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阅读豁免于其他直接目的的行为竞争而从容,别让日常生活的簇叶颤动吓跑它。

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

作者/唐诺


 

借着回光返照的来临时刻,他环视了一下房间,第一次看清了里面的一切:最后一次借来的大床,破旧得令人怜悯的梳妆台,他那面耐心而模糊的镜子,今后他再也不会在里面出现了:瓷釉剥落的水罐还盛着水,旁边搁着毛巾和肥皂,那已经是为别人准备的了。无情的八角钟像脱缰的野马,不可抗拒地向十二月十七日飞奔,很快地将指到将军生命的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零七分。那时将军把交叉的双臂放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的奴隶们,以洪亮的声音唱着清晨六点钟的《圣母颂》,透过窗户,他看到天空中闪闪发光、即将一去不返的金星,雪山顶上的常年积雪,新生的攀缘植物,但下一个星期六,在因丧事而大门紧闭的邸宅里,他将看不到那些黄色的钟形小花的开放,这些生命的最后闪光,在今后的多少世纪内,这样的生命将再不会在人间重现。

这是《迷宫中的将军》的最后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写的是玻利瓦尔对世界的最后目光搜寻印象,或许就只是一瞥,但弹指的时间被人的眷顾以及不解分割出来,也拉慢拉长了,形成一种温柔的驻留。我很想问有充分小说书写经验的亲朋好友们如何看待这最后判决的一段,换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结束方式?怎么为这样一部长途跋涉因此充满情感的小说,而且还是一个巨大历史生命选择一个依依不舍的句点?

我想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电动打字机前的模样。之前,他曾在《百年孤独》结束上校生命时悲伤不能自持,据他自己描述,他全身哆嗦,跑回卧房痛哭,他那美丽而且坚强(嫁给情感上依赖成性的双鱼座加西亚·马尔克斯你非坚强不可)的老婆梅赛德斯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只确认地问了声:“上校死了?”

玻利瓦尔,大解放者,死时才四十七岁,这应验了小说开头他下台流亡时那位英国外交官向他的政府正式报告里的一句话:“留给他的时间,勉强够他走到墓地。”

加西亚·马尔克斯没解释为什么“只有”这名英国外交官知道玻利瓦尔唯一可能的收场和去处,但我想我们猜得出来,因为只有这个英国佬是冷静、事不关己的外人,只有他站在玻利瓦尔“力场”外面的准确观看位置,其他的南美洲人,不管是敌是友,则悉数被玻利瓦尔卷入,被玻利瓦尔长达二十年的巨大光芒和屡屡创造的奇迹笼罩其中,玻利瓦尔已成为他们的共同命运了,成为生命背景,成为他们所有人存活其中的整个世界,你随此命运浮沉,埋身在这个世界内跟着它移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它奔去的方向和终点的,尽管彼时的玻利瓦尔肉身已残破到奄奄一息,理应任谁都看得出来。

伟人只对他人创造奇迹,无法对自己,包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此自反而缩,大家在最根本的生命面前都是平等的凡人。

这最末一段的生命联系和生命印象,不大可能有什么史料依据,最多只有玻利瓦尔死时周遭实物的客观记述,以及医学式的记录(几点几分昏迷、几点几分断气云云),其余皆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象和创造。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赋予这回光返照感官巡礼一个仅存的心思,那就是消亡了,沉没了,不再有我不为我所有所用了,镜子的映像,肥皂和毛巾,榨糖奴隶唱的圣歌,金星,雪山及攀缘植物,还有迎风摇曳的钟形小黄花,每一样,每一种声音,每一丝感觉和气味……

因此,唯我论是霸道的、吞噬的,但唯我论同时也有一种天真无邪,它是典型的幼年期思维方式,把自身和整个世界重叠一起,完全等同为一。整个世界既然都是“我”,因我而得到意义,都理所当然归我使用,要如何对待它甚至糟蹋它毁坏它,不过是“我”的自在行动的一部分而已,这其中经常呈现的残酷乃至于掠夺,基本上是“前道德”的,因为它以为被消耗的、被伤害的只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意志的他者—自我伤害,自我掠夺(如果有这样子的说法),就像年轻人恶整自己头发,在皮肤上刺青和穿洞,我们最多只能讲无知和任性,很难说它不道德。

从唯我论所统治的幼年期去进行道德辩论,像中国战国时代孟子荀子著名的性善性恶猜测,其实是不会有答案的,它们极可能就只是唯我论天真和吞噬的两端焦点各自凝视,是“我”自我怜惜和自我损毁的两个存在面向而已。道德还得晚一些,它源于“分别”,源于“我”和“他者”的两立和界线出现,源于“我”和这个世界开始分离的认知,所以仁者人也,这是肯定除了我之外有他人完整自主的存在,由此推衍到道德实践的所谓“礼”便是人我的分际异同之辨。在这上头孔子显然是比较世故比较精致的,而且孔子的用字用词也选得好,他用“仁”字作为他道德论述的代表用语,文字符号和语言声音之中有“人”,而且还兼有“察觉”“感知”的理性成分,赋予道德一根坚强挺直的“认识”脊椎骨,这是很准确很漂亮的计较,因此他远比孟荀理性但宽广,还是个更好的文学家。

然而,唯我论这种理所当然的童稚霸道,的的确确有一种很大的力量,他们不被众多他者的存在及同情分心,总有某种天命如此、视万事万物如草芥的惊人专注,少掉了道德羁绊的犹豫,使他们行动自由,很容易爆发出强大无匹的冲决力道,因此我们通常会在历史开创性的巨大人物身上发现如此特质(推理小说家加德纳的说法是, “巨人和小男孩的混合体”,当然,这原本是用来形容他笔下的律师神探佩瑞·梅森)。玻利瓦尔当然也是此类中人,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认为他在极权和民主两个极端主张中意识到道德矛盾,“显然,玻利瓦尔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达成拉丁美洲的统一和独立,如果需要极权主义的话,他会成为一个极权者;如果需要民主主义的话,他也会成为另一个民主主义的统治者。”而在此临终之时,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玻利瓦尔:

 

将军对医生的巧妙回答没怎么注意,因为他已明显地感到,他的疾病与他的梦想之间的疯狂赛跑,即将到达终点,这使他不寒而栗,因为他以后的世界便是一片黑暗了。

我的少年朋友丁亚民,有惊人的小说书写禀赋,也在二十岁不到的年轻时光就崭露头角,但后来改行影视去了,用他昔日的小说记忆去拍张爱玲传。他曾写过自己的童年神经质奇想,其实是蛮普遍、也是相当典型的唯我论想法。丁亚民说,他小时一直相信他的父母、他身旁的所有人都是演员,一等他睡熟,他们便收拾收拾下班了,甚至到另外人家继续扮演别人的父母和亲友—唯我论者很难相信世界可以不因我而存在、而保有意义,因此,成长对他们而言永远是加倍艰难的事,尤其是无可避免地说服自己相信他者和世界坚实的存在,而置身在不随自身意志而转的复杂社会网络更让他痛苦而且焦虑。这样的痛苦和焦虑随时间流逝和生命真相的不断揭露日增(小说家莱辛说:“成长,便是一次次发现你的独特经验原来是普遍的、人们共有的。”),其终极的暴烈一击则是死亡。你很难要他们不生徒劳的抗拒之心,很难希冀他们从容以对。这与其说是胆小贪生,不如讲是死亡的意义及其代价不同,毕竟,对我们而言死亡可以只是自身的静静退场,你仍可以相信很多你珍视的东西还在、还无恙;但唯我论者的死亡却是世界的全部崩毁,就是世界末日了,是无一物无意义可存留的绝望。这是一组对死亡生不出幽默感的人,诗人歌德死时多点光的近乎哀号便是此类最生动的演出之一。

这样想来,我的老友丁亚民没能把小说写下去,可能就还有人各有志之外的解释了—如果小说书写如巴赫金所说是杂语的,无法只停留在自己灵魂和肉体的单一声音之中,你得学着世故,站到他者的位置,穿透一个一个不同的人心,以及同情,那实在太强唯我论者所难了,尤其是同情。好日子时,唯我论者可以有豪奢如败家子的慷慨,就像玻利瓦尔那样,但得设身处地,甚至要用他者的情感和眼睛看事情的同情却是他们最难学会的一堂课(切斯特顿笔下的慈悲神探布朗神父说他推理破案的秘密,便在于他就是凶手,意思是他让自己进入到凶手的立场去)。

相对地,海涅便是极有幽默感的人,据说他的临终遗言是:“上帝会原谅我的,因为那是他的职业。”名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也是,他在晚年所写的自传最末一章《天鹅之歌》中说,他对死亡之后只有一个期盼,那就是每隔个五年十年可以从坟墓中出来一趟,读读当天报纸,知道这个世界仍运行如常,这就够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仍是卡尔维诺,他说的是,“死亡,是你加上这个世界,再减去你。”这个世界因为加进了你而得着了某种光彩和温度(说因此变得大大不同可能太自大了,既不符合卡尔维诺的谦和,也不适用我们寻常人等),在你又悄悄退场后仍存留,你在或不在呢?这里,喜欢庄子的卡尔维诺,用线条干净如数学计算式的语言,说出了庄子与蝴蝶之梦的生命狐疑,及其光影明迷。

我们可能把话题给扯远了,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时间,阅读者的时间,很多人总感觉不够因此无法供应给阅读这种不急之事的时间,而我最想的,是从对时间的从容谈起。

 

我们并非真的这

时间不够,所以无法阅读。这可能只是常见的迷思,或方便的借口,尤其在我们所身处这个匆匆忙忙的、老把生命描述成竞赛或甚至赛跑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可能也是真的,合于我们老是自我矛盾的奇怪人性,就像我所使用这本《迷宫中的将军》允晨版中译本的书本附录“谢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作家“自己最钟情的幻梦”,也就是自己最想写的那部作品,因为意识到非一朝一夕可成,反而迟迟不行,被“置诸脑后”,你总想先把手边那一堆暂时的、偶发的、可马上解决的琐事给处理干净,好找个清清爽爽的良辰吉日来专心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件事,写自己最魂萦梦系的那篇东西那本书,如此日复一日。

写书的人如此,看书的人亦如此,阅读往往就这么耽搁下来,但偏偏念头一直还在,久而久之它逐渐演化成某种心理救赎、某种宗教性天国一类的美好但不实现东西,或像某个小吃店高悬了二三十年的狡狯告示:“本店餐饮,明天一律免费。”—时间,利用了我们奇特的内心矛盾,总是很容易生出种种诡计,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我们刚刚提到过庄子这个人,这里就用庄子的话来对付这个团团转的诡计,那是他在看着游鱼的好心情桥上对付诡辩惠施的方式:“请循其本。”回到问题最原初最干净最切身之处,跳脱出语言的烦人泥淖区,眼前景观刹那间云淡风轻起来—我们真的这么忙吗?真的没时间吗?

老实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真的都没自己认定的那么忙。这里,我们并没轻忽每个人生而为人的情非得已之处,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对他人的债务,甚至我们认为中国人古来所说,父母年老需要奉养时“不择官而仕”这类的摩擦性忙碌,也觉得是明智而且合宜的。但终究,所谓的时间不够,是特定性、针对性的用词,意思是我们因为把时间花在某某某某事情上头,以至于我们也想做的某某某某事便被排挤了,因此,不真的是时间的绝对值匮乏,而是我们一己的价值排列和选择问题。因此,亨利·大卫·梭罗所记叙他和一位虔诚相信“人有不可或缺必需品”农夫的谈话,尽管稍稍过火了些,但不失为清醒有劲道,值得参考。

“有位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只靠植物维生,它不能供给你造骨头的材料。’因此他虔诚地每天花了一部分时间,供给自己身体造骨头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跟在他的牛后头,而他这头牛,浑身都是植物造的筋骨,拉着他还有他那沉重的犁,什么也阻挡不了。”—梭罗的结论是:“有些东西,在最无助和生病的人是必需品,在别人来说则仅仅是奢侈品;又在另一些人来说,那是根本听都没听过。”

至此,我们可不可以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那就是—我们并非真的都那么忙,真的长时段的、一辈子一直那么忙,我们只是有太多的必需品,得投注大量时间去取得去保护,当我们声称我们没时间阅读,其实我们真正讲的是,我们认为有这个事那个事远比拿一本书看要急迫要重要,我们于是没那个美国时间留给阅读这件事,就这样。

 

爱丽丝故事里那只兔子

梭罗只是想提醒我们,要不要认真回想一下,那些我们不可或缺、损失不起、停不下来、没它就没法子过生活的必需品必要之事,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都依据着自己的价值顺序来决定时间的耗费,这里便有了所谓的“安排”,牵涉到效率,遂有一些关于时间的小技巧用武的余地,久而久之,这不仅转变成一项技艺一门堂而皇之的学问,而且隐隐从单纯的时间调度应用,进一步渗透进阅读行为本身来,这就让人心生不祥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想如何最有效地应用时间,往往还急着想先“学会”怎样才能最快、最大效益地读一本书,不先弄清楚这个,好像阅读一事被谁占了大便宜因此还不能开始。

比方说有一种充满恐吓意味的时间计算及其应用方式很多人一定听过,那就是要你自己统计出来,你这辈子不知不觉耗在“等待”这件事上浪费了多少可贵的时间。等人,等下班,等电梯,等车子来,等红绿灯,等老婆大人说可以吃晚饭了,等整点才肯开演的电视节目,等浴室轮空以及洗澡水热起来,等睡眠安然找上你,等心爱的人入梦,等天雨天晴花开花谢季节更迭,等一切等待都不再成为等待云云—如此每个人都可以自行表列加总起来,得到的数字据说会把大部分人醍醐灌顶吓一大跳,原来我这辈子就是这么毁的,要是我聚沙成塔把所有这些时间给回收起来,玻利瓦尔何人,予何人也,不是吗?

我们只能说,动这脑筋而且自己还真相信的人,一定没念过著名而且揭示了宇宙一定有末日的“热力学第二法则”,不晓得能量不可逆转的发散本质。很多能量不是不存在,而是无法回收,或更正确讲,不值得回收,因为回收这些散落的能量,你得耗用更多的能量;这人也一定不晓得人偶尔发呆的舒适美妙及其必要,不晓得思维和理解在我们意识不及的漫游之时仍有效发酵融通甚至扩散的有趣本质,不晓得美好事物无视时间冻结时间的亘古渴望,不晓得偶尔抬头看看天光云影,看看擦身而过不相识人们的脸,看看市招街景和橱窗,不晓得人心偶如牛羊得让它野放自由。也就是说,这也许是个有效率的人没错,是精算师,适合到某个冷血大企业去规划并榨出可怜员工的每一分上班时间,但我敢铁口直断,他绝不可能是个好的阅读者。

给大家看一段好话来驱除掉这种自以为精明的不好气味。说话者是本雅明,人类历史上最棒的读者之一,他这段话原来谈的是民间故事的说与听,但很多好的话就是这样,是发光体,拿到不同地方照样熠熠发亮—

 

最能使一个故事保留在记忆之中的,便是这种去除心理状况分析的简朴作风。说故事的人愈是能放弃心理细节的描述,他的故事便越能深印听者的记忆,如此这个故事便越能和听者自己的经验相同化,而他便越有可能在未来转述这个故事。这个同化过程是在我们内心深处进行的,它要求一种越来越稀有的松懈状态。如果说睡眠是肉体松懈的完成,那么无聊便是心智松懈的顶点。无聊厌倦是孵化经验之卵的梦幻鸟,它会被日常生活的簇叶颤动吓走。

在书籍的丰饶海洋之中,这种急于驱赶无聊的人会令你想起谁来?我想,其实最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那只时时盯着手中大怀表、永远在赶路也永远来不及的兔子,爱丽丝就是追它时掉落树洞的不可思议国度去的—这只兔子做过什么事呢?没有,它只是一直在节省时间而已。

阅读,毫无疑问可以穿梭在每一分时间的缝隙之中。交通工具上,浴缸里,临睡前,甚至在饭桌上甚不礼貌地读报读杂志,在步行时甚危险地仍卷本书看(应该附加安全警语:“这样的阅读者均受过严格训练或不要命,请勿任意模仿。”),这都是每个像样的阅读者做过的事,但阅读终究不能一直只存活在这么窘迫没余裕的神经质世界中,最根本处,它仍是自由的,从容的,伸展的。

 

节庆时间

我们任谁都晓得时间有限而且宝贵,“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撕去一页,叫我心里着急。”因为我们知道有死亡这个不可逾越的时间句点,甚至不待时时意识到死亡就有太多人、太多话语、太多机制和设计提醒你。但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间更加让人无可奈何的是,不论你如何珍视舍不得,我们就是研发不成时间的保险箱、时间的冷冻柜,可以把时间存放起来以后用或遗留给儿女子孙,也许将来会有聪明人会想出个办法来。

你终究得用掉它,而且依它的流水节奏此时此刻就用掉,因此看开点吧,何妨慷慨些、豁达些,乃至于夸富些,偶尔败家子一样,给自己某种节庆感,通常会带给你莫名的

好心情。

相应于时间的守财奴,这里,我们稍稍来看一下节庆这一概念。节庆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独立存在的一个日子,借助着某种名目,把我们的生命连续之流截断,从而也让我们的“正常行为”暂时中止。在此独立的特殊时间里,你被允许豁脱平日小心翼翼的言行和思维,一部分的规范律法也暂时冻结,你可以做平日很想做却又不能做的事,你可以浪费你的时间、财富、情感和身体,节庆总表现着某种繁华和狂喜,恰恰是这样的豪奢浪费,才带来节庆不比寻常的特殊喜乐,让这个日子被“括弧”起来,可抛掷,可收藏,可纪念。

每个民族、每一地的人们都有他们的节庆日子,宗教的、政治的、历史的、劳动的、季候节时的以及个人的云云,如此共时普世,说明它深厚的人性需求和基础。中国古时,相传年轻的子贡便曾在年末腊祭时对人们的狂欢不知节制面露鄙夷之色,讲了两句清高自持的话,当场就被他的老师孔子给严词修理一顿—这段故事记在被认为是伪经的《孔子家语》书里头,你当然可以挑剔它不一定真有其事,但这无妨。孔子的说法大致是,人们一整年辛勤劳作,也需要有所放松,这是基本人情,读书人不可以如此高傲不知同情。

我个人喜欢如此的节庆概念,还不在于“放松”,可放胆为非作歹一番,而在于“离开”,离开什么呢?离开你的基本生活轨道,离开我们总因为熟悉、重复、循环而最终成为昏昏欲睡的单线生活轨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实际上多多少少这样,每天上班、做事、下班回家、睡觉,根本无须动用到脑子,照样应付自如),你得把自己给拔出来,打断这个隧道般的单调路径,我们沉睡的思维才能重新活起来。

所以如果可能,我个人比较期待阅读一事能成为阅读者生活中的节庆,而不是阅读者自身文化结构的价值排行高位而已,更不是你线性生活的直接再延长像加班一样;也就是说,让阅读独立于我们斤斤计较的日常行为选择之外而繁华,让阅读豁免于其他直接目的的行为竞争而从容,别让日常生活的簇叶颤动吓跑它,它独立存在,独立满足,博尔赫斯所宣称的“享受”于焉成为可能。

 

一件主要的事

不仅仅图个好心情而已,这样的节庆时间概念,本来就契合着阅读的本质,有明明白白的功能意义。

我们谈到过理解的延迟性本质,谈到过阅读活动和理解的非亦步亦趋有趣关系,也谈到过最大的阅读沮丧系来自于我们对阅读“投入/产出”的时时紧张审视,因此,如何有效松开“耕耘”和“收获”这两端的紧张关系,让阅读从容起来,好安心等待理解零存整付的不定期造访,便成为阅读活动能否持续的关键。节庆,让某一段时间截断开来成为绝对时间,绝对,意思是没有比较、不受合理性的斤斤纠缠、不存在替代物,阅读的绝对时间,便只有阅读这件事,干干净净,上天入地,不及其他。

节庆,既是最狂欢的,也是最专注的;既是最从容的,也是最消耗最让人疲惫的。

《迷宫中的将军》,从玻利瓦尔漂浮于药草水中的死亡意象开始,写这位拉丁美洲大解放者的最后十四天,因此,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冷静到近乎冷酷,毋宁更接近写史或报道的笔调下,我们仿佛一直听到时间滴答作响的声音,压得人心头沉重,然而,这里头有一段玻利瓦尔对时间的偏执认定,既急迫又从容,既清楚时不我予却又无视时间铁链的束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也是书写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是他和玻利瓦尔两人所共有,书写者和被书写者在此完全叠合一起成为波峰,令人动容。

我把原文抄长一点,好调匀呼吸,尽管我们原来要看的只是其后半段:

 

宁静的居住环境也没有能对他恢复健康起什么作用。第一天夜里就昏厥过一次,但他拒绝承认这是身体衰竭的新征兆。根据法国医疗手册,他把自己的病描写成由于严重感冒而引起的黑胆汁病恶化和风餐露宿导致的风湿病复发。对病症多方面诊断的结果加剧了他反对为治疗不同的病而同时服几种不同的药的老毛病。因为他说,对某种疾病有益的药对其他的病则是有害的。但他也承认,对于不服药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好药可言的。另外,他天天埋怨没有个好医生,与此同时,却又不让派来的那么多医生给他看病。

威尔逊上校在那些天里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上曾说,将军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但是他拒绝医生看诊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鄙夷,而是出于他自己神智的清醒。威尔逊写道,实际上疾病是将军唯一惧怕的敌人,他拒绝对付它,是为了不分散他对一生中最宏大事业倾注的注意力。“照顾一种疾病犹如受雇于一艘海船。”将军曾这么向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莱里曾建议他在准备玻利维亚宪法的同时接受一次彻底的治疗,而他的断然回答是:“不能同时干成功两件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访问时说:“在许多事情上我感到跟玻利瓦尔都是一致的。举例说,在不为死亡设置种种障碍,不去想得过多这件事就是如此。因为对死亡过分操心,就会使一个人不能集中精力去做主要的事情,一个人的一生是有一件主要的事要干的,这是我对玻利瓦尔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完全可以由他的信件和行为来证实。他绝不想从医生那儿知道任何事,也不想了解自己的任何病情。他大概已经想到自己处于死亡的边缘,明白自己已经没救了。……一种疾病也正像一种职业,要全心全意去照管它,我的观念也是如此。我不要死亡的念头来干扰我正在做的事,因为留下来的事,正是一个人一生要干的事。”

一个人的一生是有一件主要的事要干的。最终,这样的事是连死亡都可超越的,更何况只是时间的效益,只是其成果的吉凶利钝而已—我们用这样的例子,这样极致的话语来谈阅读,可能沉重了些,不喜欢的话,我们大可把它易为孔子的温和话语,意思是一样的。老先生当时讲这话大约是带着笑的,甚至忍不住有一丝炫耀,他说他一读起书来,“不知老之将至”,时间在阅读中暂时失去了压迫力,就连他一生心急的救世之事也被忘在一旁,真是开心。

我不晓得别的人怎么想,在今天被贪生怕死美国人(尤其是加州人)波及人人养生服药跑健身房救死不暇的诡异气氛当中,大约也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我个人还是坚信,人有“一件主要的事要干”从而可以挣开时间束缚,这是很幸福的事,生命因此辛苦了点,却是充实有重量有内容的存在。

以前教我们《三礼》的老师,在讲到《洪范·稽疑》的卜筮之事时说,卜以决疑,不疑的事是用不着问卜的,就像三餐睡眠穿衣这些当时要做的事,拿去问神明求请示,不仅可笑,而且亵渎;同样的,有些事或基于是非,或源于信念,或属于自己的志业悲愿,非做不可,也是无须问卜的—我的老师是上两代的人,生逢历史的动荡岁月,一生颠沛流亡,还数度濒临杀身,但他一生不求助命运之术,他说,问了又怎样呢?该做的事还不是就得去做,“我的流年我自己知道。”

我的流年我自己知道。这句话我记了整整二十五年。

 

读和写的不成比例时间

对玻利瓦尔而言,这非做不可的事就是他拉丁美洲的大梦,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大概就是写他一部一部的小说—如果我们还是心有芥蒂,终归还是放心不下这样豪爽地抛掷时间在一本一本书里不问收益是否划算,从这里,我们应该找得到路再往下走一点。

我们说过,拥有一本书很容易,也很便宜,更花不了你多少时间,你走进一家书店,掏个两三百块钱,在书的扉页龙飞凤舞签上自己大名,书就是你的了。但严格来说,这种拥有是产权意义的拥有,不是阅读意义的拥有,所以博尔赫斯说:“究竟书的本质是什么呢?书本是实体世界当中的一个实体,书是一套死板符号的组合,一直要等到正确的人来阅读,书中的文字—或者是文字背后的诗意,因为文字本身也只不过是符号而已—这才获得新生,而文字就在此刻获得了再生。”博尔赫斯还引用爱默生的话说:“图书馆是一座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当你展开这些书页时,这些死人就能获得重生,就能够再次得到生命。”

因此买一本书是举手之事,确认一本书买错你不想读下去也用不了一晚上时间,但要完成阅读意义的拥有,你就得再多花几个晚上,也许一星期半个月的,快慢随人,然而终归还是很有限—这是需求面的时间耗用实况,那供给面又如何呢?

想大致了解供给面的时间耗用状况要简单可以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查一下统计数字就成了,若没有现成的完整资料,那就翻翻每一本书封面折页里的作者简介或书末附录的作者年表自己算一下,或干脆你上亚马逊书店网站,key进随便哪位作家大名,把他的全部作品清单给列印出来,你马上就会发现,人一辈子是写不了几部书的,不管他多么才华洋溢,多么创作不懈,多么学养富饶,还有,多么长寿不死。

就加西亚·马尔克斯先来吧。这位如今已高龄七十九的不世小说之魔,承继着欧陆深厚的小说传统,还以整个哥伦比亚乃至于整座拉丁美洲几乎没停歇过的战乱苦难为代价,在死亡枕藉的尸体堆上书写,这样的人一辈子交出几本书出来,不就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族长的秋天》这寥寥几个长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几个中篇,《异乡客》这个系列集子,还有数得出来的一些短篇小说吗?当然,小说而外,他还写过剧本,写过报道,写过随笔文章和影评,像台湾出版过的《智利秘密行动》就属他小说而外的演出。

博尔赫斯呢?台湾商务印书馆才出版他的全集,四大册,而且不会再有了。

卡尔维诺呢?台湾也差不多出齐他的书了,包括他随笔集子《巴黎隐士》,他的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以及他采集整理的《意大利童话》,十本左右,也不会再有了。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纳博科夫、福克纳、康拉德等等这些超一流的小说家也差不多都这个数字;一脚跨入类型小说的格林多一些,有个几十本,算是很特别的了;还有,就是把小说当历史写,以“人间喜剧”为名意图记录下人生百态的巴尔扎克也属最多产作家这一层级的;另外,就是贫穷的契诃夫,他得靠卖文养活自己和家人,篇数惊人有几百上千,但短篇短文居多,内地那边早就译出了他的全集,连小说、短文、笔记、游记、书信、剧本,共辑成十六大册,论字数也没想象中的多。

小说尚且如此,那些搞思想、搞理论的书写者就更有

限了。

相信我,实况真的就是如此,这上头我个人是有第一手资料的,或直接可以讲我就是小说书写者的现场目击者—我个人因为生命机缘的关系,身边俱是一流的小说书写者,事实上,我家中就自备了三支这样的小说之笔,我和他们相处了整整三十年,知道他们是如何慷慨抛掷时间在书写一事上的,包括如何跟一本书、一部作品拼搏十年以上的时间。

而这些书,我们这些挑眼的读者还总是挑挑拣拣。除了少数的重度阅读者或你对某一位书写者有特殊情感和心得之外,我们肯读完他们其中两三部所谓的代表作已经算很不错了,像托尔斯泰,这位很多人心目中小说史上最了不起的巨匠,几个人真的念完他的三大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复活》呢?

 

重演书写之路

正如阅读永远比写速度快,在书籍生产的书写和阅读这两端,时间的耗用也永远是不成比例的。十年书写,三天阅读,这不好太抱怨吧。

购买只完成了产权转移,不及内容;内容的转移唯有通过阅读,即便这本书在法律的认定上不是你的都无妨,不管它是借来的、偷来的,或光明正大站在书店免费把它给读完(小说家阿城很多书就靠这种方法“取得其内容”,因为那会儿穷,买不起)。你要唤醒这一个个已然死亡的符号,让诗意重新获得生命,多少便得重走一趟原书写者走过的路,看他所看,想他所想,困惑他所困惑,这个原初可能极其艰辛极其耗时的来时之路,因为书籍—或该说是文字—的神奇发明,变得省事,变得可节约绝大部分的时间,但没办法完全省略,工具载体再进步再炫目至此皆无能为力(是的,我说的正是一大堆人心存不当幻想的电脑),阅读者还是得老老实实自己走这一趟。

已故的名生物学者古尔德的所学所思不仅仅是他的专业本行而已,他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素养和驳杂多好奇的横向知识涉猎,无怪乎古尔德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如此复杂柔软有“人味”,完全不同于比方说道金斯那种科学主义的专横和缺乏见识。在《别紧张,程度不同而已》这篇文章中,古尔德引述了英国剧作家德莱顿《亚历山大的盛宴》剧中的一段,是亚历山大大帝喝多了酒兴奋起来,夸耀起自己昔日战阵上的功业:

 

国王的虚荣心大起来了,

重演一遍他所有的战役。

狠狠地打败了三次敌人,

三度对敌人死了又杀,杀了又死。

然而,对阅读者而言,做同样的事既不必亚历山大的虚荣,也无须借助酒兴,比方说我个人和《迷宫中的将军》这部小说,我就不止三次把玻利瓦尔从一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一点零七分的死亡唤醒,让他一次又一次重新航行于马格达莱纳河—即便如此,我心知肚明,相较于书写者本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投入此书的时间,我的仍远远不成比例。

这让人想到曾在十九世纪末生物学上显赫一时的美丽学说“重演论”。重演论的想法是“个体发生过程是整个种系演化过程的重演”,也就是说,动物在它胚胎时期和出生后的生长发育,事实上是重复一次它祖先的成年阶段。当然,这重演的过程一定是省约的、加速的,把耗时亿年的艰辛时光,浓缩在几天、几月,最多几年的时间里。像人类胚胎期会出现的鳃裂,重演论者便以为正是我们鱼类老祖宗的成年特征,记忆着那段迢遥的海洋生活岁月。

这么美丽多情的学说,只可惜在生物学上不是真的(古尔德大概会说“美得不可能是真的”,因为生物演化生死大事没这么悠闲的美学余裕);然而,在我们阅读的世界之中,重演论不止成立,而且还是必要的,我们因此跟着加西亚·马尔克斯航行于马格达莱纳河,随康拉德进入黑暗大陆的中心,和扶病东行的契诃夫穿越春泛的西伯利亚大平原到达酷冷的库页岛,和马克·吐温一道测量过密西西比河水深(“水深两英寻”,即马克·吐温此一笔名的意译),和梅尔维尔一起追猎大白鲸莫比·迪克,和托尔斯泰刺杀过小矮子拿破仑,和吉卜林漫游于印度半岛找寻那道洗涤人间罪恶的佛陀箭河,还伴着希罗多德搜访地中海沿岸,探究文明第一道曙光照临的大地……

别担心时间,时间不管在你怎么算都是占尽便宜的,如果可能,真正我想说的是,除了功能性的必要,这里还包藏着作为后代阅读者一份尊敬和感激的心意,对那些书写者,那些为我们艰辛耗时演化成书的慷慨书写者。

责任编辑:梅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