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行人被沙尘暴眯得睁不开眼。我家楼下那娘们儿，一听我大姐离了婚，就急忙夹上相册往我家里跑。

那娘们儿一身宽松的红绿花衣服，像个大彩椒，走起路来两只脚往外撇，直兜风。两枚巨大的金耳环，把她耳垂儿坠得老长，像是哪个非洲部落传下来的陋习。那娘们儿紧靠我母亲坐在小屋床沿，一条腿盘在另一条腿下面，整个人向母亲身上斜倚过去。相册被她高高垫起，每一页都粘着一张男人的半身照片，相片右侧列有男人的简介：姓名、身高、职业、收入，最下排写着一行求偶格言。那娘们儿边翻相册边舔食指指头，好像在咂摸相册里那些黄种男人的滋味。黄种男人对这行为并不介怀，只是保持僵硬的姿势一个劲儿地微笑。

那娘们儿说：“这些可都是日本人，你大姑娘要是嫁过去，您老可就发了！”

几天前，一辆倒骑驴载着一台比我还高出一头的音箱，从铁东往铁西我家运。那天，母亲没跟楼下那帮老太太闲扯，而是拉着我到楼口街角等我大姐和那台音箱。东北五月暖气撤去，屋里阴冷，街上刚发嫩芽的柳树被沙尘暴吹得发狂。母亲怕我眯眼，把自己的花头巾扣在我的脸上，把我打扮得像个尴尬的小姑娘。一开始我还想扯下来，等我们走到楼口站在街角，风卷起沙子打在街头IC电话亭，发出噼啪声，我才停下手里的动作。

这鬼天气，人力车夫蹬得十分费力，大姐的到来比母亲预想的晚了许多。这工夫里，母亲推测起大姐迟到的原因，她自言自语，说，这么晚，是不是你大姐调头回去复婚了。母亲想打发我回家，守着根本不会响起的电话，随后她又立马担心我复述不清，想拽着我一同回家，仿佛我大姐没按时到达就意味着婚也没离成，而继续等待就意味增加风险。我没推翻母亲的猜测，也没告诉母亲，大姐迟到的唯一原因只能怪天气。母亲心中一定明白，不必给她一个继续等下去的理由。她眯着眼在风沙里寻觅，五月的风沙让母亲的眼角红了，她一手揉眼睛，一手攥紧我。我俩站在街角，一直等待。

那时的等待好像没有尽头，特别是对一个脸上扣着花头巾的小学生，我感到十分的不耐烦，以至于我一看见街角转过来的倒骑驴，就几乎兴奋地尖叫出来。而母亲眼中迸发出的光彩片刻间又转为哀戚，仿佛是在责备她自己的兴奋。这是我多年以后才体会到的。

人力车夫蹬到我们近旁，他歪戴褪色迷彩帽，通红脖子上褶子重重叠叠，油汗顺着黑脸往下淌，和油泥一起嵌进褶子缝隙，像黑土地肥沃的垄沟垄台，能种出粮食。他紧紧帽子嘴里抱怨，说，这大风天，拉这破音箱，费老劲了！可他抱怨并没有增加运费，报酬还是事先谈好的那么多。我大姐从三轮车跳下来，母亲上前扶她，说，回家唠，风大，嘴里都是沙子。那台音箱外皮是黑色的，被沙尘暴裹上一层土灰，显得焦黄。常坐在楼下闲扯淡的那帮老太太都说老黄家添了一个大件儿。可她们不知道，那是我大姐离婚时分得的唯一财产。

母亲身子往后一窜说：“这不是卖闺女么？”

那娘们儿挪动屁股贴上母亲说：“啥卖闺女，这你就不懂了吧，黄大嫂，这叫涉外婚姻！咱这头要是相中，再把相片给日本人看，两边都满意，那头就来接人，给你家彩礼，懂不懂？彩礼！”她那两枚直径巨大的金耳环随着她的嗓音剧烈晃动。

母亲问：“那他们不在日本找，跑这来干啥？”

那娘们儿说：“小日本矮，喜欢来咱这找大高个儿。”

母亲问：“这么老远，以后挨欺负都没个娘家人照顾。”

那娘们儿笑道：“咱还怕这个？就日本人那小体格子，你一杵子，都能给他怼一跟头，还敢欺负咱孩子？”那娘们儿说完自顾自爆发出一连串金属撞击似的笑声，然后接着又说：“而且这日本男的比咱们实得多，钱都给媳妇儿管，过两年不满意再离呗，怕啥的。”

笑声并没有传染给母亲，母亲把相册推开说：“怕我姑娘没那福分，前两天，我去给她算了一卦，老仙儿说我大姑娘这辈子得喝五家井水。”

那娘们儿说：“啥五家不五家井水的，别迷信那些，这年头小鸡刨食儿，自己管自己，能抓钱才是真的！”

母亲说：“还是太远了，太远了。”

那娘们儿说：“黄大嫂你当个事办，现在都下岗，工作不好找，就是不下岗的效益也不好，我要是给你大姑娘介绍成了，你家不也多条活路，我也算积阴德、当雷锋做好事了，咱俩家楼上楼下住着，知根知底，这我才第一个想起你黄大嫂！”

母亲说：“哎呦，那我可谢谢你了！”

母亲支使我去给那娘们倒杯热水，那娘们大嗓门儿在我身后直嚷嚷，说，给我一舀子凉水就行，我性子急，热水半天喝不到嘴里，不解渴！那娘们两手端着水舀子咕噜噜饮了一大口，大滴大滴水珠浇在红绿花衣服上，洇湿的地方更显鲜艳。

我问：“妈，啥时候把我枪要回来？”

就在母亲给我大姐算命的那天，李婶也跟着去了给她老公算上一卦。从老仙儿那一回家，母亲就把我的玩具枪借给楼上的李婶。母亲告诉我，李婶借枪去打乌鸦，让我听话不要乱闹。一想到这我就生气，我想肯定是母亲又假大方跟李婶说，没事，拿去使吧，啥时用完啥时还。这工夫，母亲不好意思张嘴要回来。

母亲说：“你听话，妈在这谈正事呢。”

那娘们儿顺手把水舀子递还给我。她说：“日本玩具可老鼻子好了，你大姐要是嫁日本去，啥玩具都能叫你姐夫从日本给你捎，黄大嫂你想闺女，也能去日本探亲，在日本养老可老鼻子好了。”那娘们儿越说越高兴，一舀子水喝掉大半，当时我气得真想将剩下的水泼到她身上，灌溉她衣服上的红花绿叶。

我说：“不的，我就要我那个！”

母亲说：“你看这孩子今天咋这么不听话呐，让人家使使能咋的，一上午不干正经事，净在这吵吵，你上那屋待着去！”

我拿起水舀子走进厨房，连水带水舀子都丢进水池。水舀子打到筷子笼，竹筷子哗啦啦弹起，掉在地上，掉进水缸。罩在厨房窗户用来保暖的塑料布还没拆掉，透过这层塑料布往外看是一个浑浊的世界，浑浊的锅炉房，浑浊的煤，浑浊的树，大千世界浑浊成一片，区分不清颜色，像滴在水里的各种颜料，最终都含混不清，呈一片黑色。我将那塑料布撕开一个口子，打开窗户。

那年月，集中供暖还没推广，城里到处点缀着小锅炉房。我家楼对面就是一座小锅炉房，红砖垒的二层小楼，黄油漆铁栅栏围的小院。一入冬，院里就堆起一座黑亮的煤山，供整个冬季燃烧。十月份一飒冷，站在楼上就能看到蓝工装的工人手推小推车，一车一车把煤山推进锅炉，沉甸甸的煤山，在东北干裂的北风里，化为单薄的烟灰，转瞬又落得一地渣子。

只可惜现在是五月，暖气撤去，煤山早被掏空，货真价实的夏天还没来到，东北最冷的季节。那乌鸦就落在锅炉房顶。

我家住在三楼，我和乌鸦几乎平视。从窗户望出去，这世界的风正卷集这世界的灰尘和沙土，锅炉房、煤山和柳树的模样没有因此变得清晰，只给我呈现另外一种浑浊。尽管隔了好多年，又得透过沙尘暴，我依然记得阳光下乌鸦清晰的羽毛，它以固定不变的姿势注视着我们这栋楼，它那无动于衷的眼睛冷静得没有半点儿感情。

在混乱的世界里，冷静是吓人的。而显得比别人冷静就简直是罪孽。

我大姐回家的第二天，母亲拿抹布给音箱擦灰，土灰里有细密的石子，母亲一抹布下去，给音箱划出两条清晰的白道子，母亲心疼得够呛。她放下抹布，改用扫床的刷子扫，母亲被灰呛得咳嗽、揉眼睛。半天，扫过一遍，她红着眼睛拉起我，说，知道了，去找老仙儿算算。

所谓老仙儿其实只是个尊称，老仙儿根本不老，只比我大姐大几岁，而且仙儿不仙儿的，我也不确定，总之母亲认为她很准。母亲认识她是因为有一天，她撞见楼下常闲扯的一个老太太提着一兜儿毛桃回家。母亲问她，这玩意儿又酸又涩，咋吃？那老太太说，不是吃的。这句话说得神神秘秘，一转身她就消失在楼道的阴影里。母亲稀里糊涂，过后才打听出，是铁东的棚户区有个老仙儿专收毛桃核，做手串用。母亲和我笑说，这老太太还怕咱抢她生意呢。

母亲下班回家，也就是从别人家收拾卫生回来，带我去街上桃树丛里捡毛桃。烂在土里的褐色毛桃，比较软很好掰，赖在树上的毛桃就硬一点，母亲可以握在手里两个大拇指一压掰开，而我就得用刻刀剌个口子再掰。我问母亲，桃核卖给老仙儿后能买玩具枪么？母亲说，能卖出去就买。母亲推着自行车回家，我坐在后座上，两条腿当啷着怀抱一大兜儿桃核，有些残存的桃肉嵌在桃核缝隙里，我就用手去抠。母亲告诉我，不用，回家用牙刷刷吧。

铁东的棚户区重重叠叠，用红砖、青砖、灰砖垒的单薄墙壁，盖着蓝铁皮、白铁皮、黄铁皮，巷子里流淌着经久不息的生活污水，空气里有引炉子烧胶皮的味道。母亲带我拎着一塑料袋毛桃核走入那片迷宫似的棚户区。

老仙儿坐在炕上，炕对面是一张学生课桌，上面供着仙家灵位。母亲说，是有人介绍来的，听说这收桃核。老仙儿说，也不是啥样的都收，先看看模样吧。无论是现在还是那时，我都看不出桃核有什么区别，要我说，桃核全都一个样，不知道有啥可看的。可母亲听了话，把那兜桃核递给老仙儿，老仙儿把塑料袋倒拎起来，一兜桃核哗啦啦全都撒在炕席上，桃核瞬间在炕席上四散开来。母亲有些生气，她说，你都倒了干啥？老仙儿立马向我们摆手，说，嘘，别出声，把脸盆给我拿来。老仙儿手里捧着脸盆，站在炕席上挑拣桃核，嘴里念念叨叨，速度很快，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她一会儿捡起一个，一扬手又撇了，一会儿又像恍然大悟似的，急忙蹲下捡起身后的某个桃核，我和我妈看了，不敢吱声，有时老仙儿冥思苦想，把桃核死死按在脑门儿上，抉择到底要不要收留这个，她在炕上挑拣走来走去，脚踩在桃核上，毫无顾忌，我光是看着都觉硌脚。末了，老仙儿也就往盆里捡了一小半。母亲说，剩下的也一起收了呗。此时，老仙儿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好像在生气，她一下子跳到地上，把装桃核的脸盆置于供桌，她在供桌前的椅子坐下，双手不住地捧起不存在的水搓脸，嘴里哼哼唧唧，又是一通我们听不懂的话，良久，她才平静地站起来。老仙儿和母亲说，炕上的都不要，你们带回去吧。

老仙儿递给母亲五十块钱，她说，这是仙家的赏钱，领赏吧。母亲说炕上的也一起收了呗。老仙儿叹了一口气，说，胡大仙儿看不上，咱也没招，你没看见我刚才尽力替你说好话求情来着。母亲说，那玩意儿做成手串不都一样卖么？老仙儿听了立马发起火来，她说，卖，什么卖，那能一样么，做什么事但求一个信字，是信用的意思，也是信念的意思，上我不能骗胡大仙儿，下我也不能糊弄找我看病的，做人得讲一个信字。母亲平白无故被教育一顿，我爬上炕，撅着屁股把桃核收在一处，还装进塑料兜里。母亲推着自行车拉我往棚户区的巷外走。母亲说，给你也买个玩具吧。

我关上窗户时，乌鸦还落在那。每天李婶去医院给李叔送饭前都要开枪把乌鸦打飞。等乌鸦飞得看不见了，李婶就拎着饭盒出门给李叔送饭。母亲说，李叔得了癌症，冬天做的手术，过年时恢复得不错，还能一起包饺子，谁承想开春后的一个夜里，李叔睡觉疼醒，第二天去医院复查，大夫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

每天中午，李婶都要准时打乌鸦，几周以来，这项仪式变成我们那栋楼的报时器。母亲一听见枪声，就去做饭，而我一听见枪声，就感到饥饿。我走回客厅，见那娘们儿还没走，她说得多，母亲说得少。李婶打乌鸦的枪声这时响了起来，可那娘们儿还没要走的意思，难道这样的报时器都没能给那娘们儿养成一点习惯，对她竟毫无影响？几分钟后，从窗户我看见李婶往中心医院方向走，今天她双手空空，没带饭盒。我饿了，菜板上是母亲准备做菜的豆腐，我嘴噘成一个圆贴上去嘬了一小口，豆腐的味道给我极大的满足，我再接再厉，几乎把豆腐嘬成蜂窝煤。

在厨房我听见那娘们起身说：“这老太太，你看我都劝你一上午了，你咋一点不进盐精儿，黄大嫂，这都啥年头了，能抓钱才是真的。”

母亲说：“我再考虑考虑，你先别跟别人说。”

母亲终于把那娘们儿送出去。她关上门转身对我说：“净来祸害咱家，有那么好的地方，咋不把自己妹妹也倒腾到日本去，一上午没干别的，净陪她扯淡了。”母亲走进厨房，看见被我嘬成蜂窝煤的豆腐又转笑道：“哟，这豆腐是被哪个小狗偷吃的，炒不了了，拌酱吃吧。”

我说：“妈，你赶紧去把枪要回来！”

母亲弯腰把竹筷子捡起，用水冲冲收进筷子笼。她用手把一截大葱撕碎撒在豆腐上，又抹上一勺大酱，再把豆腐、葱段、大酱拌在一起。她说：“这个点你大姐也应该下班了。”

我说：“妈，你赶紧给我要枪啊！”

我妈说：“别吵吵，等人家李婶用完，还能不还你。”

到最后，李婶没还我枪，母亲也没去要。那是李叔死后的第三天中午，我接到李婶打来的电话，她找母亲去她家。李婶饭前打乌鸦的习惯已中断三天，我觉察到情况起了变化，就催母亲去要枪。我说，李婶肯定早就用不着了。母亲批评我太自私，光想着自己。

母亲带我上楼去李婶家，她光着脚跑出来给母亲开门，又捂着嘴跑回卧室，地上只有一双拖鞋，母亲让我穿，她自己也光着脚走进卧室，在身后留下一串潮湿的脚印，我沿着那串脚印跟进卧室。李婶坐在床上边哭边擤鼻涕，大白天，卧室还亮着灯，卧室向阳，阳光照进来，灯光藏进阳光里，我看见我的枪放在卧室桌上。母亲坐过去，握住李婶的手劝说道，人都死了，也别太难受。李婶和母亲说，中午梦见李叔回来和她哭，怪李婶没给他烧纸牛，因为没烧纸牛，阴曹地府的小鬼儿掰开李叔的嘴把他这辈子用脏的水都灌给他喝，李叔还和她哭，问为啥也不烧纸钱，他说他想随礼都不敢伸手。李婶说，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李叔哭着管她要纸牛，埋怨他人一走就不在乎他。李婶和母亲说，家里这俩钱都给他看病了，死了咋还不消停呢，我寻思火化就简单点算了，谁承想还不得消停，还来闹我。母亲劝她说，你也别闹心，送佛送到西，夫妻一场，既然人家想要牛，就给他烧一个吧，按理来说也有这个讲儿，人家要烧纸牛也正常。

李婶抱着母亲哭，母亲劝她别太伤心，啥事都得往前看。我拿起我的玩具枪，我想这既然是我的枪，我拿起来玩应该不用征得谁的同意，我拿起枪眯眼瞄准，在卧室里晃来晃去，母亲瞪我一眼，我吓得赶紧跑去厨房玩。李婶家住七楼，比我家高出许多，从这里望下去，什么东西的尺寸都缩小了，有种远离尘世的感觉。我打开窗户，寻找那只乌鸦。这几天没有枪声，我也没去关注它，乌鸦早不知什么时候飞走，寻不见了。六月，两棵大柳树十分茂密，阳光晃得锅炉房顶泛起白浪。

我关上窗户，把枪别在我的裤腰上走回卧室，李婶还在那里哭。这一回，我听出来她是在为自己哭，因为她和母亲说李叔死了，她一点都不伤心，反而为他高兴，他终于解脱了，可他这一拍屁股撒手走了，留下她自己怎么办，黄大嫂，你说活着咋这么难呢。我坐在卧室床的另一侧，两脚垂下去晃悠着碰不到地板，那时，在我还没学会感伤的年纪，李婶的心情我不大懂，但我知道在别人难过的时候不能表现得太喜悦，我背对着她们望向窗外，以掩饰我重获玩具枪的心情。天空蓝得辽远，白云慢悠悠划过窗户。

李婶终于不哭了，她送我们出门。我的手压在我的枪上，母亲塞给李婶一百块钱，李婶推辞，母亲说没多还没有少么，咱们这关系你也别嫌钱少，给他李叔买个纸牛烧了吧，啥事都往前看，你还年轻呢，等过了这阵，有合适的再找一个，别苦了自己。李婶一听这话，又哭起来。母亲笑道，他李婶越劝越哭。说完，又用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出了李婶家门，我终于可以拿出枪随便摆弄，眯起眼睛在上下楼道里瞄准，母亲告诉我别光顾着玩，看着点楼梯，当心别摔跤。快下到我家时，那娘们儿出现在我手枪的准星上，仍旧穿着她那身红绿花的衣服，还有两枚直径巨大的金耳环。母亲看见她就生气，问她你来干啥？那娘们儿说，笑话，楼梯让你家承包了，我还不能走了，都是邻居，只许你来，我就不能来关心关心？

母亲和那娘们儿生气，是因为那娘们儿主动去找我大姐说和。那娘们儿给母亲看完相册后，见母亲好几天没动静，就按捺不住自己，去找我大姐说和。那段时间，我大姐刚刚离婚回家，用母亲的话说，大姐每天上午去上半天班；但用我大姐的话说，是去厂子堵厂长要买断钱。我大姐和那些同样没拿到买断钱的同事每天都去厂里等着，他们怕发钱时没在，把自己落下。我大姐中午回家吃过饭，独自躺在小屋里听音箱。母亲说，别光等着那点死钱，下午出去转转，找个活干。我大姐和母亲说，出去能干啥，当服务员端盘子？母亲说，那能咋的，自己干活挣钱，不比谁低气！我大姐说，那多丢人啊，我可干不了。

周末，大姐没在家，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她骑自行车带着我去别人家收拾卫生。楼下那帮老太太看见母亲都说，她黄大嫂，你家都要发财了，还去收拾卫生啊？

这句话说得莫名其妙，刚开始母亲只当作寻常调侃，过后母亲把自行车猛地停住，说，肯定是那娘们儿和别人胡说八道了。母亲继续往前推自行车，边走边念叨道，我都和她强调了别和别人说、别和别人说，嘴怎么能这么松呢。那些天，楼下那帮老太太见了母亲总笑，母亲告诉我，这笑里面有好几层意思。一天，母亲推着自行车回家，我跟在后面走，一进楼口就撞见那帮老太太那好几层意思的笑脸。母亲问，你们老笑啥啊？她们说，恭喜你家呗，她黄大嫂这下可发财了！母亲说发啥财，发面还差不多，天天给人家收拾卫生，上哪发去！她们说，你看看，她黄大嫂还在这装不知道，你大姑娘不是要嫁到日本去了么？母亲说，哪有的事啊，那娘们儿和我提过一嘴，我也没答应啊。她们说，她黄大嫂，你就别瞒我们了，人家都告诉我们了，说你大姑娘都同意了。母亲说，这话可越来越没谱儿，我大姑娘都不知道这事，她同意个啥？她们说，那人家可跟我们都说了日本子就要来接人。母亲厉声道，这不是诋毁我们家名誉么，我根本也没同意啊，我去找那娘们儿对质。

那娘们儿就住我家楼下，母亲说完那话，一扭身走进楼道，又转头喊我别磨叽，赶紧跟上。一进那娘们儿家门，那娘们儿笑嘻嘻蹲下给我俩拿拖鞋，她说，黄大嫂，这几天想通了？母亲说，你少在这装模儿，净在外面胡咧咧，我根本也没同意啊！她说，黄大嫂，我这不是怕您想不明白事，替你着急么。母亲说，你着急那也得我同意的啊，你不能出去啥都胡说啊，这不是影响我大姑娘名声么？那娘们儿笑道，妈呀，这老太太可真会倒打一耙，我胡说啥了，是你大姑娘自己同意的。

那娘们的儿子在小屋里玩游戏机，我偏个脑袋往里面瞧。那娘们儿说，进去和你哥一起玩吧，赶明儿也让你姐夫在日本给你捎一个。我刚要进去看，母亲一把把我拽回来，嗔道，真没出息，就知道玩游戏。那娘们儿劝道，黄大嫂，你也别生气，我这也是为你家好啊，这年头能抓钱才是真的。母亲说，谁让你和我姑娘说了，我自己都没和她说，你就说了？她说，哎呀，黄大嫂，你思想咋这么封建呢，你大姑娘二婚不好找，还都得听你的？母亲说，我是她妈，她不听我的听谁的？她说，黄大嫂，我真没搞明白，就是嫁日本人能咋的，人家那地方人都有钱还有素质，不比咱这都穷嗖的强？你再这么拦着是坑你姑娘。母亲说，我是她亲妈，我还能坑我自己姑娘，我说不行，我看看谁能去得成？那娘们儿的儿子把游戏机的音量调大，满屋子电子音乐，我能想象到游戏机里的小人儿跳跃着躲避子弹，开枪射杀敌人。那娘们接着说，黄大嫂，你要是非得拦着你大姑娘也行，可是你大姑娘自己答应了，人家日本人才同意过来的，你现在平白无故晃人家一下，这来回的路费一万多块钱，得你家赔。母亲说，我给他赔个屁，他自己愿意来的，我给他赔个屁！那娘们儿说，黄大嫂，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大姑娘自己答应的，要不人家能来？母亲说，谁不讲理，谁不讲理，谁也没求他来，我给他赔个屁，再说，她妈我还没死呢！

那娘们儿第一次来我家摊开相册介绍日本人的那天，母亲被耽误了没去人家收拾卫生，李婶中午去医院送饭没带饭盒，我饿得发慌把豆腐嘬成蜂窝煤，我大姐回家很晚。她回来时，母亲坐在客厅还没睡，母亲问，回来啦？我大姐嗯了一声，就自顾自走进小屋。母亲跟进去问，这么晚才回来，干啥去了？我大姐脑袋蒙着被说，别开灯刺眼睛，困了。母亲把小屋的灯熄灭，她坐在黑暗里，手伸进被里去握我大姐的手。我大姐把她推开，说，你赶紧让我睡觉吧，别烦我。母亲说，我看你一进屋脸色就不好，有啥事是不能和妈说的啊？大姐说，啥事都没有，就是累了。母亲说，知道你离婚又下岗心情不好受，你这样妈也跟着难受。

母亲让我回大屋睡觉去，我不敢熄灯，就让它亮着，又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一只耳朵在外面，呜咽声传来，分不清是母亲的还是我大姐的。小时候，城里的夜十分安静，隔着老远都能听见火车进站制动摩擦的声音，像鬼长久地咏叹出一声尖锐的长鸣，在这生锈的城市，我能听见钢铁正被氧化成粉末落在夜里。城市中心的广场上立着一块英雄纪念碑，纪念解放城市的英雄，和平年代养了一群鸽子，提供给游客拍照收费，每一次母亲推车带我去给人家收拾卫生，路过那里，都看见纪念碑上满是鸽子屎。夜里，从卧室窗户望出去，除几家灯火，此外一片漆黑，各种水彩颜料浑浊成一片变成黑色，那只乌鸦也融化在夜里，看不见了。

又一辆火车进站制动，在融化了乌鸦的夜里，鬼再次咏叹出那长久的哀鸣，这些构成母亲和我大姐抽泣的背景。

大姐跑进厕所呕吐。母亲给她舀水漱口，劝她以后少喝点酒。大姐说她不想活了，太累，离婚都不敢要孩子，天天去等那点买断钱，跟个要饭的似的。母亲说，别这么说，你要是不活了，妈也活不成。

记忆中的那个夜晚怎么那么黑，没有月亮，可能是我怕黑，把自己埋在被里不敢睁开眼睛的缘故吧。我怕黑，同时又紧闭双眼，绝对拒绝任何一点微光。乌鸦是夜的精华，李婶不在医院伺候李叔时，就在家里用我那把枪打乌鸦，她绝对拒绝乌鸦出现在她面前，可她拒绝不了此刻的夜，无论睁眼闭眼她都拒绝不了。我们都只能顺从地被夜压在某一个地方，默不作声。

黑夜里的声响像是在屋子里乱窜的多足动物，寻着人的热气，往你身体里钻。在又一声鬼的咏叹长调后，母亲说，你别哭，总有出路，就算我干保洁收拾卫生，也能养你一辈子。

母亲找那娘们儿吵完的那天，再次推掉当天的保洁工作，耽误收拾卫生。中午李婶枪声响起，我跑进厨房观看，这些天，乌鸦养成一种习惯，它不等被瞄准打中，一听见枪声就扑棱翅膀起飞，那种闲庭信步的派头，不像被驱逐，倒像是胜利的撤退。李婶的枪声越来越急，黄色的塑料子弹打在锅炉房顶发出清脆的噼啪声，一切都是徒劳，一切都无能为力，远处乌鸦嘎的一声报以回响。此时，我脑袋里依然循环着日本游戏机的电子音乐，忽略了玩具枪的空响。

那天中午，我们吃的小葱拌豆腐，或是吃的别的，但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吃什么别的，因为小葱拌豆腐，如果算道菜的话，小时候我吃得是真多。母亲认为有些事不主动找你，你就绝对不要主动招惹它，所以母亲没和我大姐提起与那娘们儿吵架的事。倒是我大姐吃到一半，主动提出要去婆家把孩子接回来。母亲说，完全支持，妈早就是这么想的，接回来她替我大姐养。大姐说，妈，你别操心，我都想好了，我带着孩子去日本。母亲像没听清似的问，你说啥？我大姐说，妈，你就别管我了，我都想好了，我和孩子一起去日本。

母亲说，你都和谁商量了，你就想好了？我大姐说，妈，我求你了，你就别管我了。母亲说，你去日本能干啥，还带个孩子。我大姐说，她都打听好了，那面条件可好了，嫁个日本人，还能给咱家彩礼呢。母亲说，你是不是听那娘们儿说的？我大姐点头。母亲说，那娘们儿是要卖了你。

我大姐站起身，在客厅转圈和母亲吵架。客厅里有一面窄窄的穿衣镜，我坐在对面吃饭，我大姐的身影一会儿映在上面，一会儿又消失，这窄窄的镜面倒映出的景象与我家一致，只是不知道这景深的更深远处是否存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我大姐说，妈，你根本就不懂，人家那叫国际婚介，收的是中介费，也不是贩卖人口呢。母亲说，我知道，就是觉得这么远，没有娘家人照顾，根本不行，到那肯定被人家欺负。我大姐说，那也比在中国，没钱还被人欺负强。母亲说，要钱妈给你，咱不去那受那洋罪去。我大姐说，妈，你根本就不懂我压力有多大，我不想在这待了。母亲说，啥压力大不大的，没工作慢慢找呗，我也没逼你，催你出去干活，你就是在家待一辈子，妈也养得起。

我大姐说，妈，你非得拦着我干啥？

母亲抹了一把鼻子，柔声哭道，你姥爷就是被小鬼子打死的，你要是找个日本鬼子，你就要了你妈的命！

我大姐说，妈呀，这都啥年代了，早都不是一回事，你能不能别老提。

母亲说，那咱也不去，咱不丢那脸。

我大姐说，妈，那你说我干啥去，我也学人家去端盘子？那才丢脸呢！妈你不懂我压力多大，走在街上遇到熟人，都问咋离婚了呢，一听说我还没要孩子，都同情我，同情有个屁用，我用你们同情？天天去厂子等那点买断钱，又天天被人家打发回来，说别老来了，跟个要饭的似的，我现在都不想出屋，妈我现在真想换个环境，我想去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就算是要饭呐，也不怕熟人看见。

母亲说，那你就慢慢找工作，妈不催你，大不了妈豁出老脸去求，咱也去送礼，给你也求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

大姐说，妈呀，这年头，坐办公室有啥用，都一样穷嗖的，我都打听好了，那个日本男的没小孩儿，我还能把孩子一起带去呐，妈你就别管我了！

母亲哭道，这么多眼睛都瞅着你妈，你要是去了，你妈就没脸活了。

白天的哭声和夜晚不同，白天的伴奏太多，哭声的线条不鲜明，走街串巷的叫卖声、孩子嬉戏的吵闹声、远处汽车的喇叭声杂进来，没有夜里呜呜咽咽婉转低回的凄凉。白天满世界的人，无论谁都要弄出一点动静，参与合谋，轰隆隆连成一片合唱。

在这合唱里，有一挂火红的爆竹声。

平常日本人来接亲，那娘们儿是不放爆竹的。母亲跟我说，这次准是那娘们儿故意气我母亲，谁让母亲非拦着我大姐不放的。我从楼上厨房往下瞄，裤腰上还别着我的手枪，爆竹轰鸣，让我联想起电影里战火纷飞的场面，我把阳台当作掩体，探只眼睛瞄出去锁定日本人的位置。伴着爆竹声，我举起枪，想象自己被敌方强大的火力击倒，英勇牺牲。那日本人一身黑西装，和那娘们儿点头微笑，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他是日本来的，我就跟本不会注意，他和大街上随便哪个中国男人有什么区别。

我的枪刚借给李婶时，她打完乌鸦，一个人拎着饭盒往医院走，过了一阵，她打完乌鸦，一个人手里空空往医院走，又过了一阵，李叔死了，玩具枪被闲置，乌鸦高飞。而今，爆竹放完，满地的红纸屑，空气里充满硝烟的气味，好多人陪着李婶，替她拎行李，陪着她往外走，往街上走，那些人像是一瞬间从地下冒出来的，孤寂的李婶好久都没被这么多人围着热闹。用母亲的话总结，李婶算是被那娘们儿卖给日本人了。

老仙儿把桃核手串卖给李婶时，要价一百。母亲一旁打趣，谁也没您老这买卖做得明白！老仙儿发起火来，说，谁敢说买卖，这叫请，做人但求一个诚，是诚心的意思，也是诚意的意思，你们诚心来求，那仙家也诚意给你家男的看病，只可惜你来晚了，你男的这病多半是落了实了。母亲多嘴又被教育一顿。阳光猛烈时，万物是鲜活的，人能看得明明白白，到了垂暮时辰，世上的色彩就变得稀薄，它们在谢幕，含混成一片黑色，使出障眼法，赋予破败的世界以尊严。我们坐在这破败的棚户区小屋，那寒酸的供桌、老仙儿坐的塑料凳子、水泥地面、被烧焦的炕革、报纸糊住的墙皮，这一切都被黑夜抽象得仅剩轮廓，赋予尊严，不可侵犯。仙家的名讳黑字写于一张红纸上，歪歪扭扭，在这间色彩逐渐被抽离的昏暗屋子里，更显庄重。随之被抽离的还有母亲和李婶的勇气，母亲坐在炕上不再吭声，我坐在她旁边不敢移动。老仙儿和李婶坐在供仙桌对面，老仙儿嘴里发出倒吸冷气似寒战般的响声，她用双手摩挲李婶全身，一如弹落仓库旧物上的灰尘和蛛网。李婶身子前倾任由老仙儿拍打，接着老仙儿又站起身来围着李婶快速转圈，好像在屋子里带起了一股风，往我的脖子里钻，老仙儿嘴里哼着谁也听不清的调子，有时她会在李婶背后停下来，发出一声惨叫。我听了想问母亲，是不是老仙儿的脚被谁踩了。没等我说完，母亲立马将我的嘴巴捂住。末了老仙儿举起李婶的一只手，咔嚓一下给她铐上一串桃核手串。老仙儿说，这可不是送给你的。李婶说，我知道，我买，不，我请回去。老仙儿说，不对，是给你男的请的，给你男的戴之前你不能摘下来，也不能碰水。李婶问李叔这病还有救么，能活几年？老仙儿说，要是你家一直看不见乌鸦，挺过今年春天，再来，我再给你换副串子，那时怕是就好了。李婶问，乌鸦，乌鸦管啥的？老仙儿说，乌鸦就是一双报信儿的眼睛，来谁家谁家死人，它要是来了，你就赶紧把它打飞。李婶问，怎么个打法，有讲究么？老仙儿说，你们自有办法，不用问我。

李婶将一百块钱递给老仙儿时，老仙儿啪的一下扯开灯绳，对着电灯抖落两下。屋子瞬间亮了起来，我们的眼睛被刺得不敢大睁，在灯光把黑暗赋予的尊严驱逐出那间屋子之前，我们先一步被老仙儿请出了屋，她嘱咐，千万小心乌鸦。母亲对李婶笑道，合该我家那玩具枪给你使，那还是卖桃核换来的呢。

自打我听了那娘们儿儿子玩的日本游戏里的枪声，我就觉得玩具枪枪声充满了塑料感，没有电子枪声来得有魅力。那天，母亲跑去找那娘们儿吵，中午吃饭时她说她可以养我大姐一辈子，我大姐抽抽搭搭回到小屋，拧开黑音箱，关于情啊、爱啊的曲子缓缓地流淌出来，与白天里一切躁动的声音汇在一处。而我心里的主旋律是日本电子游戏的枪声，那电子显示屏展现出的色彩，不依赖任何狡诈的手段赋予它们尊严。我和母亲说要出去玩，母亲说下午太阳毒，玩玩儿就回来。我站在一楼那娘们儿家窗户底下，听电子枪声隔着窗户传出的闷响，她家窗户罩着铁罩子，我双手把着铁罩子往上蹿，在窗台上陈列的各色咸菜酱缸之间，我看见那娘们儿儿子的背影和电子枪声的彩色画面。我就这么在铁罩子上面挂着看那娘们儿的儿子打游戏，累了就下来歇会儿，等手不那么酸了再挂上去看。

我看得过分专注，母亲走到我身后我都没有发现，母亲揪着我耳朵，给我一嘴巴，骂我没出息，那玩意儿有啥可看的？还把着人家窗户看，真是不要脸。亏得李婶给我解围，她从楼口走来，头上蒙着一块儿围巾，手上空空什么也没拎。

李婶问，黄大嫂，咋打起孩子了？

母亲说，没啥，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又给他李叔送饭去啦？

李婶说，不送饭了，晚期，吃不了饭。

母亲听完一时想不出什么话安慰她，楼下坐着的那帮老太太皆默不作声，从那娘们儿屋里飘出闷闷的电子游戏枪声，乌鸦嘎嘎飞落在锅炉房顶，她们扬头望去，我趁这时机从母亲手里逃走，跑出那栋居民楼。此时，街上正刮着五月的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