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谈到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

梁启超在1929年已经去世，我读过他1922年5月21日在清华文学社讲的“情圣杜甫”，演讲中说：杜甫写《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它，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梁任公是如何把西方的文艺理论和中国的古典诗词结合起来的。

据说1926年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请梁启超做证婚人，不料他却在婚礼致辞的时候，用老师的身份教训他们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做不好学问；徐志摩，你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责，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从这篇闻所未闻的婚礼致辞中，也可以想见任公的为人。我虽然没有亲受教诲，但读了这些雪泥鸿爪，也就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

王国维是1925年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他的《人间词话》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总结。他提出的“境界说”对我很有启发，我把他的理论应用到翻译上，提出了文学翻译应该达到“知之、好之、乐之”三种境界。

所谓“知之”，犹如晏殊《蝶恋花》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了落叶，使人登高望远，一览无遗。就像译者清除了原文语言的障碍，使读者对原作的内容可以了如指掌一样。

所谓“好之”，犹如柳永《凤栖梧》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译者如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自然是爱好成癖了。

所谓“乐之”，犹如辛弃疾《青玉案》中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说出了译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

使读者“知之”是“第一种境界”或低标准，使读者理智上“好之”是“第二种境界”或中标准，使读者感情上“乐之”是“第三种境界”或高标准。

赵元任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我在小学时就会唱他作曲的歌：“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1920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为英国哲学家罗素做翻译，每到一个地方演讲，他都用当地话翻译，他模仿得这样像，本地人都错认他是同乡了。

谈到译诗，他也说过：“节律和用韵得完全求信。”又说：“像理雅各翻译的《诗经》跟韦烈翻译的《唐诗》……虽然不能说味如嚼蜡，可是总觉得嘴里嚼着一大块黄油面包似的。”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后来我译《诗经》和《唐诗》，就力求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所谓“意美”就是既不能味同嚼蜡也不能如嚼黄油面包；所谓“音美”，就包括用韵得求信；所谓“形美”就包括“节律得求信”。

在四位大师中，梁、王都在20世纪20年代去世，赵元任自1938年起，长期在美国任语言学会会长，所以我只见过陈寅恪一人。他来清华是梁启超推荐的，据说校长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愤然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因为他能解决外国著名学者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校长一听，才决定聘陈来清华任导师。他在清华住赵元任家，因为他“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赵同他开玩笑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他才成了家。

北大名师林语堂到美国去了，他写的《人生的艺术》选入了联大的英文读本；他本人也回联大作过一次讲演。记得他说过：我们听见罗素恭维中国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但要知道：倘使罗素生在中国，他会是攻击东方文化最大胆、最彻底的人。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成分。

北大的朱光潜也没有来联大，而是到武汉大学去了。我读过他的《谈美》和《诗论》等书，得益匪浅。后来我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法文，就把译文和译论一同寄去请教，得到他1978年1月8日的回信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因为当时的译坛是分行散文的一统天下。

1983年我来北大任教，朱先生那时八十七岁了，还亲自来看我，赠我一本《艺文杂谈》，书中说道：“诗要尽量地利用音乐性来补文字意义的不足。”又说：“诗不仅是情趣的意象化，尤其要紧的是情趣的形式化。”我从书中找到了译诗“三美论”的根据。

朱光潜虽然没有来联大，朱自清却是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早在1924年，两位朱先生就在上虞春晖中学同事，朱自清教国文，朱光潜教英文。1931年我在小学六年级时读过朱自清的《背影》，但我喜欢的不是这篇描写父子真情、朴实无华的课文，而是更能打动幼小心灵的那一篇：“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消逝了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1938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这真是乐何如之！记得他讲《行行重行行》一首时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是说物尚有情，何况于人？是哀念游子漂泊天涯，也是希望他不忘故乡。用比喻替代抒叙，诗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这里似乎是断了，实际是连着。又说“衣带日已缓”与“思君令人老”是一样的用意，是就结果显示原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带缓”是结果，“人瘦”是原因。这样回环往复，是歌谣的生命；有些歌谣没有韵，专靠这种反复来表现那强度的情感。最后“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两句，解释者多半误以为说的是诗中主人自己，其实是思妇含恨的话：“反正我是被抛弃，不必再提吧；你只保重自己好了！”朱先生说得非常精彩。后来我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把“依北风”解释为“不忘北国风光”，就是根据朱先生的讲解。

刘文典是一位才高学广、恃才自傲的狷介狂人。《清华暑期周刊》1935年7月登了一篇《教授印象记》，说他“是一位憔悴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他讲《圆圆曲》，如数家珍……”他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文中讲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天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他讲得头头是道。

其实他轻视作家，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他不但轻视文人，当他做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甚至顶撞蒋介石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结果蒋介石关了他好几天，鲁迅《二心集》中都有记载。

（二）

1939年秋，我升入联大外文系二年级，选修了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陈福田教授的大二英文，莫泮芹教授的英国散文，谢文通教授的英国诗，刘泽荣教授的俄文，贺麟教授的哲学概论。

关于吴宓，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有非常生动的剪影：“吴宓先生真是举世无双，只要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吴先生的面貌呢，却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刮得干干净净。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双眼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这一切，都高踞在比常人高半倍的脖之上；那清瘦的身躯，硬邦邦，直挺挺，恰似一根钢棍。”

关于吴先生的为人，温源宁接着说：“他以学识自豪，他的朋友们也因这位天生的名士而得意。他绝不小气，老是热心给别人帮忙，而又经常受到某些友人和敌人的误解，对别人的良好品德和能力，他有点过于深信不疑；外界对他有意见，他也过于敏感。这样，对自己也罢，对外界也罢，吴先生都不能心平气和。”

吴先生的学者风度，可以从他对钱锺书的评论中看出。钱锺书是他的学生，他却能虚怀若谷，慧眼识英雄，可见他是多么爱才若渴！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

1940年5月2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上完欧洲文学史时，吴宓先生叫住我说：‘我看见刘泽荣先生送俄文分数给叶公超先生（系主任），你小考100分，大考100分，总评还是100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分数！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分数！’”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老教授，这话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是多大的鼓舞！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欧洲文学史一定也要考第一。

结果我没有辜负吴先生的期望；但却因为搬动讲桌没有搬回原处，挨了他一顿批评。那时，吴先生的讲义贴在昆中北院9号教室墙上，要我们下课后自己抄写。我和几个同学把讲桌搬到墙边，抄完后我们走了；又来了几个同学，最后抄的同学没有把讲桌搬回原处，吴先生气得大发雷霆。但他并没问清楚谁是最后抄写的人，却只批评最初搬讲桌的学生。由此也可看出他不“心平气和”了。

关于吴先生的年龄，温源宁写道：“他实际不到五十岁，从外表上看，你说他多大年岁都可以，只要不超过一百，不小于三十。他品评别人总是扬长避短，对自己则从严，而且严格得要命。他信奉孔子，在人们眼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孔门学者。他严肃认真，对人间一切事物都过于一丝不苟，采取了自以为是的固执态度。”他品评别人扬长避短，如对我的好评就是一例；他过于严肃认真，如为了讲桌批评我们一顿也是例子。

他的一丝不苟，首先表现在他的书法上，他写中文非常工整，从来不写草字、简字；他写英文也用毛笔，端端正正，不写斜体，例如S和P两个字母，写得非常规矩，五十年来，我一直模仿他的写法。其次，他的一丝不苟，还表现在排座位上。联大学生上课，从来没有排座次的，只有吴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是例外，学生的座位都按学号排好。

关于教学，温源宁接着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总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关于背诵，我是得益匪浅。上课时，我一听到老师照本宣科，就会心不在焉，因为照本宣科不能融入自己的感情，不能引起听众的兴趣，不能导致心灵的交流，不能使听众受到感动，所以多半失败。

吴先生讲课有条有理，我记得他讲到英国五大浪漫主义诗人时说：“华兹华斯是自然中见新奇，柯勒律治是新奇中见自然，拜伦是表现自我的诗魔，雪莱是追求理想的诗神，济慈是沉醉于美的诗人。”真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吴先生不但自己背诵，也要求我们多背诗。考清华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一个必考的题目，就是默写一首你最喜欢的英文诗。我考试时，曾把雪莱的《云》八十四行，一百二十二韵，从头到尾默写出来。这不但使我考入了清华研究院，更重要的是，为我后来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果不背英诗，翻译诗词是难以想象的。回忆起来，不得不归功于吴先生的教导。

最后，温源宁作结论说：“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不过，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赞赏拜伦，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仿照《哈罗尔德公子游记》写了一首中文长诗，自相矛盾，然而，谁也不觉得这是个闷葫芦，除了他自己！”

在我看来，吴先生是古典主义的外表，却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内心。前面提到，我们搬动讲桌没有搬回原处，在他看来，这是违反了尊师重道的古典主义原则，即使从浪漫主义观点来看，也是情无可原的，所以他批评了我们一通。而杨静如坐到赵瑞蕻旁边，虽然也不合乎论资排辈的原则，但却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所以他就通融处理了。

这种例子很多，如欧洲文学中，他最推崇希腊的古典文学，和近代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他讲中世纪的文学，最推崇但丁的《神曲》，《神曲》中游地狱的向导是古典主义诗人维吉尔，游天堂的向导却是但丁一见钟情的美人贝雅特丽齐。他讲法国文学，最推崇卢梭的《忏悔录》，最爱读卢梭牵着两个少女的马涉水过河那一段，认为那是最幸福的生活，最美丽的文字。他讲英国文学，最赞赏雪莱的名言：“爱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不会减弱。”由此可见他浪漫主义的内心。

吴先生讲欧洲文学史，其实也讲了欧洲文化史，因为他讲文学，而哲学也包括在内。如讲希腊文学，他却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来他为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开欧洲名著，讲的就是《柏拉图对话录》。

他最善于提纲挈领，认为柏拉图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一”“多”两个字：“一”指抽象的观念，如方、圆、长、短；“多”指具体的事物，如方桌、圆凳、长袍、短裤。观念只有一个，事物却有多种多样。柏拉图认为先有观念，然后才有事物。如果没有方桌的观念，怎么能够制造出方桌来？他还认为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方的东西、圆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没有方的观念那么方，没有圆的概念那么圆。因此，一个人如果爱真理，其实是爱观念超过爱事物，爱精神超过爱物质，这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后来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观念存在于事物之中，一存在于多中，所以爱观念不能不通过事物或对象。而对象永远不能如观念那样完美，那样理想，因此，恋爱往往是在多中见一，往往是把对象理想化了。但理想化的对象一成了现实中的对象，理想就会破灭，因此，只有没实现的理想才是完美的。但丁终身热恋贝雅特丽齐，正是因为她没有成为但丁夫人呵！

 吴先生还为外文系四年级学生讲作文和翻译。我第一次听他讲翻译是1939年暑假在昆华工校的大教室里。记得他的讲话充满了柏拉图多中见一的精神，这就是说，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其实，他说的词就是后来乔姆斯基所谓的表层结构，他说的意就是所谓的深层结构，不过他是言简意赅，没有巧立名目、玩弄字眼而已。

他讲英文作文，还是强调背诵、模仿。也就是说，要我们背熟一篇名作，然后模仿写篇作文。在他的教导下，我模仿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写了一篇叫作《吉诃莱特》的故事，现摘译于后：

吉诃莱特年轻漂亮，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但是走起路来，眼睛不是朝下就是朝上，从来不正面看人。他讲究穿着，衬衣领子雪白，衬托得领带的色彩更鲜艳；每次走过橱窗，他总要看看自己的身影。如果看到别人穿着比他更加讲究，他也并不羡慕，因为他认为金玉其外的人，往往是败絮其中。其实，人虽不可貌相，外表和内心也不一定是成反比的。

他总是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所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是一个月夜，他在湖滨舞会上认识了秀外慧中的南茜，却又自惭形秽了。那夜的月亮发出了银光，使湖水看来像溶化了的碧玉，而南茜的眼睛比明月还更亮，她的笑容比湖水还美。他们共舞的时候，他沉醉在湖光月色、秋波笑影之中，几乎是神魂颠倒了。更使他喜出望外的，是南茜接受了他的约会。这幸福的代价，就是一个不眠之夜。

他和幸福之间，只隔几个明天，但他却觉得是度日如年，时光好像是爬行的蜗牛。等到那个明天变成了今天，他就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去赴约会。不料他外表越讲究，内心却越空虚；他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做起事来手足无措；他越想显示自己，反而越显得笨拙。他的确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于是这第一次约会，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约会。

但他爱得不深，苦恼也不长久。他又去书中寻找安慰，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他幻想自己成了有“黄金屋”和“千钟粟”的外交官，自然不愁没有“颜如玉”了。他就这样自我安慰，取得了精神的胜利。

哈姆雷特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堂·吉诃德却是思想的矮子，行动的巨人。我写《吉诃莱特》，本来要写半个堂·吉诃德，半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说，一个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矮子，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写得有点像在模仿《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楼台会了。

吴先生看了我的作文，说是他不喜欢我描写的人物，但是英文写得还好，善于模仿前人用词造句；写诗也是有韵有调，读来琅琅上口，给了我80分。我在吴先生班上只写了这一篇作文。1941年11月，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来华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联大外文系四年级男生（除吴讷荪外）全部应征服役，我就离开了联大。

1942年秋，我回联大复学，又选修了吴先生开的文学与人生。他说：“文学是人生的精华；哲学是气体化的人生，诗是液体化的人生，小说是固体化的人生，戏剧是固体气化的人生。哲学重理，诗重情，小说重事，戏剧重变。小说包含的真理多于历史，所以小说比历史更真，我们可以从小说或文学中了解人生。”又说：“孔子注重理想生活（精神），对于实际生活（物质），则无可无不可。他有自己的事业与幸福（义），所以轻视外在的环境和物质的享受（利）。”吴先生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外文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