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我,还是每个人平静的表面下,也都不时有着这样莫名湍急的暗涌?

生存报告

作者/吴千山

第一次到上海,我拖着一个灰色的硬壳行李箱,撞得路面地砖哐哐响。

晚上挤在朋友的小屋子里,头一次体会到了那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无所适从,没有话说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小胖租的屋子是一栋老公房阳台外添的铁皮屋,冬冷夏热。壁挂式的空调被中间打了洞的隔板分成两半,同时供应着两个房间的冷气。悲伤的是接收遥控的位置在另一端,于是开几度,往哪里吹风,全凭隔壁小姐的意愿。我没有见过隔壁小姐,但是晚上听到她和电话里男朋友吵架的架势,应该不是个善茬。我担忧地问小胖:“如果你想开空调呢?”小胖回答:“那我就敲敲隔板。”我接着问:“那要是她不在家呢?”小胖耸耸肩膀。

第二天清早小胖送我下楼。在老家他总是巴不得朋友多住两日,但在这里,他只叮嘱我路上小心,不要轻易打车,车费很贵。说完,扯一扯陷进去的鞋帮子,跑去另一头的公交车站。

那时还没有租房软件。夏天很热,我站在路边浑身不停淌着汗,照着树上贴的广告给中介打电话。不好意思腆着脸再回小胖那里挤一个晚上,和中介说只看当天就能入住的屋子。

中介是个梳着背头的大小伙子,短袖衬衫已经湿透了,粘在身上。见到我时他一手撑着行道树,一手抓着胸前的一粒扣子不停上下扇气。

最后我在一栋一楼写着“禁止非法群租”的非法群租公寓楼里租到了一个单间。我们过去的时候里面还住着一个小老头,正坐着吃药,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麝香味。他隔着污垢重重的镜片看着来人。宽大的白色背心塞进蓝色内裤里,从大腿两侧漏出来,并不在乎来人是否介意。中介和他用普通话掺杂着上海话争执了一番,气氛变得紧张。前者的意思是要他马上离开,后者只是骂骂咧咧。我看老头子争得面红耳赤,拍了拍中介的肩头,说要不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吧。中介说:“不关你的事,你到楼下等等,我今天就让这个老头子搬出去。”

说罢他们再度陷入我听不懂的争吵,我提着行李箱回到一楼大厅。

大厅里有一个体态肥硕的保安,坐在露出一簇海绵的沙发上,牵着一只卧倒在地的金毛。人和狗都像入定了似的都闭着眼睛,两个肚皮跟着头顶吊扇嘎吱嘎吱的节奏一起一伏。我横过行李箱坐在上面,等到天黑,给中介打了几次电话,他都说马上就好。晚饭点的时候金毛先醒来,扯了扯自己的脖子把主人拉醒,保安抹了抹自己的口水看看外面,按着膝盖弯腰对金毛说,你也知道天黑啦?说罢便牵着金毛出门,好像他从来就没在上班一样。

到楼上,电梯门刚开,小老头子怒冲冲地走进来,背心整顿过,愤怒地塞进刚套上的长裤皮带里,上半部分该遮的都没遮住,显得衣不蔽体。他提着一个旅行袋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就这么会儿,他已经忘了我是谁,只顾气急急地敲打电梯按钮。

走回房间,中介正用皮鞋踢着脚边老头子留下的空药罐,嘴里骂着老不死。经历了一番漫长的拉锯战,他的油头散了,一绺一绺地在额前飘荡。从公文包里拿出合同,骂着老头子浪费他太多的时间。

送中介出去,关上门看着一地狼藉,没有整顿也没有吃饭的心情,只想睡觉。看了看还留着老头子气息的床垫,我从行李箱里抽出一条浴巾,铺在地上睡了一夜。接下来连续几个晚上,我都刻意没开空调,忍着浑身的黏腻开着那扇对着采光井的窗,想要通掉满屋子麝香的味道。但那个味道像是在家具和墙里生了根一样,通也通不散。

前几个早上醒来,还恍惚着,要花几秒钟的时间来确认自己在哪里。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来这里。好吧既然大家都说是为了理想,那我就也是吧。等等,你别闹了,好像你有理想似的。可是他们都有啊,我总不能没有吧,这样显得很奇怪。但是他们真的都有理想吗?谁知道呢。

之后我找到一份卖手表的工作。每天穿着宽大的红色制服站在门口,和同事一起排成排,轮着接待走进来的顾客。这经常让我想起菜市场架子上红白相间的猪肉,我们的后领子上都勾着无形的铁钩,进来一个顾客便取走一块肉,称斤,收钱。每卖出一块表,售货员会有百分之十五的抽成。收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给我妈打电话,她为我一个月能挣到比她多的钱感到高兴。但是我没说那工资的一半都给了房东,剩下的钱吃泡面都紧张。

那时候也还没有外卖软件,吃饭得给小区楼下的餐馆发短信。我一直吃不惯上海菜,不是甜不是咸的味道,每次送上来,都要拿矿泉水冲淡再搅一点盐进去。有一次外卖员来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没听见敲门声。等关掉喷头,敲门已经变成了拍打。我急急忙忙套上衣服裤子,湿淋淋地开门出去。屋子中间纸皮铺的空地上站着几个人,没人去应,我出来,他们看着门的方向又看看我,一脸不满地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同一套房里的其他人。对面是一家子,夫妻、一个老母亲还有一儿一女,挤在一个由置物架隔开的房间里。门缝看进去,地面铺了两个床垫,角落里塞了一张放着电饭煲的桌子。隔壁是一个男生,屋子里摆满了五颜六色封皮的书,笔和纸散落一地,人看起来面色蜡黄,应该是在准备考试。还有的其他两户,直到我离开也没见过,只在公共的洗衣机里看见过他们的衣服。

真正意识到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是一次夜里发烧。拿了毛巾过了冷水敷在额头上,我在心里祈祷自己不要客死异乡。随后又按照日常交集的先后顺序,推想着自己的尸体将会如何被发现——这时才察觉我与世界的联系是多么脆弱,如果我再也醒不过来,第一个发现我的人可能是催租不得的房东。

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教训。次日,我试图和隔壁年龄相仿的男生搞好关系,有了什么事情还能相互有个照应。晚上下班,洗了澡又换上干净的衣服,站在他门口立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敲门。他开门时很是错愕,结结巴巴地问我做什么,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是住在隔壁的,能不能交个朋友。他躲在门背后愣了愣,说,你可以等一会儿吗?我点点头。

然后他就再也没开过门,我也没再敲过。

工作场合的竞争很是激烈,排成队等待顾客进门的过程中一不留神,同事就捷足先登。在真金白银面前,大家很残酷地遵循着丛林法则,时时都绷紧着神经。我们每天早晨九点打卡上班,围在一个楼梯间里开晨会。店长西西是个聒噪的女人,有点胖,日常喜欢涂靛蓝色的眼影,大白天两个眼皮闪闪发亮。她的语速特别快,讲话好像没有标点符号,一口气能说到底,把人骂得狗血淋头。

西西的特权是可以不用推销产品,到月末从大家的业绩里抽走一部分提成。第一个月结束计算奖金数额的时候,我发现到账的工资被她扣走了一大半。而工资单上其他同事的奖金,都还完好地呆着。我在小办公室里质问西西为什么只抽走我的奖金,她摸着头发点着鼠标道:“是新人就该忍一忍,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都得吃饭么不是?人不能只盯着钱看,你看看我教给你这么多东西,你不得给我交点学费?”

我没再说什么,第二个月工资到账的那天,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我端着一杯凉水走进办公室里,泼在她的脸上,然后脱掉工作服离开了那家店。

做这件事真的不算后悔,尽管意味着接下来的半个月我都要节衣缩食。

手表店之后接连又换了几个工作,这暴脾气没少让我吃亏,却一点没改。爬上去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时间不断流走,交了一些聚了又散的朋友,工资多了一些,房租也涨了好几轮。在涨房租的几次里,对门的一家子搬走了,隔壁的男生也搬走了。某天回家他们的门都虚掩着,推开,里面已经是空荡荡。虽然我们不曾交流,但这几年躺在床上,想着一墙之隔这些人,多多少少会有些安全感,突然的变化难免让人感到不舍。

也是在他们集体离开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些什么。大城市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觉,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好像什么都能有,想要的马上就能得到。但是回头检点一下多年所得,的确是两手空空。

之后的一天给家里打电话,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妈,我想回去了。”

她回答说:“那还是回来吧,外面不比家里,家里好。”

我没接着应她,感觉心里空了一块,像是打输了一场比赛。

说了也没有立即就做,磨磨蹭蹭地再过了一年,我才打包回福州,一座没什么特点,优哉游哉的南方城市。

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我找了一个在咖啡厅做吧台的工作当过渡,工资是在上海做文案的一半,得到录用通知时盘算着短时间内住的条件可能不会太好。

实际看房子的那天,我到的时候房东还堵在路上。在电话里他让我自己到消防栓的角落拿钥匙开门进去。套房的里面被改成了四个单间,待出租的房间在最里面。开门进去,三十来平的房间,有一整面墙的落地窗,一侧还有一个阳台。玄关是一个小厨房,带着冰箱抽油烟机和灶台,拐个弯是卫生间。

我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四处动了动,把冰箱门开了又关,翻开洗衣机的盖子,摸摸木桌子,摸摸靠背椅。拉开玻璃门走上阳台,风吹得头顶两个遗留的衣架子当当响,面前是半座城市。我给房东打电话,再次和他确认了价钱,是之前在上海那个小单间的一半还少。我付了定金说要了,不要给其他人。

房间里除开床还有很大一片空地,我另外买了桌子书架还有一块地毯,从快递站借了一个小推车把拼装家具运回家,坐在空地上组装。看着落地窗外的小区花园和儿童游乐场,我叹了口气,原来人和人可以活得这么不一样。

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早上七点起床,打开窗户,手肘撑着趴在浴室的窗台上刷牙。秋天是要来了,早上的风有点凉,划过手臂和头发。外面的城市之间还覆着一层白白的雾气,空气里很安静,只有环卫工拖动滚轮垃圾箱的清响。转身把牙膏沫吐进水槽里,漱口。回到房间,烧一壶水,拉开衣柜找衣服穿。地毯的绒毛跟着脚步变化方向,画出不规则的图形。水烧开,倒进瓷杯里,丢进去一小把绿茶。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杯子里透明的水渐渐晕染开绿色。东方的晨曦破开薄雾,照射在脚下的公园里,一片金灿灿的明亮。

坐着早高峰的公交车去上班,不像大城市的地铁,这里的公交显示屏上从来不播报财经新闻和股市状况。播得最多的,是最近哪里新开了什么店,什么公园开了什么花,什么电影要上映了,哪里又要举办美食节。早高峰的交通很拥堵,车上人挤人,下面的人上不来,上不来就上不来吧,下一辆。

这家咖啡厅开在一个不很热闹的商圈里,人不多的时候老员工伊万教我做咖啡和用机器,我跟在她屁股后面拿笔和纸记配方和操作。伊万是一个热爱咖啡的酷女孩,染一头金黄的头发,日常斜挎一个橙色的邮差包,踏着粉红滑板从大门哧溜进来,在柜台前抓起板子跟我打个招呼就闪进办公室里打卡。这是她在这里呆的第六个年头,我是她带的第三十四个徒弟。第一天她很严厉地说我最好不要离得比我的前任们快,否则,否则她也不能怎么样……

做咖啡还没出师前我一直站在收银台买单。有时店里就我和伊万两个人,她在后勤处理杂事,我一个人站在收银台前看着三三两两的顾客。来这里的人各种各样,有约会的,有学习的,也有点一杯饮料就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打游戏的。我想为他们编造点故事,但是在充斥着萨克斯和苏格兰风笛的背景音乐里,即使是虚构的情节也注定没什么波澜起伏。

如果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就很难分清一件发生的事情究竟在时间轴的哪个点上。可能是昨天,也可能是两天以前,还可能已经过了更久。

有老朋友问起最近在做什么,回答完在做咖啡之后,不无心虚地想再加上一句:暂时是这样,正在看看其它工作。话还没发出去,那边就已经打来一句:哎真好,下次去你店里尝尝。我的拇指悬在屏幕上顿了顿,还是点了发送键。在上海的那些朋友聚会时总是喜欢谈论未来,你想要什么,你想做什么,你会想成为什么。而这座城市和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总是活在当下,今晚吃什么,午夜的首映礼,森林公园里的烧烤,三不五时的通宵牌局。

休息日如果没有人喊出门,我通常窝在窗前的单人沙发椅里看书。在这里,十一月中了还是温吞吞的秋天,商场门口已经挂起红色绿色的圣诞节装饰,橱窗里堆满白花花的假雪,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这座城市不会下雪,但每到此时就又陷入经常的蒙蒙细雨。我把书本倒扣在胸前,身子转了一圈,小腿搭在椅背上。倒着看着天地交换的窗外,细雨转成中雨淅淅沥沥。不知道哪来一阵怅然若失的空虚感,在胸腔里挖出一个大洞,情绪不停地陷进去。

元旦前夕,我和伊万还有兼职的大学生林可轮晚班。下班清扫结束以后,伊万提议到对面的烧烤摊吃夜宵。林可一甩抹布,一边解围裙一边说:“走走走。”

林可是个留着寸头的土木工程男。在日常相处中,他属于那类我琢磨不透的人——身上带着真相的属性,经常粗神经地让周围的人感到不快,但重点在于,旁人并不知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也无从判断他是否真的无辜。那天晚上的场景,就典型的属于这样的状况。

酒过两瓶的时候,每个人脸上都起了红晕,视野在烧烤摊辛辣的烟雾里变的模糊。我问即将毕业的林可:“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林可摇摇头:“我爸要我考公务员,但是我不想,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反正不考公务员。”他生气一样挑拨着盘子里的肉末茄子,好像那盘茄子是他爸似的。

他反问我道:“那你呢?你不会想做一辈子的咖啡吧?”

气氛僵住,我看到坐在他旁边的伊万的表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一阵不悦让她皱起眉头,两根手指不停转着酒瓶的底座,眼睛盯着瓶口,陷入一阵失神。

“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不置可否地回答。

后来我们又说了一些其他的话题,回到哈哈大笑的正轨上,到凌晨才各回各家。如果我们没醉的话,那每个人应该都是带了点朦胧的心虚离开的。

从那天起,我开始怀疑每天穿着布鞋,踩着粉红色滑板笑着和我打招呼的伊万,她快乐的真实性。大家平静如水地享受着生活里的细节,到底是因为这样很快乐,还是因为这样能暂时逃避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当这种思考轮到我自己的时候,那种空虚感又再度袭来,我不停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一份暂时的工作,但是如果我这样很快乐呢?是否意味着我就没必要再继续追求我想要的东西了,或者去搞清楚我想要什么。

站在收银台前,看着玻璃门外商场里来来去去的人流。我思考着:究竟是我,还是每个人平静的表面下,也都不时有着这样莫名湍急的暗涌?

思考无果,我扯下上一个客人不要的收银小票,在手里不断折成一个更小的正方形,捏扁,瞄准垃圾桶丢进去;把糖浆挤到杯子里;铲一把冰块打成冰沙;举着手冲壶看着细细的水流穿过滤杯,在底下的壶中滴滴答答。我同时能听见自己思想里的某些变化,有些念头在悄悄萌芽,如电流穿过,噼里啪啦。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

他穿着西装,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夹克,拖着行李箱推开玻璃门走进来,点单时睡眠不足的眼神呈现出这里少有的焦头烂额。他要了一份再加两个浓缩的美式。点完,拖着行李箱坐在角落,打开双肩包抽出电脑翻看PPT的内容。一只手里捏着鼠标调整着页面中字体的大小和产品图片的样式,另一只手惯性地不停点击快捷键按钮保存,上门牙咬着下唇的死皮,脚尖啪嗒啪嗒敲打着地面。我越过咖啡机去看他,像在欣赏一场不自觉的行为艺术。

做好饮品端过去,我鬼使神差地立了一会儿。

他抬起头问:“有事情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没有。”

走开,他又皱着眉头继续看屏幕,嘴里念念有词背着讲稿。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我正在柜台的另一边,羡慕他身上那阵我曾经想要摆脱的焦虑,好像那才是货真价实的生存感。

我久久地看着他,希望他能多待一会儿,这里实在太安静了。

晚上回到家,我给房东回电话。这几天他给我发了不少消息,我都没回复。一年的租房合同要到期了,他不停催促我定下是否要续租,如果不打算,他就要挂中介了。电话接通,我回复说不住了,接着讨论一些零零散散组装家具的事情。

第二天晨间清扫的时候我和伊万说要离开,她倒是没有显得意外,而是揽过我的肩膀,淡定地拿起手机准备定一个KTV包房给我践行,顺便帮我给店长请了下午的假,拉了几个同事,唱了一下午的歌。

每次离别都没有想象中那样盛大,在搬家寄东西的匆匆忙忙中就结束。

又是一年夏天,我从上海的地铁站出来,在人行道边哐当哐当地拖着行李箱。那场景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一样,但此刻想的却不是我来了,而是我回来了。

责任编辑: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