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上，他看到窗外密密飘舞的雪花。在他微微走神的罅隙里，雪在江南大地上积了起来。看到白茫茫的一片，他心里悲苦加了倍。

列车减速，城市扑面而来。熟悉而陌生的街道一闪而过。他想到了时间，比高铁更快，不过带走的是人。

他从不愿意在同学、同事面前提起故乡，非得说，含糊地提江南城市。车靠站，他匆忙起身，取行李箱，背上包。好多次，列车停靠这个站时，他都忍住不下车。这一忍就是8年。

弟弟在出口处向他挥手，随之一起抖动的是黑臂章。他走到弟弟身边，搂住肩膀，轻轻拍几下。弟弟低下头，接过行李箱，领他走向停车场。这两年，每季度弟弟都坐三个多小时高铁来看他。有时到他家吃顿饭，有时只在他单位坐坐。每次弟弟走的时候，总是这么一句话：“什么时候回去看看吧？老人非常想念你。”他回答“嗯嗯”“知道了”“再说吧”等。而今天一早，弟弟电话里只说了一句，他就立刻抛下所有事情，朝着已被列为虚无的城市赶来。

弟弟的父亲，他的继父，清晨突然往后一仰，倒下再没起来。

鹅毛般大雪纷纷扬扬，市区也开始积雪，车堵起来，弟弟骂了几句鬼天气。眼圈黑黑的，就像即将入夜的天色。

电台主持人一开口就是“特大”“百年不遇”，听得心烦，弟弟关了广播。电动车厢里静得让他心慌。

“走得没痛苦，也是修来的福。”他刚憋出这句话，就想到了母亲。他该怎么面对她？不管什么原因，八年没来见母亲，必定是错误的。虽然他每次都让弟弟带钱、带东西给母亲，但这抵得了什么？

弟弟默默点着头，双手紧握方向盘。弟弟太像母亲了，大到走路、说话，小到嘴角的牵动、鼻子的翕动，都是男版的母亲。有时，他盯着弟弟看会出神。一会儿是母亲的样子，一会儿是弟弟小时候的样子。

弟弟手机里的母亲一直在老去，他看着照片愧疚感加深。不过，如果弟弟提出来可以视频一下，他又忙不迭地摆手。他还没有做好准备。这下，完全打乱了他的算盘。头脑里预想的大团圆结局，彻底破灭。他没有机会说抱歉，没有爱就没有谅解。在大雪天温暖得逼出汗的狭小空间里，他如坐针毡。如果能一下子快进到此刻，掠过八年时光，那么他再也不会面对弟弟多次的诚恳邀请，摆出傲慢、生硬的丑态。

很多事情，做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上高铁前，他跟女朋友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虽然她隐约知道他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却不知道有这么多故事。那种深深的芥蒂，似乎只有当事人才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这个电话打下来，他与她之间原本犹疑的关系，一锤定了音。她要求一起回家乡。他没有答应：“我希望你出现在喜庆的氛围里。”

电动汽车转过一个大广角。他紧盯着大片绿地看：“怎么是公园了呢？”

“长途汽车站早就搬迁城北公路上了。这里被改造成市民休闲锻炼区好几年了。”弟弟又指着一些高大建筑给他介绍。可他都没听进去。终于，噩梦般的长途汽车站消失了。

八年前，也是个大雪天，他高考复读在家。从高考分数出来，直到冬天，他说的话几乎不超过十句，而且都是对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弟弟说的。

冲突的起因是什么，他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那个夜晚北风凄厉、雪花狂舞。继父把酒杯往餐桌上一顿：“有本事考个好成绩回来，整天臭着个脸，好像大家都欠他似的。”

他早就三口两口扒完一碗饭，坐到高低床旁的小书桌边，订正一张数学模拟试卷。高复班数学老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出了一张奇难的卷子。全班六十个学生，只有三个人考到六十分。他只有三十五分，这是他最差的一次卷面成绩。他高中三年，每天都在奋发努力，放弃了所有的爱好：打球、写诗、打桥牌，为的就是考出好成绩。他填写的志愿，没有一所本地高校，最远的有哈尔滨、西宁。他要尽早离开这个家，畸形家庭对他来说充满压迫。可他又是这么爱弟弟，从第一眼看到起，他就发誓要爱他、保护他。他睡在上铺，每天深夜都要探头望望弟弟被子有没有盖严实。弟弟属于他，而他认为自己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脑子里这些混乱的关系，无法解释的悖论，使他陷入苦恼。最好的解脱就是出走，但越是这样期盼却越考不好。高考分数出来，只有他平时的三分之二水平。他咬咬牙，复读！但对他的心理压力更大。每个复读的学生，都像做错事的孩子，头不敢抬、话不敢讲，都有一颗炸毛的心。

他清楚地听到了继父那两句酒话，开始，他已把愤懑咽下去。寄人篱下，大概就要承受这样的折磨吧。可是母亲接了话：“他还是个孩子呢，要怪就怪我吧。”

他本来浑浑噩噩的心，被母亲的话激得锋利，像一把出鞘的利刃。他冲出卧室，抄起一个玻璃杯朝继父猛地砸过去，高声喊一句：“你这个酒鬼！”玻璃杯在继父身后的墙砖上粉碎。

继父扑向他，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母亲疯狂地劝架，弟弟尖叫哭号。

“快走，你打不过他的！”母亲拼命地喊。

他退回卧室，插上插销的那一刻，人突然静下来了。继父在客厅里的咆哮，正从他脑子里被移到很远的地方。他有条不紊地收拾着衣物、课本、过年拿到的压岁钱、母亲给的零花钱，等所有东西压缩进一只大背包里后，他才意识到，一个局外人将要离开。

他大大方方地打开小小的卧室门，昂首挺胸地往大门口走。继父又坐下喝酒，还点了香烟。房子里充满了劣质烟酒的刺激性气味。母亲上前阻止他，拉他胳膊、拉背包带，跪下拖他的腿。继父喘着粗气冲着母亲嚷嚷：“让他走，有种不要回来！”

他挣脱了一切，像一只第一次飞翔的雏鸟，虽然吃力地扇着翅膀，但是内心轻松自由。暴风雪来得正是时候，即便没有目标和方向也不要紧，艰难旅途就是最好的归宿。

现在，在旅途中漂了八年，他终于回归了。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心情如此沉痛。是的，并不止沉重。在高铁上，他就意识到这一不寻常的变化。弟弟常捎带母亲的口信。最先浮现出来的是两句话：“这么多年了，也该谅解了。”“他再怎么不好，毕竟照顾了我这么多年。”接着，那些从没入过脑的话，相继蹦出来。到后来，他竟坐不住了，在车厢连接处踱步，有时迎来漆黑隧道，有时身子斜着承受列车漫长的转向。

母亲生下弟弟那年，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初起时，手指第二关节肿大、胀痛，后来发展到脚趾、膝盖、手臂等关节。母亲很少抱弟弟，连喂奶粉、奶糕等都是继父来。他还跟继父抢着抱弟弟。继父嫌他人小力气弱，他嫌继父粗手粗脚。

三年前，技校毕业的弟弟，选择开新能源汽车维修店。深秋时节来看他，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母亲坐了轮椅。家务事都由继父这个刚退休的老头来承担。

当年，好多媒人来给母亲说亲。大大咧咧的介绍人，有时候也不避他这个小孩子。说有个精工车间主任，不仅工作好，人也好，能干各种家务活。那些家伙就是不提脾气的事。

弟弟没出生之前，继父基本不喝酒。弟弟百日宴那天，他见识了继父的大酒量，在一帮徒弟的怂恿下，继父喝了两瓶高度粮食白酒。他们高声唱着歌，围成一圈，笑成一团。他记得自己也加入进去，有个卷头发、留小胡子的人给他喝了一小杯白酒，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第一杯酒。他看到了夸张世界的模样。

继父从此乐呵呵地喜欢在晚饭桌上添一两杯酒，大家的目光和话题都盯着弟弟。这是一家人的蜜月期。

弟弟指指前面说：“快到了。”

顿时，全身血液往他脑子里冲。他看不清前面的街巷，雪下得太大了，他还没做好准备，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家门，而弟弟已经在倒车。风雪中，他瞥见了一排排白色花圈、黄色花篮。他什么都没准备，要不要补点什么？

弟弟在黑暗中对他说：“下车！”

这是弟弟说的唯一强硬的话，一句不征求他意见的命令，他却乖乖地严格执行。

老式楼房敞开着的单元，陷入漆黑。只有一个单元的楼道被强光照亮。他机械地随着弟弟朝亮光走去，走的过程中，他踩到了石子，鞋滑了几次，腿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可他还是往前走，自己都不知道迈的步子是快还是慢，只知道自己在移动。

八年前那个夜晚，他爬进长途汽车站候车室。九点过后，所有车辆停发。工作人员收拾工具，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灯全熄后，他躺倒长条凳上，寒气围拢来，他抱住背包，呼吸久久不能慢下来。突然，他听到急促的讲话声，接着，候车室灯全都打开。他赶忙钻到凳子下。

“看看，看看，我说没人吧！”

“谢谢！那我们去火车站候车室。”

灯又灭了。他回到凳子上，却没马上躺下，透过窗户，他看见大雪中两个人点头哈腰地向一个戴大盖帽的人致意。瘦高个继父头上突然亮了一下，几根乱七八糟的白发刺出来，在碘钨灯下向着大片雪花招摇着，挑战着，慌乱没有章法。

沿着渗着白光的楼梯一级一级往上走，他脑子里出现了那几根白发和片片雪花。

创作谈：发掘雪层下的隐情

有一年，母亲请裁缝给我做了件棉袄。宝蓝色的面子上有两道呈浅V字型的白杠，是用腈纶棉贴上去。当时正是人工面流行初期，裁缝可能为了美观，也可能展示宝蓝棉袄的新质地。棉袄在大家穿衬衫的时候就做好了。我一直盼着降温。那年似乎跟今年差不多，直到大雪节气左右，才来了一次凌厉的降温。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休息天。实习老师带我们几个去参观大学校园。隔天晚上，我就把宝蓝棉袄拿了出来，与笨重、黑色的老棉袄比起来，它就像衣服里的精灵。轻盈、漂亮、柔滑。梦里，我在欢快地奔跑，穿着宝蓝棉袄，似乎再加点力，身体会踏云登天。醒来后的头一件事情，我就把宝蓝棉袄套在绒线衫外，照照镜子，神气十足，堪比《英俊少年》里的海因切。有同学在外面喊我名字。要出发了。走到天井里，阳光射在新衣服上，蓝白交界处发出炫目光亮。一瞬间，不知什么东西在我脑子里打翻了。我羞愧起来，快速回屋，拎起一件宽大灯芯绒旧衣服套在了宝蓝棉袄外面。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发现我穿了一件新衣服。我被旧衣服箍得紧紧的，还一直在冒汗。不过，我很踏实很开心。大家都穿了难看的旧衣服。后来，大年初一，我才把灯芯绒衣服卸下。像梦里一样，轻松地穿着宝蓝棉袄与小伙伴们一起飞奔、打闹，迎接崭新的一年。

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时代的感官体验，对于长大之后的成人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有些事情，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直到要采取具体行动时，大脑才会做出判断。我写《大雪》，也就想寻找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了的真相，或者说隐情。没有人没有隐情，只是程度不同。小说是一种很好的手段，通过细节展示人在被隐情唤起的瞬间，就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雪后阳光照在宝蓝棉袄上，亮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