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塔县

四月的喀什沙尘还在肆虐，昏黄天地间这座古城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天边橘黄色的太阳就像这个老人守着他将熄的油灯。

来喀什五年差不多要适应这种生活了，每年三月下沙，持续到五月底，混沌的天空会在一场雨后变得清明，才能看到这个城市些许春天的气息。但即便是春天，这个城市还是永远给人土黄色的感觉，似乎西风带来的塔克拉玛干的沙尘永远也翻不过不周山，它们被滞留在喀什这座古城。

还记得刚来新疆的时候，火车过了轮台县就基本再也看不见绿色了，偶尔能见到黢黑的骆驼刺穿插在轨道两边的防沙带里。即便火车关着窗户，一觉醒来，桌子上头发上鼻孔里都是细密的黄沙。

对于准备前往一个完全陌生且十分偏远的地方去工作的人来说，火车无疑是最好的交通工具，景色的过渡会让人的内心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不仅适应环境的变化，更在适应孤独的蔓延。

我对面坐着从甘肃上车的几个妇女，是去阿克苏捡棉花的，有几个很明显是第一次出远门，因为在她们挂着高原红的脸蛋上透出了难以掩饰的羞怯和兴奋。有时候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从她们的谈话中我知道棉花成熟的这一两个月她们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家里田地一年的收成，想想还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在阿克苏车站送走了大包小包的她们，整个车厢顿时空了下来，只剩下几个维吾尔族的老乡若有所思地凝着车窗外出神，钢轨发出有节奏的摩擦声。

火车有些晚点，但我还是在傍晚抵达了喀什，迎接我的并不是想象中的热浪，喀什夏季的晚上的风凉凉的，带有白杨树青涩树叶的气息。意料之外的是我并没有等到提前约好接我的人，于是在喀什火车站的旅馆住了一晚后，第二天清晨在314国道边拦了一辆开往塔县的货车。

08年硕士毕业后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担任妇产科医生，对于一个从四川巴州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这份工作是我那个贫穷破败的家唯一一个能在亲戚面前稍稍抬起头的谈资了。如果日子能按部就班地进行也确实是一件好事，我会和本科就在一起的男友商量结婚，他在骨科我在妇产科，然后一起经营起一个温馨的小家。

但生活怎么忍心看你把它过得如此风生水起？在11年他劈腿了，提出了分手。我想那时候我应该是失望到极点了吧，没有哭闹，点头同意，在分手的一个月后，我例假没有如期到来，我怀了他的孩子。

父亲觉得这件事丢了他的脸，脑溢血一个月后撒手，死前甚至拒绝见我最后一面。母亲求嫁到绵阳的姑姑收留了我，打胎，休养，疗伤。再回到北京我已无法正常工作了，浑浑噩噩过了一年最终还是辞了医院的工作。一年时间其实挺长的，足够我染上烟瘾再戒烟，也足够我身上每个细胞凋亡再重生，但不足够我忘记一个爱过又伤过我的人。在得知有援疆计划后我毅然决然报名参加，我报了一个我能在地图上找到的最远的一个点，那就是塔县。

与其说援疆是为了奉献，更不如说是为了自我救赎。

那天早晨的雾很浓，柯尔克孜族司机师傅却不愿意把车窗摇上来，他觉得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真真切切地融在空气里。汽车像一条锋利的梭划破粘稠的空气，我就像被世人遗忘的孤儿被甩向了塔县。

去往塔县的这条路是中巴友谊公路，因为它从喀什直通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当地民谣“一里烟尘半副枯骨”，说的就是这条路，当年国家出动部队修通了这条连接两国的生命公路，每公里的路基下都埋葬着因为修路死去的英烈。就是这样一条艰险的公路却是塔县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该怎么形容这条路呢？援疆五年，在接送病人时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早晨在塔县的艳阳天里出发，半道就会遇到劈头盖脸的冰雹，会毫无征兆地遇到塌方，会突然撞上暴雨而后遭遇滔天大浪的泥石流，会在达坂上碰上能掀翻大货车的大风，也会在最绝望的时候看到路边出没的红狐。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来接我的叫老马的人在前一天就从塔县出发了，但因为塌方被堵在了一个叫老虎口的地方，道路在一天后疏通，我们也因此错过了。老马搓着手对我说，我算幸运的，因为有的时候塌方的山石堵在路上，来往的车辆会被堵一个星期。

有一次红其拉甫哨所的一个小战士突发疾病，连队连夜往喀什送，在途中遇到了泥石流，采用人力背运接力的方式才把那个小战士运送过泥石流路段。当地驻军抢救一个生命都需调动如此规模资源，更不用说医疗资源匮乏的医院了。很多难产或是急病的患者都死在这条路上了，因为即便一路顺畅，蜿蜒的山路也得走将近一天。

在塔县行医真的太需要忍耐了，一个生命的逝去也许只是因为没跑赢这短短的三百公里，你会觉得生命如同握在手中的细沙，越用力却越留不住。所以在塔县，忍耐的不仅仅是孤独，常常还需要忍耐无助和麻木。

那天我是在傍晚达到塔县的，货车师傅把我放在国道边的一个饭店边，说来塔县工作的人都会在这个饭店做停留。司机师傅开走后在一片烟尘中我看到了饭店的老板，一个断了右腿的中年妇女，拄着拐杖吃力地从低矮的房门里走了出来。见我背着行李，忙伸手来接。

“你可算来了，老马说你今天应该能到，我从下午就在等，每一个过去的车我都要看两眼，老马说一个内地来的女研究生，准是你了。”

的确，我和他们的确很好区分，她的神态不过四十来岁，但面容却似乎比内地六十岁的老人还显衰老，皮肤仓黑，满脸被风沙和紫外线刻满了沟壑。

“我自己来吧。”我把包顺下来放在店铺门前的一张木头床上，她转身进屋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放在床上的小桌上。

“来，一路上累了吧，吃牙瓜解解渴。”她还是用手搓着身前那条围裙自顾自地说着，“咱们这个地方小，只有这个条件，招待不周你也别嫌弃。”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会因为她的热情而觉得有丝毫放松，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的热情，总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她的热情似乎是一种极其害怕我转身离去的挽留。

我本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我深知我受到了超出寻常的待遇，不是物质的，是她眼神中的那种惶恐、期待、不安、渴望。

在谈话中我得知饭店的老板叫张茹，随丈夫转业到塔县，丈夫在电网工作，三年前因病去世，死后就埋在塔县一处向阳的山坡上。他们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库尔勒，四年前离婚了，孩子判给了母亲，现在在库尔勒开了一个商店，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自己本来在县小学教语文，十年前一场特大暴雪为了找自己班上放羊失踪的学生冻伤了腿，截肢了。

后来小学和中学合并了，校领导考虑到她上班不方便，就给她办了病退，虽说不再去上班了，但自己怎么也闲不住，经常往学校跑，再后来学校里那些老师辞职的辞职，调走的调走，连一个面熟的也没有了，新来的老师也不愿意和她打招呼，于是她就不再去学校了，开了这家饭店，打发时间。

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库尔勒和女儿一起生活，或者把女儿接回身边，好歹有个照应。她说塔县的小学虽说双语授课，但班上连一个汉族学生都没有，把外孙女接到塔县怕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自己腿脚不方便，去女儿家更是负担。张茹无意间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她说，他丈夫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塔县，年轻的时候在塔县当兵，得了一身的病，后来转业到电力局，死在了工作岗位上，至死他丈夫都没有离开塔县，她要在塔县陪他。

老马在太阳已经快要完全落山的时候风尘仆仆地撞进了饭店，错过给他递水的张茹径直朝我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对不住啊对不住，你千里迢迢从北京来这，我还没接到你，老张给我打电话说你到了我才放心，实在是对不住。”

他的手很粗糙，青筋暴起。他的眼里和张茹的眼里有同样的东西，紧张不安却满怀期待。

他们把我让到一张灯下的桌子上坐下，张茹端出一个煤油炉子，上面已经煮着一锅羊肉汤，接着她从后厨拿出两个番茄切碎放到锅里，乳白色的汤汁逐渐变得红润起来，老马也过去帮忙揪面片……

也许是从小家庭温暖的缺失，恍惚间我仿佛像是一个归来的游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忙活着晚饭。那顿饭不得不说是我在塔县温暖的一个开端，那晚老马很高兴，喝了一瓷缸青稞酒，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塔县的故事。这似乎是他多年来一直想完成的一个心愿，红着脖子说着这里的人，说着这里的动物，说着这里的神灵，也说着这里的过往。张茹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俩，时不时调一调煤油炉子的阀门，好让火苗不熄灭下去。

2. 关于老马和张茹

老马在急诊科，急诊科离妇产科只一墙之隔，刚来塔县那两年，我对塔吉克语一窍不通，基本每个患者都需要拉着老马给我翻译半天，老马操着半生不熟的塔吉克语连说带比划解释的样子有些滑稽。

但妇产科毕竟是妇产科，更准确地说，塔县毕竟是塔县，当地很多老乡对病不忌医没有了解，多少会觉得有些冒犯，因此也闹出过不少矛盾，每当这个时候老马总是摇头叹息，苦笑着对我说，“让你见笑了，我们这就是这个样子，早些年十五六岁结婚生孩子的姑娘多得是，家里又是传统的穆斯林，蒙着黑色布卡连脸都见不到，还怎么看病？现在好多了，最起码女性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走动了。但还是有很多人不会说汉语，我们这会双语的医生本来就不多，有些医生还都是半吊子，出过的医疗事故不少。”

末了，他又总会自言自语地说一句，“但总会越来越好的。”

刚来塔县的那段时间我高反很严重，整个脑袋快要炸开了一样。老马只要一有空就会跑到妇产科看看我，见我把头埋在桌子上他显得手足无措，有些愧疚又有些自嘲地说：“习惯了就好了，习惯了就好了，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但现在我只有在塔县才不会觉得难受，一下高原就头疼。”

他没有开玩笑，长期在高原的人一旦下到平原就会醉氧，醉氧是比缺氧更严重的症状，特别是长期在高原的人，一旦下到平原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应，不是危言耸听，老马的前任退休后回到了四川老家，在一个喝了点小酒的晚上再也没醒过来。虽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的死和醉氧有关，但醉氧的的确确是他猝死的原因之一。

老马在塔县待了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塔县只有一条街道，除了县机关办公大院是砖砌的之外，基本所有的房屋都是用石头垒成的。三十年后当地政府把一个坍塌了的石头城堡遗址圈了起来，起名“石头城”，很多游客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和石头城合影，而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政府尝到了甜头，如法炮制，在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外墙上贴上石片，做成仿古的样子以吸引游客。老马对此很不能理解，因为他觉得花了三十年时间才逐渐消失的石头房，现在的人在反其道行之。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笑话老马，“现在的人都怀旧，建成复古的样式不是更有塔县当地特色吗？大家来旅游也都是来感受当地民族风情的。”老马笑着摇摇头，感叹自己老了。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能理解老马这种感受的，因为那是那段记忆的来回拉扯。

老马是山东人，就像张茹的丈夫一样，部队转业到塔县。像塔县这种地方除了转业和分配到这的，基本没有哪个外地人会心甘情愿地留在这里。即便是分配到这的人，也很少有坚持在这扎根的。

该怎么形容这个地方呢？每年五月草青九月草黄，最热的八月也需要穿上秋裤，冬天大雪封山，积雪有一米多厚，出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瞬间让睫毛上结了一层霜，走不了几步口罩上就会结上厚厚的冰坨子。来这里的人，要么是来挂职把这里当跳板，要么是得罪了什么人被放逐到这里，总之，有人满心欢喜有人满肚委屈，就是没人踏踏实实。

老马算是一个例外，三十年前和老马转业到塔县的总共有四十来人，没几年就走得只剩下老马一个人了，有个人借去喀什培训的机会，连招呼都没打，丢下人事档案和一切组织关系回了老家。

老马每次想到这些总有些怅然，他说，“我不怪他们，毕竟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我是适应不了外地的生活了，除了塔县，我还能去哪呢？”在老马年轻的时候，家里托人给老马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对象来塔县看过一次老马，第二天一早就拦了一辆货车义无反顾地走了，老马在一片烟尘里怔怔地望着远去的货车，杵在原地一直站到太阳下山。

那个女孩给老马留了一道选择题，要么和她离开塔县去内地工作，要么分手，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追随那个女孩的脚步而去。

再后来老马喜欢上了当地一个塔吉克族女孩，老马说起那个塔吉克族女孩的时候浑浊的眼中会有淡淡的光，他们相识于一次下乡活动，老马口渴了向女孩家讨了一口水喝，女孩端出一大碗羊奶。老马说那个女孩穿着鲜红的长裙，长发结成辫子散在后背垂到腰间，天蓝色的眼睛就像塔县的星空一样深邃，在草滩上跳舞的样子是那样迷人。

两人相识相恋，姑娘愿意骑两个小时马给老马送一盆酸奶，也愿意花两个月时间给老马做一双羊皮靴子。但两人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姑娘的家人以死相逼，任凭老马苦苦相求，姑娘的家人还是闭门不见，为了斩断这段感情，姑娘家人在不久后就把姑娘嫁到了外地，姑娘架不住世俗的眼光，况且也嫁作他人妇，只得和老马断了联系。

就这样，老马再也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他的心怕是早已经随着那个姑娘的远嫁死在这片荒原上了吧。有时候老马会望着慕士塔格峰出神，山脚下的草场，穿过草场弯弯曲曲的河水，还有落日余晖下落寞的眼神。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或感人或悲伤的爱情故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讲述了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爱情故事，也见证了张茹和她丈夫的相守，同时也目睹了老马和那个塔吉克族姑娘的遗憾。

老马的母亲去世的时候老马正在红其拉甫哨所看病，电话打到哨所，说老马的母亲想见老马最后一面。慌了神的老马连夜策马，从哨所下到县里，土灰的脸上毫无血色，僵硬地服从着指示。边防所派专车送老马去喀什机场，老马像个孩子一样手足无措地跟着司机上了车，我看到那个佝偻的背影没忍住哭了出来，无法想象老马此刻到底经受着怎样的绝望，才会使一个汉子一夜之间老态毕现。一个月后老马回到了塔县，变得有些木讷，整个人很少说话，老马还是没赶上母亲的最后一面，他母亲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一直朝门口望着，期待着儿子熟悉的身影，但最终还是没有见到。

老马失去了在世上最后的亲人，也没有家庭，工作似乎成了他唯一能够排解烦恼的事情。半夜无眠，塔县的月色如水，经常能看到老马坐在宿舍门前的柳树下抽烟，火光一闪一闪的，我过去陪他坐下，彼此之间也没有过多的交流，踩灭烟头的老马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披在我身上，回到原地继续坐下，仰头望着天空，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白天他也让自己完全忙起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不陷入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之中。

几年前老马的母亲生过一场大病，病床上的母亲拉着老马的手摇了摇头最终还是让老马回到了塔县。我们见过太多忠孝不两全的故事，但我们没见过的更多。

像老马这种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人记得，不会记得老马在这个高原上付出的三十年的光阴，不会记得他的孤独，不会记得他的酸楚。如果非要找一样让老马可以支撑下来的东西，那一定是内心坚定的信念。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矫情，但事实就是这样，走在荒凉的不毛之地上，除了不可见的终点之外，支撑我们不倒下的，只剩心中微弱的火苗了。

但老马最终还是挺了过来，沟壑纵横的脸上勉强挤出点笑容，对我说：“我好怕这次倒下了，就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他那句话大概是说给我的一句鼓励吧，如果老马倒下了，我又怎么能保证自己不会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呢？我怕，他更怕。

塔县的冬天到底是来了，十月底的天就已经望不见任何绿色了，放眼望去要么是灰黑的戈壁，要么是皑皑的白雪，就连草滩也像被火烧过似的黢黑一片。

张茹在她饭店旁的小屋里存了一屋子过冬的大白菜和当地人种的小得像鸡蛋那么大的土豆，整个冬天就靠这些蔬菜调节麻木的味蕾。

在很早的时候，草原的游牧民族是不吃任何绿色植物的，在他们的意识里，绿色植物是给牲畜吃的，牧民会赶在第一场大雪来临前把牛羊赶回过冬的棚圈里，那里有在秋天收割的成捆的牧草，牧民会宰杀一两只牲畜作为过冬的储备食物，但更多的是夏天酿的酸奶疙瘩，一块奶疙瘩一碗牛粪熬化的雪水，就是一天的粮食。

但我的肠胃适应不了这种没有纤维素的粮食，所以便秘是我在塔县最常遇到的问题，老马会专门托人从喀什给我带一些水果，张茹也会把大白菜的菜叶揪下来给我做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饭。

也因此，这个萧索的冬天显得有些温暖。

3. 关于宗教和冬天

但温暖只是暂时的，我将面对的是漫长无期的萧索和冰封。

在塔县十四个乡镇场里，每个乡镇场距离塔县几乎都超过了一百公里，我和老马被分别派往大同乡和瓦恰乡的乡卫生所值班，所谓值班，是趁着乡里的牧民从山上赶冬荒回来以后集中住在村里的冬天对牧民进行一次集中体检。

老马把我送到大同乡以后就连夜赶往瓦恰乡，走之前对着乡卫生所的塔吉克族女所长连比带划地说了好半天才走。紧接着女所长把我领到卫生所后面的一幢土坯房前，说了半天大致意思是这是我的宿舍，我猫腰走进宿舍，房间布置极为简陋，但也看得出是经过精心打扫的，一张土炕上铺了两床羊毛毡，上面又厚厚地盖着两床军用棉被，紧靠着床的是一个土垒的炉子，烟囱通过窗户上的玻璃通向窗外，炉子已经被点着了，里面的煤炭发出暗红色的光。

可即便是这样，裹着棉衣的正面被烤得发烫，后背依旧是凉飕飕的，晚上睡觉脚从来不会是暖和的，早晨起来离炉子稍远的地方的墙面上会结着厚厚的一层冰。

我和卫生所的女所长语言不通，她会简单的汉语，而我完全听不懂塔吉克语，有时候我们交流只能够通过在纸上画。就这样磕磕绊绊过了大半个冬天，乡里过半的村民也都参加了体检，有些闲不住的牧民已经开始清点羊群准备把它们赶到山下的牧场里了。

那天晚上我从村里回到卫生所，还没进门就看见所长在门口对着一群人说着什么，见到我一把拉住，比划了半天才知道乡里一个牧民的女儿难产，我跟着他们匆匆走进那户人家，那个女孩子躺在炕上，羊水已经破了，但小半天孩子还是没有出来，那个姑娘才十六岁。

我给老马打了电话，老马建议我保守接生，因为大同乡没有可以剖腹产的手术室，大雪封山，想要把一个难产的孕妇送到塔县谈何容易。那是我在塔县第一次经历无法挽救一个生命的无奈，姑娘脸上满是绝望，拉着我的手，就用那很懵懂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

在塔县就是这样。这是我在塔县最常听到的话，但也的确就是这样。十六岁的小姑娘应该正上初中，或许应该青春洋溢，或许应该朝气蓬勃，但在塔县，很多少女早早地嫁为人妇。

法律在这里也许是不适用的，因为住户太过分散，没人知道谁家的女儿嫁给了谁家的儿子，但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了下来，随着这几年的普法，这种状况好了很多，但在我来的那几年前，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不用领结婚证，或者等到合适年龄再去领结婚证，但他们早早地就在一起，生了孩子，过着游牧迁徙的生活。

如果你去过中东伊斯兰国家，你就不会觉得男尊女卑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不想过多的谈论宗教，但不得不思考宗教。毕竟穿着布卡的女人也就这几年才逐渐消失在街头，宗教给人的禁锢却并没有完全根除，那个十六岁的姑娘，也许奶奶过着她这样的生活，妈妈过着她这样的生活，她，也没能逃离这样的生活。

出于母性的执著，我坚持送她去塔县，村民找了一辆皮卡车，她躺着我的我的腿上，紧紧攥着我的手。这里，距离塔县一百五十公里。

我们在距离塔县五十公里的地方遇到了暴雪，汽车打滑，怎么也爬不上那个山坡，能下车的人都下车铲雪开路，我也下车和她的家人一起推车，最终在距离塔县三十公里的山脚下遇到了带人接应的老马。

我醒来的时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张茹看我醒了，叫醒了床边睡觉的老马，老马红着眼：“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执意送她来塔县。”

“那姑娘没事了吗？”

“孩子没保住，大人没事。”老马转身给我倒了一杯说，背对着我说。

“老马，为什么会这样？”

“你别想了，最起码那个姑娘没事。”

“为什么会这样？她才十六岁。”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但你不能怪他们，你知道吗？”老马终于把背转了过来。

“我不明白。”

“你看到的只是一角，我知道你怪这里的一切，你不理解这里的宗教，但我告诉你，宗教和神灵是两回事。”老马搓了搓脸，“你以后会慢慢明白的，有时候人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寄托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冻得不行的时候，是那家人杀了家里的骆驼，把我放在刚刚开膛的骆驼里，才捡回一条命。

就这样，塔县的冬天算是彻底过去了，草场上已经可以看到嫩黄的草芽，我坐在院子里那棵枯黑的杨树下晒着太阳，头皮暖暖的。老马说大同乡的杏花开了，趁着周六有时间一起去看看杏花，我没有拒绝。

几棵环抱粗的杏花开得很艳，和四周仓黑的山体形成鲜明的对比，杏花雨下，那个十六岁的姑娘就坐在树下，安静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过了一会一个男人骑马过来，姑娘起身接过男人手里的缰绳，拴在杏树下，俩人并排走入屋中。

“那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也不过十八岁，父亲前年护边的时候意外摔死了，母亲卧病在床，救你的那只骆驼是男孩父亲养的，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了。”老马看着远处淡淡地说。

他扶我坐下，“你是不是还在怪那家人？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可能不能融入现代社会，千百年来他们都是那样过来的，但我们都不能否认他们的真心，也不能否认这里的神灵。”

老马虽说不是穆斯林，但他却虔诚地信奉这里的神灵。作为无神论的我能够理解老马所谓的神灵是指什么，那应该是一种信仰，一种热爱，一种对这片土地的无悔。

在这里发生过太多让老马忠于神灵的事情。老马刚来塔县工作的时候，整个县城几乎看不到一个汉族人，那也是新疆最为动乱的几年。老马一个人骑着马走遍了塔县的所有乡镇，他说我相信信仰神灵的人本质都不会是坏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夜晚不得不在牧民家过夜的时候，主人总是把最新的羊毛毡拿出来招待老马，自家人挤在毛毡房旁边的羊圈里过夜，有时候口渴想讨碗水喝，主人可能端出的是一碗新鲜的羊奶，赶上古尔邦节肉孜节，牧民必定留你做客，宰羊做馕款待客人。

在塔县，没有所谓的等价物，在银行还不普及的年代，当地牧民每年卖牛卖羊的钞票就那样装在羊皮袄子里，捂得发臭，见到过路的司机就拦下车买东西，从来不问价格，一把掏出多少就给多少。现在也是，一瓶散装白酒可以换来一只小羊羔，一把小刀可以换来整张羊皮。

牧民的儿子肺水肿，老马在雪夜送药过去，牧民第二天就宰了家里的牦牛感谢老马，后来牧民的儿子长大结婚，非把老马请让最尊贵的位置就坐。

有时候我们站在某种自以为是的高度上指责当地人愚昧无知，殊不知在这种地方，人真的太需要一种精神寄托了，宗教也好，神灵也好，都是给予信念和希望的依托。

4. 关于死亡和离别

就这样，我在塔县为期五年的援疆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家里打电话来希望我回到成都。我向老马说了情况，并且写了报告。老马有些不舍又有点惋惜，但也没多说什么，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报告夹在文件夹里。

但就在距离我离开塔县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老马死了，没有任何征兆，早晨值班的医生发现老马没来接班，电话也没人接，跑到宿舍一看，整个人已经僵硬了。他是死于心脏骤停，属于高原综合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高原工作一段时间后要么早早退休，要么申请调到平原。

但老马没有，二十五年，五十五岁，老马最终还是把自己完完整整地交给了塔县。

塔县没有火葬场，当地牧民死后是裹着白布放在一间低矮的做成墓的半地下的小土房子里，汉族人死在塔县，家人都会费尽周折把尸体拉到喀什火化，再把骨灰运到老家安葬。可老马无亲无故，除了塔县还能安葬在哪呢？张茹在她丈夫那个向阳的坡上的坟墓旁边给老马修了一个墓，老马也将长眠于塔县了。

葬礼那天塔县下起了很大的雨，医院组织了送行的车队，从医院出发绕塔县县城一圈。这个县城本就不大，方圆百里听说老马去世的牧民把这个县城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安安静静地看着车队驶离县城，这是老马在塔县的最后一个行程，也是最漫长的行程。

我走的前一天张茹叫我去家里吃饭，还是我刚来那天吃的的揪面片，汤汁红润，面片均匀，不大不小地躺在碗里。我和张茹对坐无言，暖黄色的白炽灯端端悬挂在我俩的头顶上，碗里热气升腾。

“囡囡，阿姨没什么好送你的，这条项链是阿姨给叔叔生下女儿时叔叔送给我的，我把它送给你。”

她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打开手帕拿出那条项链，摆摆手拒绝我想推辞的想法，戴在我的脖子上。“在那边安稳下来记得给阿姨写封信，我想烧给老马看看。”

她最终还是提了老马，我眼圈有些发红，笑着说：“会的，本想撮合你和老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刻说了这么一句话，但确确实实是我最想说的话。

张茹擦了擦眼角的泪花，说：“撮不撮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个年纪了，早都不在乎那些了，现在他们俩都永远留在塔县了，还能有个伴。”

“那你呢？”

“我要留下来陪他们。”

晚饭的最后，张茹执意要送我出门，她费力地撑起拐杖，站在门口看着我走了很远都不曾回去，乌云挡住了星星和月亮，路很黑，我回头看到张茹还是像一棵树一样一动不动站在门口，屋里的光透过门，把她的影子拉得好长，茫茫黑夜，只有她那一点，是永远闪亮的。

负责送我的司机师傅很早就在医院门口等着，帮我把行李搬上车，我告别了送我的人，但我没有选择再见张茹一面，她也没来送我。我们都知道，再见一面，只可能是最后一面，再一见面，情绪就控制不住。

塔县草儿青黄，内地枝繁叶茂。离开塔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完成了救赎，也不确定自己放下了过往，但我知道，我的余生，会带着遗憾。

因为，老马，我没能追随你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