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愿意承受纹刺的疼痛,是不是对死亡有前置的敬意。

手套之家

作者/特区文学

文 | 黄守昙


自从父亲由保安改做荷官,家里的收入就有所增加了。为了庆祝一下,母亲决定全家去贾伯乐提督街的鮨味亭大餐一顿。大概用了半小时,母亲才化完她声称的“简妆”,对于眉笔、口红、粉饼腮红,她有着堪比职业的娴熟,我们都管那套仪式叫“画皮”。

我问过她,你看过周迅演的《画皮》吗?她却反问我,我有那么好看吗?她坐在梳妆台前,一边对着镜子压低上唇,把人中撑长,然后压低下巴,触电般快速微笑,又快速平复。她总讲,口红涂得好不好,得通过笑容才看得出来。母亲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譬如擅长微笑,涂口红当然也不能拖后腿,更不用说微笑是她的职业武器。通常我都不置可否,只知道明显她未看过《画皮》。

在玄关穿鞋时,母亲又瞥了一眼家里的阿姨,她吩咐这个瘦成辘甘蔗的越南女人,记得将衣服从阳台收下来,折好,摆进各人的屋子里。阿姨含糊着回答,知啦知啦——语气是不耐烦的。这个越南佣人来我家已经半年,我以为母亲已经习惯她这副样子,没想到她依然忿忿。母亲讲,你最好讲到做到。阿姨软中带韧地回击,明啦,你们快出门吃饭吧。

我们都静静地看待这场口水战争,母亲看着我们默不出声,像是脸面受到侮损,只好又对越南阿姨讲,你记住,折衣服不要侧折啵,我要正面的那种折法。回来我见到这些衣服,就要像逛商场见到的那样。听到未?

那个越南阿姨倒是很古滑,又用起那招数——假装听不懂广东话,径直走到厨房里去了。母亲看着我和弟弟,呼了口气,一边穿鞋一边讲,这么女人太嚣了,好在你们大个仔,不然我惊怕她半夜掐死你们。弟弟没有回应她,我们都知道,母亲不过是要将我们和她绑在一条船上,因为父亲总是谦和的那一个,她需要培养同仇敌忾的战友。在这点上,我家的男人整体更像外人。

临出门,已经穿好鞋的母亲还踩返屋里,把沙发缝夹着的电视遥控放入她的手袋,得意地看了我们一眼。从家到餐馆一路上,她一直讲那个越南女人的坏话,讲她爱偷懒,偷看电视!工作时间打电话!用自己的手提电话打便算了,有一次她回家取产品资料,还捉到越南女人用家里的座机打电话,最可恶的是,那女人被发现了还面无愧色,径直行去露台晾衫裤!母亲讲起来这些,神色激动,反而更像一个外劳在数落自己的雇主。只不过一见到街坊,她又会立刻换副面孔,闪电般微笑,问人家,又出街买菜啊?我们今天出去吃!顺带问候对方孩子去了哪所中学,老人去了哪家养老院。我们家三个男人就站在一旁,等着,一直等到对方不好意思了,母亲才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她掩着嘴细声讲,都怪那个人口水多过茶。

我们更习惯沉默,在餐厅也是。母亲是“话筒”的唯一执掌人,她从不期待能得到我们的回应,只见她,戴着手套一边往嘴里塞寿司,一边又如同开关被突然摁下,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抱怨女佣,抱怨中介,甚至抱怨越南与甘蔗,直至被芥末辣出眼泪,她才收声。她从餐桌上的纸巾包抽免费纸巾,快速得就像魔术师一样,但要扑上脸时,却又小心谨慎,像是怕损坏了她的皮。

泪流不止,母亲却依然给每件寿司沾上重重的芥末,似乎要借此机会不吐不快,我和父亲也安慰她,好像她是真哭了一样。可惜母亲不领情,她自顾自地讲,你们就当白脸好了,黑脸我来当。过了一阵好不容易平息下来,她又突然讲,我现在就要打给佣介公司,要求换个阿姨。父亲讲,先吃饭啦。她不依不饶,瞪大了眼睛,伸手入包里拿电话,在我们三人的注视下,她却将一个电视遥控器掏了出来。我们自然笑出声,弟弟也揶揄她,你打吧打吧。她在一旁先是哭笑不得,又像是憋不住,只好按住肚子笑了个饱,这样笑了一阵,还抬起头不许我们笑她。

笑归笑,母亲还是雷厉风行,隔天就炒了那个偷懒阿姨的鱿鱼,重新请了一个。那天,我放学之后去接弟弟,负责确认接送的老师却讲,你弟弟已经被佣人接走啦。一时间,我还以为是别人家接错,或者是那个懒鬼阿姨报复,我甚至想到,她会不会把弟弟带去无人的公园,或者仓库,然后将他掐死。但很快我又释然,谁叫他顽皮呢?何况想掐死这个小霸王,也是轻易做不到的。讲是这么讲,但我还是很焦急,赶到家里一看,弟弟已经在沙发上舔着本属于我的雪糕筒,而一个黑黑的、有点胖的中年女人正在厨房煮饭。

她见到我时,露出了一排白牙。她用一声粗简的广东话问我,你回来啦?语气就好像我才是闯入者。她一边把切好的西红柿按进锅里,一边问我,你是不是哥哥?我觉得这些都是不答而知的问题,反问她,不然呢?她像是没料到我会这样应答,动作明显迟滞了一下,我想,或许她也因此认定了,我们是不好相处的人家。

的确也是,想了想母亲骂人的样子,其实我早点打破她的幻想,也未必是坏事。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这倒像是母亲会讲的话。过去,对新来的保姆,她总会先来个下马威,黑口黑面冷待几天,她讲,这是有战术的,后面我们再对人家好,人家就会感恩戴德。我心里却想,家里的小房间已经住过来自越南、菲律宾、印尼的阿姨,她们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却没有一个能把母亲的战术应验,也不知她的自信从哪里来。

或许还是不够像母亲,我比她更容易心软,想到面前这个陌生女人,在异国他乡务工,一下就要遭受雇主家无来由的敌意,也是挺可怜的。于是我讲,我放学去弟弟的学校,没接到人。讲完也没有等她解释,我就回了客厅,弟弟正斜躺在沙发上,十分悠闲地看着卡通片。我问他,作业写好啦?他一下子坐直身,似乎想讲什么狠话来反击我,我没有留下空隙,即刻又问:怎么回事啊你?见过她吗你就跟着她走!如果是坏人怎么办?

可能是我气势十足,也可能是他吃人的嘴短。他小声嘟囔着,她是拿着家里的钥匙来接他的。我更加生气地讲,上面个锁匙扣,全澳门随便一个人都有。那个锁匙扣是澳门回归十周年的纪念品。弟弟不再讲话,他低着头,偷偷瞄着电视,我见他战斗力如此低下,推想他今天心情一定不错。于是我问他,今天仪仗队表演怎么样啊?他没有转移视线,只是嘴上讲,挺好。他以前只会讲,不就那样吗。新来的阿姨端了一盘西红柿炒蛋出来,讲趁热吃。我双手交叉在胸前,质问她,这么早做饭干什么。她讲弟弟饿了,先煮点东西垫肚子,顺便让你们试试我的手艺。我不再理她。

吃饭时,我才知道她又是个越南人。我见到她有一处纹身在手臂上,只是她本身肤色暗沉,不易察觉。纹身的内容是几个越南文字,我不识得。但我怀疑,这些纹身可能写的是她的名字和故乡。我听之前的女佣讲过,她在家乡的海边见过浮骸,上面就会有这样一行纹身。她讲,那些以海为生的人,出海遇到风浪不幸罹难之后,他们的尸首会有一定的几率被发现,虽然被海水泡发,面容难辨,但有这样一行纹身,就可以轻易找到死者的故乡和家人。

新阿姨站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我和弟弟吃饭,她做的番茄不错,不知道是选得好,还是煮得好。我不时看向她的纹身,倒是觉得她一定经历过什么,电影里的恶霸总以弹跳的胸大肌恫吓良善人,上面往往有花色纹身,或龙或虎。人愿意承受纹刺的疼痛,是不是对死亡有前置的敬意,我甚至想象着,面前这个爱笑的胖女人,如何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飘荡生存。我还记得那个女佣讲过,一般偷渡客才会纹,要不然就是打渔的。

新阿姨让我们叫她曼达,她讲话也总是笑瞇瞇的,不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问句,或是平常的句子。母亲讲,如果一个人太多笑容,内心往往阴鸷,别看她对我们表面温和,遇到其他人家的女佣,照样能将白的讲成黑的,骂尽主人三代,代代花样不同。毕竟母亲是做销售的,我们都相信她深谙此道。她也会和同事一起点评那些令人讨厌的顾客——好讲价的中东客、斋看不买的台湾客和大手大声的内地客。她在顾客背后,可以骂一万句,但挂在面上——她的口红总是轮廓清晰,色泽完美,表情是笑口常开,恭喜发财。

其实黑口黑面的那几日一过,她对曼达就恢复了礼貌,譬如见到我没称呼阿姨就使唤人家,或者在她帮忙盛饭时,忘记讲“唔该”,母亲就会恼我,讲,你不可以这么没有教养。她真诚生气的面孔,有时令我怀疑,她其实是自嘲高手。最记得有一次我感冒,瘫在床上不想换垃圾袋,我一边玩手机,一边大声叫喊,帮我换垃圾袋!结果被母亲听到,她冲入我的房间教训我,讲要先称呼阿姨或者曼达,之后再讲你的要求,这样才有礼貌。母亲戴着一次性手套,上面沾着一片黑色的药渣,头发散开,像个通厕工,我很少见到她这样,她总是十全准备,容光焕发,我没想过她会亲自煮中药。

母亲教训完就出去了。只见阿姨端着一碗凉水,步伐小心地走进来,但我正看着电子鼓的视频,就叫她摆在书台上。曼达换好垃圾袋后,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望着我,但是我却当她透明。这时,阿姨凑近看了我手机屏幕一眼,又把药端起来,讲,你喝了它再看。她的动作让我很不高兴,她不该这样,就连母亲,也都从来不会偷窥我的手机屏幕。

我吸了吸鼻水讲,我已经好了,不喝了。她不依不饶,但是保持笑着,讲,你如果把药喝了,明早我帮你排上海包饺王的煎包。她知道我的弱点,街口那家上海包饺王出名难买。老板讲是来自上海,但在澳门赌输了钱,娶了青洲一户人家的女儿,才有本钱租借了这间店口,卖卖手艺。他的手艺无人可比,个个煎包都有十八道褶子,每次都能将一个个白花花的面球煎得底酥顶油,汤饱不漏。煎包还没出锅,香味就已经过了三条街。

他一日煎出六锅,巳经独力难支,有人劝他雇工,或者让老婆帮手,他都笑着摆手讲,一个人够了。原来他家的包子也不算很难排,但那些巳经无料可写的美食博主一将这间小摊曝光,店前即刻人龙大摆,后来内地游客多了起来,几乎每天只能留一锅给街坊。每当我抱怨的时候,母亲也会讲,这些人怎么不去上海吃,明明生煎包就是从上海过来的嘛。

我无法反驳母亲,更无法拒绝阿姨。我咕咚咕咚喝了药汤,虽然味道真的很苦。我看到曼达也是一张苦瓜脸。她端过空碗讲,还好我们不信中药。我讲,你不信还叫我喝。她转过头讲,我信全世界做母亲的,都不会害自己的孩子。我没有再答她,她突然又问我,是不是父亲晚上都不回来吃饭。我说,最近他排了新班。

隔日,曼达将一盒煎包放在我面前,叫我分两个给弟弟,她自己也拿起一个吃,坐在我床边。她讲,还是花自己钱买的东西好吃。她平时在我家,都猫在厨房吃饭,我父母叫她同我们一起用餐,她都拒绝,讲没有这样的习惯。吃完煎包,她突然讲起今天去排上海包饺王,好像见到了档主的老婆,原来是个痴呆的,一团黄色的鼻涕搭在嘴唇边。她讲得很恶心,但我只是讲,难怪那个老板要娶她。

我看到曼达拉下脸,一阵沉默,她抬起一次性筷子又放低,看上去很不安。她突然开声,这样的女人也有丈夫。她的声音里,似乎是有些不甘。我有些诧异,不知道她接下来会讲什么。但她只是望了望出面,讲台风又要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曼达的丈夫已经过身,留下她和她的四个儿女。记得有一次洗碗,她不小心让手机沾了点水,就跑来向我借吹风机,母亲跟她讲过,那是要申请才能使用的。她的手机很老,是早一代的那种手机,我看着她把手机电池的外壳卸下来,掉出里面的一张小照片,是她和五个小一点的孩子。她很高兴照片没有受损,还将它递给我看。上面没有丈夫。

我问她,你的孩子吗?曼达指了其中一个,讲,这个不是,这是我姐的孩子,其他四个是我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呢?曼达迟疑了一下才用广东话回答我,死了,台风,出海,死了。我很轻地说了一声,哦,便不敢再问,怕惊动了她心里某处柔软的伤痛,但她脸上分明没有露出哀色,甚至还笑了笑,像是反过来宽慰我,此时,她手上的纹身在房间的灯光下,显出一种难看的清晰。接着,她讲,没事。我可以有别的男人。

夜里睡觉的时候,我想起曼达的儿女们,他们统一的黑、瘦,像猴子,一定很有活力,会打架,打不过也会挠人,那该是一个很吵闹的家庭吧,或许曼达来澳门,是为了逃避他们呢。原本我以为,真正理解曼达是很难的,我无法想象四个岁数相近的小孩一起生活。因为一个弟弟,就已经够我受的了,他简直是哪吒上身,我一度怀疑,他是母亲去柿山的三太子庙求来的。尤其他进了学校的仪仗队,就越发自以为是了,虽然他傻傻的样子,被发配去做个大鼓手,真是恰如其分,打大鼓,一首下来,只需要记得几个节点就够了。发傻的还有他那双打鼓时才戴的白手套,他待它们如珠如宝,甚至怀疑我有夺好的动机,他讲,毕竟要进仪仗队,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因为弟弟,我天真地想过,要向学校申请一个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曼达家四个小孩是如何共处的,可还没等我想法破灭,曼达就和弟弟起了冲突,其实严格来讲,也只是弟弟单方面发脾气。冲突来自弟弟那双白手套。曼达每次想帮他洗,他都拒绝人家的殷勤。为了这对手套,他甚至自己掏出零用钱,买了一块肥皂专门清洗,还对曼达三令五申,不允许她染指。我一度以为他们俩关系不错,因为曼达很纵容他,总替他处理手尾,帮他掩盖一些罪行,弟弟也经常在母亲面前暗示,曼达对我真好!我最喜欢曼达了!听上去倒像是一种计略,一种试图引起母亲妒忌的计略,计略的正名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有一天,他从仪仗队回来,就进浴室洗好了手套,到阳台遇上阿姨,阿姨不大高兴,说我来就好,却再次遭到弟弟的拒绝。弟弟撒娇一样地讲,这个我自己来就好了,我长大了,要自己负责的。出了阳台,弟弟又偷偷和我讲,曼达洗碗收垃圾,手肯定脏死了。而当他讲这句话时,她正在阳台上晾我们的底裤。

过了一晚上,“海燕”浩荡而来,风雨骤急,曼达把手套从衣架上收起来。天文台挂了风球等级,学校自然放大假,弟弟知道隔日不用上课,前一晚兴奋过头,玩了通宵游戏,结果睡到中午才醒来,一醒来就见到自己的手套,和父亲发牌的手套、母亲卖表的手套放在一起。他自然大为光火,坐在餐台上,有意无意地发脾气,打翻橙汁、或将饼干袋里的碎屑倒在椅上。但曼达没有露出半点愠色,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收拾,就像她在厨房自己吃饭那样,安静,守序。我想,也许这是她从四个子女身上磨砺出来的。

台风后,曼达请了一次假,和她的同行姐妹出去。母亲讲,估计我要狂打十二个喷嚏了。我放学回家时,经过上海包饺王,有个污糟邋遢的女人坐在铁锅盖上哭喊,人群包围住她,直到几个穿着人字拖的男人拖走她。曼达也在人群中,她见到我,就和我一同回家,路上她讲,听朋友讲,档主转行了。我讲,那以后岂不是吃不到了?这么好生意,怎么关门不做了?阿姨没有接我的话,她只是努努嘴讲,好像去了新葡京做事,或者威尼斯人。可能他还是离不开赌。

在我们中学里,好多同学的家庭,都是手套之家,他们的父母和我的一样,要么在赌场工作,要么在名品店工作。如果加上不时去星级酒店门口表演的弟弟,我们家,简直是澳门面对世界的窗口。曼达曾讲,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工作要戴手套,又不是医生。未等我应答,弟弟就讲,只有你洗碗时才不戴,人人工作都戴手套的。她突然不好意思起来,揉着手指的关节,讲,我不习惯戴手套洗碗,觉得洗不干净,你看,包饺王的档主也没带手套,封包子的时候,手指多快。

后来,父亲有一次跟我讲,他在赌场里,见到一个荷官同事,长得好像是包饺王的档主,一问果真是。据传,他面试时发牌手速极快,还会很多花样,能把牌捏出各种式样来,可谓做牌如做包。父亲很喜欢和我讲赌场发生的事,但是次次都是点到为止,每到精彩处,就硬生生把话吞回去,可他这样做,就像影片前的暴力画面警告,总能以警示来撩动我更巨大的好奇。他讲,赌场不是好地方,你别太关心。父亲总令人扫兴,好在曼达也是赌场奇闻的传播者,她知道许多风云故事,我也不清楚她从哪里听来的,总之十分生动,有些也和父亲讲的很像,但她愿意把故事讲完,这一点倒远远胜过父亲,后来我索性也只听曼达讲了。

有一阵子,母亲心情不太好,她总抱怨自己事事无成,工作业绩提不上去,而父亲奇异地没有安慰她。在这关头上,我和她吵了一架,她嫌我考试英语成绩不好,讲我顾着玩,不学习,骂到最后,她才讲到重点:你要买电子鼓,我一毫纸都不会给。我也不高兴,大声讲,不给就不给!大不了揸把菜刀打劫表铺去!那自然是一时气话,但母亲面色极差,甚至有分分钟掉泪的样子。去年,母亲就职的表铺遭人打劫,一个中年男人持菜刀入门就斩,但听讲他收表的蛇皮袋又旧又破,一只只劳力士又从破洞里掉出来,明显并非有经验的匪徒,所以很快就被男店员伺机制服了。虽然母亲身上没受伤,可心里留下了阴影,有一次曼达在厨房切菜,菜刀在砧板上铿铿作响,她很失态地喝了曼达一声,讲不要再切了。这是曼达后来跟我讲起的,她让我要体谅母亲揾钱艰辛。

好吧,其实我也没想过,有一天会去偷弟弟的钱,我更愿意称之为借。要不是和同学约定合买电子鼓,我也不会心急,晚买早买本无所谓,只是不能失了同学面前的脸。一开始我只想取母亲的钱,顺便惩戒她的失信。但家里有阿姨这个外人在,母亲定不会将钱银随意放置。我只好向弟弟的银包下手,阿弟丢了钱,哭天喊地,他质问阿姨有没有看到,阿姨讲没有。他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像个坐地炮,含沙射影地四处开火:屋里入了贼啦!也不知道他是在骂谁。

弟弟粗心大意是出了名的,以往他丢了钱大吵大叫时,我就会闹他讲:你心眼比钱眼大,活该跌钱。这次或许因为心虚,我只是把自己关在门内,戴住耳机看电子鼓教程影片,但鼓声开到最大,也盖不住他的骂声。阿姨入了我房间,她捏着那双斑驳的手,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咿咿哦哦很久才开口,问我的鼓还缺多少钱,她想借钱给我。她讲做人,不可以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还以上海包饺王为例——她讲,包饺王偷了赌场很大一笔钱跑路,后来被人追杀,斩死了。

曼达自顾自讲着,让我觉得很沮丧,羞耻得不敢看她,我想赶走她,但没有开口的力量。见我不理会她,她只好延申到自己的丈夫,讲他明知台风天快到了,还敢出海捕鱼,她也劝阻过他,可他讲没事,海王爷会庇佑的——人拿不该得的东西,老天就会惩罚他。她丈夫连尸体都找不到。作为一个女佣,她劝得太多,多到没有她职业应有的样子。她手上的纹身像一种死亡的信号,在佐证她的立场。

晚饭,爸妈没有回来,曼达掏了一把钱给了弟弟,讲在脏衣篓里找到的。数字可能有点出入,因为阿弟哭喊时也只讲了个大概,他接过手也愣愣的,清点的时候更是一脸狐疑,时不时望向曼达。曼达气定神闲,她甚至站在厨房门口吃一根蘸白砂糖的黄瓜。原来,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恭顺,这场心理上的绞战我已经输了。我私下跟她讲,我会每个月还她一些,那时她正单独在阳台晾衣物,听我这么讲,她就笑了。而她身后的银色晾夹盘,挂满白手套,分明像极了一张张垂头丧气的降旗。

母亲很快给我请了家教班,恶补英语,她在餐桌上,当着父亲的面,对我讲,你英语不好就只能去读内地的学校,但你读得又肯定没人家勤力,将来都不过是返来,学你老豆(老爸)做荷官,上班连口都不用开,只要识得发牌和收发筹码就够。母亲讲得出,做得到,心狠手辣是她一贯的做派。为了防止我买电子鼓,她给我的零用钱都比以往少了,但无论几少,我都会挤出一份还给阿姨。不过,日子忽然就变得拮据,以至于有时去同学家玩鼓,我也只能步行过去,或者搭赌场的直通巴士。

好在,澳门就这么鸡心点小。

但不幸的是,我还是被母亲发现了电子鼓的事。一日,她一下班就问我英语成绩,还检阅我的英语试卷和作业簿。她表店的白手套还没有脱下,这使得她翻动纸张的动作,看上去就同警察侦察凶杀现场一样。但我成绩略有提升,她没处下嘴,只好单刀直入直接问,你买鼓的钱,哪里来的?

我没有买啊,你不是不给钱吗?我如此应道。

鬼扯!我什么都知道了!我依然不认,甚至心里想,会不会是曼达出卖我,我看了她一眼,她有点惊讶,像是没料到会有这样一场争吵。母亲见我矢口不认,才讲出,原来是我同学的拍卖行母亲告诉她的,也不知道那阿姨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对我母亲讲,我经常到人家里打鼓。当然,我也没有怪罪同学的意思,他也曾为了朋友间的体面,和他母亲叫过“价”,本质上和我同病相怜,我们对彼此的父母知根知底,他们的笑脸是拿来服务他人的,要是给了家人,总算不得物尽其用。

曼达很同情地看着我挨骂,但她也无能为力。倒是弟弟,一脸得意地擦着自己的鼓槌。可他也高兴不了多久,母亲告诉我,如果你英语还拿不到前十,我就把曼达换了,换一个英语好的菲佣。接着她又讲,只识广东话,是不值钱的。曼达走到母亲面前,非常恐惧的样子,挥着手比划着“不要,不要”。母亲冷冷地说,就看他了。她朝我抬了一下下巴,好像自己是无辜的。曼达眼泪都出来了,跪在地上央求母亲,又被母亲的枪头一指,转过身来求我,她哭着讲,求你好好学英语吧。她的哭声听着令人哀怜,只怪母亲的手狠心硬,纵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也丝毫不想退让。我想,这是战争,注定要牺牲曼达了,我得比母亲更硬心肠。那时我没想到,也许我认个表面的输,就不会有后来那些糟糕的事。

大概是半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我去上英语培训班,外教老师因事没有上堂,我只好坐赌场巴士回家。我轻声入了门,害怕吵醒最近排夜班的父亲,他做荷官很辛苦,赌场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那里连天花板也要铺成蓝天白云,是一个极力取消时间、视时钟为敌人的地方,父亲讲,这样做,是好让赌客们晨昏不分,尽情豪赌,输到天昏地暗都不自知。

父亲辛苦挣钱,是我们家的共识,尽管母亲挣得最多,她时常炫耀自己的舌头像温柔宰人刀,刀下不见血。父亲在家里一直低一头,他是顺和安静的,是父爱如山里的山,我和弟弟周末都尽量出门,就是为了不打扰他休息。只不过我记得有一次,他下了夜班返来,那时我正在吃早餐,他坐在桌边,慢慢地讲出一句话,那句话没头没尾地冒出来,既不是对报纸新闻的议论,也不是对牛奶面包的评价,他讲的是——我已经练就了麻木。当时我很震惊,这像是他的心里话,是从不会对我们说的那种真话,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不小心说出来,难道是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大到他认为可以对我掏心掏肺了?

这句话,让我怀疑起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过去我一直以为他们感情很好,可能因为两人彼此上班时间分错,一个夜班,一个早班,像是被生活有意地错开,以酿就二十一世纪牛郎织女的佳话,每天小别胜新婚。我能想到的,总是有些肤浅,是神话故事而不是日常,日常是冷峻的,细碎的,不伟大的。也许父亲转做荷官了,挣得多了,他不过想要多一点地位?假如不是见到那样的场景,我可能还会这样认为。但事实告诉我们,不能期许任何人在日常里像神一样活着,是的,不能。

正是那个周六,我轻声地旋开门,眼前一幕令我愕然。我见到了父亲躺在沙发上,他穿着睡衣,像是在睡觉,而曼达几乎是裸着半身地从客厅穿过。尽管她后来坚持解释说,她没有半裸,那是一种清凉的越南服饰。但她见到我,很快就冲回自己的房间,留下父亲在沙发上装睡。我想,如果只是一种清凉服装,应该不必这么害怕。至于父亲,我有几次尝试去相信他,相信他其实是真的睡着,但他又素来不喜欢睡沙发,沙发满足不了他对睡眠的需要。

我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些后悔,宁愿是弟弟看见,他迟钝一些,足以引起父亲和曼达的羞耻心,又不至于让他们恼羞成怒。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母亲。被一个又黑又胖的越南外劳打败,母亲承受得了吗?以她现今的状态,会不会与父亲离婚,甚至发疯?毕竟一个新手抢劫犯就能把她的凌厉击溃。我从没想过今天,母亲会以柔弱的姿态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她在镜子前画皮的时候,总有种随时战斗、战无不克的自信。

我想起曼达对我说过,做人,不可以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句话显得非常讽刺,像是一只记忆中的火鸟,在催促我燃烧起来,起身去怒骂她,去羞辱她。可是,当曼达换了衣服,推开我的房门时,我有些害怕。不知道为什么,母亲的话仿佛在我耳朵里响起来,也许像曼达这样的外劳女子,会一手把我掐死,她那么强壮有力。嗯,还有纹身。

曼达当然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像那天一样跪着央求我。她讲,那是一种越南的清凉服装。我沉默了一会儿,才讲,是么?她讲,是的。我以为她还会给出别的什么证据,然而她没有。她说,她的丈夫不爱她。这又算是什么理由呢?我不想听这些,我想请她出去。

但她坚持地坐在那里。我没有起身把她推出我的房门,只是静静地等着,像是给她一个足够将自己申辩干净的机会,我似乎对曼达会有更高的容忍,即使这可能伤害到我的母亲。也许我对母亲过于残酷,正如她对我一样。曼达继续说话,就像留遗言,她讲,他每次想离开我,我就会穿上这件衣服。我要给他生孩子,他就不会离开我。她的话很朴素,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她又讲,你爸爸是好人,是我勾引他,没有成功。我要工作。

她讲完就离开了,但她那些错乱的句子在我脑海中无限组合,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又似乎没明白。回到客厅的时候,父亲还在沙发上睡着,是的,睡着,姑且这么形容他吧。他发出了鼾声,翻动身子,像是很焦躁。我想,或许他在等多一个目击证人,来证明他睡着了。他努力地表演着,直到弟弟回来时细细的推门声,终于将他惊醒。曼达此时在厨房洗碗,水流的声音明亮,沙沙的,像是能洗净一切不洁。

我经过的时候,见到她戴着一双塑胶手套,红色的。我记得此前,她说过母亲给她添置了手套,要她以后做家务都得戴上。母亲说,女人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手。曼达那时还跟我说,白手套是用来摸手表的,发纸牌的,红手套呢,是洗污糟的,通屎渠的。表面上有区别,其实不过都是服务他人的。那时她说的话,真不像一个女佣。没等到母亲回来,父亲就出门了,出门前,他吩咐曼达帮他去阳台收下白手套。他们就在我面前交接,父亲还难得大声地讲,曼达,你记得督促他们学习。曼达点了点头。我一下就明白,父亲想要将他和曼达两人的关系,呈现出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状态。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都没有找我聊天,也没有贿赂我。我甚至在想,他会不会期待我戳穿他,期待母亲情绪失控,让一场大龙凤在家里开幕上演。或许他这些年不为我们所知的压抑,也需要一个出口,一个从唯唯诺诺中喘息的机会。然而我偏不。我想,我比父亲、母亲、弟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要喜欢家庭的虚像。只要曼达离开,我也不用继续困扰,况且是她自己说的,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会有报应。我需要做的,只是把英语考得更差一些而已。

当我将成绩单摆在母亲面前时,我没想到,她好像已经忘了之前讲过的话。她坐在沙发上,只是叹了口气讲,花了那么多钱送你去补习班都没用。我看了看父亲,他在一旁吃着水果,没有出声。曼达正拖着地,远远地,把拖过的地方拖了又拖,就是不靠过来。父亲用牙签戳了一块菠萝给母亲,母亲皱了皱眉头讲,哪有心情吃,你看他这个成绩。

弟弟坐在一旁偷笑。我站着,挨着并不激烈的训,但心里还是觉得不公,明明有人犯下了更大的错。我讲,要么请个会讲英语的佣人吧。母亲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曼达一眼,像是对我的主动感到惊讶,但她没问为什么。我看向父亲,他倒是不动声色,他就是这样的人,不会为我解围,也不会为曼达解围,像是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他还是那个父亲,日夜颠倒的,劳苦又不辞劳苦的,我们的父亲。

弟弟听了我的话,又看见母亲没有回绝,自然有些着急,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考得不好,凭什么曼达替你受惩罚!他跑到曼达面前,说曼达你不要走!曼达拖地的动作顿了一下,她望向母亲,抱歉地笑了笑。母亲面无表情,这反而是最危险的,当母亲能克服等同于职业习惯的微笑,也能按捺下暴怒,就说明她正在复杂地计算着。弟弟如果再聪明一些,也会清楚,他的举动对曼达更不利。母亲看了看父亲,像是自己很难办一样,但我知道,她在等待,她在等待一场声泪俱下的求饶,等待一个台阶让她的脚可以踩下去,这个台阶要么是父亲一句话,要么是曼达的膝盖哐的一声砸在地上。

但是她不会等到的,什么都不会有的。我讲,就这么定了吧,也赶紧让曼达找新的工作去,别耽误她。

曼达临走那日,打包好了自己的东西,她走到我房间,向我借吹风机,她在这个家里做的最后一件事,竟然是洗头发。我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借给了她。她就坐在一边,像那天吃上海包饺王一样。热风的声音在我耳边吹着吹着,那声音里的温度带着一种残忍的焦味,接着我就听到了来自背后的哭声。我只好拿纸巾给她,她讲,你要好好学英文。我说好,也认定那是一种祝福。

这时我想起来还欠她钱,一下明白,她可能是来讨钱的。我赶紧起身,把欠她的钱递给她。曼达没有接,她讲,不用了,你留着吧。讲完她还笑了,泪痕在她黑色的皮肤上显得清淡,她的白牙齿露出来,笑容比母亲的真切,我忽然有些同情她,也有些理解父亲。然而她却开口讲,你也不容易。接着她讲,我有礼物要给你。我心里想说,她能给我什么礼物?她一边说,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我知道你打鼓,一边又慢慢地从衣兜里抽出了一个袋子,是那种超市的塑料袋。想必不会是什么贵重之物,我打开,往里面一看,看不太出是什么,我只好拎出来,原来是一双白色的,崭新的手套。

我很惊讶,也有些失望。曼达看到我的表情,一脸疑惑,她焦急地问我,打鼓可以用上,不是么?我摇了摇头。她失望地努了努嘴巴,叹了口气,从我的房间退了出去,屋外的光慢慢地被门夹得愈发稀薄,直至消失。

我打开了手套的包装,将它们放在桌上,就在两根鼓槌旁边,显得柔软、干净,又有一些残忍。我看着它们静静地躺着,恍然觉得,它们就像母亲打小人用的两个纸公仔,等待着被写上一些人的八字,再被一只拖鞋底狠狠地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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