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平先生住在北京，我们是在望京的一个健身房认识的。

那天，我加完班，准确地说是刚被我那个老婊子女上司骂完，晚上十一点在24小时的健身房举铁。从器械的间隙中我看到一个男人，一个外国男人，从远处向我走来。

我不认识他。这点我肯定。那他为什么要向我这边走呢？他认识我吗？我的确经常来这个健身房，但都很晚，在常来这个健身房的一群外国人中，我不记得我见过他。

那他为什么还要往这边走呢？他是我老板的朋友？他是我女朋友的朋友？反正他不是我的朋友。难道他想过来跟我搭讪？我看上去真的是gay吗？

“嘿。”他走过来，友好地用中文说，“很抱歉打扰你，我的手机没电了，你有充电器吗？”

“哦，有。但不在我身上。”我惊讶于他的中文水平。

“哦，那。”他用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那我可以借一下你的手机吗？”

“好啊。”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给他。

“谢谢你，我想打个电话给我女朋友。她要查岗。”他说。

“你的中文真好！连‘查岗’都会说！”我赞叹。

“谢谢你。”他又笑了，“我能在这里坐下吗？”他指了指我身边的器械。

“可以啊。”我坐起来，“外国友人。请坐请坐。”

他拿起我的手机，拨了一个电话。

“嘿，宝贝儿。嗯是的是的，我还在健身房呢。什么？是的，就在soho那里。什么？宝贝儿？”

他忽然把手机递给我：“兄弟，不好意思，我女朋友要你跟她说两句。她有很多……”他做了个耸肩的姿势，“不安全感。”

我笑了，“哎哟喂，还是中国女朋友啊。”

“是啊，他咧嘴笑了，我喜欢中国女孩。”

我接过电话，本来想着会听到一个甜腻腻的声音，没想到是一个很急促、低沉的北方女声：“马小平呢？”

我：“哦，他这就在我身边呢。”

女声缓和了下来：“哦你们在健身房呢？”

我：“嗯，是的。”

她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这就是我跟马小平的第一次会面。马小平是西班牙人，来自马德里。他的卷发蓬松，肩膀宽阔，看上去像是波司登或者海飞丝等平价品牌的的欧洲模特。不健身的时候，他总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脚踏一双尖头皮鞋。他个子很高，肌肉线条突出且流畅，脸上的胡子总是剃得干干净净。他的名字来自于他的东北女朋友，一个盘亮条顺的工体大蜜，据马小平说，平时就爱买东西和看郭德纲。当他俩在三年前遇见的时候，她就在Zara里头血拼。

“你给我起个中文名字吧。”马小平用他能够融化人的黑眼睛看着东北姑娘。

“我喜欢shopping，那你就叫小平吧。”姑娘头都没回，说。

可以说马小平为我在无趣的助理工作之外增添了许多乐趣。我经常11点下班，他就约着我一起去健身房。我的制片人老板朱萤是个40岁的未婚女性，她每天荷尔蒙失调后对我进行各种无端泄愤，比如有一次骂我的时候将我的iphone扔出去10米远；在公司聚餐的时候吩咐我点最便宜的菜品并且装作不知情结果全办公室的人都嘲笑我抠门；半夜两点给我的女朋友打电话让我起来做首行首列是粉色的excel……而马小平则每次都很耐心地一边做深蹲一边开导我。到了后来，这个女人晚上给我发信息我都不愿看，直接丢给马小平让他帮我回。

马小平问我，如果不在电影公司，那我会做什么。我说我大概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我从小就爱写东西，上学的时候作文总拿一百分，参加各种比赛也会拿奖。但是后来阴差阳错，成了大名鼎鼎的婊子朱萤的助理。虽然钱多有未来，但还是有些后悔没能够把写作的爱好继续下去。要是继续下去了，说不定我现在就是个编剧了。

马小平坐在卧推架上说，“我原来学的就是电影编剧，我当时还去念了一个博士，因为我想在大学里教书。”

我说，“哇，那你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呢？”

马小平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沾跟电影有关的事情了。但是我最近开始想拍一个纪录片，自己写剧本自己拍，你要是想看的话，我可以把粗剪版本发给你。”

他从器械上走下来，拿出手机，想要给我看点什么。然而在他打开手机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两个约炮软件。其中一个还在弹出对话。

“哈哈。”马小平尴尬地将对话上滑关闭。

我心里忽然有一丝失落。我原来觉得马小平跟东北姑娘的故事还是挺打动我的，也以为他是个专一的外国人，没想到，的确，外国男人就像别人口中说的那么花心。

就连马小平这样37岁的男人，还有这么大的市场！

在看过马小平的约炮事件之后，我故意两三天没去健身房。由于认识他的女朋友，我觉得再见他让我有些尴尬。然而马小平却似乎没有感受到这种尴尬。一个周五的下午，他给我发信息，问我想不想去他家里吃饭。

我很少在健身房之外的地方见到马小平。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西装革履，像是刚下班，却又精神抖擞得不像工作了整整一天的样子。这次他出来接我，还打了领带。他住在离三里屯不远的一个老式的小区里，楼下堆满了垃圾和废弃的家具。从贴满小广告的单元门里爬六楼才是他的家。

马小平平时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跟他的形象完全不符的二手电动车。当我来到他家小区门口的时候，马小平正好穿着西装，从电动车里取出一个巨大的电池来充电。我问他，“你住在几楼啊？”他说住在六楼。我便伸出手去问：“你每天都要拿这么大的东西上楼吗？来，我来帮你。”

马小平笑着说，“不用，不用。”

他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宝贝儿，”他用中文说，“把篮子放下来一下。”

从六楼的窗户里面伸出一只白净净的胳膊，扔出来一只缠着绳子的草篮子。他的东北女友，穿着一件吊带趴在窗台上。脑袋缩回去的时候染成红色的头发还在风中飞扬。

马小平走到一层的单元门口，把这个沉重的方形电池放到篮子里面。白净的胳膊开始往上拉，篮子晃晃悠悠地系着一根绳子从一楼往上走。我直勾勾地盯着，简直是看呆了。

我说，“你难道不怕这篮子的绳子断了，砸到人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这样都两年了。一次都没出过事儿。”他叉着腰，穿着西服自信满满地说出这话时，仿佛就是这菜篮子的代言人一样。而这菜篮子也一下子变得高级起来。

我们接下来的晚餐基本上是我跟马小平在聊天，女孩儿为我们做饭，做了一大桌。做完饭后，她在客厅里坐着，岔着两条雪白的大腿，在白织灯的强光下玩手机。马小平有一些西班牙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他跟我说我们不用帮忙，坐这就好了。他说男人就应该出去挣钱养家，女人在家里做饭，这是天造地设的分配。

他说这话的时候，女孩还在厨房里做饭。趁她不在，马小平跟我聊了聊他的女朋友——她出生在一个很穷的东北家庭，来到北京以后，怀揣着电影梦，做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工作。他们虽然是在工体一个club里认识的，然而她跟马少平对于电影的爱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今年是他们交往的第二个年头，他们非常幸福。

在他说“非常幸福”的时候，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像是在给我传达什么信息。我当然明白了，马小平估计是犯了什么错。男人嘛，都会犯这样的错，下一个约炮软件而已。

“我现在已经删掉了。”他压低声音跟我说，“我们很幸福。”

“我点点头。哥们儿，我明白。”我喝了一口他为我倒上的红酒。

我逐渐对马小平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我特别想知道，他这人是究竟怎样变成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我对于自己的探索吧。我毕竟比他小七岁，我想知道我在37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过上这种生活——还看上去这么年轻有活力。

跟这个西班牙人相比，我在生活中总是显得很笨拙。即使我想去跟朱萤谈一个升职，或者就是仅仅是拒绝她的一些无理要求，都不能够像马小平那样充满自信，张口就来。从他那些在西班牙某小岛上度假的朋友圈照片中我感到，他出生于一个极其富裕的家庭，一个极其健康的家庭，这个家庭给了他一副预防世界的铠甲。他和他爸爸妈妈互相拉着手站在游着天鹅的湖水面前，他们看起来非常的开心。

即使是三十七八的人了，他看起来年轻得就像30出头一样。马小平让我看到了一种朝气，一种永远都在动的感觉。在影视公司里，大部分中国人都永远凝固在电脑屏幕和手机上，然而马小平却是永远都在位移，他总是穿着西服从一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他总是在健身房里的不同的器械中流窜，说着有意思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他似乎从来都没有为什么事情烦恼过。

大概过了几个月，朱莹突然间也有了些改变。这是个奇妙的变化。她慢慢地每天上班都开始有了笑容。我听说她是谈恋爱了，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收到花。然后，她每天就会在那看着手机发笑，骂我的次数也变少了。

晚上再在健身房见到马小平的时候，我跟他说：“哥们儿，我觉得我的人生要真正开始了。我觉得我很快就可以升职了。”他说，“你觉得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我说，“不知道啊我去，办公室里人都觉得她谈恋爱了。你知道这种快40岁的女人，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一直都在努力工作。我们觉得吧，她只要一谈恋爱，肯定就会尝到这种甜蜜的滋味，然后完全变一个人啦。”

马小平一边举哑铃一边说，“来，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于是他开始在深夜的健身房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从马德里去纽约读PhD的时候，曾经在中城的一家西班牙餐厅里打工。与我一起打工的一个女孩叫做玛利亚，是一个波多黎各女孩，也说得一口西语。

玛利亚是我至今为止见过最美的女孩，她个子很高，一头蓬松的黑色长发，像模特一般灿烂的笑容——然而她却很好接近，而且十分聪明。她那会儿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英语文学，总是背着一只磨破了的皮质双肩包，包里放着硬皮书。那会儿所有在餐厅里工作的男人们都想跟她聊天，就连我那时最好的朋友文森特也是。文森特与我在同一家餐厅打零工，他的目光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她。

因为文森特对她的迷恋，我也就并没有接近她。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就弱化了。几年后，我在马德里跟朋友一起过新年，在一个很大的club里。

我喝多了，跳舞的时候，抬起眼睛的时候，看到club的另外一头站着一个漂亮的女孩，不，她大概不算女孩了，大概30岁，穿着一条黑色裹身裙，抽着烟。她也仰着头，看着我。

我不记得我们是谁先往对方那边走去的了，但是我记得我们是同时站到了对方的面前，她往我的脸上轻轻吐了一口烟。我搂住了她的腰。

我们跳了一整晚的舞，胳膊绕着胳膊，额头顶着额头。直到我们都醉醺醺地走出门外透气的时候，我问她她叫什么。她说她叫玛利亚。

我说很久之前我也认识一个玛利亚，在纽约的玛利亚。背一只皮双肩包，包里总是装着一本硬皮加西亚·洛尔迦的诗集。

她忽然转头看着我，说，246 East 44街。是不是。

我忽然发现，她竟然就是十年前的玛利亚，我们所有人的玛利亚。我的玛利亚。

我们接下来的整整一周都待在一起。她是跟朋友来马德里过新年的，但我们完完全全地逃离了她的朋友，我开车带她去了我爸妈在郊区的房子里，我们做爱，喝酒，聊诗歌，文学，和电影。那会儿我们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院子里跑跑跳跳。

她在纽约已经有了一份很好的制片人的工作，在她离开的前夕，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回纽约。我踌躇了。我当时也在马德里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是给佩德罗·阿莫多瓦做助理。于是，我拒绝了。”

说到这里，马小平停顿了一会儿，“所以我经常在想，那会儿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生命这么长，爱情却这么短，这不公平。”

“你们之后还见过面吗？”我问。

他笑了，继续举起哑铃：“见过的，就在两年前，我回了一次纽约。她已经有一个小女儿了，结了婚，然而还是那么光彩照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失去联系，变成了非常好、无话不谈的朋友。我陪她的女儿去第五大道上买衣服，那个6岁的小姑娘，在试衣间试衣服的时候她把我叫进去，穿得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睁着大眼睛问我：你可以做我爸爸吗？那一刻我的确是有点后悔的。”

我看着马小平。他沉浸在回忆里，默然不语。

“嘿，但是话说回来，现在正好是你争取升职的好时机。你得等她开心的时候，去争取一个升职，就敲敲她的门，然后进去，跟她直接说你想要什么。”

他又回到了那个积极，乐天，有活力的西班牙人了。

于是，在一个早晨，我敲敲朱萤的门。

我说，“朱老板，我想，跟您谈点事情。”

朱萤连头也不抬，“嗯。是啊，我也想跟你谈点事情。”

她给我开出的offer令我大吃一惊，她的确想跟我谈点事情，她想把我调到上海去。上海的分公司那边正好缺一个我这样的位置，想要我过去掌管上海那边的所有事情。

我坐在那里，说，“但我和我的女朋友在北京都已经买了房子，都快结婚了，我怎么能到上海去呢？”

她总算是抬头了。“小吴，”她说，“你回去好好想想吧。就这。”

我走出她的办公室，扶着玻璃门以免发出门碰上金属门框的声音。下了班，我没有去健身房。而是坐在健身房外的长椅上想了好久。

我想到马小平说的那句话：“所以我经常在想，那会儿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生命这么长，爱情却这么短，这不公平。”

第二天，我就去辞了职。

辞职之后，就没有理由再住在望京了。我跟我的女友结了婚，住进了在通州买的房子里。直到一年以后的一天，我陪老婆买衣服，在三里屯village前面的Zara里看到一个女孩。她甩着满头红发，高个子，白皮肤。

我想了想，这个女孩在哪见过—哦！那不是马小平的女朋友吗？我走过去跟她打招呼。“哈喽，小平女友。”

她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努力回忆我是谁。我说，“哦，我就是小平的那个那个朋友啊，就是他请我回家吃饭，你还给我们做饭的那个。”

“哦，我早就不是他女朋友了，你有什么他的事，甭跟我说。”

我说：“哎，你们俩不在一起了呀？”

她歪脑袋说，“我们俩早不在一起了。我给他付了六个月的房租，他到最后还欠我几万块钱呢，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老娘养了他两年，受够了，分手了。”

“哎，那他，现在在干嘛呀？”

她撇撇嘴。“干嘛？我不知道。”

“他现在还在拍他的纪录片吗？”

她扑哧一下笑了。“那什么纪录片啊？你真的觉得现在搞电影就那么简单，拿一个手机出去，到名胜古迹晃晃，就可以拍出一个纪录片？送国外去就能获个奖啊？我可是正儿八经北影毕业，做了这么多年电影的人。他那纪录片啊，根本就不行。”

我惊讶地说，“你原来是做电影的呀？怪不得，他不是电影博士吗？”

她扑哧一下笑了，“你还信他说的，学电影的能有什么博士？那都是他胡乱说的。”

我更加好奇了：“那他当时给我推荐的那些电影，那些书和理论，听上去都可科班了。”

东北女孩儿，一翻白眼，“这还不都是我告诉他的？我每天在家里工作，他又没事干，就在我旁边坐着听这些东西。我跟客户讲的东西什么的他都听过100万遍了。”

我说，“啊，原来他没有工作呀。”

她一翻白眼：“那是，他能算有工作吗？有工作人能每天六七个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吗？”

愤怒的东北女孩儿一边买东西一边跟我扯，我听得目瞪口呆。原来这个女孩儿才不是什么没有文化的大蜜。她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自己开了一家小的电影公司，专门进口国外的小众独立电影。她跟我说，马小平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工作，他在北京是一个旅游签证。而他以前跟我说的那些很烦心的出差，其实都是因为他需要两个月出国一趟。所以他才会去香港，去日本，去东南亚。

那马小平现在怎么样了？她不知道。像他这样的高级骗子，说不定就又骗上了另外一个女的，然后反正在北京还在继续无恶不作。这算是吃了一个大教训，她也再不打算再和他有任何联系了。

“马小平以前也说过，玩了这么多年，应该想着结婚，安定下来了。所以，说不定他现在找到一个人就结婚了。这也说不准呢。我听说啊，他现在跟了个老女人。”

“她跟你以后还能跟老女人？”我好奇地问。

“那是，老女人有钱啊。”她撇撇嘴，“而且，我这个老女人脾气特别古怪，平时也不怎么跟人交流，我都不知道丫什么时候背着我搞到了她的微信。她俩，背着我后面，愣是聊了整整六个月。我后来发现的时候，给我气的呀，直接就分手了！”

我被这个故事惊呆了，马小平，就是那个给我讲了玛利亚的故事的马小平？

回家，我一夜没睡着。马小平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我。退一万步说，他是一个骗子，但是他毕竟还是在健身房network。我回想起来了，马小平全然不在乎任何世俗的规则，就像一只野马一样在人类筑起的所谓文明丛林中飞驰，我会感觉到他如同VR游戏里一般穿梭过高楼大厦的钢铁表面，一切障碍和规矩他都视而不见。他没有学历，就靠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脑筋来骗人。而我，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大学硕士，却如此将自己的工作拱手相让。

于是我登上了招聘网站，开始在上面看工作。就在我在这一年中首次登陆的时候，网站推荐给我了一排原来公司的新人。朱萤换了头像了，也换了英文名字，应该是嫁了个外国人，在新的头像里笑得很灿烂。我的职位给了个新人，有着北大的本科和密苏里大学的硕士学历，这一排最底下一个是个白人，刚入职没一年，现在已经做到了制片人。

在心里骂了一句公司的崇洋媚外，点开他的头像，我定睛一看。那是一张熟悉的脸，一个欧洲男人，四十岁左右，睁着温柔明亮的黑色眼睛，胳膊抱在胸前，站在黑色的幕布前面，西装革履，笑着，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