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居彦家空旷的客厅里，他刚才开了门请我坐下，就走进厨房捣鼓茶叶。居彦的母亲在几周前逝世，我们三个人决定在今天来看看他。我先到了，另外两个人还在路上。

看着窗外，年才过完不久，晚间的天气阴沉沉的，是要下雨的模样。灰色的云被深蓝的海水也映成了清冷的蓝色，像是煤气灶熄灭之前转那几圈的火焰。我好久没来这了，居彦一家长时间都住在外地，这栋靠海的房子是居彦的父母买下来做夏屋的。春节前后他们也会回来小住一段，走亲访友。听说是节后回来的第三天，居彦的妈妈在浴室心脏病突发离世的。

眼前的客厅很空，没有家具，只是铺了一层木地板。房子是在前几年流行欧式风潮那会儿盖的，正前方有一个精致的雕花壁炉。居彦临时从各个房间里搜罗过来四把单人沙发，围在壁炉周围。有布艺，有牛皮，样式高度不很搭，放在一起却有一种奇怪的和谐感。

“我妈总是说等有机会看到合适的家具再一点一点买回来，她是个很挑剔的人，所以现在这里都还是空的。”

居彦说着，端着盘子放在矮桌上——一个大茶壶和四只玻璃杯。他走上前去捡起壁炉旁边的点火器，啪一声，火从底下燃起。里面几根劈好的木段搭成塔状，橙色的火焰逐渐把它们的表面染黑。居彦穿着成套的睡衣，不当我们是需要特别接待的客人。这几年他长相没什么变化，还是和从前一样，不至于走到大街上认不出。

点了火，客厅里亮了一些，这才发现外面的天已经全暗了，居彦提起茶壶按住盖子晃了晃，倒两杯绿茶出来。茶叶的香气和壁炉里燃烧着的柏木气味混合在一起，让人觉得很放松。

我起身走到门边想开客厅的大灯，却被居彦阻止。

“开灯就看不见外面了，里面没什么可看的。”

他指的是从壁炉两边的落地窗可以看见的，外面此起彼伏的海浪和黑云。

“你爸爸呢？”我问，放弃了开灯的打算，坐回沙发里。

“他进城了，你们说今晚要来，我就多留下来一天。”居彦回答。

我们四个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大概有五六年。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长大了吧。就算春节在家里，距离不到几百米，没有刻意联系也不会碰面。前几日到亲戚家吃午饭，我才听说居彦妈妈逝世的消息。很巧，当天高淇打电话过来，说问了文佩，我们三个什么时候一起去看看居彦。我回复说可以，很快定了一个时间。

我和居彦同岁，高淇比我们年长两岁，文佩则比我们小一岁。

从有记忆起我们就玩在一起。四个人，刚好够凑一桌麻将或者牌局，有时候也会叫更远的小孩打棒球或者躲避球。起头人从来都是高淇，她好像有一种使命感一样，把我们几个人联系在一起——就算到现在也是这样。

昨天高淇再回过来电话，传达居彦的意思，“他说明天会在家里等我们，人过去就行了，不用带东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朝着居彦家的方向看了一眼。想也知道居彦不是在客套，他们也不大在这边住了，差不多就要离开，带东西过去也是空添路途上的累赘。

点好火，居彦在沙发中间坐下来，拿起一杯茶，用眼神指了指另一杯。

“你现在在做什么？”他问。

“在一家游戏公司做运营。”我端起茶来回答。

其实我快失业了，就在春节前的一个月我们集体申请了劳动仲裁，公司已经四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但是不想这么快就让居彦以为我混得很差（虽然事实似乎的确如此），所以我撒了个谎。

“哎，那挺好的。”居彦没有多加思考就回答。

说完，他看着窗外不断翻腾的海面，脸上很平静。是一种消耗完毕的平静，最开始的痛苦和悲伤应该都沉淀下去了，变成长久硌在心底的一块东西。这会儿，身后的门环扣了两声。居彦嘴里念叨着，可能是高淇来了，起身去开门。

外面站着高淇和文佩，她们一起来的。高淇头发留长了，看过去比以前更成熟一些。文佩和居彦一样几乎没变，仍然是从前乖乖学生的形象。外面是下起了细雨，两人在门口抖着雨伞上的水珠，换鞋进来。这时我仔细去看，才发现落地窗上早就落满了细小的雨丝。

我和高淇以及文佩都打过招呼，她们两个坐下。可能是觉得茶有点凉了，居彦又提着茶壶回到厨房里去添热水。我们三个围着壁炉，文佩说了声真暖和，把单人沙发往壁炉的方向又拖了拖，双手放在前面烘着。因为太久没见，我们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只能模模糊糊地从多年前别人口中听说的情况说起。

“高淇，听说你结婚了？”我问，也是前几年听别人说的。

“啊，是吗？什么时候？”居彦提着茶壶走出来，刚好听见。坐下来给两人都各斟了一杯茶。

“是结过婚，现在离了。”

高淇拿起茶杯，喝酒一样，也不顾及烫，一下子倒进喉咙里。然后把杯子放回到矮桌上，小腿曲起，整个人窝进沙发里。

说实话，我想文佩和居彦此刻也像我一样，并不惊讶于高淇没有邀请我们参加她的婚礼。她从来就是我行我素、有棱有角的人，做事情自有她的一套体系和理由，习惯了也就不会介怀。

我们四个都很慢热，并且这么久没见，可能还要一会儿才能真正说起话来。文佩此刻专注地烘着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千变万化的火焰，在思考什么其他事情。高淇查看了两条手机里的信息，关上屏幕把手机放进包里，再把包丢到一边。窗外传来沙沙沙的海浪声，芭蕉叶在雨中跟着海浪的节奏左右摆动。

“我没有办婚礼，我本来想见面了跟你们说我结婚了的，可谁知道下一次见面我就已经离婚了呢。”高淇耸耸肩膀，自嘲一样，以为我们的沉默是在尴尬她没有邀请我们去参加她的婚礼。

“为什么没办婚礼呢？”文佩忽然从火光中间抬起头问。

文佩的性格有点像是高淇的背面，或者说是高淇脾气相反的妹妹。早在小学三年级玩扮家家那会儿，文佩就已经学会把拆卸下来的蚊帐套在脑袋后面，假装是结婚的头纱。而高淇则用自制的弹弓，实实在在地打下了一只肉鸽。

高淇负气地回答：“一时觉得没什么意义，好像是两个人要在一群人面前进行为期一整天的表演。结婚明明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定要找那么多人来看做什么。该离的婚还是要离，该吵的架，一个也少不了。”

——这就是我们从小认识的高淇，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浪漫的影子，散发着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气息。

“可是穿上婚纱难道不会感到很快乐吗？只有那一天大家都在看你，你是主角诶。而且你不需要大家来见证你的幸福，听对方的誓词？再说，等你老了，开始回忆自己一辈子的时候，不担心自己会后悔吗……”

文佩不屈不挠地讲，被冒犯了一样不高兴地皱着眉头。她不是好斗的人，从小就很少去反驳别人。除非这件事情真的伤害到了她的情感，或者撼动了她坚信不疑的价值观——显然，高淇经常做出这样的事，有时不排除她是故意的。

“瞧瞧你说的傻话。”高淇摸了摸文佩的脑袋，弄乱了她的头发。“等你再长大一些，多谈两场恋爱，就知道誓言什么的，都是没有效力的谎话。”她用起了大人口气的经验谈，想用自己多活三年这个事实来结束这场无谓的辩论。

文佩不服输一样：

“虽然他可能会违背誓言，可是你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不是吗？”

高淇好像是被问住了，她还当文佩是很久之前的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不知道她口里还能说出这样无法让人回答，也无法反驳的话。

愣了一会儿，高淇认输一样回答：“你说的也没错。”

我和居彦听着，都没有参与讨论。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说，高淇就是理性的结果论者，如果结局一定是失败的，那中间的一切无论快乐与否，对她而言都没有什么意义。而文佩是浪漫的过程论者，她狠狠抓住生活中的每一点愉悦，放纵自己相信很多事情，不去在乎结果如何。

高淇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说服文佩，就退了一步。而文佩不知道，她仍然理想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如此，对婚礼或者生命中的其他信仰充满热情。

听两个人说完，居彦难得地捧着茶笑了一下。放下茶杯给每个人都添了一轮。方才用热水泡了一会儿，倒在玻璃杯里的茶水变成了深绿色的酽茶。我们也不在乎晚上会不会睡不着，捧起来放在手里。

壁炉里的木头时不时发出爆裂的声响，迸出细小的火花。窗外的雨势陡然增大，打在落地窗上，噼噼啪啪。

高淇看见不停发笑的居彦，一边喝茶一边打了一下他的肩膀，问道：

“你笑什么？”

居彦摇摇头，道：“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了以前，以前你们俩要是吵起来也是这样。不过吵的东西变了而已。”

我也跟着笑起来。高淇看了我一眼，站起身从矮桌下面抽出来一条毛毯，一边打开来盖在自己和文佩的身上，一边看着我的方向抬抬下巴问道：

“你呢，你最近怎么样？”

这是我非常讨厌听到的一个问题。对别人，我的回答从来就是“还好”。

还好，不是不好也不差，而是我不想告诉你。

在当下，我却说了实话，可能是觉得在高淇面前没必要隐藏。

“不是很好，可能要失业了，正在申请劳动仲裁。”我说。

“唔，哎。”她叹了两口气，接着说道：“没关系，往后的日子还很长。”接着，举起茶朝我抬一抬，喝一口。

我当下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往后的日子还长，难过的事情总会过去”还是说“往后的日子还长，这样的坎坷还有很多”？

再想想，好像也没有关系，两种似乎都起到了安慰的效果。

我偷偷斜眼去看居彦，他知道我刚刚撒谎了。但是没有露出什么表情，也没有拆穿我，只是听着我们说话。过了会儿，他补充似的说：

“如果你到时候需要律师帮忙，给我打电话。”

我点点头。

我很早就知道居彦在市里的一家事务所上班，这也是刚才我没有跟他坦白的原因之一。年前我看到一条新闻，是他在帮本地一起案件作辩护。看到他名字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当下想给他打个电话叙叙旧。但又怕他问起我最近的情况，以为我是要找他帮忙了才联系的，所以后来也没拨出去。

同事知道了，责怪我没能给他们弄到免费的法律服务，“这种年头还顾及什么面子啊，朋友就是用来用的啊”。我没有反驳他，一直以为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用钱，毕竟钱可以还得干净的，人情不可以。尽管对方是居彦。

“文佩你呢？”我问对面的文佩，想把话题从我身上转移开。

她从一开始进来，就好像有什么事情藏在心里，焦虑地咬着大拇指的指甲。

“啊，我……”

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睁大眼睛，突然从自己的世界里惊醒过来一样。

“还好，在银行每天上班下班，很无聊的。”文佩回答。她不想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好像预热的话题已经过去，是时候说点正经事了一样。高淇放下茶杯，看着居彦，问了一句：“你还好吗，这几天。”

我们都在避免居彦妈妈的话题，希望气氛能够轻松一些，或者至少说不那么悲伤。但是如果不去提起它，又好像失去了此行的意义。

“不知道怎么讲，好多了吧。”居彦说。

居彦是那种人。他像是一个封闭的房子，从外面你只能看见装修豪华的门脸。他把所有情绪都藏在内心里，自己去消化，表现出来的总是积极稳重的模样。而当这个房子兜不住他的那些负面情绪了，就会一下子崩塌下来，产生更大的伤害。高淇是知道这点的，所以才会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过来看一看——她怕居彦崩溃的时候没有人在他身边。

“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到后山去偷西瓜，被阿姨骂的事情。”

文佩突然想起来，淡淡地笑着讲。

“我也记得。”我附和道。

高淇反应了一会儿，也突然想起来似的，放声哈哈哈起来。

居彦的情绪也被她带起，跟着扬起嘴角笑。

“我记得是谁？是谁在最后面被抓住了来着？”高淇问。

我举起了手。

偷西瓜这个鬼主意自然是大姐大高淇出的。那时候居彦家还不在这里，在山的另一侧，后面是别人家的一片西瓜田。夏天放暑假在家的小孩总是很无聊，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电子设备，我们只能自己创造一些娱乐活动。

那天我们在居彦家后门的水门汀上玩跳房子。跳着跳着，高淇就看到了那片成熟的西瓜田，一颗颗大又圆的西瓜结在田垄上。她转身问我们傍晚的时候要不要做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便都围上去听。计划是高淇打前锋，居彦收尾。文佩和其他几个孩子轮流传递西瓜，我则坐在水门汀上负责放风。

他们几个人窸窸窣窣地穿过开着黄花的黄瓜藤架，钻到也不知道谁家的西瓜田里。结果几个人下去了才发现，他们都没带小刀。居彦只能趴在田里把西瓜的藤茎咬开。就在这个时候，站在溪那头的瓜田主人回来了。他也是个古怪，不叫也不喊，所以我也没看见。等靠近了，文佩才大喊一声，“有人过来啦！”大家抱着那颗好不容易咬开的西瓜往回跑。我听见田里窸窸窣窣的动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探头去看，接着一个一个人从黄瓜藤后面冲出来，其中一个把西瓜丢在我手上就跑走了。我还没明白发生什么事，就被瓜田的主人钳住手腕。

见我被抓住了，高淇他们也没再往前跑。还算有义气，灰溜溜地站在远处巷子口，罪犯一样听着瓜农发落。

“‘好啊，你们跑不掉了吧！’我记得那瓜农是这样说的。”

高淇捂着嘴笑着讲。

那会儿居彦的妈妈刚好回来了，过来问是怎么回事。知道了以后大为光火，从包里掏出买西瓜的钱给了瓜农。瓜农也知道是小孩子调皮，没收下，只说：“偷的是老汉的瓜无所谓，要是别人的瓜可就没老汉这么好说话了。”言下之意就是让居彦妈妈好好教训一番我们这些小毛孩。但是在居彦妈妈耳朵里，估计就以为成了责怪她教子无方。

当然，事情传开了之后我们回家都受到了惩罚。但是居彦比较惨一些，居彦妈妈从房间里拿出把细竹枝捆起绑成的鞭子，脱掉居彦的裤子就满院子里追着开始打他的屁股，居彦一边扶着自己的裤子一边跑，场面让邻居都笑了起来。那大概是居彦被我们看见的，最狼狈的场景。

“阿姨真的很严格啊。我还记得她做的啤酒鸭，我妈就怎么也做不出那种味道。”高淇说着，自己给自己斟茶。

同为邻里，我们几个都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原因，在居彦家吃过饭过过夜。居彦妈妈做菜的手艺在街坊邻里中几乎没有对手，是我们公认的事实。

“还有佛跳墙和菌菇汤。”文佩附议道。

有一次居彦的堂哥结婚，那时候镇上的酒席还请的都是饭馆的外烩。请来的师傅自认这两道菜做得不如居彦妈妈，便请她来补这两道菜。居彦妈妈笑着推辞，后来推辞不过，只好应承下来。回到厨房里她又拉下脸，可能是紧张自己做不好，急急忙忙地要准备食材。婚宴的前一天早上，居彦被妈妈叫去山上采菌菇。我们也在周围，踊跃地报名。居彦妈妈笑着问：

“你们真的可以帮阿姨吗？那回家换一下雨靴，就上山。”

那天大概是我们几个童年记忆里最高光的时刻之一。山上雾很浓，前一天才下过大雨，林子不密，稀稀疏疏地长着榉木和生着一丛一丛粉色花朵的苦楝树。脚下都是黏腻的腐叶和松针，偶尔能看见成团的白色猫须草。穿着塑胶雨靴的脚踩下去、抬起来，有咯吱咯吱的声响。

我们每个人背着一个小竹篾或者铝桶，在斜坡的林子里四处搜寻菌菇的身影。每发现一个，都要采下来拿在手上去问居彦妈妈，这个是不是有毒。确认可以吃了，才会放进篮子里。结果是效率更低了，居彦妈妈要不停回复我们的问题，不仅包括菌菇的，还包括各种奇奇怪怪的植物。其中文佩最烦，她好像在课堂上做不够好好学生似的。不停问居彦妈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后来居彦妈妈便乏了，把我们都遣下山，自己到斜坡的上面去找。

我们四个意兴阑珊地往回走，总觉得这段探险结束得太潦草。既然都已经过了栈桥到山林里，哪有就这么快回去的道理？这次是眼睛格外好的居彦提出了坏点子，他瞧见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提议我们接着去那里探险。

山体被采石的机器咬出了一个峭壁，我们一时兴起，踩着碎石爬到峭壁上想刻下自己的名字。

结果是年长的高淇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最上面，带着我们一起从泥里滚了下去。居彦妈妈在山顶上听见这边的响动，生气地喊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灰溜溜地爬起来，一个个都滚成了泥人。居彦妈妈让我们站在原地不要走。最后我们像是四只浑身是土的鸭子一样被居彦妈妈赶着回了家。她背后的竹篾里，已经采了不少的菌菇。

“哎，真是怀念小时候啊。”高淇看着炉火讲。

到这里，空气霎时安静下来。我给高淇使了个眼色，让她不要再说了。

火光映衬下，居彦两只眼睛红红的。沉默一会儿，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提起茶壶，说再去厨房加点热水。空旷的客厅里，气氛一下又跌落到冰点，高淇和文佩两个人盖着一床毛毯，一个人看着壁炉里的火，一个人看向窗外。

外面的海是漆黑的，几乎和天空连成一片。在一点点光亮下，还能看见白色的沙滩。此刻，雨下得更大了，淅淅沥沥。落地窗上不断有水流下来，在玻璃上形成一条条小溪流。但似乎风小了，海浪的声音也不再汹涌。

居彦回来了，给我们都添上茶水，坐进沙发里。我和高淇分别拍了拍她的背，居彦深深地叹了口气：

“其实医生宣布的时候，我也没有很难过。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可是回到家里，看到她的东西，看见她买的菜，想起她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才一下子喘不过气来……”

高淇站起来，揽过居彦，我侧过身子去拍着他的背。悲伤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长久地存在于回忆里的阵阵撕裂感。文佩一个人坐在远处，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她好像有自己的烦恼和纠结，咬着大拇指的指甲，难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好了好了，我们说点别的吧，说点别的开心的事情。”居彦讲。

我们都坐回到自己的沙发里，我在脑海里搜索着居彦讲的，开心的事情。我想了想，结果发现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高淇也沉默着，等待其他人发言。大概是在二十几岁的年纪，一切都是纠结和不明朗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愉悦的事情吧。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但由于酽茶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困意。

壁炉里一开始的几根柏木就要烧完，黑里泛红的炭在缝隙间长出细细的火焰。两边落地窗开始在地上投下长方形的光影。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消散了，或者移到别处去，天空中飘着几朵厚实的云，月亮在其间忽隐忽现。

过一会儿，是文佩首先打破了沉默，她下意识地扶着自己的肚子，道：

“我……我怀孕了，但是我不知道要不要把它生下来。”

“什么！”高淇听到，兴奋地直起身子。

她接着说：“不生下来？你在说什么胡话啊！孩子他爸呢？”

“……他还不知道，我爸妈也还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别人。”

文佩回答，她被高淇的反应吓了一跳，慌张得不知所措。

“为什么不生下来呢？”我问，居彦也点点头，看着文佩：“为什么不呢？”

“我害怕。”文佩左右看看，用手搔搔后颈，不自在地讲。

“怕什么？”高淇拖着毯子挪过去，问文佩。

“我怕我做不到，我怕我教不好小孩。我也怕你刚刚说那些，如果未来真的很糟糕呢？”

文佩沮丧地讲，叹了口气，如释重负一样，终于说出来了。原来这就是她一整个晚上闷闷不乐的理由，因为一开始高淇的婚姻论就戳中了她最害怕的地方，所以她才像一只被伤害的小动物一样，奋起反驳。

“不会的，哎，你不要听我胡说啊，我都离婚了我知道什么呀！谁面对新的东西都会恐惧啊。这样的好消息，你怎么不早说，我们还说了那么多有的没的。几个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高淇的嘴开始叽里呱啦地往外倒东西。

文佩一开始应该是担心高淇会嘲笑她吧。她一定是怕高淇说，“哎呀，还没三十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样”，“去打掉吧，你们负不起抚养孩子的责任”等等。再加上之前那番关于誓言一无是处的谈论，文佩就更不敢说了。

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文佩只是嘴上说着不知道该不该生下来，但她一直以来都是喜欢小孩子的人。有些人是生来就有母亲的感觉的，例如文佩。

她需要的不是我们帮她做出选择，她需要的只是支持而已。

“真的吗，你真的觉得我应该生下来？”文佩确认似的再问。

高淇回答：“当然啦，如果说我们四个谁最适合当家长，那肯定是你了。”

说着，高淇伸出手去揉文佩的肚子。

“是是是，没错……”我和居彦点着头回应。

高淇摸着文佩的肚子又问：“你希望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是女孩子的话一定要给她买粉红色裙子，我妈以前就没给我买，你看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大家哈哈笑起来，又说起婴儿该起什么样的名字，气氛回到了愉悦的轨道上。

我坐在一边，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奇怪的轮回。理性精致利己如高淇的人，也会在某一刻有浪漫主义的一面，在新生命面前激动得不能自已。而理想主义者文佩，也会在现实面前触礁，惶惶恐恐不敢告诉家人。

有时候搞不清，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随后我们又从婴儿讲到了其他共同认识的人的现状，感叹了一番世事难料，沧海桑田。结论是虽然我们最后都没能成为童年中向往成为的人，但我们至少都幸存下来了，这是值得感激的一件事。

在炉火彻底熄灭之前，我们起身出门，在门口和居彦道再见。虽然不知道下次再聚会是什么时节，但好像只要知道对方存在于某处，就是一件令人心安的事情。走下缓坡，在岔路口我再和文佩高淇告别，一个人走回家。可能因为茶叶的缘故，那晚我很迟才睡着，心情却没有那么沉重了。

困难的事情，总会过去的吧。就像高淇说的，往后的日子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