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觉得自己不再年轻,可现在不就是你最好的时光吗?

星 [♫]

作者/王元

 

唱反调就是我跟他人对话的方式,好像不这样就不会说话,不这样就显得自己缺乏立场。


两年前,我曾在“沙燕”号空间站服役。当时我刚毕业,对未来没有任何精打细算的计划,凭着年轻和懵懂横冲直撞。

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空间站,有什么目的,或者说情结?在他们看来,那里跟监狱没什么区别。哦,他们把空间站比作天上的监狱。我不想装深沉,说出几句模棱两可、故作玄虚的话,只是坦言,反正要找个活干,正好有个活干。

就这样,经过报名、面试、体检、训练,我顺利升空。报到那天站长带我四处看看,熟悉工作环境,为我介绍其他同事。空间站不大,人也不多,我很快就转遍了,也跟所有人打过招呼,这时站长告诉我,还有个地方,还有个人。他指着舷窗外一座孤零零自转的舱体,说:“那是一间实验室,胡雁博士正在里面调试设备。”

因为太空环境纯粹,许多研究机构都会跟空间站合作,在这里开展实验。我在培训时对此有所耳闻。

“做什么实验呢?”我随口问站长。

“远距离传输之类,量子纠缠那一套,”站长说,“具体我也不清楚,都是胡博士负责。你感兴趣的话,等她回来可以聊聊,胡博士人很好的。”

我怎么会感兴趣?我好不容易逃离校园,对学习唯恐避之不及呢。我礼貌笑笑,不置可否。

当天晚些时候,我在生活舱吞食例餐,那是一种条状的袋装流食,口感就像沙沙的棒冰,只是没那么凉,绝对谈不上美味。我正准备飘回睡眠舱,与一位女士擦肩。

她说:“你就是新来的吗?”

这句话问得有些居高临下,我下意识反抗,说:“你就是胡博士吗?”没来由地,我以为胡博士是一位男同胞,没想到竟然是——怎么说呢,还挺好看的——女士。我知道自己想当然了,“yan”本来很少在男性身上落脚。

不用说,她就是胡雁博士,也不用说,我就是新来的。她看着我,愣了两秒钟,“噗嗤”一声笑了,说:“我就是。小孩还挺可爱。”

“喂,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吧?”我的反击倒像是恭维。

她笑得更加璀璨,说:“你叫什么名字?”

“林睿。”

“你好林睿,我叫——”

“胡雁。”我抢白道,感觉自己扳回一城,“我知道你的名字。”

“看来我声名在外。”她又笑了。她真的很喜欢笑。

 

睡眠舱由一个个抽屉组成,我们就睡在里面,因为高度有限,坐起来的时候需要稍稍弓着背。

我来到空间站的第一晚,结结实实地失眠了。我闭上眼睛,脑海浮现出连日来的种种,像一部剪辑凌乱而飘忽的文艺电影,毕业、就业,感觉极度不真实。如果不是睡袋束缚着我的身体,我会漂浮在半空中,不真实的感觉是真实的。

横竖睡不着觉,我研究了睡眠舱的娱乐设备,随机选中《玻璃之城》(一部古老的香港电影),我只是想打发时间,随时准备切掉,没想到却津津有味地看完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影院之外看过一部完整的电影。我在遥远的外太空重拾对电影的热爱,这算是一种误打误撞的收获,距离与寂静让我浮躁的心归于平静。

 

所有人按部就班,像一只只敬业的陀螺,我强迫自己旋转起来,与大家同频。

我的工作并不复杂,每天大部分时间只需要盯着屏幕,调校一些出格的参数。我问站长是不是可以再给我多安排些任务,站长摆摆手说:“我能理解你寻求进步的心情,但工作要循序渐进,你如果有空,可以去帮帮胡博士,她那边最近缺人手。”

我心里想着,为什么要去帮她?然而,我已经在换宇航服了。

我进入密封过渡舱,背上氧气瓶和飞行器,申请出舱。我缓缓飞向实验室,从一座岛屿到另一座岛屿。

“你怎么来了?”胡雁看见我,笑靥如花。

“站长让我来的。”我把站长搬出来挡枪,摆出一副被强迫的委屈与不服,好像这样显得我更有型,看来我尚未完全摆脱学生时代的稚气。“有什么活给我干?”

“你帮我记录数据吧,我一个人还真有点手忙脚乱。”胡雁说着推给我一副纸笔。之所以说一副,是因为笔的一端系着一根绳,绑在本上,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接过纸笔,打眼一看,发现上面是一群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数字。我很想吐槽一句,这年头谁还用这种原始而低下的方式记录啊?然而,我已经握紧了笔,侧耳谛听。她解放了双手,操作起来自然、流畅。我跟在她身后,小心翼翼地捕捞她抛出的数字。我们俩配合娴熟,整整一个下午没有纰漏。可能是工作过于投入,我们一时忽略了时长,等到我们反应过来才发现被困在实验室——我们的氧气储备不足以飞回空间站。但不用慌,只要跟空间站联络,他们就会来救我们。可是我们轮番发送的通话请求都没有得到回应。

“他们可能正在嗦饭,一会就会想起我们。”胡雁安慰我。

“没事啊。”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一点也不担心。”

“小伙子还挺勇敢。”胡雁笑着说。

“真的,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吧。”我再次指出这个问题,“三岁?四岁?撑死了五岁。”

“我已经结婚。”胡雁说。

“这怎么了?我有同学大二结婚,大三就当爸爸,结婚只是说明你到了法定年龄而已。我也到了好吗?”我突然有些失落,就是那种你走了很远,快到终点才被告知选错跑道的怅然。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感觉,胡雁结不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我还是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结婚太早了没意思吧?”

“结婚本来就不是冲着有意思去的。”胡雁没有笑,“结婚就是——”她看着我,指了指我手里的纸笔,“就是绑着这根笔的线,给彼此一个纽带。你呢?”

“我什么?”

“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过,年轻的时候卿卿我我,出双入对,现在分开了。”

“好像你现在多老似的,还年轻的时候?现在不就是你最好的时光吗?”胡雁脸上恢复了大把的笑容,“等你像我这么大,就知道现在有多美妙了。珍惜眼前吧,年轻人。”

我不喜欢她拿年纪说事,岔开话题,问她为什么要来太空实验室,多寂寞啊。胡雁说她很喜欢星星,从小梦想能够摘下一颗星星挂在窗前。这个梦想充满甜蜜又缺乏常识,我不禁哑然失笑。所以有机会能来到靠近星星的地方工作,她就申请了,有点圆梦的意思。

“你呢?”

“我没有梦想。”

“有够坦白。”胡雁说,“其实我觉得梦想跟爱好差不多,也许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但仔细总结总结,肯定有一个倾向。”

我点点头,没有跟她唱反调。那时候,唱反调就是我跟他人对话的方式,好像不这样就不会说话,不这样就显得自己缺乏立场。

我们又聊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家常,比如我们的家乡,家乡的风俗和美食。这是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想念和回忆里的美食让我们的肚子饿得花枝乱颤。我们又一次联系了空间站,仍然没有回应。我有些慌了。

“我们少说点话吧。”胡雁建议道。

“我们得想想办法。”

“可能是还没吃完饭。”胡雁说。

“我把氧气灌给你,你回去求救。”我身为男人,渴望保护女性的心理作祟,有些自大,有些武断,自我感觉还很无畏。

“要去也是你去,我可比你年长。而且,你是来帮我,没道理让你冒险。”

我们都知道留下来更危险,需要等待一个来回。

就在我们争执不下之时,实验室的门开了,站长提拎着两个氧气瓶从天而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从天而降。我从未觉得这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如此可爱,忍不住要上去拥抱。站长一个劲向我们道歉,应该早点发现情况,过来搭救我们。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受到太阳磁暴的影响,通讯装置被干扰了,我们的呼叫始终没有接通。

从那天开始,我便经常去实验室给胡雁打下手,当然,我们都带上了备用氧气瓶。

 

一晃大半年过去,空间站有人离开,也有人来接班。站长问我要不要回去探亲,我摆摆手说不需要。是啊,我有些狼心狗肺,对待父母和朋友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永远是一副若即若离、忽远忽近的嘴脸。我挺讨厌自己这种玩世不恭的腔调,可我就跟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把自己的冷酷标榜成成熟,并以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与人交流。

我引以为傲的睡眠又回来了,可我却习惯每天晚上看一部电影的节奏,我没有明确的目标,也不遵循某个榜单,我只是浏览电影海报,看到顺眼的构图就点进来。大部分电影都不会太差,毕竟凝结了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心血,但也有例外,一帧都看不下去。

一天晚上,我看了一部非常无聊的电影,观看的过程昏昏欲睡,看完却清醒了。我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起来走走。

我来到休息舱,准备给自己搞一袋喝的,结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胡雁。

“喂,你怎么不睡觉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太没礼貌了,好歹喊我一声姐姐啊。喂算怎么回事,不像话。”胡雁嗔怪道,但语气是活泼的,像鸟啁啾。

“我才不叫你姐姐呢。”我也不想喊她博士,老师之类的称谓,我觉得那样会把我从她身边推远,但我又不能直呼其名,所以只能用“喂”替代。“别岔开话题,是我先提问的。”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

“什么日子?”

“你不知道吗?”胡雁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今天是除夕啊。”

啊,过年了。

在空间站,拉远的不仅是与地球的距离,还有风俗。我想着给父母打一通电话,等一会儿分开。

“他们也没人说,也没庆祝活动。”

“他们一般明天庆祝,晚上该休息就休息,除夕是地表的庆典,新年才是人类的狂欢。”

“那你呢?一个人跑到这里做什么,望月怀远吗?”

休息舱有一面视镜,实时播放空间站之外的景象,因此人们将之视为窗户,通过这面特殊的窗户,刚好可以看见月亮。没有了大气层的干扰,月亮看起来更加明亮,亚平宁山脉和柏拉图平原一览无余;星星也变得沉稳,不再像个孩子似的眨巴眼睛。

“我在守岁。每年除夕我都要熬一整夜,洗劫过去一年的忧愁、苦闷和不幸。”

还真是古老的传统。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熬过一整夜,每次信誓旦旦彻夜不眠,很快就被打脸。今晚我想试试。我们聊了很多,直到最后把话都说完了。话是可以说完的吗?就在某一刻突然沉默,不管怎么搜肠刮肚,也组织不起来任何有效的语言。但我们不觉得尴尬,至少我不觉得尴尬。当你跟一个人并肩而坐,不说话也不尴尬,是不是能说明一些问题呢?至于说明什么,我其实也掰扯不清。总之,我希望这个漫长的夜晚再漫长一些,希望新年矜持,不要急于掀开盖头。

“对了,你的实验还顺利吗?”跟没来由的沉默一样,我毫无征兆地开口了。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好像有人绑架了我的声带。

“还可以。”

“帮你记录了很多数据,我还不知道具体的实验内容。”

“你想知道吗?”

“也不是特别好奇,你就当成求知欲吧。”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随便什么都行。”

我摸了摸身上,除了衣服,没有任何身外之物。胡雁见状掏出一个红包,在我眼前晃了晃,说:“我每年都会准备一些纸币包红包。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复古?”

“守旧。”我嘟囔道。

“你在这等着。”

胡雁像个孩子似的,兴致很高,完全没有在意我语言上的冒犯。话说回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讨厌,非要跟别人唱反调。在我生长的年代,父辈非常开明,从不以“不说话也不会把你当哑巴卖了”讥讽他们的后代,但也没有鼓励孩子们跟亲友叫板。我只能将此归咎于性格问题。

胡雁兴冲冲离开,大概二十分钟之后,又兴冲冲回来,像个蹩脚的魔术师一样,让我摸摸自己的口袋。我刚才检查过,什么都没有,手指头却碰到一个硬物,原本空空如也的口袋里生长出了红包。

“当当当当当,惊喜吧?”胡雁张开双手,一高一低,仿佛在丈量我的反应。

“你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走之前偷偷塞我口袋了?”这是我贫瘠的想象力能够撑起的最终猜测。

“阿瑟•克拉克爵士有句名言:任何先进的科技初看都与魔法无异。你也可以当成魔术,只是我的障眼法比较高明。”

“我知道了,是你的实验。”我记起来了,站长曾跟我提过,实验室的研究与远距离传输有关。

“你还不算太笨。”胡雁就像兜售西瓜的王婆,不厌其烦地讲解自家的产品。“我这些年一直在跟空间打交道,致力于将物体从地点A瞬移到地点B,其中的科学原理很复杂,我估计解释到明年也说不完,你只需要知道跟量子力学有关,我们先把标的物变成量子态,然后它就拥有了出现在宇宙任一位置的属性,剩下的就是概率问题。”

我似懂非懂,又不好直接发问,只是微微颔首,“所以,你把红包从实验室传输到了我的口袋?还给你。”

“留着吧,这是姐姐送给你的压岁钱。”胡雁伸手把我的胳膊挡回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收到过压岁钱了,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收到压岁钱了。我还想反抗一下,胡雁却不容置喙地拒绝了我。在她眼里,我只是个还没长大的毛头小子。“不开心吗?笑一笑啊,我好像从来没见你笑过。”

笑太不酷了。我拒绝了她的请求。

“那给我。”胡雁把红包夺回来,拿出纸币,三下五除二折叠成一颗星星,捧在掌心问我,“可爱吗?”

“幼稚。”我说着抢走了我的压岁钱。

那个晚上,我们一起熬到黎明。太空中的日出很短,我们都来不及欣赏和感慨,便步入了新年。

 

当天白天,也就是大年初一,胡雁不见了。

我因为熬夜,回到睡眠舱便倒头大睡,醒来后,我看见大家聚在一起庆祝新年,人群中没有发现胡雁。我以为她还没睡醒。过了一个多小时,胡雁还是没有现身,我给她留了言,结果显示未读。我假装不经意地问站长,怎么没有看见胡博士。站长说,她一早就去实验室了,还说,这个胡博士啊,真是工作狂。

昨晚熬了一整夜,天亮就去工作,可能有特别紧急的事情。我想着过去帮帮忙,悄悄退出庆祝的人群,换上宇航服,飞向实验室。我找遍了所有角落,胡雁没在里面。我莫名有些慌张,努力镇定下来,跟自己说空间站和实验室就这么大点地方,她能去哪儿呢?难不成就在我刚才来的路上,她又返回空间站?我尝试呼叫胡雁,没有应答。不安的感觉逐渐发酵,我的掌心开始冒汗。

我可以联络站长,问问他胡雁有没有回去,又不想让站长知道我在找她,好像关心他人,尤其是异性,会非常丢人。我决定自己回去一探究竟。留守空间站的众人忙着庆祝,没人注意到我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胡雁不在空间站,也不在实验室,根据我有限的经验,她只能飘浮在茫茫的太空。

我很早就知道热锅上的蚂蚁这句俗语,到今天才有机会验明正身。

直到晚上,胡雁才失魂落魄地出现。我已经在空间站和实验室往返了十几个来回,当时我刚到实验室,就看见胡雁,她明显是哭过,两只眼睛又红又肿。

“你去哪儿了?”我语气中带着哭腔,胡雁却茫然若失,没有跟我互动,“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一天!”

“有事吗,你找我有事吗?”

这个稀松平常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我没事,就是找不到她非常担心,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你去哪儿了?”我用问题揭过问题。

胡雁突然又哭了。考虑到她烂桃儿般的双眼,理应加一个“又”字。我有些僵住,一些从电影里习得的生活常识告诉我,应该轻轻把哭泣的女人搂在怀里。我照做了,胡雁顺从地伏在我的肩膀上涕泪滂沱,打湿了我的肩膀、胸口。我像是堤坝,截流了她的泪水。

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另外一个常识告诉我,女孩哭泣的时候不要用言语安慰,否则适得其反。她们这时候只需要一副安静而结实的肩膀。泪水是一部无言的小说,里面的情节与我无关。我甚至连读者都算不上,只是一名路人。

等胡雁止住泪水,我们一起回到空间站,她说了一句谢谢,一句再见,便回到睡眠舱。

之后没多久,胡雁就离开空间站,官方的说法是她严重违反纪律,实验室的装置从来都是拿非生命体做实验,她以身试险不是勇敢,而是原则性问题。任何年代,一旦被打上“原则性”的烙印,就很难翻身了。

具体经过我后来从同事们的叙述中拼凑出来,胡雁在大年初一那天把自己量子化,瞬间回到地球,想着给丈夫一个惊喜,却发现他正在和另外一个女人跨年。一般来说,跨年都是指阳历新年,所以他们在这里的描述有些纰漏。这不重要,跨年不重要,重要的是身边的人。胡雁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不知道算不算报应,就在胡雁离开之后,胡雁的丈夫遭遇车祸,一命呜呼,当时第三者也在车里,同样难逃一劫。也有人说,胡雁一开始没找到丈夫,看到车祸的新闻,才知道丈夫出轨。还有人说,肇事者正是胡雁,她怒火攻心,开车撞向负心人。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编纂、传播、再加工这种桃色新闻,完全不在乎当事者的感受。我很在乎。可我当时并不知情,没办法从泪水中把她打捞上岸。

实验室换了一位新的负责人,我很少跟他打交道,也没记住他的名字,偶尔,我还是会去实验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好像是在凭吊过去。

 

转眼又是一年,我意料之中地再次失眠。我拿出胡雁给的红包,里面是一颗百元大钞坍缩而成的星星。我差不多已经十年没有摸过纸币了,甚至,我以为纸币已经灭绝了,就像某些植物或者动物。

我来到休息舱,一个人枯坐着。视镜上的繁星依旧明亮,它们的光芒大都是跋涉了数亿、数十亿、数百亿光年而来,我们看到的也是它们数亿、数十亿、数百亿年前的样子,可能部分星辰已经熄灭。我们是幸运的,短暂的生命周期让我们很难经历群星的葬礼;我们是不幸的,终其一生也无法到达距离最近的天体,就像我无法到达胡雁。

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到达胡雁呢?

我突然很想胡雁,很想见到胡雁。当我意识到自己“很想”时,“突然”其实词不达意,我一直都在隐性地想她,像一个无症状感染者,携带着思念的病毒而不自知。

我想见她,我必须见到她,现在,立刻,马上,now。我不再遮遮掩掩,找到站长,长驱直入、开门见山,求问胡雁的住址。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他有些意外。

“没什么。”我不想跟他废话。

“还不好意思了?”

“她住哪儿?”我陡然抬高嗓音,几乎可以说是恐吓。

站长灰扑扑地反刍着我的威胁,他也不知道胡雁的住址。又说,你怎么确定我知道呢?这没道理嘛。

我没空搭理他,马不停蹄更换宇航服,佩戴飞行器,来到实验室。我有段时间没来这里了,但仍然轻车熟路,像个惯犯。实验室没有人,我轻而易举地获取使用权。我来到远距离传输器的内部,跟我睡觉的“抽屉”很像,只是多了一个操作面板。我启动设备,想着里面应该有传输物体的随记,就像浏览器的历史记录。日期是确切的,去年的除夕和春节,标的物也很清楚,一封红包,一个人。我很快找到实验记录,选择那个让胡雁伤心的地址,她的家,说不出是紧张期待还是松了口气。她还会住在那个伤心地吗,冒着顾影自怜和睹物思人的风险?大概率不会吧,如果是我,我就把房子卖了,至少要租出去。可我现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算胡雁不在这里,也能提供一些蛛丝马迹。

一阵耀眼的光袭来,我下意识闭上眼睛,身体没有任何感觉,睁开眼,已经回到了地球。如果非要形容,这种感觉就像是捉迷藏时躲进衣柜,出来发现身在万里之外。

这是一间装潢简单的客厅,两排书架,一张书桌,没有多少待客属性。墙上有一张合影,是胡雁和她的丈夫。我笨手笨脚闹出的动静吵醒了她。卧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胡雁手拿着一只护身的衣架。

“你打算用衣架对付不速之客吗?”我说,她总是拿年纪说事,真遇到事,表现得比我还要少不更事。

“怎么是你?”她说。

“过年了,我想找个人守岁,还想跟她讨要红包。”我不想煽情,但这些话就像台词一样自动从我嘴里弹射而出。

“你怎么进来的?”

“当当当当当,惊喜吧?”我张开双手。我不期待她会冲过来抱我,我不想以一个闯入者的形象破坏她原本的生活轨迹,我只是宣告自己的心事,有些学生意气和欠缺考虑,毕竟,我才刚毕业不到两年呢。

胡雁抿着嘴,我以为她会哭,然而却笑了,复刻我们初次见面时的微笑。我也想笑,又觉得这样不酷,可管他呢,谁规定必须哭丧着脸才叫酷?我要笑,咧开嘴,却哭了。胡雁过来了,我伏在她的肩膀上,哭得死去活来。

明天就是新年了,我下定决心,要化身为一颗星星,挂在她的窗前,挂在她的梦中。

责任编辑:讷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