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一种很透明的东西，透明像是清晨雾霾里的一粒雨，是的，一粒，滴落在额头之间，睁开眼睛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

我一直在等待我的雨季，许多个小水滴扑朔扑朔地紧凑起来，顷刻间聚成的那场磅礴的大雨。

但雨好像从未来过。

21岁，等待毕业，在广州并不喜欢的专业里好像时刻经历着事变一样的年纪，感染上时代的抑郁，每天拖着馋喘的身体努力地让自己行走在教学楼和教学楼之间，对话、微笑、弯腰、写作、歌唱，几乎每天都在歌唱，既然这世界上没几个人能够欣赏到我的破锣嗓，那么就矫情地自我欣赏。

春天的广州有一半是青春的味道，流不尽的汗和走不完的路，二十七度的太阳带来了三十二度的体温，唯独少了说话的那么一个人。大学城梧桐树长得茂盛的季节，我一个人背着书包坐地铁去了很多的地方，看白云山顶的日升，看天河广场的日落，看北京路迎面走来那些似曾相识幸福的脸，独自走路一点也不浪漫，抬头的时候觉得孤独，低头又觉得自己忧伤。

我总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擦肩而过的每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角色，在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其实都有机会在梦里再次遇见。因为怀念，我甚至开始主动地想要做梦，做点什么梦，什么样都好，不需要试图去掌控另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不需要厚着脸皮恳求运气给这个“梦”字前加上一个美妙的词眼，就只是让我有机会看见那些过去的人。我知道自己再走个几万米，也没有机会再见到那些人。

人生海海，形形色色的脸庞从眼前划过，每一双眼睛里都写满了错过。

随着路边星星点点的菊花也伴随着梧桐树盛开，后来，我又开始了失眠，冰冷而硕大的城市像一只等待着你落入圈套的棺材，很久没有再见过流星，空气里都是回南天遗留下的水汽，站在黑夜里瞭望不远处的内环路和贝岗街，平整的沥青路面写满了欢声笑语，那么热闹，那么空虚，就连城市深处的站街女都与我无关。

再后来，在城市某个即将濒临倒闭，大门前立着杂七杂八的促销招牌的洗衣店里，我听到了郑钧的一首歌，《私奔》，“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回到那个气氛微妙的男生宿舍，我开始戴着耳机一遍一遍地听这首歌，在整整听满了一百遍的时候，我赶在花落之前认识了她。

晴朗得反常的傍晚，手机上收到了她的消息，白云机场的位置信息和简单的一个缺少了标点符号的疑问句，不来接我吗。

谁都知道她其实抛出的是一个肯定句，有着比艺术和哲学还要肯定的意义。

印象中那几天我们一直在走路，我很穷，她照顾着我男人的情面，也刻意避开了几乎一切带有高消费性质的娱乐方式，尽管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的姑娘而言，这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委屈。我们只能走路，从番禺区走到天河区，从珠江的这一头，走到珠江的那一头，大城市的美丽风景只有在有人陪伴的时候才能看见，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带来了一场瓢泼到骨子里的大雨，印象中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雨，雨水像炮弹，打在我的脸上，打在她的妆上，我在花城汇繁如星辰的灯光下面，将一只耳机塞到她的耳朵里面，连同郑钧的那一首歌。

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亮。

我自恋地认为这首歌就是写我和她的故事，很久之后我才发现，一首歌的时间太短，根本就写不完两个人的故事。

接着是长达半年时间的异地恋，我们每日通话，在相隔了大半个北半球的两座陌生的城市里，各自失意，又在另一个独立的灵魂体上找到了那样一种，无知，并且廉价的幸福。我几乎在每一次宝贵的对话后，都加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那句著名的台词，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变的，我就像这个世界，我也是不会为你变的。

多么愚蠢，一个拥有着健全的思维能力的成年人，竟然会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五年后我飞越3000公里，从广州出发，到达了她启程的那个位置，哈尔滨的太平机场。三万英尺的风像是穿过巨大的铁皮刮在了我的身上，我的经济宽裕了很多，这颗浑圆球体上的科技也进步了很多，我已经扔掉了那只伴随我经历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我曾经赖以生存离不开一秒钟的有线耳机，换上了最新最贵的蓝牙耳机，金钱买来了更加无损的音质和温暖的头等舱座椅，但买不来曾经听歌时的动情和共鸣，我还是只知道这么一首歌，单曲循环了一整个旅途。

我在想，如果时光能够重来一次，当我再一次将一只发黄的耳机塞进她的耳朵里的时候，她将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像另一首歌里写的那样，她总是会微笑着看我，或是会带着些沉默。

时间从未告诉我问题的答案，她离开了哈尔滨。当我走在东北秋天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我忽然在一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前站住了为她祈祷，我希望她能够过得更好，至少不会比从前更差。

在又一场拼尽了力气的降雨里，我连夜回到了广州，又在日出前回到了自己背着五十年贷款买下的市中心最豪华的一间单身公寓。忽然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世界上没人爱郑钧了，世界上也没人爱我了，看着整夜整夜伴着我睡觉的电视机屏幕上，那些千篇一律、但我一个名字也说不上来的明星脸，我想，也许不会再有任何人基于缅怀去听一首两千年代出头的老歌，而两千年代出生的那些新人正好像当时的我那样，伤心开心，圆满孤独，微笑落泪地在应天大街上结伴走着。

时间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大街上以最大的音量所播放的几乎每一首歌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你，你已经被永远地扔在了铁轨的外面，而向前行驶的列车，将永远朝着未知的那个目标开去。

我大学时唯一的朋友来到了这座飘渺的南方城市，我的车子迎来了一周一次的限行，我们坐公交车从大学城到海珠广场，早高峰拥挤的上班族将我们无情地隔断，顺着向汽车内部不断划过的每一个肩膀，我最终停留在了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位置，许久不见这样的景色，又是一个温暖的春天，这座雨城好像一连半年都没有下雨，也许都挑在了我入睡的时间点。我想到了很多事情，多半有关于回忆里的那个人，我想到她背着双手走在我的身后蹦蹦跳跳着跃过的那层老广州的石板街，想到我们在上海路忍痛买下的那一叠厚厚的印着小蛮腰的明信片，想到分别的那天我送她进到机场安检，回来的路上在地铁上看见的那个站起来打着太极拳的老人，临别的时候我送她一个吻，我告诉她，等下一次花开的时候，我和你就从家里把户口本偷出来，去民政部登记结婚。

我想到机场大巴从落地窗下划过时，她回头对我所发出的那样一句没有收到答案的疑问，她说，广州花开得很早，从冬天到夏天，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你这个人想起一出是一出，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准备好。

我和朋友喝了很多的酒，从酒吧，到烧烤店，再到酒吧，在如永恒的命运哲学一般的循环往复里，无数瓶啤酒下肚，我们的话题终于从成年人的房子、车子、工作和户籍，回光返照般回到了我们背后的一抹倩影永远地遗留在的那个年纪，春痕逐渐褪散的年纪，我们开始谈梦，谈理想，谈对这个世界的那些未完成的期待，谈回忆里仅存着唯一的那个姑娘。

朋友卖力地将烟吐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圆圈一样的形状，用雪碧压住白酒的余劲，他说，你知道吧，当时你说中了，要找我借钱堕胎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有些纳闷，我想这事是不是这女的在给你下套，哪有那么容易中的啊，我跟一女的三年了，从来就不戴套，一次都没中过。说完他开始哈哈大笑，我愣在酒桌上半秒，也开始随着他笑，笑着笑着就开始哭。朋友说，你怎么了，不会真被我戳到痛处了吧。我说，你他妈二手烟太烈了，熏得老子眼睛痛。

一肚子的酒，酒精原来根本就醉不了一个打自心里逃避去醉的人。那一刻我才彻底清醒，回不去了，所有的过往在我的身后开启了像钻石光芒般耀眼的一道门，但门里面早已经空无一人，而所有的光，只是为了向前路上的指引，而不是向后路上的留念。

你知道天底下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欺骗、麻木、焦虑、抑郁、失败、错信、虚无、绝望，都是的，又都不是，最痛苦的是错把一段美好的故事寄托在参与到当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上而不自知，美其名曰念旧情。

每一个活在回忆里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这么一个基本的逻辑，人们总是在怀念十八岁、怀念二十岁、怀念十二岁，归根到底，你只是在怀念那样一个错过就不再回来的年龄。跟人没有关系，跟人没有关系，跟人没有关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根本就不够。总看见一些文章声嘶力竭地控诉什么被从小的朋友欺骗利用，几十年的感情难道还抵不过啥啥啥之类的，我想说你活该，谁规定了成长的设定就这么简单，小时候遇见的都是好人，长大了遇见的都是坏人？那人活一辈子也太没劲了，前半生交心，后半生虚情，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晚最后，我发疯一样地干掉了一整瓶红星二锅头，朋友觉得我疯了，但我心里明白，这瓶酒是为他干的，准确地说，是为我们过往那些如浮云一般美好而短暂的情谊而干的。我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自己没办法再多陪他一会，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没有挽留我，傻子都不会在这样直白的一句潜台词下挽留一个人，酒劲渐渐上来了，平坦的六车道变成了十二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小蛮腰为我指引的方向前进，公园里有长期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和一个抱着吉他的卖艺歌手，迎着晚风唱beyond的《光辉岁月》。

广州六年，除了那几句对于对方长辈常用的问候语外，我还是不会讲任何的粤语，但简单的粤语歌词还是听得懂的：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 

愿这土地里 

不分你我高低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 

是因它没有 

分开每种色彩

酒醒后我廉价处理掉了自己的宝马五系，买这辆车的原因是当时我们走在大学城的时候，路面驶过来一辆喇叭响个不停的三系，经过人行道丝毫不减速，擦过了她洁白的像蝴蝶一样的长裙，我沿着马路宝马车离开的路径飞奔大骂，捡起石块砸在排气管轰隆隆留下的尾气里，最后我义正严辞地答应她，终有一天，我会开上比三系更高级的宝马车，让你再也不会被别人擦花裙子。

我以落地八百的价格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台自行车，但平时很少骑，渐渐习惯了走路上下班，每天凌晨太阳还要升起之前就要起床，穿过大半个猎德，到达那座高达五十八层的写字楼，我的职位升得很快，职员、主管、董秘、经理，楼层也升得很快，在五十六楼的高度，空气清朗的日子低下头能看见小半个广州城。

在某种程度上，我理应感到幸运，没有几个一穷二白的小男孩能够仅凭一己的努力在这座冰冷的一线城市站稳脚跟，而我已经站在了云层。

我遇见了另一个女孩，和她长得很像，不只是长相，各方面都像，身高、性格、爱笑、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音，梨花头。

女孩的历史并不清白，公司里散播着她靠陪睡一路上位的传言，但是我不在乎，我或许明白她期待着从我的身上得到什么，我也明白自己期待从她身上得到些什么——那就是她的影子，从另一个平行时空而来，在我的空气里不断地错乱交结，拧成了一团难解的麻花的影子。

为了使影子现形在更加显眼的地方，我开始带着女孩重复那些我曾经与她做过的一系列事情。于是诡异的现象发生了，一个年少多金的男人，以及全身奢侈品的女人，在七十块钱一晚上的大学城学生公寓里约会，在城市郊区一块贫瘠的土地搭着廉价的帐篷约会，在花城汇下十二块钱一碗牛肉面的路边摊上约会。

所有人都觉得别扭，不只是这个女孩，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别扭。

我们去过了几乎我和她去过的所有地方，以记忆里存在过的每一种方式，在相处的最后一段为数不多的时日里，我其实已经能够预感到一些事情即将发生。但是我不在乎，这样的一个姑娘，她的未来在哪，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或者车上，吃着人均两千的自助餐还是人均一百的路边摊，戴着她最爱的卡地亚的钻戒或是lv的最新款皮包，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是能不能在迎来尾声的使用期限内将我应该完成的一切全部完成。为了使留给我的时间尽可能延长一些，我开始向她不停地掏出那些写满了数字的支票，五千，一万，十万，二十万，我不在乎，我每天拼尽全力地将回忆抹得一干二净，在一张细碎的白纸上列下还未完成的那部分任务清单，我想，只需要再去一趟哈尔滨，在飞机上将郑钧的《私奔》塞在女孩的耳朵里，在飞机安稳地降落在太平机场之前，所有的这一切就可以被永久清零。

将所有都清零，关于这里的一切，接着我离开广州。

我最终的愿望没有达成，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遗憾，女孩怡然自得地挽着董事长的肩膀出现在写字楼的每一个楼层，像只春风得意的天鹅一样在三千个职工眼前分别宣示了一遍自己的主权。经过五十六楼的时候，她停留的时间格外地久，我们也对视了很久，我不知道她在那样的一刻心里究竟想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什么。

我打印了一封长长的辞职信，在女孩的眼前交到了五十八楼的董事长手上。

广州还是那样的一个广州，离开以前，我骑着自己没用过几次的自行车几乎绕城市飞驰了一整圈，眼睛里面出现了一些画面，足够地立体，但最终稳定地和现实画面重叠在了一起。

天河广场没有变。

珠江没有变。

小蛮腰没有变。

北京路也没有变。

我渐渐找不到自己的影子了。

我买了回到四川的单程飞机票，2019年，我离开了广州，从此再也没有人和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