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狂野地向前突进，刚铺了水泥的乡间小路不需要温柔对待。田里翠绿茂盛，没有风，水稻一动不动地立着，像一场静默而持久的体罚。来不及凝视了，尽管时间充裕，爸爸还是把油门踩到了六十码。

宁愿干坐着也不愿迟到，这是我们一家子吃酒的信条。比起一桌热菜，打工回来的男人们往越野车投去热又怯的目光，显然更值得爸爸品尝。

“嗳，嗳！爸停一下！”窗外什么一闪而过，像是一尊佛像。我大叫起来。

爸爸被吓了一跳，猛地急刹。车里的东西都随之一晃。前座传来妈妈的骂声。

我跳下车，蝉鸣从四面八方灌进耳朵里。我往回跑了几十米，眯起眼，看清了那家院子里闪过的“佛像”——是个垂垂老矣的老妇人，一动不动，坐在院里的椅子上，没有表情，甚至连呼吸的起伏也没有。正午烈日骄阳笔直地洒下来，淋了她半身。

“阿洁你干吗？我们要走了！”妈妈在车里大喊。

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扭过头去看她。她和山一起静止，和稻田一起静止。我想象某一天她的死亡，那不会是一件突然的事——心跳像归于平静的涟漪，肉身缓慢而宁静地融进土里，开车经过时，没有人会再产生佛像的错觉。她从陌生人的幻觉里漏走，一支笔蘸了背景色后从她的位置涂下去。

炮仗响过后，没有人听见的最后一阵回声。

我们开车去参加乡村酒局，阿玉姊姊要出嫁了。

伯伯把烟抽掉一根又一根，对来者，他勉强挤出笑容。看他们掏出粉红的钞票塞进红包里，又笑得更抱歉了些。

半晌，他叹着气对伯母道：“去让阿玉给客人上茶。”

当地习俗：正式开席前，新娘子要从里屋端盘出来，给来宾挨个塞茶喝。伯母进了里屋，不一会儿，阿玉姊姊端着茶盘出来，弱柳扶风。围坐的男人们依旧聒噪着，聊收成、政治、打工的儿子，只趁着接过茶水的工夫朝阿玉的肚子多瞟上几眼，待这桌塞完，他们彼此交换了眼神，一颗夜半闲话的定心丸就咽进了肚里。

阿玉姊姊见了我，笑盈盈的：“阿洁来了啊，喝茶。”

我问她，塞完茶能不能陪我去田里玩。

“今天不行”，她说，“结婚呢，好多事。”

我早已经看见她的肚子了，她也知道我看见了，她还知道，伯父的脚下躺了十来根狼狈的烟屁股，也是因为她那掩不住的肚子。我问她，还有多久生。下个月中旬，她声音小小的。

她继续去塞茶。我往里屋走，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床边，廉价细闪面料的白西服罩在他身上并不合身，正低头划拉手机。我知道，他就是阿玉姊姊的丈夫。

阿玉姊姊发电子请帖的那天，家族群里前所未有的热闹。我跳过一条条“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点进链接，穿着婚纱的阿玉就跳进屏幕里来。她开怀地笑着，美得扑簌簌、亮晶晶，飞舞的裙裾之外，洁白的手臂像从那水盈盈的草地上刚生长出来。

可照片怎么看怎么让人难受。

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了两圈，才意识到不对劲：阿玉身旁的男人，也就是她丈夫，手搂着阿玉，脸上却皱着眉头，一股子被太阳晒蔫的不悦。

我把照片拿给妈妈看，说，这个姐夫拍婚纱照都不笑，感觉不好。

“哎呀，你们年轻人懂什么”，妈妈说，“家里就是要这样：一个人笑，负责开心；另一个人不笑，负责沉稳，掌控大局。要是两个人整天只顾着乐呵，日子怎么过下去？”

阿玉姊姊忙着塞茶，没人陪着玩，我晃晃悠悠去了后山的坟地。

山是青翠的，青翠的是满山的草木，草木间是坟头，高矮胖瘦不一。

人死后也不是平等的，至少，在活人世界是这样。有的人死得正当时候，赶上一块新田废弃，便得以葬在平地上，方便后人稳当当上香磕头。死后三年，才能给立碑，在碑上，竖着刻下三代后人的名字，远远望去，像流苏串子。有的人家将墓冢造得出格隆重，大红大绿大黑大白，哗啦啦地拼起个墓碑，小土地庙一样，在视觉上就占尽记忆的先机。

几年前，村子池塘里淹死个男孩儿。男孩妈妈的哭声在村子里绕了三天三夜，男孩爸爸在村口的大梧桐下坐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夜里，夫妻俩砍倒了梧桐树，把男孩葬在后山，然后就离开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后山也没有风，虫鸣声沸，但看不到虫。我找了个扔在路边的塑料袋，拍拍灰，垫在杂草间坐下。

“阿玉姊姊嫁给了一个不会笑的男人，我不喜欢他。”

“我活着的时候，我爸也不爱笑”，男孩在我身边坐下，“我妈妈很爱笑，她很少有不笑的时候，实际上——除了我爸打她的时候，几乎都是笑着的；但我爸一直都不笑，所以我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打她。”

我们并着肩，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往回走。

“干嘛去了”，妈妈埋怨地说，“刚想叫你帮忙，又找不到你人。”我告诉他们我去后山了。一旁一个陌生大爷忽然插话，“后山？小心被野鬼抓了去当老婆哟！”

妈妈瞪了那大爷一眼。

晚上还有一拨客人，吃完午饭，我们一家留下来帮衬。当然，所谓的帮衬也是口头而已，爸爸和一群同辈的亲戚去池塘钓鱼，妈妈开始询问阿玉姊姊怀孕的情况。

她握着姊姊的手，满脸严肃：“一定要按时做产检，这些该查的项目，一个都不能少查。

我们之前一个同事，前几个月查一切正常，后头就随意了，懒得去查了，以为没啥呢。结果啊，等生出来，才发现小孩儿体内有先天缺陷。

你说这，死又不会死，活又活不好，不是遭罪是什么？”

我在一旁很无聊，问阿玉姊姊，能不能陪我去田里转转。“阿玉姊姊要当妈妈了，哪有空陪你”，妈妈打发我。但阿玉姊姊答应了。

她陪我沿着小路踱步，或者说，是我小心翼翼扶着她，一起走到水稻田边。田里有一只艳丽的公鸡，脖颈和尾羽是墨蓝色的，油光发亮，姿态挺拔。偌大的田野，低矮绿意之间，就只有这么一只公鸡。

我撒开阿玉的手，一跃而下，张牙舞爪朝那公鸡跑过去。一开始，它装聋作哑一样不理会我的进攻，等到我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突然张开硕大的双翅，扑腾着朝我脸飞来。我愣了，连忙用手护住脸往一旁躲闪，谁想这公鸡只是虚晃一下，又飞回原来的位置，稳稳地落在地里。只有我一屁股坐进地里，溅了一身稀泥。

“阿洁，你还好吗？”阿玉姊姊在远处大喊。

“我没事！”我徒劳地拍拍衣裤，站起身来，想着一会得挨骂了。一抬头，看见阿玉的人影小小的，像颗米粒，轻飘飘落在田野边上。

我突然意识到，她不再是能陪我一起在田里疯的姊姊了。当我如故地耍着小孩子威风时，她投在我身上的目光，是为即将出世的孩子做怜爱的演习。

生死从来不是隆重的事情。它不是孩子被抱出产房时，一家老少都围过来看新生儿红扑扑的脸蛋；不是肉体躺在沉闷的棺材里，拖沓的唢呐声飘在棺材外，白纸花扎在这一天的风中。

还在子宫里，孩子就已经出生了，脉搏还在跳，人就行将就木了。没有例外，每个人都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些一惊一乍的喜悲，只是为这来去人间的行程添个记号，哪怕对于生死之人，这些都全然无关紧要。

在走回车上的十几秒里，我想起来：几年前回村子，我见过那位老妇人。那次是去一个远房堂哥的婚礼，喜宴办得客客气气，还请了表演团，全村都去了。我和阿玉姊姊朝堂哥家走去，路过这座房子，看见一个男人将一把椅子搬到院子中央，坐垫已经塌陷，又转身回屋，把他的老母亲背出来。

他把老妇人放在椅子上，然后进屋拿了个苹果，塞在老妇人手里，跟她说了几句什么后，便朝热闹的堂哥家走去了。

男人走后没一会，老妇人手里的苹果就滑落到地上。她颤颤巍巍，想弯下腰去捡。我和阿玉姊姊过去帮她捡起来，正要塞回她手里，发现她手抖得厉害。我们想放进她衣服口袋，结果两个口袋都漏着风。

阿玉姊姊说，阿洁你拿着吃吧，说完一手攥着苹果，一手拉着我扭头就走。

走出两步，她小声告诉我说，那老妇人牙都没了，哪吃得了苹果。

我带着半身泥水，和阿玉姊姊无声地往回走。她隆起的肚子上遮着大红烫金绣花礼服，光面滑溜，边沿顺着大腿利落而下，上端已经被撑开一截线的经纬。

这不是给孕妇穿的礼服，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给孕妇穿的礼服。结婚是喜的，生儿育女是喜的，但前提是二者必须先后有序、泾渭分明，否则，一个喜装进另一个喜，就不合身了。

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突然刮来一阵风，姊姊停下来，跟我说：“吹吹风吧”。

于是我们停下来，吹风。风吹向我们，我们却说，“吹风”。

这阵风出奇的大，出奇的悠长，云平移着吞下了太阳。我远远望见村口，有棵树被吹得左右招摇。“阿玉姊姊，那棵树是很久以前就在那儿了吗？”我问。

阿玉姊姊眯起眼睛看了看，“我没戴眼镜，看不清”，她说，“不过我记得以前有个鬼故事，跟这树还有点关系”。

说是村里，有家人的小孩淹死了，但没捞着尸体。他妈哭了三天，他爸在树下坐了三天，第四天的时候，这家人就消失了。

为什么说是鬼故事呢？

因为后来又说，家人都不在村里了，死去的小孩灵魂无所寄托，怨念太重，不能重新投胎成人，就变成了一条吃人的大鱼，专门吃去池塘边玩的小孩。

我听说的版本是，这家人走的时候还把村口的树砍倒了。

是吗哈哈哈，为什么砍树呢。阿玉姊姊想了一会，笑起来，说，哎，鬼故事而已。

阿玉姊姊学生时代是学画画的。她画衣服，衣服都穿在美女身上，美女腰肢细软，盈盈可握，大裙摆飘到天上去，明黄、草绿、宝蓝尽数往上泼。画好后，她会把画垂直拿起来看，水彩还湿湿地闪着光，像一场色彩明丽的梦。

背面，是四方窗外沉沉的大山。

职高毕业后，她外出打工去了。先是给人画艺术墙，业余画一些小设计图四处投投稿，已经久到变成不抱希望的爱好时，一家设计公司向她抛来了橄榄枝。

公司很小，成立还不久，但每到午后都会摆上精致的巧克力拼盘，底下垫着蕾丝边纸餐垫。阿玉姊姊很高兴地留了下来。她爱笑，很快和新公司的同事也打成一片，周末，五六个女孩一起去逛街，在朋友圈发手伸到天上去的自拍大合影。

这个梦没有做多久。有一回过年，她穿着新羽绒服、提着给伯伯伯母买的礼物回家。踏进家门第一步时，伯伯说，你今年该谈婚论嫁了吧。

26，年龄像一道铁幕。

她在一次相亲会上遇见了现在的姐夫。姐夫很主动，他们就成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不想结婚的人，没有不想要孩子的人，当然，也没有想的，只是小船在海上行进着，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阿玉在医院楼道里蹲下，手里攥着化验单。许久，她拨通远在老家的伯伯的电话，准备要结婚了。

我问阿玉姊姊，孩子叫啥名想好了吗。

她笑起来，“哪有提前想好名字的，要等生了，有了生辰八字，给算命的看看命里缺啥，再取名字的”。

那，阿玉姊姊你缺什么呢？

我没有问出口。“玉”，一个单字，无旁无顶，最常见的名字给最普通的女孩。这个时候姐夫走过来，问阿玉姊姊捧花在家里还是在花店没取过来。他的声音是温柔的，像落地之前就会化掉。

我走出屋子，往山后面走去。风一阵一阵地涌起来，背后人声渐远，迎面经过许多孤独的亡魂。我一直都看得见他们，但他们不知道，只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块儿，从头到脚打量我，眼珠子死鱼一样瞪出眶来。那个佝偻着不停咳嗽的，是前年患肺癌去世的大伯，他旁边留着长长白胡子的，是我还小的时候作古的太爷爷。

“我为什么总要想那些虚无的词语？爱，生死，意义......想清楚了，人就会有什么改变吗？生活就会更好吗？”我自顾自地往前踱步。

“因为我们想要更真一点的东西”，男孩说。

“可是，根本没有‘更真一点’这种说法，要么就是全然的真，除此之外，都是虚假”。 

“这不就是我们一贯的行事风格吗？纯粹的爱不行，得附带着伤害、暴力，即便心里夸奖嘴上也得说着贬低的话，表面悲伤痛哭实际内心空无一物，然后把不愿意面对的过去变成传说……” 

那是个夜晚，雨下得大。男孩的爸爸又喝了酒回家，妈妈把他哄去睡觉，结果他解下皮带，劈头盖脸朝她抽去。雨下得大。男孩哭着跑出门去找邻居帮忙，但没有人愿意掺合别人家事。雨下得大。他跑得太急，不小心滑进了池塘。爸爸打了妈妈一整晚，哭声被雨声吞噬。

雨下得大。

一个月后，阿玉姊姊生了个男孩。伯伯很高兴地把新生儿照片发在家族群里，姑姑第一个跳出来说恭喜，“长得真像阿玉”，她说，随之姑父和小叔也七嘴八舌加入进来，“这个眉毛太像阿玉了”，“鼻子也像”。

点开照片，一张普通的、新生儿的脸。

一旁窝在沙发里的爸妈也看见了，开心地讨论起来。我关掉手机，回头问他们，大伯死第三年，是不是该立碑了。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突然想起来。

应该是吧，下次回去跟他们商议看看。说罢，爸爸又低下头去，跟了句“恭喜恭喜”的队形，退出微信，打开线上斗地主。

那天我从后山回来的时候，晚饭第一拨刚好盛上桌，热气腾腾的饭菜间，白炽灯点上，黄昏冥冥地漫过地平线。阿玉姊姊张罗着塞茶仪式，爸爸和一群中年男人扛着钓竿从池塘边回来，隔了老远便大喊：

“今天钓到条大鱼，快给下了炖汤喝！”

他把桶往前一泼，一条鱼“啪”的摔在地上，有一个成年人手臂那么长。

“我们以为那池塘里，都是养了不到一年的鱼苗呢，结果一下钩，就是这么大一条，你说奇怪不奇怪！哈哈！”

男人们纷纷走过去，围观那条还在垂死挣扎的奇怪大鱼，啧啧称奇。它的腮比任何一条鱼都鼓动得厉害，尾巴拼命地往四面八方摆动，眼睛圆鼓鼓的，像死人的魂灵。

阿玉姊姊塞茶到一半，满桌人都跑去看那条大鱼了，那杯墨色的茶和她的手，就那样悬在半空中。

我说：“姊姊，这鱼……”

“别瞎说”，阿玉姊姊打断我，“只是个鬼故事而已。”

我的眼前一片迷离。白色的灯光，藏蓝色的山的轮廓，水一样流过彼此，汇聚着颤抖，颤抖着交融。

风又从山那边刮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