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住着，不怎么说话，准备买些腻子把外墙刷一遍。无聊的时候就想以前，想自己，然后确定了一件事——我的人格吧，不是很稳定。上网搜了搜，我完全符合人格障碍的基本特征。 

之所以又回来，是因为去年的4月1号，我在深圳收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噩耗。挂了电话，我开始回想以往很多个难熬的时刻，试图以往日的伤疤化解此时的悲恸，但失败了。在家里坐不住，就下了楼，穿过堵塞的闹市，走了两个上坡，之后的道路曲折，行人稀少，车辆从我身边疾驰而过。

我走到一个公园门口，在台阶上坐了很长时间，感觉自己活在一团巨大的虚假里，不断地从一个虚假领域逃亡到另一个虚假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逃亡是真的。忽然，我涌出一阵近似发狂的思念，就给夏芽打了个电话，说身后的公园里有一个发光的摩天轮，正在转。那会儿我们分手已经有三个月了。分手时她骂我混蛋，不正常，总伤害她，估计这就跟我的人格障碍有关。

小外甥偶尔来看我，有时候觉得他很可爱，有时恨不得把他踹出去。这种心态就属于人格障碍的一种临床表现，敏感善变，喜怒无常，对特别亲近的人尤是这样。 

我的确很难与人维持平稳的关系，我能意识到，但怎么都改不了。可我转眼也奔四张了，世界变了，忆往镇也变了，我伤害过的或伤害过我的，都不知道躲到哪个犄角旮旯里混吃等死去了。我想把以前的事都放下，忘掉以前的人。

这么想了一段时间，还真管用，主要原因可能是没人打扰，在外面瞎混了这么多年，忆往镇早把我给忘了，也就小外甥还惦记着我。能看出来，他对我有点崇拜，好像小孩儿都这样，喜欢不走正道儿的人，觉得他们特酷，特社会，纯粹是脑子没长全。 

我走上歪道的契机，是看了香港电影。90年左右，《古惑仔》引入内地，把忆往镇的年轻人都看傻了。现在的县人民大会堂，也就是以前的电影院，三毛钱一张票，一有场次，我跟我们胡同的王鹏扒墙砖、捡废铁也得去看，看完心里就憋着一团火，老想跟人干一架。烧鸡街那儿没有一晚上不打架的，打完了还不算，得接着约群架。

有时闹得大，一辆出租车给一百块钱，往约好的地方来回拉人，两边加起来得有五六百人，这种情况一般都打不起来，大家只是陶醉于那种阵仗，追求自我满足感。 

我和王鹏都觉得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最牛逼，一个是打架，另一个是谈恋爱。两者的不同是打架不需要理由，爱情需要理由。现在再想想，脸上发烫，羞愧，那会儿怎么就这么愣呢？把事情整个给理解倒了。 

王鹏的对象在小班，叫王婧，挺有名的，因为长得漂亮。我经常听人说哪个学校的谁谁长得特好看，人家一说，我就开始想象，很多次真见到了那些个传说中的漂亮女孩，说实话，挺失望的。但王婧是真好看，不但好看，还乖，不像那些张嘴闭嘴你妈逼的女孩。

王鹏的姥姥家跟王婧家住在一个胡同里，俩人从小就认识，但不是恋爱关系，就是熟人。王鹏属于单方面承认恋情，从王婧她妈那儿听说班里有个转校生老拽王婧头发，一开始王婧还没生气，可那转校生变本加厉，开始动手摸脸了！ 

我跟王鹏去了一次小班，没太占到便宜，都怪自个儿轻敌，以为靠着自己在大班的名气能吓住他们，结果被围在人圈里，干趴下好几次，特丢人。然后，我就迎来了人生中的转折点，我们跟那转校生约了场群架。 

我想过好多次，是不是不打那场架，后面的事都不会发生。有个狗屁理论叫什么平行宇宙，意思是任何一个决定都能导致在另一个宇宙分裂出另一个自己。可能在另一个宇宙真的有另一个我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吧。但在我这个宇宙里，我觉得我所经历的都是一条必然的路，不赖那场架，就赖自己。 

地点选在无水河东南边的双桥那儿，晚上人少，我们十几个人过去了。老远就看见乌压压一片，也不知道那转校生什么来头，我有点发怵，心想今晚又要栽这儿了。走到了跟前，两边都站住了，王鹏说，都谁打啊？那边没人吭声，转校生戴着顶白色鸭舌帽，手里握着一根黑漆甩棍，站在人群后面骂了句娘。

王鹏心思细，他仔细看了看那帮人，悄悄对我们说，那里边有好几个人他认识，都他娘是小班的怂货，再说了他刚过来，咋会认识那么多人？ 

“凑数的？”我问他。

 “估计是。”

 “干他就完了！”

 我们从袖子里抽出钢管，一股脑冲了过去。大班的人打架都喜欢把家伙藏到袖子里，三中的人喜欢别在腰后头，后来王鹏上了职高，他说那儿的人都把家伙绑在腿上，这可能这就是地方传统吧。再说说打架这事，我仔细琢磨过，打架真不一定是人多的一方占便宜，十个人打一个人，那叫殴打，一个人打十个人，那叫拼命。成本在那儿搁着呢，双方抱的心态都不一样，而心态决定行动。

 那场架没什么挑战性，对方连反抗一下都不敢，见我们拿着家伙冲过来，一个个吓得扭身就跑，我们一个人撵着好几个人打，没有难度，但特有成就感。王鹏揪住那个转校生，劈头盖脸地就用钢管招呼，打着正过瘾呢，他妈的警车来了。我从那会儿才知道，双桥是水厂的放水站，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过来调试设备，那晚就是一个水厂的工人看见我们打架，赶紧报了警。人生头一次，警灯闪烁在脸上，我很迷茫。

 我们在派出所蹲了一夜，警察挨个通报，交钱放人。转校生他家里有后台，是个法院的什么官儿，当晚就被领走了。忆往镇有五个红火衙门，烟草局、税务局、电业局、交通局，还有法院，只要在这些个单位里当个正式工，明的暗的，挣得一定不少。后来转校生家里又找了学校的关系，要通报批评我们，过程呢就是老三样，叫家长、写检查、做检讨。

但这回的力度不一样，教导主任明显是收钱了，把先前叫过来的几个家长骂得狗血淋头，看得出来，纯粹是为了出气，估计还得开除几个。我当时心里就想，操，不就是个破学嘛，老子不上了。

 我主要是心疼我姥姥。无论什么时候，我处于什么状态，只要想起她，我就不好受，跟堵了一胸口酸水似的。姥姥的命很苦，中年丧夫，一人把儿女拉扯大，又白发人送黑发人。事情发生当天是她的55岁的生日。我跟二妮还在上幼儿园呢，姥姥许诺过放学偷偷给我俩买零食，就坚持要去接，让舅舅妗妗和我爸妈先吃，等接我们回来时，胡同门口堵满了人，消防车和警车停在路边，一片混乱。姥姥挤进人群，然后又挤出来，对我俩说，是咱家！

 我看着那一片坍塌的废墟，觉得不可思议，人生头一次萌生出不真实的感觉，那么高的院墙，那么长的走廊，中午还好好的，到了晚上怎么就成了一片废墟了？我们在医院呆了一夜，不停地有人跑来跑去，大声讲话，然后有人领我们去太平间认领尸体，之后又坐车到派出所，警察让姥姥在一个纸板上签字。

按照我的记忆，丧礼办得很隆重，来了很多人，几口棺材并列停放，灵堂后面挂着好几扇猪肉，有些我没见过的人一进门就哭。可姥姥说当时根本就没办丧事，只是由亲戚朋友操持着，把人拉到南山给埋了，我记得的应该是别人家的葬礼。我只能以她的记忆为准。那会儿我太小了，对悲伤二字还未完全吃透，他们的突然离去像一坛后劲十足的烈酒，越长大，越灼热。

 我们搬进了菜园巷，那是二妮的家，因此认识了王鹏。二妮的姥姥家想把她接过去，我姥姥不同意，二妮也不愿意，她奶奶爱发脾气，还特抠门，过年时别人发压岁钱，就她发糖，还是那种傻甜傻甜的硬糖。姥姥用锤子把我们家那辆炸变形的三轮车活活敲正了，乒乒乓乓的声音响了一天，又换了两个新轱辘就开始串街走巷，塑料瓶二分，啤酒瓶五分，铝罐最值钱，一个一毛。

有时候，姥姥会带上我和二妮一起出活，路上她就用悠长平缓的声音喊收——破——烂，我俩就在后面一边推着车，一边跟着喊。姥姥总会打断我们说，跟着我喊，你们长大了会变穷的！姥姥是个坚强的人，虽然在一些夜里，我能听见她的哭声，然后是二妮的哭声，最后三个人哭成一团。说真的，要是我，早挨不住了。

 按说我应该争点气，让家里省点心，可我那会儿就是傻逼，不懂事，不学好，脑子里装了一泡屎似的。姥姥和二妮来派出所捞我，她从布兜里哆哆嗦嗦掏出了一大把毛票，勉强凑够了两百块钱，民警都看着心疼。

我哭了，大哭特哭。所以当学校又准备叫家长时，我实在不忍把姥姥叫过来，让那教导主任训斥。我扭头走出了学校，再也没回去过。姥姥宠我，没说重话，但看得出来她挺失望的。我没在家闲着，直接去洗车行学洗车了。因为羞愧，真切地为自己感到愧疚。 

洗车行老板四十出头，高高壮壮的，绰号叫大黑，在镇上开了好几家洗车行，是个狠人。大黑离过一次婚，新娶了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管着我在的那家店，大家都叫她妍姐。妍姐是真会打扮，衣服没重样的，笑起来有股风尘味儿，很迷人，听说之前是在洛阳卖身的。

几个小伙子也喜欢妍姐，干活卖力，说话好听，整天围着妍姐转。我不一样，压根不敢看人家，有心没胆儿，跟她对视一眼心脏就怦怦跳，多看两眼就硬得控制不住，顶在裤裆里老半天消不下去。夜里总做梦，也梦不见别的，就梦见跟妍姐办事儿。妍姐看店里的人只有我不搭理她，就逗我，问我为啥不跟她说话，我嗯了一声，继续干活去了，她有些诧异。

这是人格障碍的另一个临床表现，越喜欢谁，就对谁表现得越冷淡，怕被看穿，实际上内心极其渴望。

 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钟，突然起了风，大雨倾盆而至。妍姐说最近街里闹贼，让我晚上留下看店，我说行，可没想到她也没打算回去。我们关上了卷帘门，煮了几包泡面，然后睡到了一块。打我关上卷帘门起，就明白了妍姐的意思，我开始发懵，像灵魂出窍，说话走路都慢半拍。第一回碰女人，激动啊，带电，是真的带电，麻酥酥的，顺着手指往心缝里钻，稍微动一下就像从山崖上往下坠，仿佛从这个世界里脱离出来了。完事后，妍姐一直笑，捧着我的脸笑。

 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妍姐，她不算是个好人，甚至可以定义为婊子，但对我挺好，这就够了，值得我牢记她一辈子。后来我在澳门见过一个人，很像她，身边陪着一个男人，长了张包皮过长的脸，我犹豫了一下没去搭话，走了半条街才扭头去追，已经找不到了。

 妍姐有经验，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哪儿能做，在哪儿不能做，没惹得任何人怀疑。那会儿王鹏上了职高，我手里有工资，总去找他喝酒，他总叫来一大帮人，半生不熟的。

有次我跟他们喝酒时，图一时口快，把跟妍姐的事说了出来，起初他们不信，我就仔仔细细地讲，精确到每一个细节和感受，听得他们目瞪口呆。这话不知道被其中哪个小子传了出去，那天一大早，妍姐托店里一个小伙子来家里找我，说妍姐让你快点滚，大黑要废了你。我当时正吸溜胡辣汤呢，这句话像一记闷棍，打得我眼冒金星。

 没办法，只能跑了。我去了安阳，一开始在车站附近的饭店打杂，我年龄小，又机灵，老板挺喜欢我，介绍我到北大街拜了码头，给人押车，运送假烟假酒。过了俩月，估摸着风声过了，我才敢给家里打电话，起先一直没人接，我有点慌，不间断地打，终于在一个晚上接通了。那晚二妮从医院回家拿东西，她跟我说大黑带人把家里砸了个粉碎，姥姥把所有的钱都赔给了他，然后就犯了心脏病，在住院。

 我耳边嗡的一声，胸闷气沉。

 “奶奶开刀的钱是我姥姥家凑的，放娃，你在哪儿啊？”

 “还差多少钱？”

 “医生说得安支架，还要四万！我昨儿听我舅舅说，他们不想救奶奶了！”

 “我马上给你汇钱。”

“姥姥让你别回来，大黑说要杀了你！”

 杀了我？ 

如果当时不是急着给姥姥凑医药费，我就回忆往镇跟大黑拼了。祸不及家人，我都已经跑了，有能耐你过来抓我，抓到了我认，但动我家里人，不合适。我找到当时的老大，说想挣快钱。老大问我敢不敢捅人，我说敢。他说让我去洗个澡，按个摩，吃顿好的，晚上过去拿东西。

 老大给了我一把脏兮兮的短匕和五万块钱，没说名字，但我知道那人是谁。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吃饭，称兄道弟的，一转身就骂娘。当时是秋天，草木凋零，文峰大道的夜晚迷蒙而嘈杂，我在电话亭里跟二妮确定她已经收到了钱，转身走进人群，寻找目标。

 老大跟我套好了口供，说是那人曾经抽过我一巴掌，我心里气愤不过，就想报复。我捅了三刀，两刀小肠，一刀胃囊，捅得不深，没大碍，但人废了，乖乖交出了地盘。我被判了三年，因为未成年，在管教所服刑，算是幸运吧。服刑的生活很单调，吃饭、干活、整理内务，无聊得厉害时，我学会了织毛衣。用竹签削成的毛衣针，织的时候去管教那儿领，用完了还得还回去。宿舍门上还钉着一张纸，上面印着宿舍里所有人的名字、犯罪性质，以及刑期。后来我总是梦见那张纸。 

姥姥经常来看我，有时候也带着二妮一起来。她一次比一次老，每次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流同样的泪，每次都带很多东西，我不喜欢忆往镇的烧鸡，但她总带。我的人格障碍，从那会儿开始正式发作了。

形容起来比较费劲，我……开始恨姥姥。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那种对立的恨，是细枝末节的恨，有时候她带的东西少，或错过了一次探监期，我都会很生气，对她刻意冷淡，甚至说一些不懂事的狠话，弄得她很伤心。其实我也很难受，但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怕被抛弃吧，觉得没希望，没人爱了，就用姥姥对我的爱来威胁她，企图得到更多的爱。

有一次，姥姥来探监只带了几包天方方便面，我对她发了很大的火，她哭了。第二天早上，管教跟我说在车站见到了姥姥，她错过了末班车，没钱住旅馆，就坐在台阶上等，管教给她开了间房。那个管教姓沈，驻马店人，我给他磕了三个头，心里发誓要记他一辈子的恩。

 服刑的最后一年，姥姥的身体不行，来得少了，她托二妮来看我。二妮就来过一次，是她刚考上了郑州大学商学院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有恨意，我问她大学里的事情她也不答，临走时突然对我说：你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愣住了，才反应过来原来二妮这么怨我！

 我俩虽然一起长大，却活像两个极端，她比我懂事得多了，从没让人操心过，说到底，还是脑子的问题，比我聪明，从小就知道自己以后需要什么，而我眼里只有当下。可能人性就是贱吧，总是关注半生不熟的人和无关紧要的事，到头来才发觉忽略最亲的人。之前我还觉得我们是亲人，她肯定会永远理解我，爱我，就像姥姥那样，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

 我减了两个多月的刑期，也没跟家里说，出来后直接去找了老大，他摆宴席为我接风，让我继续给他做事，我看他旁边坐的兄弟全是生面孔，不时地交头接耳，很明显是在防备我。我拒绝了他，直截了当地说需要钱。

 “什么都别想，吃完这顿，去洗个澡，按个摩，舒舒坦坦的。”老大的意思是，不帮他干活就没有钱拿。

 那年我20岁，身有残缺，无处可去，在小旅馆里住了几天，想事情，越想越乱，恨世界，恨自己，恨完了又觉得可悲。说真的，我有点想死，当时要有一把枪，就没后来这些事儿了。用枪顶住脑门，果断地扣动扳机是我唯一能接受的死亡方式，什么死在女人肚皮上、吃安眠药、跳楼……这些方式我都不喜欢，太拖沓，跟死亡这件事不匹配。

可当时手里没枪啊，想死都死不成，就像在管教所无聊时学会了织毛衣一样，我挣扎了几天，决定回家。

 姥姥自然是又惊又喜，开心得像个孩子，摸摸这里，动动那里，一趟趟地进进出出，买烟、买酒、买拖鞋，逢人就说外甥回家了，长得还更结实了。她还给二妮打了个电话，让我们说几句话，我接到电话时二妮已经挂了，还是装模作样地说了很长时间。 

姥姥在一旁听得很开心，她说：“等二妮放寒假回来，咱家又要团聚了。”

我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姥姥早上去捡破烂，拖拽三轮车时，脊背弯得像一张弓。我想帮她，被她很强硬地拒绝了，于是我什么都没干，像一个在自己坟头蹲着的鬼一样，什么都没干。每天早上她都把饭给我端到床头，回来时第一件事就是看我在不在，有时夜里两三点钟还会唤我的小名，然后说睡吧，睡吧……

 过年时，一些朋友过来看我，他们变化都很大，谈笑间已不见往日的神采和亲密。他们说老黑把妍姐打了一顿，妍姐拿着钱直接跑了，老黑怒火攻心，得了肺病。王鹏也来了。服刑时，王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大黑来我家闹的时候，他正好在家，拿着根钢管抽翻了两个，他的左腿轻微骨折，在家躺了半个月。

信的结尾是：我去广州了，大黑的事儿没完。我读完那封信，定了目标，我得杀了大黑。我姥姥的心脏，我兄弟的腿，我那被砸碎的家，用他一条命来抵，我觉得挺合适。这想法维持了挺长时间，直到我给沈管教跪下磕头时，杀大黑的念头才慢慢消却，还是想开了，成熟了。

 王鹏问我要不要弄大黑，我说，这事算过去了吧。王鹏肯定觉得我变了。还有一些亲戚，他们对我苦口婆心地劝导，明明毫无恶意的话却让我非常难过。二妮放寒假也回来了，我主动跟她说话，逗她开心，她还是不大理我。

 除夕当天，豫北地区开始下雪，我站在屋顶望去，雪片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铺满了忆往镇。我用烟头点燃了烟花，那是一桶很漂亮的烟花，惊雷般在平地炸响，红色的光点蹿到半空，扩散成一个彩色的圆，照亮了我们家上空的一小片天。

 我喝了很多酒，跟姥姥和二妮说想跟王鹏去广东闯一闯，姥姥除了不舍没有什么意见，二妮没有表态。她接了个电话，像在跟人争论什么，夜里她又悄悄出了门，我不放心，跟了上去，看见她跟一个男孩在胡同口小声交谈着，然后是大声争吵。我准备回去时，男孩开始推搡二妮，我追了他一条街，逼着他下跪磕了几个头才算完。回去的路上，雪下大了，二妮还在胡同门口站着。

“回家吧，不冷啊。”

 “你为啥要管我的事？”

 “啥？”

 “你为啥要管我的事，你害我害得还不够吗？” 

“你说啥呢？”

 “你除了打架还有什么手段？万一明天人家又找上门怎么办？你能打一辈子吗？你知不知道你刚进去的时候奶奶天天哭。”

 “你以为我愿意坐牢吗？他妈的我还不是为了你们！”我把左手手套摘下来，伸到二妮面前。我的无名指和小拇指都断了一截，是当时捅完刀子，被人按住活活剁下来的，剁完就冲进了下水道。

 “你要不睡人家老婆，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一步，要不是你家存的煤气罐，我爸我妈也不会死！说到底都是你们家害的！”

 雪很大，落在我们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二妮开始流泪，泪水融化了雪，脸上全是水，她的眼里恨意那么坚硬。我的血都凉了。

 初一早上，我在院子里放了挂炮仗，临走前姥姥还在哭嚎：“你们俩谁都别怨谁，都是我的错，我的命太硬了。”

 我去了新乡练车，拿到驾照后去深圳，找王鹏。深圳，大城市啊。我一走出北站，整个人像掉进了潮热的气团里，浑身不舒服。王鹏开了辆白色的奥迪A6，穿着小西装，蛤蟆镜下咧着一张嘴，看得出他很开心。

我把行李安排到了宿舍，三居室，一间房两张床，里面的几个人都跟我打招呼，看样子都不像善茬。晚上去了黑玫酒吧，在后台等老板，男男女女的从我身边经过，我有点紧张，不停地抽烟。王鹏说老板叫李朝飞，洛阳的，人挺好，最重要的是王鹏替他挡过一刀。 

我坐到半夜，睡过去好几次，有两个包厢公主看我面生，老塞给我零食吃，妆浓，普通话很别扭，要在平常我不太能看上这种女孩，可聊了几句发现她们都挺可爱。夜里一点多，王鹏气喘吁吁地拍醒我，说赶紧过来。我们到了一个大包间，人都散得差不多了，中间坐着一男一女，那男的就是李朝飞，女的是他老婆，夹着一根细烟，很优雅地抽着。忽然有种被面试的感觉，我更紧张了，下意识地把那两根残缺的手指握在手心。

 李朝飞径直地上下打量我，王鹏凑到他身边嘀咕了一句，他点点头，指了指身边的座位，我赶紧过去坐下。

 “你是安阳嘞？”

 李朝飞一开口我就放松了，地道的乡音啊，我都快感动哭了，不住地点头。

 “之前犯过事？” 

“捅人，没捅死，那会儿年纪小，也没重判。”我把话说得掷地有声，心想你不就是想要狠人吗？老子够狠！

 李朝飞却摇摇头说：“现在查得严，一般犯过案的都不敢用了，怕出事。”

 我看向王鹏，他没啥反应，李朝飞的老婆开口了：“小伙子多大了？” 

“二十一。” 

“好年纪，以后好好干吧，我跟老李的为人大家都清楚，不会亏待你。” 

“谢玫姐。”王鹏捅了我一下。

 “谢谢玫姐。”我噌地一下站起来，鞠了个躬。

 大家都笑了，李朝飞递给我一杯酒，“以后脑子机灵点儿。”

 我接过来一饮而尽，李朝飞也喝了一杯，歪歪斜斜地站起来往门外走，王鹏又捅了我一下，我赶紧跟过去。

 在卫生间，李朝飞问我驾照考得怎么样，我有些诧异，心想你心里都清楚，干嘛还搞那一套。

 “考过了，上路没问题。”

 “以后你就给我开车了，我就一个要求，好好开，别出道儿。”

 我愣愣地点了点头，觉得这人真复杂，话里有话。 

不知道是李朝飞安排的，还是王鹏安排的，一个小妹跟我去了酒店，活儿真好啊，蹭、摸、舔、揉，我弄了三次。之后，我就负责给李朝飞开车，顶配的奔驰300，一开始路不熟，他就给我指道儿，很耐心，从没发过脾气。几个月下来，我跟李朝飞也喝了两回酒，中年人好像都这样，一喝多了就开始吹，从小时候说到现在，一套一套的人生哲理，特滑稽。

我也渐渐摸透了环境，李朝飞有两家酒吧，一家超市，和其他几家装修公司。装修公司几乎都是玫姐在管，而王鹏就负责给玫姐开车。我跟王鹏打探过其中的道道，他只说玫姐家有背景，别的再不愿意多说了，也不许我问别人。

 “他们这种人，蹚的水深。咱们这身份说白了就是挡刀的，但你记住，能挡的就挡，不能挡的就跑，可别把命搭进去！”

 道儿，王鹏都给我指明了，我也没啥操心的。大多时候，都在两个场子里跑，李朝飞上去应酬，我就在后台等，闲的时候也去喝酒，不坐卡座，啤酒随便喝。车座底下放着刀，一开始我挺紧张，每次进停车场都小心翼翼的，生怕突然窜出来一帮人。时间一长也就不怕了，心想该躲的躲不过，遇见了就跑，跑不了就拼，拼不过就求饶，有什么大不了的。 

场子里乱，但乱而有序。那段日子我过得挺自在，一发工资我就寄给姥姥，急赤白脸地让她保证别再去捡破烂了，有两次她说漏了嘴，还是每天出去干活，我把她训得很小孩似的，训完就开始内疚，想道歉。我知道，姥姥把钱都给二妮了，她上学要用，这也是我的本意，但彼此都没说透过。 

我年轻，又得老板重用，在场子里混得挺开，交往过几个女孩，也试过真心相待。怎么说呢，大家都算风尘中人吧，了解彼此人生里较为不堪的那一面，所以都没长久。相识方式是一个基础，或者说，我们都还不够坏，还都期待着走出边缘的生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哪怕是在图书馆相遇的两个坏蛋，也比在酒吧后台认识的两个有情人，看起来更可靠一点。 

我开了将近两年的车，没回去过，心里还是憋着气，不知道怎么面对二妮，过年时托王鹏带过去一堆年货，姥姥就托他给我带烧鸡。我跟李朝飞去了次他的老家，玫姐没露面，听说去日本旅游了。

那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家庭，热闹，李朝飞的家人没因为我是个司机就怠慢我，使劲劝酒夹菜，河南人就这样，好客，生怕你放不开。回来时又沿途逛了几个景点，我俩在岳阳楼喝了不少黄酒，李朝飞突然问我能不能帮他办个人。多么熟悉的一幕啊，我酒都醒了，用大拇指搓着那两根断残的手指，点了点头。 

“您对我怎么样，我心里清楚，要办什么事，说话就行。” 

李朝飞笑了笑，很复杂的笑，有点苦涩。他总是这样，在没有威胁感状况下，让人摸不透。过了俩月，李朝飞都没再提过这事儿，我以为他那天喝醉了，瞎说的。可他突然要我一起飞趟北京，去秦城监狱探监。

我没进去，就在门口等，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出来了，神情有点慌，一路上都不太说话。我有预感，他真的要我帮他办事儿。我心里打定主意，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先应着，等真要我办事时，我就跑。行李都收拾好了，等李朝飞的命令一下，我就去云南，听说那儿的蘑菇好吃。可李朝飞始终没开口，他莫名其妙地死了，死在家里，说是煤气中毒。

李朝飞一死，玫姐就把所有产业都盘了出去，拿着钱移民了。然后王鹏让我跟他一块开赌场，我问他得多少本钱，他说前期的话三十万足够了，我又问他哪儿来的三十万，他笑了笑说，捡的。

 赌场设在光明区的一栋筒子楼里，四周都是城中村，外地人多，比场子里还乱。我俩也认识了一些不着调的人，就一个个联系过去，套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那几天说话说得缺氧。一起干事的除了几个小弟，还有俩女孩，就是我刚到黑玫给我零食吃的那两个，一个四川的，一个福建的，她俩也拉来不少人。

四室两厅，大厅摆着几台最新的赌博机，花了大价钱从华强北买的，两个大房间里都摆了台子，玩梭哈和斗牛，我们抽水。一开始还找了托儿，勾引客人在旁边加注，后来人多了，位置都抢不过来。另外两个小房间是小四川和小福建的，玩累了，就进去放松放松，我们不抽她们的水，纯属商业互助。

这俩姑娘感动得不行，主动做起饭来，每天都去菜市场买菜，做好盛到盘子里，挨个问客人吃不吃饭，特暖心。王鹏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小箱叶子，谁输得多了，一声哥带着一根叶子递过去，风平浪静。这几项特殊服务加起来，能横扫深圳所有的小赌场，生意好得不行。

 暴富的滋味，挺膨胀的，拉开衣柜门，一叠一叠的钱就倒出来。同时也害怕，来往的人多，惹得邻居投诉，物业还上门过。干了一年，我跟王鹏一合计，决定挪窝。反正客户资源都有了，不如抓着真有钱的，施行邀请制，往上提一个档次，这样对谁都好。我们把小四川和小福建也劝退了，还是怕有天出事连累到她们。

散伙的时候，俩人哭得跟泪人似的，我在桌上放了两摞钱，俩人就抱着钱哭，非要嫁给我俩，我笑得肚子抽抽。临走前还一起逛了逛万象城，我们虽然挣了些钱，但从没来过这地方，总觉得那儿特高级，走进去别扭。不得不说，在贵的地方花钱感觉真不一样，我们有点报复性消费的意思，跟王鹏一人买了两套衣服，阿玛尼的，给俩女人一人买了一个古驰包包，又吃了顿大餐，活像俩包了小蜜的富二代。

 新地方选在梧桐山，装修的那段时间，我托老家的熟人办了通行证寄过来，跟王鹏去了香港和澳门。我喜欢香港电影，尤其是杜琪峰，但这么一去吧，还真有点幻灭，跟小时候见了传说中的漂亮女孩一样。澳门好玩儿，我们住进一家赌场玩了一个星期，主要想学习人家的模式，王鹏写了大半个笔记本。

然后姥姥打来电话，说二妮准备订婚，对象是她同学，家是忆往镇旁边一村儿里的，穷，但人靠谱。我想了想，就借着这个由头回去了。

 我跟王鹏先飞到郑州，又搭车到了忆往镇，在新区的4S店提了辆大众朗逸，直接开到了订婚现场。姥姥看见我就哭了，我也想哭，但人多，不好意思，就使劲憋着。二妮化了妆，挺漂亮，妹夫一看就是个踏实的人，看见我拘谨地叫了声哥。亲戚问我干什么呢，我就说在深圳包工程，他们说很赚钱吧，我就点点头。

王鹏比我还会装，说自己在搞金融，日进斗金，很多客户都是香港人，说着就把腕表露出来，那是在香港买的百达翡丽，见我盯着他笑，他脸红得猴屁股似的。跟二妮还是没说话，她不开口，我也不开口，散场时把车钥匙扔到桌上：

 “外面那辆车，送你俩的。”

 她嘟囔着嘴头也不抬。

 我不愿意回家住，跟王鹏在国宾大酒店开了套房，姥姥说我作，我把她也接来了，又去商场从头到尾换了一身儿，要不是我干的事见不得光，我真想把她接走。

 王鹏打听到了王婧的消息，难受了好几天。王婧没上大学，高中毕业后没几年就结婚了。忆往镇就是这样，很多家庭还是觉得女孩不金贵。王鹏是真喜欢王婧，但当年被老黑打断腿之后，觉得丢人，自尊心也强，一心想着混出名头后报仇，就那么走了，到了也没说出心里话。王婧家在以前的纸厂家属院，一排很破的居民楼，我俩傍晚时过去，手里拎着东西，开门的是一个眼镜，戾气很重，问找谁。

 “王婧在这儿吗？我是她老邻居，好几年没见了，过来看看。”

 眼镜瞪了我们一眼，回屋去了，过了一小会儿，王婧走出来，穿着褪了色的吊带睡衣，缩着肩膀，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伤。她看着王鹏愣了愣，叫了声哥。我从没见王鹏那样过，眼神跟死了一样。回去的路上，我说要不把那孙子揍一顿吧，王鹏摇了摇头，我想也是，人家已经成家了，再怎么喜欢，自己也是个外人。

 晚上我俩在烧鸡街的夜市喝酒，旁边坐了桌高中生，一个女孩露着两条花臂，我多看了两眼，那女孩冲我吐了口烟，骂了句，看你妈呢！我笑了，王鹏心情不好，回骂了一句，对方直接摔了啤酒瓶，玻璃碴子崩了一地。就那么干起来了，他妈的，那帮小孩真下死手啊，被打趴下了还不认怂，爬起来握着肉签子愣往身上扎。那情况，要么也下死手，要么跑，我俩一对视，扭头蹿吧，蹿到宾馆，姥姥问怎么累成这样，我俩羞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太丢人了。

 这就是我的忆往镇。该放下的，不该放下的，都会如烟飘过。可我仍爱它，被迫的爱，我在这里生长，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的面，怎么能不爱呢。

 后来，王鹏闪婚了，女孩有点像王婧，深大的研究生，也不知道怎么勾搭上的。俩人去欧洲度蜜月，我在梧桐山看场子。那会儿梧桐山还没啥人，上下都不方便，我们弄了两辆商务车，管接管送，不允许自己开车，怕被人跟踪。我给自己定了个规划，挣够三百万就收手，回到忆往镇随便做点什么小生意，安稳过一生。可人生要是能够事事如意，那还叫人生吗？ 

门被踹开的时候，我在二楼，听见楼下不对劲，推开窗户就跳了下去，关掉手机，往山里跑。躲了半夜，估摸着他们撤了，就顺着河准备下山。走到大望桥，前后都闪起了警灯，人不多，两辆车，四个人，就是为了堵人，估计也没想到真能堵到吧。那一刻，世界很安静，河风吹过来，芳草凄迷，我摸了摸后腰的枪，想拼一把。

这个念头潮起潮落，身上发烫。我眼看着警察越逼越近，心里不停地起伏，一直退到桥杆那儿，悄悄把枪拔出来，丢进了深港水库，我认栽了。

 说到底还是太猖狂了。我们刚搬到梧桐山时，在莲塘那边也有一个新场子，拉我们的客户，还砸了我们一辆车。我带着几个人摸到他们住的地方，一窝端了。拿的枪，用的刀，刀刀见血。后来那老板找我们谈，我跟他说：“我是小地方出来的人，从小身子骨硬，命苦，跟我拼命，值得吗？” 

那人什么都没说，走了。到头儿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举报的。 

第二次蹲大牢，八年。

 之前商量过，谁没进去就保谁，那几个小弟也够意思，没把王鹏供出来，其实他们供不供无所谓，都是打工的，判不了多长时间。我们都按规矩安排，也按规矩被安排。八年呐，发懵，至今想起来都发懵。当时就收手的话，那点儿钱也够我在老家花一段时间。刚进去的半年，啥也没干，净后悔了，但后来想开了。

“后来”真是个神奇的词语，仿佛可以衔接一切变化而不突兀，其实都是时间的功劳。没法想不开，要不然还能怎么办？去死吗？号儿里连勺子把都是塑料的。当我在刑警的注视下光着身子蛙跳的时候，就安慰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因为有时间。时间不会解决问题，但会让问题过去。 

我在里面读了本书，叔本华的《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一个湖南的知识分子给我的，我进去的时候他还有十五年刑期，眼里都没光了。他说这本书能让你想开点儿。我很仔细地翻看了一遍，绝大部分看不懂，能看懂的也觉得没意思，唯一记住的一段，大概是说监狱里的夕阳和海边的夕阳没有差别，差别全是自我赋予的，这句话击中了我，仿佛触摸到了自我之外的什么东西。说不清。

 这事儿没敢跟家里说，王鹏只说安排好了，也没问他用的什么借口。他一开始俩月来看我一次，广东的公务员黑啊，一次一万，后来收得紧了，给钱也没法来，就托人捎东西，那几年吃罐头吃得恶心，人倒是胖了。不知道王鹏在外面干什么，会面和信件都有人盯着，不敢问，但估摸着，他混得不错，生了俩孩子，一男一女。有段时间我想过，要是王鹏被抓进来，他会把我供出来吗？反正心里挺怀疑的，怀疑一切人类，甚至怀疑世界的真假。

 我的人格障碍开始加剧，整个人有种强烈的抽离感，尤其是放风的时候，地阔人多，干什么都跟做梦似的。我亲眼看见俩人在洗澡间打架，一个人掰折一段水管插入另一个人的小腹，拔出来时带着肠子，这么刺激的场面，按说我至少得心跳加速吧，可连个屁感觉都没有。有时候夜里醒来，我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中想事情，倒能想得心兵四起，满怀杀意。反正就是对生活失去了真实感，生命不咋鲜活了。

 在里面没出什么乱子，减了一年刑。接风晚宴安排在晚装空间，现场很吵，吵得我都忘了自己的存在了，就坐在那儿发呆，别人敬酒我就喝，跟我说话我就点头。之前的小弟都不见了，除了王鹏和他老婆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想说为了什么什么而付出了青春这种屁话，其实就算不为了什么，青春也留不住。就是快出来的那段时间，我开始惶恐，不知道出去该怎么生活，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王鹏问我要不要回家一趟，这事儿问到了我心坎儿里，我没吭声，他说我姥姥得了老年病，不咋认人了，前几年他都给家里寄钱，后来二妮就不让他寄了，二妮有了孩子。 

“我没瞒二妮，照实话说了，这事儿时间太长，瞒不过去。二妮怎么跟咱姥姥说的，我不知道。”

 “估计是说我死外面了吧。那还回去啥？不回了。”

 新手机的屏幕跟手掌差不多大，我不太会用，就不停地拍T台上的模特，换壁纸玩儿。隔壁有一桌儿人，最边上是个穿米色西装套裙的女孩儿，说不清漂亮到什么程度，反正气质跟别人不一样，仿佛有光，看着舒服。那女孩起身去卫生间时，旁边那男的悄悄在她的酒杯里放了什么，这事儿以前经常见，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站起来去卫生间堵住那女孩，说你的酒里被人放了东西。她很奇怪地看了我几眼，啥也没表示，接着喝酒去了。我站在原地跟傻逼似的，有点尴尬。王鹏跟过来，拍拍我的肩说都安排好了。

 散场时，我喝得脚软，俩女孩扶住我往车里钻，那女的又突然跑过来，说了什么我没听清。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的床上醒来，刚注册的微信里多了一个好友，名字叫夏芽。身边那俩女的还说，夏芽给了她俩一千块钱的小费，让她们好好照顾我。这就我跟夏芽的相识过程，她给了我一些真实感，还给了我一些希望，在我百废俱兴的人生初刻。我跟她交过心，我说接近她是因为她好看，她说接触我是因为我看着不像好人，以互相利用为基础，还挺牢靠。

 深圳的金融公司多，夏芽在一家私募公司当业务员，卖理财产品，年化百分之四十，提成百分之十，公司倒是个大公司，维持了五年的庞氏骗局，崩盘时都上报纸了，一帮投资人坐在政府门口抗议。

王鹏具体都有些什么生意，我没问，他也没说，给了我一间小酒吧，在东门，还安排了房子，在我头一次从深圳北站出来，看到的那座蓝色大厦里。可能是在里面呆傻了吧，脑子跟不上，位置是那么个位置，但生意上的事儿不太能插上手，有些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王鹏老婆一个月过来算一次账，感觉有我没我都一样。

 一天晚上，夏芽问我能不能解决麻烦，可以给钱，我想了想，带着店里的几个小伙子就过去了。那几个人就在夏芽家门口蹲着，看样子也是社会人，打了起来，完事还帮她搬了家。夏芽说都是以前的客户，老板跑了，公司倒了，客户拿不到本金，就来找她。

王鹏听说了这事，把我叫出来教育了一顿，说我岁数都不小了，别再去管那些事儿了，我就盯着他看，看得他不好意思抬头。我怨王鹏，你倒是进步了，高级了，我在里面呆这么些年，怎么跟你比？

 后来夏芽又打电话给我，说还是有人跟着她，我又使唤店里的人出去办事，有个孩子不愿意去，跟我犟，我抽了他一巴掌，他还想还手，我就没留情，把他干进了医院。然后才知道，那是王鹏老婆的表弟。我在医院走廊坐着，夫妻俩带着孩子来看病号，经过我时连眼睛都没瞥一下。

 从那以后，我不去酒吧，也不打算跟王鹏联系了，去市场买了西瓜刀和小凳子，在夏芽家门口坐了一个星期，其间来了几波人都被我吓跑了。这是我们关系的第二层，她给我归属感，我给她安全感。

 夏芽手里有一笔钱，买房子够付首付，但她挑了几支港股，说稍微涨一点儿再买房结婚，去冰岛拍婚纱照，那会儿她刚三十出头。或许市场真的是公平的吧，几支股票一涨一跌，直接跌到了五分钱，又五十股合一股，再跌到五分，钱全打水漂了。夏芽急得哇哇叫，我看着电脑上的K线图，太阳穴突突往外蹦，实在是搞不懂这世界，怎么赚钱赔钱在一瞬间就完事儿了，连个水声都没有。 

可夏芽是个要强的女孩，赔钱了就立马挣，天天往香港和日本跑，当起了代购。我就天天呆在家里，每天六点半准时起床，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改不了，起来先把家里打扫一圈，随便吃点什么，然后打开电脑玩QQ斗地主，玩一整天。时间一长，我俩开始吵架，她让我去找工作，我说我现在这状态，高不成低不就的，不知道干什么。

 “去找王鹏呗，都是兄弟，说两句软话，他还能不留情啊？”

 我俩的核心矛盾，从这句话就能看出端倪。她觉得能放下的事，我放不下。她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我做不到。 

我那段时间确实迷茫，不知道干什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家里，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我加了二妮的微信，但没说话。同时，抽离感越来越强了，夏芽也发现了我在人多的地方总是沉默，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说我活得不够真实。这种感觉，不求别人能懂。

 渐渐地，我的人格缺陷又开始在夏芽身上反复驰聘。有次我突然问她，你第一次是从前面还是后面啊？问这句话没别的意思，就是为了刺激她。这句话之后，我们俩冷战了半个月。

后来一吵架，我就从这个角度攻击她，我说，你以前卖那么多产品，就没有为客户献身的时候？那晚在酒吧，我要不提醒你，你是不是就跟人睡了？她被我逼得用头撞墙，她撞完我撞，房东来收租时，摸着壁纸上的坑说，你们得赔啊！

 一般情况下，吵完架是冷战，冷一段时间，就抱着哭，她跟我讲她的事，我跟她讲我的事，都挺不容易，互相抹抹眼泪，说再也不吵了，好好活着，然后还是吵。这是我俩的第三个阶段，相爱和折磨。

 这么看来，一切都是必然的。她必然会对我失望，必然会打掉孩子，我俩也必然会分手。夏芽怀孕的事没跟我说，打完后跟我算了一笔账，说深圳这地方，从孩子出生算到上大学，大概要花费三百多万吧。暂时养不起。她说。

 我俩分手的那天，也特不真实，天很闷，乌云压顶，我搬着两个箱子走到楼下，人都是飘的，夏芽在楼上大喊：你混蛋！我又搬回了原来的住所，王鹏看过我几次，没提之前的事，也没话说，每次来都抽两根烟，留下点钱。

我就靠着那点儿钱活着，几乎不出门，好像在等，可压根又不知道在等什么。直到去年的4月1号，我跟夏芽分手三个月，二妮告诉我姥姥去世了。我挂了电话后，忽然想起当天是愚人节，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尽管我觉得没人会开这样残忍的玩笑，再次确定这件事也相当的残忍和幼稚，但我还是愚蠢地又问了一遍，二妮很愤怒，她也骂我混蛋。

 我走到一个公园门口，茫然四顾，给夏芽打了电话。

 “你吃晚饭了吗？” 

“没有。”

 “要不你过来找我，我给你做饭吃。”

 “行。”

 夏芽给我做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酱油拌菜心，我大口地咀嚼、吞咽，活似一头禽兽。夏芽在一旁看着我吃，我跟她对视，她笑意盈盈的目光左右闪躲，立刻多了泪光，起身去了阳台抽烟。

 我放了碗筷，走过去问：“最近有什么安排吗？”

 “我要结婚了。” 

我看着楼下的万家灯火，很诧异。

 “刘放，你真的挺混蛋的。”

 我俩又沉默了会儿，回到屋里打开电视，开始喝酒。 

“你必须得结婚吗？”我问。

 “必须，必须结婚。”

 “为什么？”

 “一个人活着太难了，有个人作伴，总会好受些。”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夏芽说她困了，让我在沙发上凑合一宿。我把她家里的酒都喝光了，不知觉睡了过去，然后听见夏芽轻轻叫我，让我躺下好好睡。我说不用，扭头看天快亮了，就拉着她去阳台看日出，可朝阳赖在灰蒙蒙的云层里始终不露头，我们又开始做爱。

 当我竭力冲出最后一击时，在她耳边轻轻说：“夏芽，我姥姥去世了。”

 她开始嚎啕大哭，不知道是为我姥姥，还是为我们俩。

 我买了最早的高铁票，夏芽送我上的车。从鹤壁下车，又坐班车到了忆往镇后，我先去了菜园巷，那儿已经完全变了，混凝土铺成的地面很平整，原来的老房子都改成了独栋小楼。听王鹏说二妮考上了公务员，在税务局工作，把老院子卖了，搬进了忆往镇新区的小区房。

 我出了菜园巷往南走，经过无水河时，看见有个早餐棚子，进去要了碗胡辣汤，一盘油饼，老板娴熟而热情地装碗端盘。我看他有点眼熟，有点像老黑，但不确定。我走过无水河，走过我的初中，走过种子公司往西拐，走过了双桥，看着仿佛熟悉的街景，往日种种一块块吸附在我身上，闷得我透不过气。 

我问了几次路，终于看见了一块仿汉式的牌坊，上面镌刻着“安宁宫”三个楷体字，用这个名字称呼殡仪馆，怎么都觉得瘆得慌，潜台词像是在小心翼翼地祈求死去的人不要惹是生非，快快离开。往里面看，几栋平房的门窗瓦饰，檐端结构也都是仿古而建，也很怪异。

门卫引我到了灵堂，二妮一家三口，还有她公婆以及她姥姥姥爷都在。姥姥的遗照摆在中间，遗照下面是冰棺和供桌。二妮的儿子已经很高了，看见我叫了声舅舅，一点也不生分。前段时间，我想过带夏芽回来一趟，告诉姥姥我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可我们的争吵太频繁了……

 “哥，几点到的？也不打个电话，我们过去接你啊。”妹夫掏出烟盒递给我一支，又压低声音说：“人走得很突然，我们都没料到，所以就没来得及跟你提前说……”

 “她走得难受吗？”

 “不难受，老人家是个有福报的人，去之前清醒了一阵儿，叮嘱不让大办，也……也问了你。”

 我在蒲团上跪下来，磕了三个头，然后推开冰棺门，姥姥的尸体冒着寒气，或许是化了妆的缘故，脸上有温润的血色。我哭了。工作人员把姥姥抬上铁床，在我们的注视下，缓缓推进了火化炉，等出来时她变成了一堆白色的灰，还有几块骨头没有烧化。恍惚中，我应着旁人的指令，用夹子把那几块骨头拣进骨灰盒，工作人员把剩下骨灰装了进去。

我捧着骨灰盒走出安宁宫，坐上车，去往南山。在路上，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场梦，扭头问二妮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你家的房子，奶奶给你盖好了，但还没装修。她知道你不想回来，一直没告诉你。”二妮哭着说。

 “她哪儿有钱盖房？”

 “我出的钱，这钱不用你还。”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通红，“我上大学的钱是你给的，就当还你了。”

 “她还说什么了？”

 “没了。”

 在广州坐牢的时候我终于逐渐地明白，二妮并不是因为我的不成器和我家那个不成器的煤气罐而恨我，过去的事情无法令我们产生隔阂。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我离开了忆往镇，就代表了她得留下来照顾姥姥，而我是一个混混，她是名牌大学生，远方更应该属于她。

可我却自私地将远方占为己有。到了南山，我们把姥姥安葬在离爸妈、叔叔婶婶的墓不远的位置，磕了几个头，又哭了一会儿，我拿着二妮给我的钥匙，一个人去往老宅，那个曾经令一家四口全部殒命的地方。我又涌出那种无处寄托的思念，正好夏芽打来了电话。

 “姥姥的事怎么样了？” 

“已经弄完了。” 

“你也别太伤心了，以后都会好的。”

 “夏芽，我想家了。”

 “你不就在家里吗？”

 “我们结婚吧。” 

“别说了刘放，你别再说了。”

 到了老宅，用钥匙拧开大门，里面是三间新建的毛坯房。我走进去，然后开始哭，像那晚的夏芽一样，嚎啕大哭，哭得五脏俱忧，呈深灰色，和这几间毛坯房融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