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睡着了。

梦里，他回到了老家的骑楼老街，听母亲与邻居大婶对话。

大婶问：“你家细佬现在做乜嘢？”

母亲说：“当老师，博士毕业后就去大学教书了。”

大婶说：“大学老师好啊！稳定。我都想我家闺女做老师，她不肯，讲乜嘢要做记者，我就讲她没头脑，现在做老师多好啊，做记者有乜嘢用？”

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在街角絮叨起来。我的老师在远处看着，走过去时，她们已经不见了。

海雾袭来，覆盖整座城市，吞没了老师的梦境。他在记忆的时间轴里游荡，他想起来，自己上一次回家是在过年时，他把面试教师通过的喜讯告诉了家人。当时，北大和我们学校有一个人才输送协议，北大的一些博士生毕业后只要通过面试，就可以在我们学校教书。

母亲觉得他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父亲坐在沙发上，也心满意足地看着他。他们一家人去小渔村吃了一顿丰盛的佳肴，烧蚝、皮皮虾、沙田至尊虾蟹粥，母亲叫他多吃灶蟹，肥、香、鲜、脆，吃了长命，讨个吉利。梦里想到吃的，老师不禁流口水。

可惜，他流口水的时机不合适。

那是在课堂，学生在汇报。上台演讲的学生见状，噗嗤一笑，又迅速掩饰自己的笑声。那段时间，老师列出十本书，每本书由一组同学负责，他们要展开阅读、研究综述、撰写书评、上台介绍，每节课会有两位或以上的学生代表组员来演讲。待他们讲完后，老师再叫学生发表意见，而后自己评判。

但现在，他却睡着了。和现实居住的楼房相比，梦里的建筑是彩色的。他望到流动的蓝天、烟波浩渺的大海、港口停留的军舰，还有投掷石子的父亲。父亲喜欢玩“水上漂”。这是沿海一带的一种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从海滩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块，投向海面，看看它能够弹起几次。父亲是玩这个的高手，一次能让石块在水面弹五六下，引得小孩子驻足旁观。

老师就这样在海边看着，他发现脚底板子的流水急了起来，沙滩边缘的海水突然猛涨，轰隆隆的，陌生路人、父亲、母亲，最后是他，被迎面而来的海水吞没。衬衫凉透了，嘴唇咸乎乎的。他醒了。

施工队还在窗外制造声响，异乡人在雾里迷失方向。我的老师睁开眼后，迷迷蒙蒙，他竭力张开眼皮，用牙齿咬自己的嘴唇，待到恢复清醒，他又像写作业一样记录台上学生发言的问题。他看了看手表，发言人已超时。

我的老师姓叶，这是他担任青教的第一年。他踌躇满志，想改变只有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给学生自我发挥的机会，为了尽可能锻炼学生，他要求尽可能多的人上台发言，其中每个人都要撰写至少5000字的书评。老师的好心成为学生的梦魇，大家就图着相安无事到期末，记下考试重点，背一背，不挂科，可他偏要折腾，把学生弄得叫苦不迭。相比之下，隔壁郝老师宽厚仁慈，作业不布置，上课不点名，考试不挂人，是学生心中的三好老师。所以他的选修课，学生抢着要。

作业多就罢了，他的讲课还不吸引人。他教的是外国文学，一门能讲出许多故事的课，被他整得昏昏欲睡。支持他的学生，强忍十分钟，也倦趴下来。他讲课的时候嘴巴微张，似鲈鱼，眼神呆滞。他死死对着PPT念，每一张PPT都有对应时间，以至于他上课常看表。他只顾着自己讲，讲到哪是哪，并不太和学生互动。他的口音浑浊，自己又板着脸，不像来上课，倒像是沉浸在学问的世界里。有时候，他讲得老长，突然止住，自己就在朦胧的阳光与灰尘中呆住，学生一听没了声，一愣一愣，以为他生气了，十余秒过后见他抬起手腕才知道，哦，他只是念快了，需要缓缓时间。

但几节课下来，很快有学生受不了这书呆子了。文院不乏预备教师，接近一半的学生都受过教师训练，一个讲师水平如何，大家心里有数。曾有个马大哈在楼道和同学议论他，说：“叶老师这讲课水平，是怎么进来的？”

同学回答：“他毕竟是北大的。”

“北大的就这点水平？我看他讲课还不如你！”

“我估计他没上过教师教育课，他应该是靠学术上来的，但学术和教书是两回事。”

那马大哈说话声太大了，他不知道老师就在一层楼梯后。

老师觉得自己给母校丢脸了，他回到住处后，对着自己整理的PPT发呆。他在想，自己念稿是不是太严重了？如果大家都这么觉得，就是自己的问题吧？某个夜晚，他甚至趁没人的时候，自己对着墙壁讲，努力让自己自信一点，眉毛飞扬一点，肢体语言丰富一点。他特地下载了一批经典讲课视频，比如欧丽娟讲《红楼梦》、许子东讲现代文学、王德威的讲座等等。

这时，母亲打电话过来，问他近况如何。

老师说：“蛮好的，学校和学生都挺照顾我。”

母亲还是老样子，劝他说：“你到了新单位，要跟同事搞好关系，要让领导对你印象好。”

老师说：“知道了，妈你就放心吧。对了，老爸最近怎样了？”

母亲说：“没事，你爸还是老样子。”

老师没有多想，和母亲絮叨了几句后就把电话挂了。他不能再像学生时代一样熬夜，万一起不来，又得被学生笑话。

那阵子，学生们暗暗分成两派，由两个学生里的意见领袖牵着。第一派要投诉老师，第二派则主张多给点时间，不能这样对老师。但第二派拦不住第一派，还是有几个学生通过关系反映给了文院的院长和书记。于是，老师被私下约谈了。

那是一个他不敢回忆的下午，平日面善的副院长沉着脸看他。副院长没有告诉他学生举报的事情，只是提点他注意分寸，不要让学生有太多意见。他这么跟老师说：“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都把自己当王爷，你不让他们一点，到时候打分会很难看，甚至影响到你的考核。”

我的老师知道话外之音。作为一个刚入职的老师，他一没人脉二没经验，一不留神就踉跄。他知道，这里不是以前养着他的母校了，他的光鲜学历也不能做太久的挡风玻璃。高学历，更意味着高期待。大家都想看看一个北大毕业的博士几斤几两，如果没有达到预期，他就可能沦为笑柄。课件、教学日历、教案……他每晚都在琢磨，日思夜思，还要通过学校的考核，教务处、教研室的人随时会过来听课，圈子就那么大，他们如果摇头，整个圈子很快就会知道。

讲课之外，老师还要顾着论文。学校要求他每年必须发表一定质量和数量的论文，这个与年终的绩效考核挂钩。在圈内，这个被调侃为“工分”，所有的课时、科研、行政都可以换算成一定量的“工分”，来进行综合考核。

约谈过后，老师一宿难眠。他尝试多与学生互动，可每当他扶着眼镜框迟疑地问:“台下同学有什么看法？”回应他的是教室风扇的嗡嗡声。为了缓解尴尬，老师只好点名来表现自己互动的诚意，听站起来的学生支支吾吾，或者索性说：“老师，这本书我没读过。”偶然听到一个回答认真的，他就骤然欢欣，但这些认真的学生，你不点他们，他们也沉默着。有时候，一种巨大的挫败感像爬山虎般缠绕在他的心头，他不敢抓，越抓只会生得越多。

这里的学生很不积极。老师原以为天下学生都一样，他把自己学生时代的经验作为借鉴，但事与愿违。他还记得在北大的课堂里，学生发言是很踊跃的，甚至有些积极的学生以质疑老师为乐。可是，我的母校的学生却很沉寂，他们似乎很害怕暴露在其他人的目光之中，每当老师殷切的目光扫下去，他们就像躲避枪击一样怯生生地低下头，间或有人大胆地玩游戏。他们过来上课，好像只是极不情愿地来完成任务，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在教室和在宿舍的区别只是换了个姿势打游戏，而台上的老师，不要为难自己就好。

在这里三个月了，老师的心情如同一点点剥落积灰的墙壁，仿佛他身边的不是一群年轻人，而是《本杰明·巴顿奇事》里早早“衰老”的婴儿。

现在，离下课还有一个小时，这间教室已经睡过去一半人，阳光是温暖的被窝，而老师的课堂就是催眠剂。早在第一节课下课时，一些学生就窃窃私语：“走吗，走吗？”胆大的背着书包溜了，其他人一想到点名，还是作罢。老师叫学生不要睡觉，但现在，他的打盹成了一个笑话。后面几个男生咕叽咕叽笑：“瞧，老师睡着了！”“真的吗？”好奇的女生顺着眼神望，几个人捂起了嘴巴。

事关尊严，老师也不想困，只是台上的学生说太久，讲话像念经，他撑了二十分钟，还是没撑住。这时候，他有些理解犯困的学生了，万幸他没有一直睡下去，否则，学生讲什么都不知道，他还怎么点评？

此时，在暗沉的教室中，当一片人打着呼噜，一些人悄悄玩游戏，一位学生却在观察着老师，他叫季直，是旁听的学生，在听朋友讲起叶老师的事情后，他反而产生兴趣，不但要到了老师的邮箱，还搜索了他在知网发过的论文。

季直慕名而来，中途却也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老师已经准备点评。别的老师就算要批评学生，开头三句也是恭维，但我的这位老师好像不懂什么是恭维，他劈头盖脸就是指出不足，连讲得最不错的学生都没放过。他就这么一个人讲，台下学生做着自己的事，第四排三个女生有恃无恐打着手游，他瞪向她们，打游戏的人也无动于衷，好像台上的不是一个老师，而是走错门的傀儡，季直看着那窘境，也是无奈地笑。

上课像一场空袭，市民都闷在防空洞里，直到空袭结束，大伙儿一窝蜂地涌出来重见天日。所以，当老师宣布下课时，大家就一哄而散了，季直把书整理好，也随着人群离开。老师并不认识季直，下课后，他还要和同事一起陪一位核心期刊的权威编辑吃饭，他本来想回去抄经书的，但他的师兄一定要他作陪。

师兄说：“现在资源都在他们手上，你不去见，别人见，再送送礼，资源就是别人的了。”

他看老师还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再劝了一句：“平时人际关系很重要，哪怕你材料都是合格的，人家就是不给你，你也没办法。这一次跟我去一去，下次请你吃饭。”

老师不想师兄为难，就答应下来。但他觉得，自己去了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不过是做别人的陪衬。他私下里也听一些朋友感慨，诉一诉出身不好的苦，而他在刚收到一封回稿信时，也陷入犹豫之中，因为刊登的版面费要三千块钱，他囊中羞涩。老师决定再投另一家试试，先不答应对方。

那天中午他和朋友去了附近一家酒楼。编辑被几位老师迎了进来，他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先生，他戴着副金丝眼镜，走起路来像前清的贵族，硕大的屁股包裹在西裤里，像两颗移动的巨石。李先生不但是权威编辑，也是大批评家，几个学术奖项都请他当评委，他一篇文章，可以定一个青年学人的走向。所以，李先生所至院校，总是不缺接待的老师。今儿个是大晴天，李先生并非独自一人，他还挎着一位女士，个儿一米六不到，大波浪，墨绿色旗袍，配一双长筒马靴。

席间，李先生郑重其事地给学者们介绍那位吴小姐，像在展览一件得意的作品，吴小姐抖擞着身子，像一位当红歌女，叶老师抬头望向她，想起了《色戒》里的王佳芝。吴小姐和李先生坐一起，仿佛易先生的父亲和王佳芝紧紧挨着，彼此隔了一个时代。

饭局里，老师们围绕着李先生展开了话茬，李先生说起了自己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一位老师像被震了震脑袋，迅速夸赞起那篇论文的选题思路和结论。觥筹交错中，我的老师坐在角落，偶尔和身边人聊天，大部分时候在想自己的事情，除了做学问，他日常也写小说，眼前是一幅景象，心里是一幅景象，他看到李先生和吴小姐碰杯，脑子里想的却是吴小姐偷汉子的情节。茅塞顿开时，他就想快步离开，因为他怕灵感跑掉，追不回来，于是，他想快快捉住它，一点点延展在文档里，但在招待完权威编辑前，他还不能离开。

本市虽然不如首都繁华，但大学城周围，也有一些秀丽风景，李先生此行，不但满足了胃口，也滋润了眼睛。他和吴小姐来采风，吴小姐插空给他开麦克风。夏天到了，吴小姐想起家乡的甘蔗，粗粗甜甜的，可惜眼前没有。李先生说，会有的，他刚好藏了上好的甘蔗，二人对视而笑。身旁的先生学者们，被风迷乱地刮着，专心听李先生的学术建议，什么你侬我侬也听不到。

 下午三点，李先生顶着热辣辣的太阳走了。他走的时候，包里多了几本学术著作和塞得厚厚实实的信。李先生走后，老师和同事打车回学校，他下午在办公室里写论文，一直写到傍晚。

回去住处的路上，母亲打电话过来。

“吃饭了吗？”

“刚吃，怎么突然打电话？”

“小弟（母亲对他的昵称），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什么事？”他察觉出母亲语气中的犹豫，“妈，你不要瞒着我。”

“你爸他，他住院了……之前没敢跟你说。”

“爸爸为什么住院了？”

“他确诊了鼻咽癌，要去医院治疗。他上个月就流鼻血了，但我们以为是小事，他不想让你担心，就没告诉你，他说你刚去单位，要表现好，怕你请假太久影响不好……”

咔嚓一声，他忽地感觉有什么东西断了似的，似乎失去了什么，可他找不到。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茫茫雪地上，目送一片叶子，无声无息地落下。

这时，一个学生路过，给他打招呼。他愣了愣，才回过神。学生说：“老师，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他说：“没什么，老师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学生笑着说：“那，老师你多保重……我听说举报的事了，老师你放心，其实我们中不少学生支持你，知道你为我们好的，只是，他们不太敢说出来……”

他们在路口分别，老师匆匆骑自行车到楼下。他着急打电话问家里的情况，母亲说：“中期在鼻咽癌里治愈几率较高，80%左右，整个治疗流程大约花费20万到25万，你爸有农村医保，可以报销50%。全身癌细胞检查报告显示:肺部没有肿瘤，基本排除肠癌肺转移。也就是说，你爸他专心治疗鼻咽癌就好了。”

这天夜晚，他买了最近的一班高铁票，跟主任请了病假。他在收拾行李时，看到箱子里藏得很深的，是父亲送给他的那本发黄的《鲁迅小说全集》，其实那不是全集，只是出版商用来吓唬人的，翻到出版年份，是一本九十年代的书，父亲过去放在书柜里，见他很喜欢，就送给他了。

他和父亲的关系，就像这书里的两页纸，这么近，却又彼此不说话。比起母亲，他和父亲之间的交流是极少的。记忆中父亲难得打电话给他，就是要给他分享书目。原来，他那天看了中央台的一档荐书节目，觉得那些书很有意义，就想告诉他。我的老师隔着电话，听父亲的声音，其实听不太清，有的书名，听两三遍才明白。

父亲说的书单，老师在网上已经看过了，他父亲不上网，电视和报纸杂志是父亲了解新闻的渠道，但他还是听父亲说下去，并且问父亲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

父亲回答什么，其实并不重要，老师只是想听他说下去。那天晚上，父亲打了三次电话，因为又有补充的书还没说完，他就补电话，一次比一次短，最后挂的人，还是我的老师。

他想起小时候，身体不舒服，父亲就很紧张，初三的一天晚上，他的扁桃体发炎，大半夜，疼得他直叫了出来。仿佛喉咙被锁住，许许多多火红的蚂蚁爬了进去。父亲知道后，赶紧和母亲送他去附近靠谱的医院。父亲走下楼，看到街道空茫茫的，根本没有车辆停留，他就背起年少时的老师，和母亲快跑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

行李收拾好了，明早就回去。已是夜晚八点，老师喝口水后，像往常一样打开自己的邮箱，处理邮件。大部分是广告之类的垃圾邮件，有一封是拒稿信。他上周末将一篇论文投给了《外国文学评论》，这是编辑部发来的拒稿信。还有一封邮件引起了老师的注意，邮件主题写着：

“叶老师，我是文院大二的学生季直，最近写的一篇小说，想发给老师看看，请求建议！”

“季直？他是我教的学生吗？可我怎么没什么印象……”

老师有点疑惑，他下载附件打开看，正文有两行黑体字：“叶老师，我不是你们班的学生，但我有旁听您的课程，冒昧打扰您，只是因为很想听听您对小说的看法，您抽空阅读即可，如果实在没空，也没有关系！”

在这段文字后就是季直的小说，标题《西西弗先生》，总共有一万多字，老实说，看着有点头疼，因为他的每一段首行都未空两格，一段一段之间缺空行，格式问题很大，但老师挠了挠头，还是努力读下去了，他一边读一边修改格式、标出语病、插入批注，读罢，他在正文上方写道：

季直，小说已读完。

1、对西西弗先生的定位，还需进一步戏剧化，换句话说，这个人必须传奇化才有价值，也最适合第一人称叙述中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2、在我看来，写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死亡已经不稀奇，而西西弗身上必须还要有更进一步的东西，比如他不写东西，但喜欢把写东西的凑起来，这也是他克服种种办咖啡馆的原因。随着时代变化，文学式微，咖啡馆中的来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热爱文学了。也就有了《茶馆》的衰落和一代不如一代的挽歌的意思。他不是理想主义者，但尊敬他们，这样，乌拉尔这个人的“不一样”也就出来了；

3、小说中尽量不要用真实的大学和学者名字。

我的老师花时间帮学生看小说，也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能汲取一点被需要的幸福，那种无关名利、专注于文学本身的乐趣，毕业以后很少体会到了。他想起自己还在大学诗社里的日子，一群游走在北大校园里的青年诗人，他们那时还年轻，还不必将混饭吃悬置于对爱与美的追求之上，他们可以享受玫瑰色的忧愁，花上一个下午琢磨一个汉语词汇的使用，在自己想象的花园里上蹿下跳，但他明白那是不长久的，一旦失去象牙塔和家庭的庇护，他们这些在文字里纵横古今的人，在现实世界可能什么都不是。

毕业以后，老师有时不敢看朋友圈，特别是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在他看来，当年的舍友里，数他混得最差。他的上铺留在北大做讲师，对床去了国王学院，时不时分享英伦三岛的秀丽风光。不在学院的朋友，一个在互联网公司月薪四万，一个出版了一本销售二十万册的图书。和他们相比，自己只是一所非211/985大学里的普通“青椒”。老师有时看自己的支付宝和银行卡账户，他就皱起眉头。昨天，他领到了自己来这里的第二笔收入，工资、奖金和房补加在一起，扣掉险金、税和房租，到手的收入大概才5000元，和一个出版社新来的员工差不多，在北京，这样的收 入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别人。

想到自己的同学有的已年薪百万，老师不禁苦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苦中作乐的人，但家乡人却总是高看他一眼，不但觉得读博当老师光宗耀祖，还以为他有很大本事，不说写软文这种腌臜事，亲戚儿子想考北京的学校，家长都联系上他，以为他有人脉，能联系上校里的领导。老师有一个公安局里的叔叔，在家乡的饭局就爱宣扬一句话，说一个家里，最好出一个当官的，和一个笔杆子，以前说到当官的，那就是他自己，现在叶老师出来了，笔杆子也就有了。

对于那些电话求助的亲戚，老师往往爱莫能助，他所能提供的帮助，仅限于发几个联系方式，或者给有才的学生推荐编辑和刊物。所以他会欢迎学生给他投自己的作品，有空时他就会看。

如今，在发送给季直批阅稿后，老师终于可以伸一个懒腰。空气中，猫的白色绒毛在盘旋。夜已深了，老师借着玲珑剔透的月光，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小石子路上，他看到两个孩子正在追逐打闹，体格大的紧握一个东西，一边跑一边嚷嚷，似乎在说:"来追我啊，追得到，就给你。"体格小的蹦蹦哒哒地追，却始终追不上。老师摇摇头，继续走，直走到西门。他看见年久失修的公交车站，青年男女们散状分布，等待会带他们离开的公车。

他就这样绕着校园走了一圈，再返回住处。店铺要打烊了，街边夜店还在喧嚣。当他把笔记整理好，合上电脑、准备上床时，他的母亲又打电话过来，说收到一张汇款单和一本杂志，原来是他之前写的一篇文章被登了出来，杂志寄到了父母那边，但母亲看字费劲，不晓得儿子的文章在哪一页。老师听罢，凭借记忆思索着是哪一本杂志，想好后告诉给母亲具体页数。电话另一头，母亲戴着老花眼镜，缓缓翻着，终于，她翻到了那一页，虽然依旧看不懂文章的内容，却心满意足地笑了。

他的母亲每周都会来电话，而他很少主动打电话，不是太忙，就是忘了。母亲总是要他照顾好自己，一些在他眼中鸡毛蒜皮的琐事，母亲也会过问。母亲曾经也是老师，所以爱唠叨做老师的经验。她很自豪地告诉儿子，自己当小学老师十四年，其间还做过班主任。她说以前教师紧缺，一位教师能兼任语文和数学老师，六个班级由七个老师管，负责授课的同时，她还要管财务。她看到哪个学生调皮捣蛋，就叫那个学生回家补课，和他谈心，讲关于怎么做人的道理。

母亲的这个故事，他已经听过五次了。在过去，他听着听着就会厌烦，但在这个晚上，他不介意母亲多讲一点，此时，他的耳边依稀传来绿皮火车的声响，好像母亲多说几句话，故乡离他就近一些。

他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挂断前，他再一次重复说：“妈，我明天就回去了，你们等我。”母亲说：“其实你不回来也没事，有我陪着你爸。”他说：“这叫什么话，我必须回去的。”

那天，他在花莲乐队的乐声中入梦，梦里，他和父亲再次相遇。小时候，是父亲背着他，而现在，在梦里，是他背着父亲，父亲笑着问，背得动吗？他说，背得动，儿子背得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