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第三任妻子离婚后不久，我也离婚了。这让我们的关系一下好了很多。那段时间我刚刚辞职，没事就往父亲家跑，和他一起做饭，看电视，睡前聊聊婚姻情感，或者讨论一下最近正在读的书，像一对经年未见的好友。有天电视上播放一档关于非洲的纪录片，每年六七月份，正是东非草原上动物迁徙的季节，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数百万野生动物碾过草原，跋涉三千公里，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迁至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父亲指着电视说，难得我们都不上班了，不如一起去非洲玩一趟。我说好，我查一下攻略，争取赶上今年的大迁徙。 

当时他咳得厉害，人很消瘦，但无论如何不肯去医院，说只不过是抽烟太多，加上离婚消耗了大量精力，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好转。我从网上查了很多止咳菜谱，一样样做给他，金桔蜜饯，川贝炖雪梨，仙人掌炒鸡蛋。朋友送了一兜血橙给我，我把橙子从中剖开，抹上细盐，大火蒸了一刻钟，端给他吃。他用小勺挖了一口，说盐放多了，发苦。随后剧烈咳嗽，胸腔简直要被撕裂，哇的一声，咳出一口鲜血，血橙的切面被染成暗红。我们去医院检查，拍胸片，做CT，查肿瘤标记物。起先还怀揣侥幸心理，觉得不过是肺结核。结果出来了，肺癌，中期，我们沉默半天，不知该由谁开口说第一句话。

去非洲的事就这么耽搁了。我陪他住院，手术，我们俩一夜之间都长出不少白发。我其实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是他和第二个妻子生的，比我小十岁。但自从离婚后，这个前妻和儿子就去了美国，和他几乎断绝了联系。至于第三任妻子，直到离婚也没有孩子。我母亲恨死了我父亲，第二任妻子也早已当他死掉，我问他要不要把住院的事通知他的第三个妻子。父亲摆手说不要，不体面。就这样，我这个女儿，成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

手术把他折腾得不成样子，人一下苍老了很多，好像手术刀割去的不是病灶，而是他十几年的光阴。他问我恨不恨他。我说以前恨过，后来就原谅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劣根性，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我看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身材颀长，穿中山装尤为笔挺。头发梳成当时流行的中分，颧骨和鼻梁都很高，戴一副细黑框眼镜。即使老了以后，风度也不减当年，讲话斯文有礼，笑起来时眼睛里有细碎的光。而且他懂浪漫，细心体贴，对女士总是不吝赞美。这样的人，难免有几桩风流韵事。据我母亲说，父亲对她一见钟情时，老家还有一个定了娃娃亲的女朋友。父亲虽然风流，但为人也算仗义，出轨后大方认错，坦荡离婚，主动净身出户，把财产都留给前妻和孩子。所以这么多年，他没攒下太多钱，住院手术的费用已掏光他全部积蓄。

等我们到达坦桑尼亚，已经是那次约定两年后的事了。他恢复得不错，两颊丰满了些。八月份，坦桑尼亚正处在旱季，天热少雨，可稍微降低感冒的几率——对于经历过肺癌手术的人，感冒是致命的。至于去哪里看野生动物，我着实费了好一番心思。起初本打算去肯尼亚，但那边政局不稳，内罗毕街头时有暴乱。坦桑尼亚治安好一些，塞伦盖蒂正在上演大规模动物迁徙，但距离我们所在的达累斯萨拉姆有900公里，而且整个保护区游览下来，要花上几天时间，父亲的身体恐怕吃不消。我们住在印度洋边的酒店，休闲了好几天，等到父亲调整好时差，我决定带他去距离达市很近、用一天时间就能游览完毕的米库米国家公园。父亲有点遗憾，但也只好同意。

我们早上九点就到了米库米，非常不巧地赶上了售票系统崩溃。工作人员让游客耐心等待，表示正在抢修。然而说是抢修，售票厅里那些穿制服的人却不慌不忙地点上烟，把两只脚搭在桌子上，唠起了家常。去非洲旅行，务必要培养十足耐心，本地人多是得过且过的性子，办事效率低，缺乏责任感和时间观念。我们在外面足足等了一个钟头，天气干热，带来的矿泉水快要喝完了。父亲看上去有点疲惫，脸色发黄，说起得太早了，有点困，于是用草帽盖住脸，在休闲椅上打起盹来。售票厅外聚集了大量游客，都不甘心打道回府。有几个白人等不及了，走过去和工作人员理论。几个亚洲人，应该是中国游客，开始操着磕磕绊绊的英文帮售票员出谋划策，比如先使用手写票盖章，等游客出园时再换回电子票即可。大概是觉得中国人的办法可行，不大一会，公园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我和父亲上了一辆游览车，是越野吉普，底座很高，四面通透，头顶有个遮阳棚。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充当司机兼导游。汽车发动，从入口缓缓驶入草原腹地。放眼远眺，草木枯黄，云层低垂，硕大的猴面包树伸展光秃而肿胀的枝干，像科幻片里的外星生物。有的地方连枯草都没有，只剩下一片焦黑，树被雷劈过，斜躺在地上，很显然这里不久前刚经历过一场火灾。始终都没见到野生动物，直到驶出几里地，我的眼睛才适应这无边际的暗黄，在枯草中分辨出一群浅棕色的瞪羚。我指着远处让父亲看，父亲眯眼看了很久，什么都没有发现。我说动物都有保护色，盯着看一会就好了。但父亲依旧什么也没看到。不知道是否和癌症有关，自从确诊肺癌，他的视力就渐渐变差，无论远近都要借助眼镜才行。

他尴尬地笑笑，说早知道应该带望远镜来的。无心之话，我听后却突然感到自责。他生病后，我就变得格外敏感，总担心自己疏忽了他的感受。他终于来到非洲，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再来，却什么也看不到。我难受极了，忍不住眼眶泛红。他连忙安慰我，用袖子帮我擦泪，突然兴高采烈地指着前方说，看，秃鹫，有好几只呢。车停下，秃鹫飞走了，草地上露出一具斑马尸体，四肢和头颅还在，内脏却被掏空，很有可能是被野兽开膛破肚。血早就凝固了，一群苍蝇在尸体上方嗡嗡盘旋。我更加难过，他第一眼见到的野生动物竟是秃鹫和一匹死马，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吉利。

父亲在一所大学教现代文学史，快退休的时候才混上教授，我怀疑是因为他把研究学术的时间都耗在了风花雪月上。很多年前，他还在学校当助教，尚且年轻，爱上了同系的女博士，于是和我母亲离了婚。几年后，他当上副教授，又爱上了他带的一个女研究生，于是又和女博士离了婚。他事业一塌糊涂，算命的都说他这辈子留不住财，但这并不妨碍一些单纯的女学生仰慕他。大概是因果报应，那个女研究生，也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后来爱上了一个公务员，暗中交往了一年后，毫不留情地甩了他。

他离开家时我还在上小学。那天母亲出去买菜，买了很久都没回来，大概是在有意避开他。他收拾了一下私人物品，几件衬衫，几套中山装，一些书，整齐码放在行李箱里。他走之前想和我告个别，但我把自己反锁在卧室，任他如何敲门也不肯见他。我趴在门上，听见他深深叹了口气，随后是防盗门关上的声音。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后来我每个月都会去他家过一个周末，主要是为了伸手要生活费，几乎没有给过他好脸色。他既不生气，也不沮丧，不停地往我碗里夹油炸带鱼。每次我离开时，他就送书给我，鲁迅，老舍，汪曾祺。我看不进去，随手丢进书柜里，只喜欢读凡尔纳和柯南·道尔。

直到上了寄宿中学，我对他的态度才有所好转。说实话，除了出轨这一项，他算得上不错的父亲，幽默，温柔，知识渊博，对年轻人宽容且开明。我读文科后，他主动辅导我功课，以至于我成绩一直稳定，并如他所愿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尽管我并不很喜欢这个专业。高三时我早恋的事被班主任通知了家长，母亲暴跳如雷，骂了我整整一个晚上，他却只是笑眯眯地说有喜欢的人是好事，有时间可以请男孩子过来吃个饭。

车越开越远，动物多了起来，父亲终于亲眼见到了瞪羚和角马。这个时节，体格健壮的动物都成群结队迁往水草丰茂的地带，留在这里的多是老弱病残，在焦土和枯草上艰难求生。幸运者可以挺到下一个雨季到来，但更多的动物死于饥饿，成为秃鹫的美餐。

司机突然刹住车，比了一个“嘘”的动作，指了指不远处。树下卧着一头公狮，骨瘦如柴，鬃毛都褪了色。一群蚊虫落在它身上，它只是尾巴轻轻一扫，心不在焉。公狮子衰老之后，会被赶出狮群，自生自灭。眼下这头应该已是高龄，瞪羚就在目之所及的地方，却已没了捕猎的力气。父亲说，走吧走吧，看不下去，太心酸了，人类历史上很多处文明也曾如这般，老人和病人，不中用了，就被送到深山里等死，好把有限的食物留给年轻的后代。我知道他又联想到了自己，开始悲春伤秋，于是只好给他讲一些励志的抗癌故事转移注意力，什么癌症老人环游世界后癌细胞奇迹般消失，穷苦患者为了不拖累家人，去深山隐居，最后竟不药而愈。

父亲刚查出肺癌时，我们都以为他撑不过去了。他已经六十岁，原本就不够强壮，何况肺癌又是死亡率很高的癌症。我以为他这种文艺浪子，对生死之事应该看得轻淡，哀而不伤，至少不会失态。但得知患癌后，他吓坏了，当着我的面哭了几回。他迅速戒了烟，和癌痛相比，戒断反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他向来标榜相信科学，住院后竟开始偷偷尝试各种民间偏方。手术后，他四处打听哪里有能治疗癌症的中医，邻居推荐了个私人诊所给他，说是专收癌症病人。我拗不过他，带他去见中医大夫。望闻问切，先开七付药，里面十几味药材，花了两千多。抓药后药房代煎，药液分装在小真空袋里。父亲每天饭后服药，药很苦，我闻到那味道就想吐，他却喝得小心虔诚，像在吃神话故事里救命的仙丹。

没出发多久已是正午，我们去公园内唯一的餐厅休息。说是餐厅，其实就是个简陋的酒吧，只有啤酒和饮料。我们吃从国内带来榨菜和饼干。父亲胃口不好，说太干了，不好下咽。我跟服务员要了一壶开水，给他泡了一碗康师傅。泡面也是从国内带来的，坦桑尼亚的泡面都是国外进口，算奢侈品。

餐厅四面通风，没有窗户，像个宽敞的凉亭。吃饭时一直有猴子在我们周围踱来踱去。这里的猴子很聪明，也很凶悍，会抢游客的食物，其中不少还携带艾滋病毒。游客被抢了东西也不敢动粗，生怕被抓咬。我跟工作人员要了一根长棍放在手边，一有猴子跳上餐桌，就挥舞长棍驱赶。父亲吸溜着泡面，鼻尖上沁出汗珠，像一个被父母保护的小孩。他说你记得吗，你小时候我带你去看耍猴，别人都在笑，你却在哭，觉得猴子太可怜了。你从书包里拿出橘子想要喂猴子，结果猴子突然跳到你脖子上，抓了一下，流了好多血。我带你去打狂犬疫苗和破伤风，本以为伤口不深，没什么大碍，没想到你是疤痕体质，伤口愈合后还是留下了一道疤。

我不记得这件事，也没注意到脖子上有疤，很有可能又是他胡编乱造的。和我母亲离婚后，他担心我疏远他，每次见面时就杜撰一些我们之间的美好时光。起初我很迷茫，以为自己患了失忆症，后来才识破他的把戏。每当他深情回忆往事时，我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甚至还会揶揄，光教书可惜了，不如去写小说。他就真的着手写自传体小说，但写到成年之后，发现和女人谈情说爱占据了生活大部分，堂而皇之写出来实在不体面，就停了笔。

餐厅外传来一阵咒骂声，我们的聊天被打断，不约而同向外望。一只猴子偷走了一位白人游客的卡片机，挂在了树梢上。游客是个肥胖的老头，脸涨得通红，气急败坏。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梯子，爬上树，帮忙取下了相机，他们对这种恶作剧早已见怪不怪。

父亲转过头，继续说，你才三十出头，真希望你能再结婚，不要一个人过得太辛苦。我说一个人不辛苦，两个人才辛苦，你结了这么多次婚难道还不知道吗。父亲笑笑，看来你还是恨我。我说倒不是恨，只不过留存点怨气，毕竟那时我那么小，母亲扶老携幼，吃了很多苦。

我其实没有资格讽刺父亲的情史。我离婚这件事是先斩后奏，办妥手续后一年多，才告诉了父母。母亲愁云满面。父亲倒是没表现得太惊愕，只是点了根烟，静静抽完后又点了一根，一直抽得房间青烟缭绕，才小心翼翼地问：“我能问一下为什么离婚吗？”我说没什么，就是性格不合而已，两个人都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有时三天都讲不上两句话。父亲没再追问，说既然咱们父女都离婚了，你要不要过来住几天，同是天涯沦落人。

其实关于离婚，我隐去了大部分情节。和前夫没有共同语言是事实，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他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同事，比我小七岁，额头宽阔，鼻梁俊挺，下巴瘦削，喉结在年轻的皮肤下起起伏伏。他似乎喜欢我，我对他也有点意思，但除了偶尔调调情，一直没有把故事进展下去的机会。后来我们一起出差，在一个房间里通宵赶方案，方案发送出去后，天刚刚亮，拉开窗帘，就与金灿灿的朝阳撞了个满怀。然后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接吻，上床，幽会，故事发展不合世俗伦理却又顺理成章。 

我们交往了几个月，我很迷恋他，跟他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后来我辞职，离婚，的确想过要不顾一切地跟他在一起。那是个寒冬清晨，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他的出租屋楼下，冷风一吹，打了个寒颤，头脑突然变得清醒，飞蛾扑火的勇气霎时熄灭。我胆怯了，害怕自己又陷入另一个情感圈套，于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也就是在这件事之后，我对父亲的感情不知不觉发生变化，那是一个出轨者对另一个出轨者心照不宣的包容理解，像一对感情世界里狼狈的战俘。

父亲压低嗓音，“这种话我第一次讲，你可能不爱听，可我真的想在活着的时候抱孙子。跟你说个秘密，其实我还有一点私房钱，不算太多，但足够给小孩子买奶粉和尿布了。”

我心里陡然一沉，没想过他会提孩子的事，小腹针刺般痛了一下。他几乎从不过问晚辈私事，对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亦无执念。也许是他在长久的疾病中被销骨毁形，竟渐渐产生了一种陈词滥调般的想将生命延续下去的渴望。我神色严肃，说不想聊这个。父亲说你还是个年轻人，凡事都不可太武断，还是要仔细考虑一下的。我烦躁地收拾残羹，说我知道了。

结婚第五年的时候，我曾意外地有了一个孩子。望着验孕棒上的两道红线，我彻底懵了。我想象不出自己做母亲的样子，而且当时和丈夫的关系十分麻木冷淡，更像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但堕胎兹事体大，我实在下不了决心。怀孕的事情我没和丈夫讲，每天拼命工作，熬夜追剧，不敢停下来思考，否则有关未来的细节就立刻占据思维，简直要把大脑撑爆。那段时间我吐得很厉害，早饭吃了一点就跑到厕所干呕，我和丈夫说是胃痉挛，他信以为真。两个月后，我独自去医院体检，婴儿没有胎心，需要做人流手术。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打了麻药的身体轻盈如飘在云端。

然而术后没多久，我又突然像得了失心疯，强烈思念起没有出世的孩子。夜深人静时在信纸上写了很多说给孩子的话，第二天又偷偷撕毁丢掉。逛街时看到母亲推着婴儿车走过，我会突然怔住，身心下沉，仿佛游泳时被巨浪卷入了深海。去看过医生，说是激素失调导致，开了一些调理的中成药。又约了心理咨询师，第一次咨询就哭掉了半盒纸巾。大概过了半年，才终于走出这种梦魇般的状态。除了我、医生、咨询师和那个小小的胚胎，再没有人知道，我曾短暂地做过母亲。

下午云层变厚，阳光隐退，似乎将有大雨。但在旱季，这样的天气很常见，没多久云就散了，等不来一滴雨。但汽车往更深处行驶，竟然发现了一片罕见的绿，几只长颈鹿仰头嚼食树叶，一群羚羊在绿地上信步闲庭。附近有一小水塘，水很浅，几只河马紧挨着聚在池中心，享受这珍贵的水源。我看到一只小河马挤在两只大河马之间，脊背上的皮肤有一点干裂，不知它能否撑过这个漫长的旱季。

远处有墨色的云垂落，细看发现是浓烟。司机说是着火了，这个季节，野火是常有的事。我用英文问他岂不是要赶快逃跑。他说不用，远着呢，烧不到这里

父亲来了兴致，想下车拍几张照片。司机忙说绝对不可以，除了餐厅和厕所，游客绝对不可以下车，否则遇到野兽就麻烦了。他拼命摆手，连用了好几个“绝对”。父亲使出苦肉计，说自己得了癌症，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来坦桑尼亚，双脚踏上东非草原，并盛赞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国家，边说边塞给司机几美元小费。他英文比我好，没留过学，带一点口音，但运用得流畅自如。我那个弟弟还在咿呀学语时，他就开始教他讲英文，一心想将他培养成留洋绅士。但后来他和自己女研究生的丑闻在校园里传得火热，妻儿受到很大伤害，离婚后就和他断绝了往来。

司机仍拒绝他下车的请求，说会丢掉饭碗，但变通了一下，允许我们爬到车顶观看，高处更安全，视野更好，可以拍出不错的照片。他先爬了上去，拉住父亲的手臂向上拽，我在下面拖着父亲的脚。等父亲在车顶坐稳，我也爬了上去。

我们并排坐在车顶远眺，前方地平线上是乌云般的浓烟，不知那团浓烟里裹挟着多少惊慌失措的生命。往身后看，却阳光耀眼，天空之下，万事万物平静运转，生老病死中蕴含壮丽的诗意。父亲看上去有点疲惫，嘴唇干裂起皮，额头上的皱纹松松垮垮地垂下。我说我们回酒店吧，不逛了。他说没事，好不容易来一趟，想好好待一会。说完他伸出一只手臂揽住我的肩膀，我把头靠在他肩上，算起来，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这样亲密了。刮过一阵风，枯草矮下去，几只野鼠突然跳起来跑开。地上还有一具小小的扁平的老鼠尸体，估计是死于象蹄。他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声音低沉如梦呓。我又往他身边靠了靠，说，我也是，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

从米库米乘车回达市要四个小时车程，我怕父亲太辛苦，考虑是否先在附近住下，第二天一早再乘大巴返回。父亲坚持当晚回去，“你不是预订了一家很不错的西餐厅吗？想尝尝那里的羊排。”于是包了辆车，飞快赶路。没想到上车不久，司机坐地起价，以路不好走为由，把车费提高了一倍。人在异国，身家性命全掌握在别人手上，只好忍气吞声付了钱。

到达西餐厅已是晚上八点多，就餐的几乎都是白人，偶尔见到几个黑人顾客，但从皮包和手表这些细节，也能断定是本地的富豪。即使高档餐厅，效率也低得惊人。我们吃完头盘，等了半天才等到红汤。桌上的胡椒瓶空了，我向服务员要胡椒，但直到汤喝到见底，也没见到胡椒的影子。喝过汤后，我们又守着空盘空碗很久，主菜仍迟迟没有上来。父亲的脸色越来越差，额头冒汗，在外一整天，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催了几次服务生，没起到什么效果。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小伙子端着两份羊排走过来，却给了旁边桌的一对白人夫妇。我火冒三丈，站起身，叫住他，指着那对白人问，为什么他们明明来得比我们晚，却先端给了他们。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中文，便又用英语重复了一便。父亲忙说没关系，又没有急事，等等也无妨。我把餐巾丢到一边，拉住服务生的袖子，质问他餐厅是不是在种族歧视，优先服务白人。服务生说可能是记错了，这就去后厨看下。我拽住他不让他走，数落餐厅服务差，越说越激动，声音拔得很高，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到底还要等多久？我们马上就回国了，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真的没有时间了！”餐厅变得安静，所有的目光都望向我。服务生吓坏了，进退两难。父亲也怔住，他从没见过我如此失态。白人夫妇脸色尴尬，把羊排递到我们餐桌上，说还没有动，如果我们着急的话可以让给我们先吃。我坐下来，用刀把肉粗略割成几块，使劲往嘴里塞，但是喉咙似乎被堵住，怎么也咽不下去，鼓着腮帮子，脸涨得通红，呜呜哭起来。

从餐厅出来时，我情绪已恢复稳定，给了那个服务生一笔可观的小费，并道了歉。父亲已经非常疲惫，回到酒店也没洗澡，吃了药就躺下睡了。我睡不着，眼皮直跳，悄悄起床去酒店后面的海滩散步。晚风从印度洋上吹来，清凉柔和。沙滩上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烧烤，灯光很亮，能映出海水的波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平静的海面，也有可能是BBQ上的音乐开得太大，我几乎听不见海浪的声音。

我们回国没多久，父亲的肺癌就复发了，癌细胞发生骨转移，必须进行放化疗。他头发掉光了，浑身浮肿，不再像曾经那样充满了求生欲望，疼痛难忍时就抓着我的手哭喊，不想治了，想赶紧去死。我只能安慰他，一切都是暂时的，爸爸这么坚强，一定挺得过去。

在被癌痛折磨了三个月后，父亲走了。葬礼上来了不少人，大多是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些自发组织追悼的学生。他的第二任妻子和儿子远在美国，并不知道他病逝的事。第三任妻子那天穿了一条黑色连衣裙，身材苗条，有一张端庄的脸，看上去也就四十岁出头。我母亲也来参加追悼会了，戴了副墨镜，丝巾包住头，也不知道她害怕见到谁，只待了不大一会，便又匆匆离开了。 

来宾一直在和我说节哀，然而我却感受不到一点悲伤，忙了几天没合眼，只觉得很累，很困，想等一切都过去后好好睡上一觉。殡仪馆建在半山腰，已是冬天，泥土上覆了一层浅浅的白雪，有几只亮蓝色的小鸟在树枝间蹦来跳去。我以为是眼花了，揉揉眼再看，竟然真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飞鸟，体型比麻雀小一点，羽毛湛蓝如晴空下的印度洋。

父亲去世一年后，我换了新的城市，新的行业，有了新的恋情。为了有仪式感地迎接新生活，我去理发店剪了个短发。剪好后，理发师把一面圆镜置于我脑后，让我看后面处理得是否满意。没了长发的遮挡，我发现我的后脖颈上，有一道白色疤痕，很浅，很细，不仔细看就会忽略掉。一阵强烈的情感涌上来，淹得我喘不过气，仿佛埋藏了很久的地下水终于涌上了地表。我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忍不住对着镜子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