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并不只是一个记录过去的人,他还发明过去。

收藏解放碑

作者/宋尾

如果认真回顾一下,你大概也会发现身边总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偶尔联系,很少见面;有时很近,有时很远;正是因为这种距离,彼此保存了某种神秘感,也不会刻意打探彼此的隐私。我跟孙晓梅,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她的职业,不知道她的籍贯,不知道她的确切住址,不清楚她的职业或是婚姻状况。能确定的,似乎只有这几样:女性;生活在广州;三十岁左右。

两年前,远走广州的前同事阿翔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女孩要来重庆,问我能不能招待一下。至于来干什么,他跟她什么关系,他没说,我也没问。这还用刻意表述吗?不然他给我打电话做什么?给朋友添脸的事不需太主动,但找上门你也不能坐视,无非就是管一顿饭嘛。考虑到孙晓梅是单身出行,为了避嫌,或不必要的尴尬,在见面时我顺便把叽叽喳喳的实习生小璐带上了。

孙晓梅和我就是这样莫名其妙接上头的。她偏胖,但脸显瘦,高颧骨和黢黑的肤色标注了她来自南方的地缘性。总的来说,正常又普通,没有特色,但也没什么明显的让你看不过眼的缺陷。第一次见面,我约在临江门的齐齐鳝鱼火锅。但凡外地朋友造访,火锅这一项是跑不脱的,大小是个形式——而且是热气腾腾的迎客形式。这种氛围能让陌生人觉得安全。当然,她其实也算比较容易相处,虽然话语不多,但爱笑。有时,笑声跟酒精一样,都有驱走陌生感的功能。

毕竟是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况且我不善言辞,那顿饭吃得较平淡,然后我们步行将她送回一畔的解放碑步行街——她入住在此地一家经济型旅馆——尔后告辞。两天后,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她回广州了,说感谢我的“盛情款待”。说得我很不好意思,我确实没怎么“盛情”,相反,那晚送她回酒店后,我浑身轻松,觉得终于办完了一件差事,解脱了。

那晚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小璐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个朋友不大像是直女哦。”我很惊奇她有这样的看法,对这事也没发言权。我想女人有时过于信任自己的直觉,当然臆测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之后我给阿翔打了个电话,他怪声怪调地,“送上门的粮食,你没打来吃?”我愣了一下,“不是你的吗?”“我还以为你晓得呐,这是我送给你狗日的福利,你自己没把握住,不怪我。”他哈哈大笑,“别人就是奔你去的!”

据他说,孙晓梅此行目的,就是为了见我。她通过朋友找到阿翔,要我的联系方式,阿翔很殷勤,很主动把活揽了下来。所以,事情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呀?”我当然不信,“再说,既然是为了见我,那为什么见面后就踪影全无了?”

“我哪里晓得为什么,”阿翔说,“她就是这样说的啊!”

后来我才知道,孙晓梅确实是来找我的。准确地说,她是来见一下那只下蛋的母鸡的。作为一个忠实读者,她收藏了至少上百张我的摄影图片。也就是说,她是因为喜欢上那些蛋,然后才开始对那个母鸡产生兴趣的。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这里要提到,拍照是我的工作。作为一个都市报的摄影记者,我每天要拍几十张图片,绝大部分是“规定动作”,政府工作会议,有市领导出席的开幕式、闭幕式,各种当日大型活动,抑或突发现场……此外,我还需要配合文字记者,拍摄各种人物,场景,这属于策划性的构图,不管前者或后者,都是“摆拍”。我完全厌倦了这种工作,然而我也完全适应了这种工作。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地知道的,这只是工作。吸引孙晓梅的当然不可能是那些东西,而是我为自己的兴趣而工作的那部分。

对于工作的乏味,焦虑和枯燥,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排解的办法,有人去远足,把闲暇扔在路上;有人在垂钓,钓的不是鱼,是内心的安静;有人去飙酒K歌,发泄胸中的块垒;有人宅在家,固执地下载A片,日复一日,似乎下载本身就是一种释放。作为我来讲,没有更多爱好,除了摄影。所以这也是我的问题所在,我难以将工作和生活彻底撇清。不过好在,我可以做到的是,合理地区分。我休闲放松的方式,也是拍照。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时我只为自己的内心工作,就不再是难以忍受的差事,而是享受。有一天我在体育频道看到记者采访从英国回到中超的孙继海,问他准备何时退役?他说,“踢到不高兴为止。年轻时我们为了理想,为了名声和利益踢球,但直到现在,我才可以说是在享受足球。”看看,各行各业其实都是一样的。人到一定时刻必然会考虑这点:我们是不是该为内心而工作。而正是那部分工作,让孙晓梅喜欢上并找到了我。

回广州大概一周左右她给我发来第一封邮件,是一个文件包——接近4G的图片,只有一个景物,就是解放碑——跟一般游客拍摄解放碑时的冷漠和嘈杂不同,她的拍摄显现一种不寻常的唯美,甚至是充满感情的。奇怪的是,她镜头里的解放碑总是孤零零的,单一的,背景里没有人物——除了她自己。她好像很抗拒有任何人来分享这个景观,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是被她刻意抹去了。

这一堆图片很快让我理解了,她为什么会留意并刻意来找我。

收到这个文件一周后,她再次发来邮件,谈了一些关于物体摄影的困惑,然后就是发问。我发现她言语总是很直接,这方面与我有点相似,不大擅长迂回,也不大会运用委婉的辞令。

“说说吧,为什么你跟我一样,有一样的小癖好?当然,我的疑问还有许多,比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刻意做这件事的?你拍解放碑已经有多久了?……”

应该说,孙晓梅是第一个发现并找到我的“同类”。这个说法出自她的原话,她在之后的邮件里提到了一部电影,《夜访吸血鬼》。这部片子我看过,但显然她的看法超乎我对电影的理解。我是那种被剧情推着走的观众,而她看到的暗示比我多。她说,吸血鬼就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暗示,吸血鬼就是边缘人的意思,因为它们的绝对数量很少,所以它们的终极任务除了艰难地忍受漫长的时间,还有就是寻找自己的同类,探求它们永生永世的宿命。而她和我,就是这样藏匿在都市里苦苦寻找同类的吸血鬼……我承认,正是这样一些话语使我对她产生了兴趣。

我开始尝试认真地给她回复。我告诉她,拍各种条件下的解放碑是我最愉悦的工作,这无关绩效,无关审核,更无关拍摄准则,在这时它是全部属于我的,而我可以选用任何形式来摄取。我在凌晨拍它,清晨拍它,下雨天,晴天或阴天,在楼顶俯拍,在远处拍,这种行动——始于我对媒体这个工作,乃至这个行业极度厌倦的时刻。我最初只是想试试,后来坚持了一年,接着是两年、三年,现在,我拍了快五年。由于叙述方便的原因,我选择了写邮件。

一个礼拜后,她给我回复了一封邮件:

“谢谢你拍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图片,原生态的,非比寻常的角度……只是,我仍然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持续关注解放碑呢?我知道这有点冒昧和失礼,但你知道,很少有人,兴趣却是只拍一样东西,而且是一个被大众游客拍得‘过滥’(原谅我使用这样的词)的景观物。这里面或许藏着什么故事?我期待听到你的答案。”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我竟然也没有什么恶感。有人赏识总是好的。另外我的确有一种喜悦,就像小时候在海边甩出漂流瓶——后来发现被人拾到的那种感受。我只能尽量用并不太擅长的文字来回答。

“至于是怎么开始,灵感又是如何产生,这是一个比较遥远也较复杂的记忆了。既然你有兴趣,我也很乐于与你分享。最初,拍摄同一事物这个想法,是受到了一个诗人的启发。他早年很著名,但将近二十年没出现在诗歌圈子当中,朋友们称他是隐逸诗人。至于他的名字我就不提为好,因为这可能比较符合他本人的意愿。很长时间以来,他不愿意发表或公开作品,只是偶尔发给信任的朋友阅读。我虽然见过他几次,但他并不认识我。不过我有一个同事跟他走得比较近,有一次,我在这同事家里看到了他的作品,是一首诗。呃,怎么说呢,是一首,但也不是一首。具体地说,我翻阅的这首诗,标题是《上石村笔记》(上石村是四川渠县的一个山村),是A4纸打印订装,大约有二十来页左右。但这二十页纸其实不是一首,而是十二首诗,但每首的标题是一致的——都是《上石村笔记》,我是在回头浏览时发现了那个秘密,我彻底震撼了——每首诗后附有一个日期,我从头翻到尾,发现,这十二首诗,是他每年在同一时间,返回同一地址,写下的。也就是说,看起来他写了十二首,实际只是一首。他写了一首诗,实际是十二首。毫无疑问,他是想创作这样一种作品,用庞大的时间,针对某个固定事物,混淆、调和出它的动与静,虚与实,远与近。他这首诗写了十二年,看来还不会结束——上述这个故事,就是我持续拍摄解放碑的灵感出处。我不是诗人,但那位诗人的工作启发了我,摄影师并不只是一个记录过去的人,他还可以发明过去。至于为什么选择解放碑,话说来就更长了。夜深了,明早还有一个会议新闻,改日再聊吧。其实我写这么多,是想感谢你,因为除了你,迄今还未有人发现,或说关注到我的这项工作。顺便说一下,你拍得也不错。”

几天后,孙晓梅给我回复的邮件静静地躺在电子邮箱里。

“谢谢鼓励,尽管我知道跟你比起来,我的技术不值一提。‘摄影师并不只是一个记录过去的人,他还发明过去。’你说得真好,你讲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你的工作很有意义——绝非恭维,而是出自内心的。我对摄影谈不上更深的看法,但也有一点喜好之情,只是,我看到的关于解放碑的摄影,更多是……是一种滥用,是呆板和人工的痕迹,是一种道具需要……”

说实话,这种频繁的交流我几乎很少有过了——尤其当六年前我离婚之后,我说话的机会更少——与能说会道的文字记者不同,那部黑色尼康就是我全部的语言。这种交流使得几个月之后我和她已如老朋友一样自然,当然,我想这也得益于虚拟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终于也会谈论一些非关摄影的话题。比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些没话找话的尴尬,天气,小面和火锅。但我们仍旧很少谈论私人话题。有一次,她问到我为什么会离婚。我回答说,既然你听说了故事的结局,那么你大概也知道过程吧。之后,她再也没有问过类似问题。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相似之处,除了爱好,还有那种冷漠的个性和严重匮乏的沟通能力。

如她所言,她远非一个摄影师,只是一个爱好摄影的女人罢了。我承认,我有点洋洋自得或想入非非了。虽然我甚至都不能清晰地记起她的样子。但对一个摄影师来说,身体性的重要远远不及对灵魂性的渴求,而对于一个秘密城堡的建造者而言,有崇拜者分享,虽然危险但也是令人迷醉的。我想我是有点魔怔了。在这种时刻,我们的问题往往也越深入,更私密化。当然,也更有卖弄的成分。比如有一天我向她谈起苏珊•桑塔格:

“她认为,相机的每次使用,都包含着一种侵略性。落脚到解放碑,它被过度地拍摄——也就是被过度地‘侵略’。我不是不知道这点,我所做的,正是想记录下它的状态,包括‘侵略’。逐渐地,我也感觉到,被侵略的不只是它,还有我。”

她的反应出乎预料,在回信里她贡献了一个新的论点:

“侵略?我倒不这样觉得,照这样说,我认为有个词更适宜,‘占有’。但是,请允许我辩解一句,它值得占有。不是么!我再次认真地浏览了你的照片。我关注的是它的美,而你关注的是它的丑。这算不算一点新发现?

当这种对话越热烈,我就对自己越来越书面化的回复感到羞赧,但结果就是这样,我没法篡改自己:

 “你的发现很有趣,但事实不是这样。每个人对美丑的感受不一定趋同。我并非关注它的丑,而是‘日常性’。摄影在美学上的本质特性是其‘纪实性’;而其过程的本质特性却是‘积累’。它既不放弃精彩的瞬间,也不漠视无奇的平淡。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意义就是使用。我收藏它的‘日常’,但不刻意区分它的美丑。当然,你说的也许有道理,因为有时人并不能理解或发现自己的主观色彩。我想,摄影师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视觉疲劳和思维疲劳。然而,在不同时间段内、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一物体。所传递的感受是慢慢的、持续的、沁入的。事实上,摄影最持久的核心,是它有能力在空洞、衰朽的事物中发现美。所以不要漠视平淡。关注解放碑的原因,我在前几次的邮件中提到了。当然,还有原因,就是便利,你知道,我单位在这附近,每天上下班,这是必须经过的一个位置。所以,日常性也是一种便利,不是吗?至于你说到它的滥用,我很赞同,那些滥用是人为的,强行的,也是侵略性的,是商业和政治化的。唯独不是它自身的。……现在,大概轮到我提问了,你为什么要拍它,这么热衷?”

孙晓梅并没给我直接答复。只有简短的一行字:

“不日将赴重庆,见面聊。”

一晃两个礼拜过去了。孙晓梅并没同我联系,我有些隐隐的失望。我承认我对她抱有好奇和好感,但同时也得承认,我们的话题始终限定在某个范畴,从未真正越入生活那一面。这之外的一切,我们对彼此都是一个空白的谜面。话说回来,沉默和出神,也是我工作惯性中的一部分。有人说我们这类人更善于等待时机。也许是这样。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孙晓梅的电话。在听到她真切的声音时,突然,那种默契和融和的气氛变了。也许是我的原因,也许在真实世界里,我们都不如在虚拟世界那么从容。我们说了一会儿,但核心其实只有一件,她本来早就要过来,但因为一件什么棘手的事儿耽搁了。她为这个致歉。说月底,也就是十一长假期间会到重庆。之所以专门打电话来,是因为怕我在假期会有其他出行的安排。我们没有就邮件上的任何内容进行交谈。似乎离开那个内容,我们就是一对陌生人。

十天后,下午四点半,孙晓梅如期前来,这次是我到江北国际机场接的她。当我注目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当我在人流中毫不费力地找到她,心跳剧烈起来。我有一种预感,但说不清是什么。

事先她在携程网订好房间,她告诉我,每次来重庆都会入住在位于解放碑的那间旅馆。停好车后,她带我去了藏在背街一个弯弯绕绕的老式小区,那间“火锅鸡”我竟然从未来过。正如她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再晚一刻钟,这个油腻腻的小苍蝇馆就不会再有位置了。她对此地的了解程度令我有点惊异。

晚饭后,我们从较场口拐出来,去“第三街角”——一间茶吧。这是黄昏,城市犹如矗立在一幅水墨画卷上,大批人群从你所不了解的地方涌出来,行色匆匆地穿行在画卷上那些纵横交错的窄小街区。

“这儿的黄昏真美。”她突然慨叹一句。

“如果你天天都生活在这,也许只会觉得它很拥挤。”

“那么,凌晨时的解放碑呢?”她问。

“跟白昼反差巨大的死寂。那也不是真实的解放碑,”我说,“解放碑不是一个生活区,更像一个展示区,所以它的真实恰恰是在有人的时候。没人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死海。”

“你是在隐晦地批评我吧,”她笑了,“你说过,我拍的解放碑好是好,但没有人。”

她笑得不是太自然,远没虚拟世界里的那种尖锐,从容。

“有你呀,”我笑了起来。“每个个体都有自己表述的方式。”

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叫了一壶绿茶。待服务员端着盘子走开,她切入正题——“这次来我有一个想法,想求你件事。”

在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从未向她提问。她说要来,但我从没问她来做什么。

我啜了一口茶, “没那么严重吧?”

“是这样,我想借你一天时间,”她凝视着我,“整整一天。听了你讲的那个故事之后,我也萌发了一个灵感,我想在一天当中的十二个小时,分别跟解放碑合影。”

“嗯?”我觉得这个所谓灵感毫无创意可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幌子。这是电视剧里那些女人擅长的。

“这算是答应了?”她拿着杯子跟我碰了一下。“那我先谢谢你,你拍摄会让我的构思更完美。”

我只得答道:“我按快门,其余你来做。”

这晚,我仍像上次那样送她回去,不同的是,我身边没有另外一个人。行至宾馆楼下,她突然回头,看着我说,“上去坐一会儿?”

“哦,”我立刻为自己找到了理由,“不了,你赶紧休息,明天不是要很早吗?”

 

第二天清晨,我到达解放碑时,她已经在那里了,穿一身白婚纱——是真的婚纱! 头发没有刻意修饰,简单绑成一个马尾,但配了一条短头巾和珍珠项链,大大方方。

“震惊了吧!”她有点挑衅的意味。

我是有点惊讶,赶紧低头寻找镜头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我想,她是否为完成某种仪式而刻意装扮成这样,纷繁的家庭情感类杂志不断提醒我们,这世界上有许多残酷的故事,许多男女只为一个承诺坚强地活着,抑或为了某人的心愿试图完成某种承诺的仪式。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什么——无论什么隐秘的原因都可能使她成为现在的她。只是我不知缘由。

我们拍到下午,很顺利。这是幸运的一天,解放碑平日几乎都是有用途的,政府活动,以及辖区内许多单位的颁奖仪式,以及无数商家为塑造品牌、推广产品而组织的明星交流会,演唱会,还有广场音乐会。不过,孙晓梅事先的案头工作做得好,她早得知在这个假期,尤其这天,没有任何官方活动。但临近黄昏,我们还是遭遇了一点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骚乱:一群山地鸡——至少几十只,从临江门转盘飞蹿进来,引来路人疯狂哄抢,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将解放碑裹挟成皱巴巴闹哄哄的一团。我走近一看,几家都市报的记者都在,那辆运载货车以及醒目的品牌标示告诉我,这是一场精心组织的营销策划。

我回来告诉孙晓梅,巡警到达之前人群会散去的,让她不用担心。不到二十分钟,解放碑又恢复常态,骚乱似乎根本就未曾出现过。

拍摄到晚上七点——这是解放碑最繁盛的时刻,意外的状况又出现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镜头里,出现一个穿着运动装的男人,拿起扩音器嚷嚷,“重庆的朋友,你们好!我叫金双喜,来自鹏城,听说重庆的美女多,解放碑的美女更多,所以我来啦!我来重庆就一件事:征婚!”

孙晓梅皱着鼻子说,“这个人我好像在哪见过?”

“电视上,”我提醒道。

“是,哦对,就是。”她有些恼怒,“怎么跑到这里鬼扯来了。”

“你不也来了吗。”这个玩笑有些伤人,好在她并不在意。

小风波很快平息,就差一个镜头,我们即将完成拍摄计划。孙晓梅依旧精神,我却疲累得不想说话,觉得膝盖都要凝固了,跟凌晨的夜色粘连在一起。

凌晨时,广场上没有行人。地上的垃圾像是浮动在黑色海面上的油渍,现在是流浪者的时间,一群一群的乞讨者,流浪儿,以及晚归的扒手,小贩,捡饮料瓶的佝偻老人,慢慢从黑暗里浮现。

我慢慢举起镜头,看着她走上台阶,抱住沉重的石碑,贴紧自己的嘴唇,犹如亲吻一位死去的爱人。

 “说说吧,为什么这么老远跑来,非得用解放碑作背景?”凌晨一点了,通宵火锅店热气腾腾的。一顿猛烫,加上一瓶江津老白干,身体开始发酵了,关节都被一股热意贯通。我终于有时间来问这个问题。

“背景?”她愣了一下,反问我。“你觉得解放碑是什么?

“这很重要吗?”我说。

“重庆人把它称为‘精神堡垒’,”她笑了笑。

“不确切,并不是所有人这样想。而且,”我说,“你不觉得它日渐萎缩吗?”我停了停筷子,试着将隐藏在右脑那浩瀚的碎片合理地组织起来,编制成一个完整的具有逻辑思维的形象。“我小时候,它是27.5米——是渝中区最高的建筑物。现在它像一个重要的残骸,它是静止不动的,但四周却在不停生长。”

“你这说法很特别,”她颔首表示赞许,“也有很多人说它像个生殖器官。”

“器官——没错!是景观式的生殖器,它越来越衰老,”我补充说,“但周围的一切却越来越新。”

“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她很激动。

“但它的无意义也在这里!”

“对,但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她毕竟已不太年轻,笑时,眼角的鱼尾纹细密地聚拢在一起。“但你难道不承认,它依旧性感?”

“你为这个而迷上它?”我们碰杯。

“呃,当然还有,”她喝得有些晕晕乎乎的了,“它是永恒的。”

“不,”我觉得今天的酒喝得比平常顺畅,潜意识里我已意识到这是醉酒的预兆,“没有永恒,它只是记忆,错乱的记忆。”

“记忆就是永恒!错乱的也是。”她说,“给你讲个故事。”

“在北极有一个老女人独自带着孙女生活,很艰难,有一次,她获得一个奇妙的咒语。念出它,她的阴道会变成一条滑雪橇,然后她的牙齿会变成一头头凶恶的雪地犬,头发会变成桨,然后她会变成这样一个男人出去狩猎。后来,她使孙女受孕的事被一个过客发现,带着小女孩逃跑了……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个童话的结局,当老女人打猎回家发现孙女不见了,哀伤地说,只剩我一个人了,还要这个皮囊有什么用?于是她念出咒语,又变成了一个皱巴巴的老太婆。”

这个奇怪的故事,她说在一部西方童话里读到的。

为这个故事,我们干了一杯。

我问道,“有意义吗?”她笑了,“没有意义。”然后她带着醉意问道,“那你有什么故事可以给我分享吗?”

我不大会讲故事,给她说了一件不久前的事。那天在解放碑拍摄,遇见了两位老者在碑前合影,其中一位随行的年轻女士因为相机对焦不准,找我求助,于是我顺手给两位老者拍了几张。那女士告诉我,两位老人是青年时代的挚友,四十年代末,一位随家去了北方,离别前两人在碑前留影,相约每十年在碑下一聚。但这竟是两人离别后第一次回碑前相聚。“想来,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告诉她,老人年长的一位都已八十六了。

“很感人,不是吗?”虽然我不善言辞,但她也听得入神了。“所以,它是有意义的。”

我不想反击。

那晚,我们喝到火锅馆打烊。芸芸众生,我们很难遇见一个这么相类的人。我搀她回酒店,将她慢慢放在床上,突然感觉像是回到家一样,几乎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也躺了下去。她含混地问道,“你要睡在这儿吗?”“不,不,”我马上清醒,起来踉跄后退几步,很狼狈地带上门,听到她迟缓地回应,“哦——”

 

翌日中午,我从宿酒后的头痛里醒来,花了一些时间整理图片发到她的邮箱后,我发了一道短信,邀她一起吃晚饭。她回复道:我已在返程中。谢谢你,再联系。

但她并没联系我。

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也许因为那晚,我觉得是。但我不知是否应该主动联系或致歉,我总是这样。

几天后,我跟着一个采访团重走“丝绸之路”,当历经四十天行程回来,我却看见她了。

那天,我在电脑上整理图片直到凌晨,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期待它能让我顺畅地入眠,恰恰相反,这一晚我都很清醒。我索性起来,摁开电视,拿着遥控器翻来翻去——这时我看到了她。

“事实上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中一直就存在这样一个观点,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物体,也隐藏着灵魂,只不过,这要心灵上有着高度契合的人才能捕捉得到。尤其是知名的公共物体,”她停顿了一下,“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是凤凰台的一档访谈节目,《说出你的故事》,主持人陈鲁豫用她标志性的手托腮的笑脸朝向孙晓梅:“那你麻烦了,婚姻登记处不会给你和它开一张结婚证。”

“没关系,事实上,他早就是我的伴侣了。”

“那,你觉得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吗?”主持人继续发问。

“他让我感觉安全。与一个真实的人相处,比爱上他要难得多。对我来说,他无处不在,他懂得温柔地跟我讲话,他能安慰我,我们的性爱甚至也没有障碍。”

“所以……”主持人不知该如何接话了。

“我爱他,但不能完整地拥有他。他不仅是我的,还是所有人的。我无法购买他——就像男人可以用钱来赎回一个女人那样只属于我一个人,他还是公共和政治的。”

“那么,你的创意——这么说不知道是否准确——是怎么想到的?”

“一位朋友启发了我,让我知道如何合法地‘占有’他。首先,我得有一个仪式——类似于婚礼,我还需要一个在场的见证人。其次,我需要把私人性的行为变成公共性的,把公共性的物件变为私人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上节目的原因。准确地说,这不是占有,我只是用这种方式‘收藏’了解放碑。”

这场对话很快结束,我掀开电脑,进入许久不曾开启的邮箱,的确有一封信躺在那里,她在一个月前发送的。我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打开它。

“……我承认,这对你会是一种伤害,你觉得被利用了。对此我很抱歉。但是,你知道的,有那么一瞬间我也会期待一些其他的东西。”

她写道,“其实,你早就洞悉一切。你好奇的大概只是,为什么是解放碑,尤其——是你的解放碑。只能说,我们的伴侣恰好是同一个,我爱的是他的不变,而你爱他的变化。我们是相同的,是一块碑的两面。”

邮件最后,她说我们喝醉那晚,她回去后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他微微动了一下,然后他的脚趾头露了出来,他走下台阶,走出广场,在大街上游荡,他穿过每一个人,经过每一颗灵魂,但没人看见他。他走了很远回来,回到我的房间,静静地站在那里。我在暗处看到他躺下来,躺在我旁边,我轻轻地摸了他,他的身躯没有一丝重量。我搂住他,他哭了,哭得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

责任编辑:专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