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亡面前谈论人生毫无意义,在人生面前谈论死亡也毫无意义。

自杀武器

作者/周于旸

九岁那年秋天,何小禾的父母离了婚,我们一起到里巷外面的泥沟河上商量自杀的事情。

何小禾的记忆始于那年春天的末尾,她把83分的数学试卷藏进了手工袋的两张卡片缝里,这是她费尽心思想出来的藏匿之处,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在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在考试中没能上到九十分,如果父母知道此事,对她的惩罚将相当残忍。

何小禾回到家中,发现客厅站着两个人,这两人是她的奶奶和舅舅,客厅的地上堆了几个盖子没有合上的大小行李箱,里面塞满了衣服和杂物。舅舅穿了一身正式的西装,蹲下身来,捏了捏她的脸,把她最长的那根刘海捋到耳朵后面。她隐约能听到从书房传来的父母争吵的声音,用力地从那些复杂的词汇中分辨出自己的名字。

舅舅问了父母私底下问过她无数遍的问题,这是她在那个年龄所能面临的最困难的难题。就算她选择了父亲,最后也只是跟奶奶住在一起。

这不是何小禾第一次想要自杀,再往前一年的冬天,我们就商量过这件事。何小禾说,自杀要趁早,晚了就不行了,要考虑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我现在年纪小,要是死了,父母不会难受太久,他们会再生一个,会反思过错,反思做了什么导致我去自杀,更加关心和呵护新孩子,不至于逼他吧。我这么说有没有道理?也算不上毫无意义吧?”何小禾问道。

在那个年纪,何小禾对自杀的思考已经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但是她的忧虑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显得自作多情。当她还在为父母考虑时,父母却轻而易举地抛弃了她,就像那张手工袋里的83分考卷,没有人想了解它的存在,她费尽心思的藏匿显得非常多余。

后来她会想,如果那次考试她没有考得如此差劲,或者没有产生瞒天过海的念头,父母是不是不会在那天离婚?

我们在泥沟河边上找了一棵树,树上什么果子也没有结,因此不知道什么树。树的枝干从底下分成了两部分,形状像一条倒挂的裤子。我们挑了根粗壮的树枝,把绳子的一端扔了过去,这个过程费了好长时间,后来何小禾想了个办法,在绳的一端绑了块石子。

何小禾站在石头上给绳子打了个结,我跳上去试了试,十分牢固。绳子是学校体育课时用的麻绳,小卖部卖五分钱。我双手握住,用力把身子挺上去,在上面吊了半分钟,绳圈离我的脖子只有不到十公分的距离。濒临死亡的时候人会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电影里说的,说这话的人显然自己没有去死过。当时我脑海里盘算的只有一件事情,要是我把脖子放上去,何小禾在我死后吓跑了,那我岂不是蠢得没了命?

那天午后,里巷里的人都在呼呼大睡,我和何小禾跑到泥沟河上,像两个亡命之徒。我吊在树上的时候,看到河面上两排倒垂的柳树,柳条细长繁茂,让我想起每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把走廊里的垃圾捡干净,这个时候整排的女生就低下头去,她们的长发招摇无比,跟现在这番景象极为相似。

我双手吊着绳子,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秒钟,实际上却有一生之久。后来我出车祸,食物中毒,在加油站吸烟,在全校最凶狠的老师的课上交不出作业,都没有觉得比那时候离死亡更近。面对绳圈,只要一个念头,而且我真的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仅仅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当你想死的时候碰巧有个绳圈在你的脖子下面,会不会觉得生活也安排得相当周到呢? 

在吊着的几十秒钟里,我发现自己臂力惊人,下礼拜的体育课上有引体向上的测试,如果一口气做十几个,在女生面前就会出尽风头。放在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身上,这足以成为活下去的理由,于是我从绳子上跳下来。

“其实没有必要了,你的父母看上去一点也不关心你。”在我看来,何小禾只是想通过自杀惩罚她的父母罢了。

她若有所思了一会儿,说道:“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

“没事,人生在世,做什么事都是白忙活。”我站到石头上,迅速把绳子解下来。多年以后,要是何小禾突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也许会感谢我今天救了她一命。

东西收拾完,我到何小禾家中写作业,她的奶奶坐在阳台上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流行歌曲,每次都是这个频道,音道里传来一帮年轻歌手的嘶吼,这种不合年龄的曲风包含着一个老年人的孤独——她的奶奶听不懂这个,只是给无聊和寂寞添点动静。见到我们回来了,她关掉收音机到厨房里去了。厨房的窗户连着外面,碰上下班回家的邻居就聊两句。事实上晚饭就在桌上的防蝇罩下面,一些中午剩下的菜,奶奶躲在厨房里,只是把餐具拿出来洗了又洗,她在幼儿园的食堂里干的也是这个。

思考死亡是一件常想常新的事情,在我吊在绳子上的时候,何小禾想明白了两件事:一,在死亡面前谈论人生毫无意义,在人生面前谈论死亡也毫无意义;二,她必须说服奶奶要求爸爸来参加下礼拜的家长会。

我想起四天前的手工课上,她把剪刀和卡片递给我,让我帮她裁剪下来,她对我说道:“你看,剪刀都是给右利手设计的,他们从未想到这世上其实还有左撇子。”何小禾是个左撇子,除了写字会把手弄脏而改成右手以外,都是习惯用左手。“就像家长会,他们从未想到这世上也许还有没有家长的人。”她接着说道。

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奶奶提起父亲和家长会的事情,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到处跑,像是做着产品推销员一类的职业,现在住在北京的某个出租屋里,那地方她只去过一次,就在上个月月底,父亲把奶奶送去那里的大医院看气喘病。出租屋是个一眼望尽的小仓库,连卫生间也没有,小便的时候只能把尿撒在尿壶里,然后拿出去倒掉。

家长会嘛,奶奶也算家长的嘛,你爸爸太忙了,总不好麻烦他回来吧?要是告诉奶奶,她准会这样说。可是同学们会怎么想我呢?大家都是爸爸妈妈来参加,偏偏我叫了奶奶,从中推断出父母离异的事情,好像不需要过人的想象力。大家会在班级里讨论这件事,在家里和父母吃晚饭的时候,也可以聊上几句,你们班那个何小禾呀,是不是父母离婚了呢?她的爸妈都不要她,该是多可怜哩?这是九岁的何小禾所有担忧的事情,但是要六十五岁的奶奶想到这些事情,并且意识到叫父亲回来的重要性,的确是为难她了。

父母到底为什么要离婚呢?即便是回忆到那天前夜的晚上,何小禾也看不出任何异样,那张83分的数学试卷夺去了她太多的注意力。奶奶尽量避免和她谈起父母的事,何小禾一遍又一遍地问。“你还太小,你什么也不明白。”她懂奶奶的意思,她没有喜欢过男生,没有经历过从爱到放弃的过程,但她是知道的。她讨厌吃白米饭,她还是会吃一辈子;用了四年的杯子打碎了,她整理好碎片,像玩拼图玩具一样拼一晚上。她仍然无法在奶奶面前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因为婚姻不是吃饭,也不是拼拼图,婚姻是爱情这桌饭局结束后赠送的免费水果,也是拼图与拼图间看似契合却始终无法抹去的裂痕。

礼拜三的时候,学校提前一节课放学,何小禾又拉上我实施自杀计划。我们拿着绳子来到了那棵形状像裤子的树下,我开始对这样的流程感到厌烦。自杀这件事情,要么一次成功,要么永远无法成功。“我不怕死,”何小禾站在石头上,握住绳圈的双手在发抖,“这一点很矛盾,我明明不怕死,但是我怕痛,我比怕死还要怕痛,这不合理。”

“我听说外国人有枪,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自杀的?有把枪真是太方便了,对着脑门来那么一下,‘砰’!估计一秒钟都不到,一秒钟哎,管它怎么痛,都是滴答一下。”何小禾说到一半,她的奶奶来了,她赶忙把绳子从树枝上扯下来,假装是不小心甩上去的。

“小禾,快跟奶奶回家。”她一把抓住何小禾的手。

“怎么了,怎么了呀?”何小禾转过身把绳子扔给我。

“米饭没有煮熟,肯定有坏事要发生。”这是她家里人的习惯,饭没煮熟,筷子断了,狗叫不停了,都是不吉利的象征。上学期的某天中午,她的奶奶就因为打碎了一个碗,特地赶到学校请假,提前把何小禾接回去半天。 

奶奶用筷子敲了敲她的手,“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拿左手吃饭。”何小禾不得不把筷子换到右手,好比早上起床时把单调的校服套在小黄裙的外面,妥协中蕴含着厌恶与愤怒。

“下礼拜的家长会,能不能叫爸爸回来?”

“爸爸太忙,没有空管你的事,奶奶也是家长,奶奶替爸爸去。”

“可是,可是同学叫的都是父母……”何小禾最后的一丝恳求也如蜡烛般熄灭下去了。

“你不要不懂事。”大人对付小孩最好的招式,就是拿“你别不懂”和“你还不懂”来结束一个无法应付的话题,奶奶是老人,应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何小禾死心了,她坐在床中央生闷气。她终于明白,懂事就是接受父母抛弃自己的事实,懂事就是意识到自己是父母的累赘,父母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她却要自己寻找回去的路。她是父母相爱的结果,他们不爱了,她理所应当应该从从世界上消失。谁会在冬天想起一件轻薄的夏装呢?她被藏在衣柜深处,她等不到下一个夏天了,她将在那里腐烂,等候他们发现一具发霉的尸体。

已经十点钟了,奶奶仍没有叫她去洗澡,来到卧室,奶奶已经睡着了。事情有些不对劲,她一边洗澡一边这么想着,奶奶衣服没有换,甚至也没有打呼,她以前和奶奶睡一个房间,她忍受不了那打鼾声,一星期后搬了出来。洗完澡以后她来到奶奶的床前,想到的第一句是“床前明月光”,可那不是月光,她只是迎着客厅传来的灯光小心翼翼地打量她安静的睡容。她觉得很奇怪,奇怪到令她想到傍晚那碗没有煮熟的饭。

后来她又开始想,要是那天晚上她没有提家长会的事,奶奶是不是就不会在那天去世?

何小禾爆炸般地哭出声来,继而是摇晃、推搡,她修好过玩具,补好过衣服,为什么人要比玩具都脆弱,比衣服还柔软?七岁那年夏天,她和爸爸去大院里看电影,她问爸爸,为什么影片是黑白的,以前的世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吗?爸爸说,不是的,是设备不够先进,拍不出彩色的。她放心了,以前的世界不是黑白的,那么以后也不会。但是在奶奶去世的那个夜里,世界像电影里一样黑白分明。

这是何小禾第一次与死亡正面接触,她运用上了对于自杀的学问,这种学问让她对死亡有所抵挡,这是她的领域,她不好花整夜的时间在那里大惊小怪。八十年代末,她没有任何能够联系到父亲的办法。她把书包里的书倒出来,放进水和食物,还有一根笨重的手电筒,在抽屉里翻出奶奶的钱包,踏上了寻找父亲的征程。 

何小禾后来对我说,上路之前,她跑到过我家,大声呼喊我的名字,可是没有人应答,她进入了一个黑白电影世界,出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都是安排好的,而我远在剧本之外。

那一年何小禾十岁,是她人生中记忆最好的时候,也许小孩子的记忆本就是曲线的,才能记住那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她离父亲多远呢?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她不知道。她不知道怎么坐车,她买不到火车票,她的计划分成两部分,先走到火车站,再沿着火车铁轨走,很容易就到北京市里了。她只有两条腿,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可是,明白了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再大的数字也都能算出来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她就准备用她那一加一等于二的两条腿,走到父亲的家里。

她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走出了里巷,天空开始变大,星星开始徐徐上爬,泥路也变成了柏油马路。连接里巷到外面的路一边是杂草,一边是长河。世界是黑白的,和电影里一样。三月份的夜晚,天气是不合时宜的凉快。到了市里以后才有了几辆车子,已经是下半夜了,她发现路边的流浪汉是如此之多,一个灯柱或一条长椅,就可以成为他们的栖身之地。道路冷清,即使走在马路中间也不过分。她从流浪汉中间穿过,像走进了座无虚席的图书馆,她被人盯着看,紧张地加快脚步。 

她走得满身热气,有一种发烧的感觉,仿佛放置于冰块上的保温杯,热量散不出去,寒气也袭不进来。她开始怀疑,奶奶真的死了吗?说不定她只是熟睡了,可能某种状态的熟睡就是这样,没有气息,怎么也叫不醒。她才十岁,还有无数没有了解的东西,侦探小说里都是这么写,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宣布死亡,这个人才是真的死了,一个十岁孩子的认知怎么能判定了奶奶的死亡呢?她往后看了一眼,只有两排安静发光的路灯,它们在远处形成一个夹角,像一个简陋的圣诞树造型。她已经走了太远,故乡在她脚下走失掉了,她是弓弦上射出的箭,目标未知,但没有折返的可能。

天空渐渐有了凌晨的样子,云端的景象像眼镜片上的雾,路旁几十户人家的平房与公寓,砖头裸露在外面,几十扇窗户里没有一点光亮,一个个玻璃墓穴搭建出死气沉沉的城市高楼。何小禾在香樟树下被冻醒,铁轨的痕迹还遥在天边。全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忍不住哭了出来,她盯着远处的一座房子,那房子跟她家的构造很像,在她年纪还小的时候,有两个人跑上了她家的屋顶,一男一女,在上面跳了一整晚的舞,家里人觉得这两人过于诡异,不敢靠近。鸟飞在空中是鸟,飞进屋子里就变成了可怕的兽。何小禾待在院子里,直勾勾地看着这两个黑影,他们舞姿夸张,用力过猛,第二天早上,终于被警察带走。后来她产生恐怖害怕的情绪时,就会不自然地想到那两个跳舞的黑影人。

从迷雾中窜出一辆面包车,何小禾收拾了眼泪,小跑着跟上去,跑了没多久就累了,歇一会,等下一辆车。不知不觉又走了几公里,天已经要亮了,要是她没有跑出来,就要到起床上学的时间了,她又可以在数学课上思考自杀的武器,一条绳子,或者是一把刀,抑或是一百米高的大楼,还是末者最刺激,但也有不利之处,比如说,在她下坠了五十米后突然不想死了,那剩下的五十米里她将过得相当痛苦。依靠着对自杀武器的一次次挑选,她安稳地度过了一节又一节讨厌的数学课。

这是她人生中最漫长的夜晚,就连日出的降临都带给她一种期待之外的惊喜,马路上终于出现了活生生的人,他们骑着自行车,身上挎一个包,买菜的买菜,上班的上班,店铺也接连升起了卷帘门,大街上弥漫着蒸包子的笼屉里升腾的白色热气。

何小禾走了一晚上也没有看到铁轨的影子,但是她见到了人生中第一辆出租车,那辆出租车是黄色的,外形小巧,和别的车子有很大的不同,像是从她玩具箱里放大了跑出来一样。它就这么在她身旁停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露出一张中年人的脸,四六分的浓密头发,仿佛一本摊开的厚实的书。

“去哪呀小姑娘?”

这是何小禾出门以来第一次和外界产生联系,她不知道这是司机叫她上车的招呼,老实地回答:“我去找我爸。”

“你爸爸在哪里呀?”

“我……我说不清楚。”

司机解下安全带,费劲地侧出身子打开了后车的车门。“带钱了吗?”司机问道,何小禾拍了拍自己的背包,“带钱了就上车吧,小孩子坐后面。”

何小禾原本想要一走了之,在与司机的简短对话中,她突然感到身体疲惫,两腿酸痛,熬了一夜也没有见到的铁轨,变成了后车的一排亮敞的椅子,仿佛一囊舒适的睡袋,里面盛了好几个美梦,又像是一句无处不到的承诺。后来她终于想明白,这辆车她非上不可,她是好好想过要自杀的人,她不该怕这样的事情。

“去哪里呢?”

“你带我去有铁轨的地方。”

“有铁轨的地方,那就是火车站。”

“对,火车站。”何小禾把包放在一旁,准备睡觉了。

“你爸爸在火车站等你吗?”

“他不在。”

“我们直接去找你爸爸吧,叔叔的出租车很贵哟,你带的钱不一定够。”

“肯定够,你开就是了。”何小禾摸了摸自己背包,确认了一下钱包没有丢。

“今天不是周末,怎么不上学哩?”

“奶奶昨晚去世了,我去北京找我爸。”

司机没有直接接话,从后视镜里看了几眼何小禾。话语从她的嘴巴里说出来,有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淡然,像是在危难之中念一个不加感叹号的“救命”。

“妈妈呢?”

“不知道。”

“没有住一起?”

“离婚了。”何小禾一边努力入睡,一边努力回答司机的问题。

“北京离这太远了,叔叔开不到那。”

“不用,你带我去有铁轨的地方。

“小孩子买不了车票吧?”

何小禾不说话了,问到她不想回答的问题,她就一句话也不说。比如“你家在哪?”“奶奶怎么突然去世了?”“为什么不找警察呢?”大人们总是有太多问题,他们总要把不清楚的事情弄得水落石出,容不得一丝含糊,他们找工作的意义,找花钱的意义,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好比天上的云朵一样,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别的模样,飘到了别的地方去。一个连自杀都没有想过的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呢?

她从后座醒来时,车在城郊之间行了两个多小时,在梦里那段模糊的冒险中,她走进了一片彩色的森林,沼泽是一个粉红色的旋涡,路长在树的枝干上,走着走着便天旋地转了,她好像要去拯救什么人,油然而生一种崇高使命感。她醒来了才意识到,她只是一个死亡的传递者,她不是去拯救奶奶,她只是把死亡这件事告诉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人,这是多么可恶的一件事情。

司机师傅见她醒了,又聊起来,他讲他的女儿,比她还大一点,已经上中学了,学的最好的是语文,平时喜欢画画,有一次去阁楼采风,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腿,前两天刚养好伤回学校上课。后来他们开始聊最儿童的话题,他问她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何小禾听出来了,司机在安慰她,她失去了奶奶,找不到父亲,像书本里一切美好的旅程一样,她应该碰上一个好心人,应该从车窗外看到一些好的光景。可是长大以后想当什么,她没有想过,她仿佛很意外地接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她面前一直摆着两条道,一条是长大,一条是自杀,第二条短一点,都不好走。

汽车在加油站前停下来了,司机说要去倒一点水。“有厕所吗?”何小禾问。司机朝一个方向指了指,何小禾跳下车,活动了一下身子,厕所在加油站外面,门口看管的老头已经睡着了,她想起钱包还在车上,于是偷偷摸摸地溜了进去。

“请问,有没有看到刚刚停在这里的一辆黄色出租车?”何小禾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那人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东西,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冷漠地回了声:“刚走。”

何小禾走到加油站门口,朝道路两侧望了望,她用力维护的胆量终于在那一刻分崩离析,她开始哭,集中精神地哭,像笑得开心一样哭得起劲,她想念家里的枕头,连哭也不能在自己的枕头下面哭,她从未绝望得如此赤裸。 

何小禾对我说,是铁轨救了她一命,在她从加油站往北奔跑了几公里后,终于看到了那两条铺满木板的钢筋铁道,铺路石子像珠宝一样璀璨动人,“像一道彩虹。”她说。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中“有路可走”的顺畅,她从黑白电影里走进了彩色世界。

时至夜晚,出门接近二十四小时的何小禾来到父亲所在的房区,从正门进去,穿过一片杂草地,往右数第六家窗户,就是父亲所在的出租房。窗户里正泛出黄色灯光,她的双腿开始发抖,脑海里思考着如何向父亲开口,如何把“奶奶去世了,就在昨晚”这一句话说得恰到好处。

走到门口时,她听见里面发出女人的声音,她挪到窗口,通过窗帘的缝隙朝里面看了一眼,那一幕画面让她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她一手捂住嘴巴,一手掐着自己的胳膊。父亲正赤身裸体地趴在一个同样赤裸的女人身上,用力地来回抽动着,她的父亲变成了一只打气筒,一台工作中的缝纫机。她觉得自己的下体好疼,眼泪像丰硕的苹果树,对着树干用力蹬一脚便齐刷刷地落下。

许多年后何小禾才明白,他的父亲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待在一个屋里,难免要干那事。但是十岁的何小禾没法不把这些事联系在一起:奶奶死了,父亲却在屋子里做着极为难堪的事情,并且看上去相当享受,再算上她长途跋涉走完的上百公里,她决定一辈子也不要和父亲说话。

“走累了就自杀吧。”何小禾选择了原路返回,她变成了一个衣着得体的乞丐,没有钱和食物,喝的是公共厕所里的自来水,鞋子也磨损得十分厉害,可以通过脚的触觉感知出铺路石子的形状。何小禾对我说,她真觉得那时候自己要死了,是走路走死的,可是她不得不坚持下去,她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其他形式的死亡。她前十年走的路加起来也没有这两天多,仿佛是用一天看完了一年的报纸,现在还要从头再看一遍。

又走了两天以后,何小禾回到了家,看到许多亲戚邻居聚在门口,大家往屋子里喊:“小禾回来了!”她的父亲猛地从屋子里冲出来,他穿着孝服,头上绑着白布头巾,脸色难看,像一串发紫的葡萄,气势汹汹地朝她走来,是饭馆里吃出脏东西的顾客径直朝厨房走去的那种步伐。“你他娘的去哪了!”他对着何小禾的脸颊猛呼了一掌,像推翻搭建的积木一样轻而易举,何小禾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右手正打着点滴。

何小禾离开家的第二天,我去敲她家的门,从“哒哒哒”敲到“砰砰砰”,我对班主任说,够大声了,死人也能被我震醒。班主任不信,后来找了街坊领居,从窗户里爬了进去,第一个进去的人出来时下半身湿透了,他们派人去通知他的父亲。何小禾踏上归途的第二天,父亲也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他在火车上看到过一个落魄的小女孩,摇摇晃晃地走在铁轨的一侧。

那个小女孩是他的女儿何小禾。

奶奶躺在棺材里,面容安详,比生前还要好看一点,为什么死亡和睡去的状态一模一样?只要她躺在里面,总叫人有一种醒来的希望,可是何小禾只能目送奶奶被送进焚化炉,残忍到不留余地,那才是一场真正的谋杀。

奶奶去世以后,何小禾不愿再面对父亲,她转了学,搬离了里巷,把所有好玩的东西都留给了我,却偷偷带走了奶奶的收音机。她去和她的母亲生活了,我也开始习惯一个人玩耍的日子,每天放学时依然路过那颗形状像裤子的树,但我再也没能把绳子挂上去。中学毕业时,家里人和我搬到市里去住,后来我考上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亏空以后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由于在课堂上和学生谈论自杀的话题而被家长和领导警告。

二十九年后,里巷要出一本介绍风俗历史的读物,召集了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于是我再次见到了何小禾,二十九年后的何小禾成了一名飞行员,可以轻易去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必再绕着铁轨跑,丈夫在外企工作,女儿上中学,生活美满。我们找了一家安静的酒吧,聊了一整晚,她向我讲述了以上的故事。

“奶奶的死像是对我的一种讽刺,好像在说:‘磨磨唧唧的,不就是自杀吗?’然后她就去世了,我却再也没有动手。你知道是什么动力使我走完这几百公里吗?”何小禾伸出两根手指,“首先是在我被司机骗了之后,我就发现,人在极端条件下,真是一点良心也没有,你猜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奶奶去世了,她不用再代替爸爸去参加家长会了,我现在就去把爸爸叫回来,这样一来,没人会知道父母离婚的事实,这就是当时支撑我的希望,我像是了一个荒岛上吃人肉充饥的野人,把奶奶的死当成了活下去的希望,我对不起奶奶。”

酒杯里的冰块已经融化成水,这是今晚叫的第八杯了,这个数字很好,我们不愿再多点一份。我看了一眼手表,三点五十七分。

“还有一点呢?”我问。

“这个经历更加离奇,发生在我回来的路上,那是一天的黄昏,我走在山海关附近的铁轨上,我几乎迷了路,天上飘着厚重的云,好像一块蓝布上扔下一块又一块撕碎的白色纸片,我心想,要是下雨了就糟了,铁轨上可是空空荡荡,我开始望着天,没有注意脚下,后来我就踩到了一个人。”

“一个什么?” 

“是的,一个人,他就躺在铁轨上,穿了件灰夹克,身上有很多尘土,还放着几本书。不过他好像没有看见我,他看上去很奇怪,我一边走一边盯着他看,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甚至以为是铁轨的维修工人之类的。没过多久,一辆火车便开过来了,生生地从他身上压了过去,离我只有几十米远。”何小禾想到了当年的场景,不由地用手捏住鼻子。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自杀,我几乎吓晕过去,脑袋一阵阵的发热,那种视觉冲击无法描述,当时我饿得发昏,甚至感到有点不真实。而后我也学着他躺到铁轨上,这一躺我就有了答案,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自杀武器——铁轨。我沿着铁轨走,随时都可以躺上去,等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还有铁轨,它就在我脚下,什么时候躺下去都行,也不急这一下。”

我呷完最后一口酒,往窗外看去,或许是这座城市太亮的缘故,黎明的起色中带有些黄昏之意,酒保把碗里熄灭的火再次点燃。我打开搜索栏,屏幕在昏暗的酒吧里亮得十分透彻: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附近自杀,年仅25岁。

责任编辑: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