恋恋不舍,就像我们都站在青春的末尾上,对我们的少年时代恋恋不舍,但很快,他就迫于群众压力,掉转头,又飞快地奔跑起来。


我们毕业那天,大家最后一次跑在大埔公路上,一边跑一边喊着我们毕业了,路人们都冲我们鼓掌欢呼,有爷爷辈的人叮嘱我们要做个好人,好好建设社会。那还是大学生被当成天之骄子的年代,真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满足他们的殷切期待。

大学毕业之后,我们试图组织过几次烧烤,但很快,金钱和阶级的概念就渗入了同学之间,大家从一伙人心无芥蒂地一起玩,变成了一个个小圈子内部自己活动:结了婚的和结了婚的一起玩,买了房的和买了房的一起玩,读研读博的人还能常常在学校里聚会,在中环工作的一群人,又开始约加班时候的晚饭和宵夜。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小心谨慎,不再能接受新的事物,行为举止都和周围的人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

思达当然混得很好,去到美国顶尖高校读书,然后进入国际知名企业工作,再后来创业,朋友圈的内容大多为和创投圈大佬同桌吃饭,或者参加某某明星的私人派对,我们还是朋友圈里面的朋友,我开始还会给他发的朋友圈点赞,后来觉得自己连点赞的资格都没有。当然也有曾经的同学一直和他保持了联系,他也会客气地回以点赞,但很有默契的,组织活动的时候,除了凯文,谁都不会提议去叫上他 。

成伟越发瘦削了,简直到了肋骨根根分明的地步,后来突然流行这种很女性化的男性长相,他立刻变得备受欢迎。我开始见到他带不同的女生来我们的聚会,但我们对每个女生都印象模糊,因为她们差不多都穿着紧身的吊带或者皮夹克,短裙,过膝长靴,浓妆,戴着假睫毛,手机上装饰着粉色的水钻。她们看上去那么千篇一律,真叫人乏味。但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被社会磨平了棱角,成了同样乏味的人呢?

我都忘记是怎么和北方的男朋友分开的了,很有默契的,我们之间的电话和视频联系越来越少,哪怕是在通讯软件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他那里似乎终年都在下雪或者刮沙尘暴,而我这里,整个五月和六月都在下雨,衣服晒不干长了霉斑,傍晚时分天空中有成群结队的飞虫。我趁着复活节假期买了机票去看他,飞机起飞前,他发来餐厅订位的消息,告诉我他订了家韩式餐厅,想体验一下和我一起吃烤肉。

我突然很紧张,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不知道见面应该拥抱还是接吻,关于他的一切都变得疏离而模糊,我甚至想不起他手机的最后四位号码。我的心跳得很快,手心微微出汗,拼命在想有没有一个理由可以拒绝他的晚饭邀约。如果不是飞机已经起飞,我一定就落荒而逃了。

唯一没有变化的只有凯文,他还是那么贤惠善良,随叫随到。我之后几次搬家,生病,项目如火如荼的时候电脑突然死机,都靠他横穿整个香港来拯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很贴心地组织了几次烧烤聚会,租了海滨的烧烤场,一个人一个人打电话通知时间地点,又记下来每个人的忌口。大家带来的食物高级了许多,从牛舌到和牛到羊排到包在锡纸里面的鳕鱼,也不再有人还没熟就急吼吼地吃起来 。听的音乐,也国际化到涵盖了爵士,布鲁斯和拉丁美洲的Salsa音乐,我们穿着黑色紧身短裙和高跟鞋,随着节拍扭动腰肢。成伟很快就和女生拥抱在一起,思达则将上好的香槟倒入他好不容易搭起来的香槟塔里面。他真是连摞杯子都比别人厉害。

凯文递给我一杯啤酒,我们面朝大海,坐在一截被卷到岸上的枯木上。

他说,我想要离开香港。

为什么?

因为香港这几年变得太多了。

这倒是。我也挺想离开香港的。

那祝我们都成功。他和我的啤酒杯碰了碰。

香港变了那么多,凯文却一点都没有变,他依然和他七年前喜欢的女生约会,也在做七年前就说要做的创业项目。后来他的公司从国内拿到了两百万的投资,他也顺理成章地离开了香港。

他似乎一直普普通通的,看起来没什么野心,成绩虽然好但却不是课堂上最露锋芒的,他似乎也没有和命运做什么抗争,一开始创业融资困难,就像其他人一样进了银行工作,女朋友没有在香港工作,就坚持着异地恋,把所有的积蓄都拿来买飞机票,但是大家都觉得他只是说说而已的胡话,他却一直坚持了下来,从前觉得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也被他一一实现,现在他已经在深圳CBD的高档写字楼里面,成了拥有一百多名员工的公司的总裁。

我笑着说,看到他的时候觉得羞愧,因为这么多人的理想都死去了,就他的还活着,而且活得朝气蓬勃。

他像很多年前,为鸡翅刷蜂蜜一样认真地抿起嘴,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也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多人都难以做成的事情,他似乎特别顺利的,就把什么都做成了。感觉像是胜之不武。

“但是,谁知道呢,未来还那么长,都说不准,肯定有很多困难的。”他搓着手笑着说,然后又说要开车带我去他家,他的未婚妻在复习司法考试,他负责做饭,正好让我看看他这么多年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我现在可不光会烤鸡翅了。”他一边说一边调着松鼠桂鱼的酱汁。

凯文的成功不仅让我跃跃欲试。我后来也离开了香港,也创了业,和我研究生期间最好的朋友S。很长一段时间,S住在我位于洛杉矶的公寓的沙发上,还因为对厨房的使用和我合租的室友发生了争执。但是那段时间我非常快乐,去参加不同的比赛,去不同的场合宣讲,偶尔赢得一个名次,获得微不足道的奖金,我们就会出去吃一顿好的庆祝,我想要去吃日式料理,而他喜欢墨西哥菜,我们靠抓阄决定去哪里吃饭,他常常会故意输给我。


2017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一笔投资,和在罗马的一个项目机会,我们住在靠近古罗马斗兽场的公寓里,没日没夜地工作,慢慢的,我们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主流科技媒体上。凯文很兴奋地把关于我的报道也发到了他的朋友圈。

但很快,暂时的成功让每个人都飘飘然起来,之前只是想把事情做好而顾不上的合同与法务很快成为了巨大的隐患,新加入的成员杰西卡偷偷发微信让S把我从创始人队伍中提出,因为她觉得我的工作无足轻重,正好我在用S的电脑准备幻灯片,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冷汗直冒,但依然悄悄记下了每一句话,并做了备份。从此便回不到从前。

然后就是各自为了虚荣和面子进行的漫长的争论,队伍分崩离析,不同部门之间连邮件都不互相回复,无法及时向潜在客户提供数据和报告。

讽刺的是,为了想要争夺利益而产生的争论,最后却让公司陷入困境,每个人都无法从中得利。

也就正应验了凯文说的,未来还那么长,一定会有难以预料的困难,接二连三找上门来。

我在项目最顺利的时候和现任男友相识,最初的几次约会开心得没心没肺,我沉浸在项目短暂的成功里,开始和他讨论赚到了很多钱之后,要在哪里购置房产。一定要比思达买的房子更豪华才可以。

但很快,我回国处理公司事宜,见证了公司的状况因为勾心斗角而急转直下却无能为力。一个星期之后,男友不得不飞回密歇根老家,他罹患乳腺癌晚期的母亲被医院宣告无药可救,只能转给临终关怀机构,他飞回去陪伴她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

我发给同事的邮件无人回复,客户需要的资料迟迟不见踪影,无法签订新的合同,面临资金链断缺的危险。而他的母亲陷入昏迷,无法说话或者吞咽,他夜夜守在母亲床边,用湿棉球擦拭她的嘴唇,每隔四个小时为她注射止痛药。

终于无计可施之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洛杉矶,把被打乱的生活重新拾起来,冲洗干净。换上体面的衣服,去吃一顿久负盛名的烤肉。

“我的小时候,常常吃烤棉花糖。夏天的时候,在我父母的农场上,靠着湖,升起篝火,从树林里捡起树枝,串起棉花糖来烤,你别说,要烤得恰到好处还真不简单。”

“那你的技术如何?”我笑着问他。

“挺好的。母亲教过我,要快速地让火苗舔过棉花糖,拿开之后,就能结成脆脆的焦糖色的糖衣。”

“那你烤一个给我吃吧。”我把竹签递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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