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淘到一本旧书《我与三十七个女杀人犯孩子的故事》，作者叫付广荣，是一名律师，2000年她参与了一次辽宁省女子监狱举办的帮教活动，由此接触到一系列的女杀人犯。通过沟通交谈，她发现女犯人们大多都是杀害了自己的丈夫，而这些死去的丈夫，都有严重的恶习和家庭暴力。女人们体力上无法反抗，又受限于乡村礼教和自我的认知，法律意识也淡薄，最后只好用上刀子斧子毒药，以为能为自己劈开一条生路。但入狱后，面对近乎半生的漫长刑期，在无数个夜里抓心挠肝地忏悔时，才明白这样做，不但是把自己，也把自己那些年幼的孩子，一同送上了另一条绝路。

付广荣在接触到这些“杀夫别子”的女犯人后，猛然意识到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这些失去了父母的孩子该怎么办？由于他们的母亲还活着，在法律意义上并没有成为完全的孤儿，所以地方政府和福利院并不会去收容。

通过多方走访，付广荣发现，这些孩子们多数会被亲戚长辈所收养，但面对“杀人犯”子女的偏见，以及父母双方亲戚对于“杀人”这一事件引起的仇恨，这种收养会变成不情愿的义务，他们成了本就困苦生活里的累赘。

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被殴打，强迫干繁重的农活也是生活的常态，有的还会被送人，被贩卖。有些懂事了的孩子，受不了这些苦楚，选择了喝老鼠药自杀，还有个女孩被姑姑和狗放在一起养，到最后完全狗化，已经失去了人的本性……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拎出哪一个，都是人间触目惊心的苦难。

于是付广荣决定拿出自己的毕生积蓄，建一座儿童村，专门收留这些苦难的孩子，让他们过上和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可这些特殊的孩子，在经历过那么多苦痛的时间后，每个人都养成了奇怪的性格和嗜好，这又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她才发现，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只是初级的阶段，她更重要的是要抚平孩子们内心的创伤，教育他们如何做人。这些需要的就不再是金钱、号召力、一股子的拼劲，而是磅礴的爱意和春风化雨的耐心，去浸润那些干涸的心灵。

我有个同学，从幼儿园时就是同班，当时有些奇怪，为何每天放学来接她的都是姥姥姥爷。后来稍微了解，才知道，前两年他父母在一次争吵中，父亲失手杀死了母亲，父亲被抓走判了无期徒刑，她和姐姐两人就被姥姥带回了村子里抚养。

当时年纪太小，听到这个故事也没觉得有多残忍，对她也没有觉得多可怜，只是潜移默化地对她的很多行为多了些包容的心态。比如她总是在课间喜欢嚼泡泡糖，到上课时就吐在纸里包好，待到下课时再拿出来嚼。如果是别人，一定会激发出儿童们的嘲笑，但是对于她，心里猛地就会蹦出没有爸妈的孩子，没钱买泡泡糖，所以要省着嚼的念头。

她学习成绩差，放了学不写作业，或是交上来的作业乱七八糟。老师也不太敢批评，心里头也是在犯嘀咕，没有爸妈看管，姥姥姥爷年纪大找来也没用，说她多了又怕引起自卑的心理，难办，就只好放任自流。

最难熬的，也是再努力也无法掩盖过去的事情，是每当要写关于父亲母亲的作文时，她交上来的永远都是一篇我的姥姥，或者我的姥爷，有时甚至是我的舅妈。在她的文字里，或者说是言语里，永远没有父亲母亲。

后来再大一些，班里转来一个外地的学生，他不了解我们这群从小长大的孩子，对于她的善意和讳莫如深。他在有次和她吵架的时候，骂她是杀人犯的孩子，还补充说你爸杀了你妈！

她听了这话，像是被吓到了，也像是第一次听到般，愣在了原地，然后猛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当天下午，她领着上中学的姐姐过来，把那个转校生打了一顿。从那以后，大家更不敢提这个话题了，之前是为了保护她，现在是害怕她。听说她姐姐在中学混社会，整天和不三不四的小混混们去网吧。这一行径，再次验证了没爸妈的孩子更容易学坏的道理。

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中学，人生失去了交集，也顺便失去了联络。一晃时间就往前推了十多年，再次见面时是有个夏天的同学聚会，她领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参加，才知道她早就结了婚，是同学里结婚最早的一个。

她如今对于自己父母的事情，早就没了忌讳，甚而能分析出因此对自身性格的养成。她说可能是受那个事情的影响，虽在姥姥家生活，但也总有寄人篱下的感受，所以从小就渴望有个自己的家。十九岁那年她在商场里当售货员，卖鞋，遇到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货车司机，她蹲下身给那人试鞋，那人觉得受了难得的尊重，要请她吃饭，她没去，人家就送了她几包干脆面，后来还送了一双红袜子。这小小的恩惠就打动了她，她就决定要嫁给他。

她说完自己都笑了，说就是没见过世面，没遇到过对自己好的人。她又主动提起她的姐姐，说你看我姐就和我不一样，一群男人围着，又送她包又送她项链的，她从来都不放心上，觉得那是应该的。

再多说几句，就发现她姐姐还在混社会，甚至还跟着大哥去了澳门赌钱，日子过得潇潇洒洒，只是和她早已是两路人。

当晚其他同学还要继续喝酒，她却早早走了，说孩子困了。大家挽留她，说好多年不见了。她说真不行，不能因为喝酒委屈了孩子。

她走后大家还在议论她，有说没想到她结婚这么早，有说没想到她过得还挺好。于是有祝福，也有感慨，我在那各种声音里一直在想，她太知道缺失父母关爱的痛楚，所以就会比没经历过的年轻人，对孩子要更好一点。

她所有受过的苦，在这时都成了自己孩子的福报。

又过了两年，再次见面，她却和丈夫离了婚，自己一个人领着孩子过。这次我们是在她家喝酒，租来的房子，没有电梯的七楼，阳台上供着保家仙。孩子已经上小学，听话，沉默，一个人看电视。

她这次喝得挺多，说其实和丈夫关系一直也不算好，他爱耍钱，还爱找小姐，高速公路上的小姐和出租车似的，按公里收费，他带一个上去，那车就白跑一趟。他爱喝酒，喝多了俩人爱吵架，可她心里有阴影，也不敢使劲吵，怕他一急了，把自己给砍死。

可她也不想这么忍气吞声地过下去，怕死但不怕离，最后好说歹说哄着他离了婚，啥东西都没分到，算是净身出户。本想着给孩子一个好的童年，可最后还是没维持住，早知道当初不那么急就好了，多挑挑没准就能挑个靠谱的。

有人劝她，说你年纪还小，再找一个好的。她无奈，说不敢找，现在人不像以前了，都爱翻老底，觉得你原生家庭不好，性格容易有缺陷。觉得你爸杀过人，你没准也有犯罪基因。还觉得家里有人有前科，会影响孩子的前途。咱们小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事没什么，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丢人，怕你们瞧不起我。现在不行了，完全变了，我孩子在学校，根本不敢让任何人知道这事，很容易引起霸凌的。

我明白她在说什么，可又越发地糊涂，这两年智能手机普及，短视频侵入生活的每个角落，学识和眼界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人们一下子都开了眼。但见识得多了，懂得多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狭隘得多了。

那场酒局最后，有人又问起了她姐，她这回没多说，只含糊一句在新疆什么沟淘腾玉石呢。听起来就是个挺漂泊的经历，曲折，猎奇，粗粝，但并不风光。

那场酒之后不久，她就带着孩子搬去了别的城市，开了个服装店。我在微信上看到她把名字改成了冰姐，总是分享一些励志的视频，大多是独立女性的宣言，还有一些酒醉后的情感语录。她似乎活明白了，也会在某时脆弱。明白了男人靠不住，但有时也需要人陪。

又过了几年，她的父亲减刑出狱了，听人说如今每个月有六千多的工资，搞不清是退休金还是什么补助，总之在当地来说，是一笔很高的收入。

她的姐姐在新疆淘了几年玉石，最后只淘到了一身疾病，打了一次胎，也不折腾了。年纪大了些，身边的男人都散了，一个人回到了老家，想找个好人过日子。

她们姐妹俩，租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把父亲接过来一起住。分离多年的家庭，终于又拼凑了起来。我一直猜不透对于杀死母亲的父亲，孩子对他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感，之前肤浅地以为只是仇恨，可从他们的情况来看，似乎爱和情分要比仇恨多得多。

在付广荣的那本书里，也有讲到一个孩子的父亲杀死母亲的案例，在那个行凶的父亲被抓走后，留下的两个孩子一直在心里埋怨父亲，说就算妈妈有错，但也不能杀死她啊，哪怕再生气，只是打断一条腿也好啊，这样至少她们还是有妈妈的，爸爸也不会被判死刑，这个家就还在。

看到那里时我有点吃惊，甚而反思，我们是否早已习惯以好坏对错来评判爱恨，而不去量身考虑个人的立体情感，在那些孩子眼里，杀人的父母并没有那么罪不可恕，爸爸妈妈都是人生中最亲的人。

推及至此，我试着去分析，我同学这对姐妹的心理，她们因为早早没了妈，没了母爱，于是当岁月漫长地流过，心中对于家庭和爱的渴望却始终难以填平，于是这久违父爱的到来，便要不顾一切的好好珍藏。

但也有人揣测说这都是看在钱的份上，他爸没有工资谁搭理啊？这一点我也不置可否。

后来在春节的时候，看到她发朋友圈，她带着孩子和姐姐还有父亲，一起回姥姥家过年，一大桌子的菜，一大桌子的人。她配文说，终于过了个团圆年。

我盯着那照片看了很久，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杀了女儿的凶手，出狱后仍旧是女婿，似乎曾经的仇恨和伤痛都不存在。

岁月真的可以涤荡一切吗？还是人们刻意地强行忽视，这样心里的伤痛就能被掩盖过去。

一切都不得而知。

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对于服刑人员的缺少监护人的未成年子女，执行机关应当为其委托亲属或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监护提供帮助。”

2019年，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检等12个部门发文：要进一步聚焦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建立和完善基本生活、医疗等相关措施，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帮扶救助工作。

付广荣看到这一切表示，儿童村的使命完成了。

但我们应该铭记于它。

2020年11月，由于政府征地，儿童村被强行拆除，最后住在里面的六个已经成年的“孤儿”被迫搬离了出去。

我试着在网上搜寻当年那些儿童村孩子的现状，但寥寥无几，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切的信息，他们如一群被打捞上来的鱼群，最后又被放归回了人海，混入寻常的百姓里，只存在于那一本不会再版的旧书里。

我想起我同学在喝多酒后说过的一句话：不想一辈子都被看作是杀人犯的孩子。

童年的苦难会伴随一生，无法遗忘时就只能去迎面和解。

人间的偏见和窥探也永远不会消失，那把自己藏住就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