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与某种动物相似，曾琴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近似一匹母马——她个儿挺高，一头又长又密的黑发在脑后扎成马尾辫，随着走路的动作左右摇晃；白皙、充满朝气的皮肤包裹在丰腴的身体上，像牛奶布丁那样弹性十足。她不是那种一眼就叫人惊艳的漂亮，但嘴角总似有若无地带着一丝笑意，使整张脸充满神秘风情。当她从心理咨询室所在的走廊尽头逆着光向我走来时，整个人仿佛被一圈金色光芒笼罩。

那会儿我十七岁，正想尽办法企图逃离那所把学生当成家禽一样圈养起来的重点中学。我的身份是赞助生，也就是说，为了能让我在那儿上学，家里还花了不少钱。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对上学失去了兴趣，作业从来不写，考试尽抄别人的，迟到和逃课是家常便饭。但直到高中，我却仍旧无法逃离学校，原因很简单，十来岁的半大孩子，不上学根本无处可去。你无事可干，不被需要，世界的大门尚未向你敞开，你无论去哪儿都不受欢迎。

当厌倦了逃学带来的短暂解放与事后要面临的冗长责备，眼下唯一的出路只有退学。我从没如此发自内心地想做成一件事，从高一到高二，已经黔驴技穷地使完了在一个高中生有限的阅历中能想到的所有办法，最后只得装病。头昏脑涨、失眠健忘、脾气暴躁外加严重的厌食……这些症状活脱脱营造出一副精神失常的模样。就在这时，曾琴出现了，这名刚从医学院毕业不到一年的女青年，似模似样地在厌世男孩的生活中扮演起了心理医生的角色。

严格地说，曾琴不是那种人畜无害、楚楚动人的姑娘——她脸上总透着一股子冷漠的聪明劲儿，打交道时经常给人带来不易察觉的压迫感。但男人们总会被她某个不经意的表情或动作吸引目光，瞧那张果核般的小脸，眼睛细长而眼尾上翘，头发黑得像浸透了墨汁，让皮肤更显白皙。这样的女人看似天真，又有着恰到好处的狡黠，对自己的魅力一清二楚。他们看她的眼神总像盯着一个即将成熟的水果，圆滚滚、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上，好像只要伸手够一够，就能把它摘下来。

初次见面那个下午，她坐在我的对面，观察了我好一会儿。看着我填完两套精神状态测试表，又把上衣撩起来听诊了心肺功能，当测完心跳、脉搏和血压，撑开我的眼皮用小手电筒照了照两只眼睛的瞳孔收缩状态后，她得出结论，我得了一种在当时十分罕见的病：抑郁症。她还说，要是我的病治不好，就活不过二十岁。“抑郁症唯一致命的可能，是会让人产生无法控制的自杀倾向。”当着我父母的面，她已经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反倒让我局促起来。

我知道自杀是怎么回事，对此没有恐惧也不打算回避，我的父母却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个话题而明显地陷入了尴尬。我爸从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汗——这是他在紧张、尴尬乃至羞愧时的习惯动作。“好吧，那就这么办吧，先让他接受心理辅导……”话虽如此，我妈显然缺乏信心，她皱着眉，忧心忡忡地问曾医生，“如果这治疗没用，接下来是不是得送他去精神病院？”

医院里人很多，充斥着由消毒水、药物、血、痰、水洗过的磨石地汇集而成的气味，多闻一会儿人就要犯晕。我坐在精神科的椅子上咬着指甲，竭力使自己显得不正常，对他们的话充耳不闻。我盘算着，为了拿到休学治病的医生证明，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就地呕吐几口。跟医生的对话结束后，我妈无法遏制地抽噎起来，我爸则陷入了沉默。我猜他们大概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绝望——这孩子恐怕废了。这结果比我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我的精神非但没出问题，可能还比大多数人清醒。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自身的命运，还有谁能比我更关心呢。看我一脸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还渐渐开始不耐烦，曾琴终于开了一张证明——我可以暂时休学在家调养，条件是每隔一天必须去医院找她进行心理辅导，每次二个小时。这应该是目前处境下我能获得的最佳安排，我以沉默表示同意。临走时，我向曾琴投去了含义复杂的一瞥，她脸上是充满信心的表情，频频安慰着我的双亲。

“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健康必须得到重视，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药物，咱们先治疗一段时间再看看情况，你们别太担心。”

2

这家医院位于南郊的山坡上，离城很远，去的时候我们中途停车，吃了顿据说很美味的羊肉。在这儿用“我们”可能不大合适，因为我没吃羊肉，也没吃饭馆里的其它食物，只喝了几口水。这件事解释起来并不复杂——我吃素，并打算把这个习惯坚持得长久一些。父母对即将来临的危机毫无预感，他们没想到我会“病”得这么重，甚至还有自杀的可能，而只把这当成一次普通郊游，所以大快朵颐，吃光了三斤清汤羊肉和两盘时令炒菜，还多添了一份米饭。

我们这家人嗜肉如命，当我年仅两岁时，就曾因食用了过多的炒猪肝而导致食物中毒，后果严重到差点儿丧命。从前我也跟父母一样无肉不欢，并且对野味更感兴趣，比如麂子、野鸡之类，还热衷在休息日和父亲一同开车到各乡镇赶集，以便购买较为新鲜的山货。那时候我跟家长的关系还不错，周围的人也挺喜欢我。其实，我从小就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是指在我还愿意扮演这种角色的时候。

从两年前开始，我不再吃肉，也拒绝食用包括鸡蛋和牛奶在内的食物。肉的气味除了让我恶心，还使我噩梦连连。我就读的重点高中对学生实行所谓“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6点就得到学校操场集合出早操，具体内容是在800米跑道上跑10圈。假如迟到，就会招致更严重的体罚，包括蛙跳、俯卧撑、罚站等等，折磨人的手段花样百出，直到把你一天的精力全部耗尽。吃素一阵子后，我明显感到已经没有体力完成如此巨量的运动，干脆公然把整个上午的课都逃掉。

自打进入那所学校，我便陷入了长期失眠，同时还伴随着焦虑、愤世嫉俗等叛逆期典型症状，再加上长期吃素导致骨瘦如柴，个儿也不如班里那些男同学高，好像一直没发育。穿紧身T恤衫的时候，举手投足间能看到两排肋骨清晰可见。作为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长身体需要许多营养，可我觉得需要靠吃素或类似的行为来保住内心的一些东西。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说跟正在萌芽的自我意识有关。

无数个夜晚，我在家里的天台上长久徘徊，一支接一支抽烟，有时候还喝些啤酒，随声听播放着节奏激烈的摇滚乐，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遥远的、关于朋克的想象。那些脱离世俗的年轻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年轻又愤怒，不羁而勇敢，脑门上仿佛写着四个大字——“就是不服！”可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活体朋克，假如我自己不算在内的话。酒精和烟草使我的头晕乎乎的，身体似乎变得很轻，好像只需一阵微风，就足以让我飞到远方。

我剃掉头发和眉毛，拒绝上学也拒绝说话，开始用气枪打路灯，毁坏路边的垃圾桶……父母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异变。他们觉得可能学习压力过大，再加上青春期逆反心理什么的，没往深里想。这样也好，我心里会轻松一些——就算我爸真的关心，我也无法对他说出任何具体而明确的厌世理由。我总是长时间不言不语，好像对生活的厌倦已经吞噬了我的声音，也不知道内心涌动的那股暴戾来自何处，只是想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毁掉一些东西，哪怕代价是毁掉我自己。

经过多方打听，只有这家医院有心理医生——当时这还是个绝对新鲜的名词，而抑郁症听起来大概也比“疯了”或“精神分裂”稍微好一点儿，于是父母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将我托付给了这位看起来并不怎么值得信赖的年轻医生。后来得知，那年曾琴不过才24岁。

随着一次又一次心理辅导，曾琴对我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也在日复一日游荡中熟悉了医院各种隐秘的角落。我心里很清楚，心理辅导毫无用处，这充其量只是一个被包装过的借口。既然无论如何都得把时间打发掉，不愿意去学校，就只能去医院。那阵子我常做同样的梦：从半空中垂下一个简陋的秋千，它只是两条绳索中间捆绑着的一块木头，我坐上去荡了起来。周围不断刮来猛烈的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当双手终于抓不住绳索，从秋千上掉下去时，我便落入了无边的寒冷和黑暗中。

3

精神科下属的心理咨询室离门诊部很远，仿佛见不得光似的，隐藏在住院部旁边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里。一楼是复健室，里面安放着各种运动器材；三楼是动物实验室的仓库，用于存放许多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类器官和动物尸体。整个二楼只有心理咨询室的门每天开着，门外的走廊又黑又长，顶上有两盏瓦数不高的声控灯，就算白天也会随着响动骤然亮起来。走到尽头，可以看见一个半人高的老式水槽，上面常年架着潮湿的拖把，水阀滴滴答答往下漏着水，在墙角滋生出一团暗绿色青苔。

这儿的一切都显露出与世隔绝、脱离现实的意味，就像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一侧墙上开着几扇窗户，浅绿色木制窗框上的油漆已经大面积剥落。穿过走廊去洗手时，每每能看到许多缺胳膊少腿或包着头的外科病患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晒太阳。我有许多怪癖，每隔半小时就要洗手便是其中还算正常的一种。每当洗手时间过长，曾琴总会从心理咨询室探出头来说，“干什么呢你……”声音拖得很长，带有戏谑的意味——这不是个疑问句，因为她知道我总会随时随地发起呆来。

那些伤患的生活很简单，只要天气好，能走动的人就每天晒着太阳抽烟打扑克，那些或轻或重的外伤只要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不致对生活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我常好奇他们受伤的原因，比如一个人的右手少了指头，另一个人整条腿裹满了绷带，还有的人没了一只耳朵，或一只眼睛罩着白纱布……背后的故事应该很复杂，无一不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和难处，但他人的痛苦对我眼下的处境毫无帮助。

我不得不向曾琴袒露些什么，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或自己主动说，否则就交不了差，我的假期也要结束。沉默究竟是抑郁症的因还是果，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可曾琴却对我说：“你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她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没有跟别人说话的需要，这一点与那些聒噪的同龄人不同。经过一段时间心理治疗后，假如我的病情没有好转，可能就要接受正规的精神病治疗——像猪一样被捆起来用电击，她也觉得这下场恐怕太严重了。

每隔一天，我起床后乘两小时公交车去医院，到那儿时正好赶上十一点半的午饭。这件事令人颇为头疼，医院有好几个食堂，菜色与价格各有不同，但都没有不沾一点儿荤腥的菜。曾琴没有劝说我停止吃素，也没说过“偶尔吃次肉没关系”这种话，而是准备了为儿童病号制作的一种俗称“毛毛虫”的长条形面包，里面夹的馅儿是奶油果酱——作为一名医生，她显然比她的同类善解人意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我决定喜欢心理辅导这件事。对于无法逃避的事，喜欢总比不喜欢要好一些，更何况曾琴并不叫人难以忍受，也没有强加于我什么，在我不多的与人打交道的经验里，这倒的确是一种安慰。我常在想，她是否会觉得我这人不正常。我的反叛、厌世和沉默，又或者她早就见怪不怪，明白这只是青春期孩子对生活的一些必然要被习惯的恐惧。人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也许我的症状只不过稍微严重了那么一点儿。

4

不去医院的时候，我在家闲待着，大部分时间睡觉，小部分时间看书，生活在一种彻底隔绝外界的迷茫中。这种状态我想大概指的是没有方向感，简而言之，没有目标。在此之前的家庭斗争回想起来是艰难和令人厌倦的，与父母的争执毫无作用，最难的是让他们多少明白一点儿我的意图。当然这纯粹是痴心妄想，偏偏成年人总是毫无来由地认为掌握了真理，沟通起来就更加困难。

对于人生我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看法，觉得一切没有什么意思，特别是在这种边境线上的小地方，生活基本上别无选择。无非上个学，找个工作，结个婚，再生个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的孩子，到什么岁数就得干什么事，人人如此，一代又一代重复。与朝气蓬勃的同龄人相比，我肯定显得悲观、消极。可最叫我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大家都做的事我不做就不行吗？事实证明会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多半脑子有毛病，因为人是一种群体动物，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中最主要的暗示就是“从众”——群体追求的价值永远高于和大于个人价值。

有时梦见学校，我的梦里通常没有其他人，但在关于学校的梦里，就连自己也消失了。一道视线从我曾经的座位开始，沿着课桌间狭窄的走道向前移动。黑板上剩着未擦净的板书，写着不少力学计量单位，表明上一堂是我最讨厌的物理课。离开教室后，视线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逡巡片刻，最终选择从左侧楼梯下楼。

楼道里光线昏暗，每个转角处的墙壁上都有许多鞋印和足球印，课间或放学后经常听见球类砸在上面发出的“嘭嘭”声，而梦中却一片静寂。从教学楼通往足球场那条路同时也指向食堂、学校后门、礼堂、一处有二十几个蹲坑的厕所和几栋教师住宅楼，路的右边是两块并列的网球场和一些高大的树。走完这段路，视线就要到达梦的终点：足球场东侧的花台边。

从四周的光线判断，时间大约是夏季傍晚，夕阳为一切镀上了柔和的光芒，就连低垂的乌云都镶上了金边。足球场内的草茂盛、密集，散发出一阵又一阵清新气息，一如西瓜刚被切开时骤然传来的气味那样。视线长久停留在这儿，面对西方。从草叶倒伏的方向推测，此刻正有一阵大风吹过，球场上空无一人，四周是那样寂静，使人打从心底感到安宁。

随后，我从黑暗中醒来，躺在床上不带感情地回想一会儿那所学校的景致。尽管每个与它有关的梦总是从班级座位开始、到足球场边结束，但生活中我最喜欢的却不是这条路线和这些地方。在学校时，我最常待在实验大楼四楼，阴凉、安静、昏暗的化学实验室。空气里漂浮着淡淡的化学品气味，关于那儿还有许多闹鬼的传说，管理人员是一名爱穿短袖衬衣的退休教师，记忆中他已经老得面目模糊。

每次实验课结束后，我主动留下来帮助课代表收拾用具，他也乐于提前离开，渐渐这份差事完全落到了我头上。老师喜欢把实验课安排在上午或下午的最后两节，这样一来，放学后我还可以多逗留一阵。那栋楼是嘈杂学校里少有的宁静场所，二楼和三楼都是画室，分别提供给初中部和高中部那些一心报考艺术院校的学生使用。他们同样长久静默地待着，其中似乎没人拥有艺术气质，经常表情苦涩地瞅着石膏头像发愁。

后来发现另一个学生与我有类似癖好，他个头矮小，其貌不扬，好像是郊县来的住校生，常年穿着大得像口袋似的校服。有时同年级课程进度差不多的几个班会一起做实验，正是在这种大课上，我发现他对摆弄实验原料有着近乎狂热的迷恋。他对我暗中喜欢的冰冷气氛毫无兴趣，想办法逗留是因为那些化学品而非实验室本身。他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地待在那儿偷偷摸摸鼓捣些什么，给我造成很大不便，很快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不久后的全校晨会上，校长宣布查出了本校加入邪教的学生并全部予以开除，其中赫然就有他的名字。据说他长期偷窃实验室的危险化学品，特别是硫酸和水银，在其宿舍床下的一只箱子里找到了数量惊人的储备，不知道打算用于毁坏公物、自杀或投毒。那是1999年冬季的事，随着千禧年到来，整个世界陷入了对新世纪的期待和恐慌，有阵子邪教闹得厉害。回想起那名男生独自一人待在实验室里孤单和专注的身影，很难想象两者之间会有关联。此后学校对实验室的管理迅速严格起来，进出都需要登记，我再没去过那栋大楼，包括上实验课的时候。

当我对曾琴说起这些时，季节已经是夏天了。我发现一个规律：天热时人更容易产生情绪波动。本来没必要、也不打算对她说的话突然蠢蠢欲动起来，倾诉的欲望就像一种奇痒，逐渐深入我的内心。我仿佛对她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感情，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常默念她的名字——曾琴，曾琴，曾琴……回想她的脸使我沉浸于一种隐秘的快乐，就像浑身松弛地泡在温水里，而那两个单调的音节如同咒语，可以带来直抵内心深处的抚慰。

我说服自己，这种情感并不过火——病人必须信赖自己的医生，不是吗？不知不觉，她好像成了一个朋友，即便她总对我进行观察，我的言行举止乃至说话时无意的神态和口语都会被记录下来。在这场医患游戏中，她扮演一位优秀的倾听者，除了适当点头或以眼神暗示她在听，绝不主动打断我的讲述，还经常诱使我进入某种私密的谈话氛围。尽管这样，初次见面时的印象却始终不曾消散——她依然使我感到不安，像一个安插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我尽力忽略这些来自心底的震颤，虽然曾琴伪装得很好，但一些无意的表情足以使我发觉，她同样也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表演——我们之间的接触，可能彼此都不是真诚的。这无所谓，毕竟能够隔天一次和她说话，对我沉闷可怖的生活的确是一种令人放松的补偿。当睡眠情况发生好转，我开始相信心理辅导的作用了。

5

去医院不觉得路程漫长，回家时就难免烦躁。公共汽车无数次停下来让人上下，只有我独自一人从起点坐到终点站。这是每天下午最后一班车，从医院出发到市区的专线。老式中巴车在乡村石子路上来回摇晃，我边犯困边强打精神瞅着车窗外经过的农田和村庄。许多农民赶着牲口或扛着农具走在田间小路上，天地间的暮色中仿佛萦绕着轻薄的雾气，让种种日常景象变得失真起来。

在车辆持续不断的晃动中，我常忘记自己身处何地。从这时开始，我头一回闻到了某种强烈的气味，并不刺鼻但留下的印象准确而清晰，仿佛谁正在附近烧干草似的——干燥的烟气伴随着火焰燃烧时轻微的“噼啪”声，提醒着我已经远离了正常生活。我突然有些懊恼，不应该这样浪费时间，还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压抑，现在和以后所要面对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离市区越近，心里就越烦躁，实在不想回家，可又能逃到哪儿去？

眼下最主要的问题是：心理辅导结束以后，我该何去何从？回学校继续忍受煎熬，抑或寻找什么出路？坦白讲，我对日后的生活一点儿盼头也没有，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种前后不靠、状若迷失在茫茫海洋的巨大失落。不知道是服用大量药物的原因，或是那份焦灼耗尽了所有气力，我经常不知不觉倒在最后一排座椅上昏睡过去，直到有人不断轻拍我的肩膀，睁眼一看车已到站。

离家还有段路，我习惯慢慢步行回去。气候日渐炎热，天也黑得越来越迟了。卖烧烤的人支起路边摊，每个路灯都被一小群飞虫围绕，它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又为什么这么干吗？空气中漫溢着刺鼻的臭味，一条河沟流淌着黑色废水，上面漂浮着已经凝固的脏泡沫。肥皂厂和造纸厂又在加班，没日没夜地污染空气和水，产生的臭气使人头疼，或许还有害健康，可久而久之，人们却习以为常。

而我呢？我走在脏乱狭窄的路上，对一切都产生了莫名的恨意。周围这些人究竟是怎样做到甘之如饴的？莫非生活呈现在他们眼里的模样较为美好？触目所及是一片夹杂着小卖部、小饭馆和亮着可疑粉红色灯光、门口挂着纱帘的发廊，一些人把饭桌支在路边，孩子在周围乱跑……他们就这么日复一日心满意足地过着日子，哈哈大笑。我要走上前仔细看看——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吗？

我想尽量客观地看待这些事，但还是难免愤恨。夜里躺在床上无法睡觉，也许只有干点儿什么才能减轻痛苦。接着是糟透了的一周，与父母交涉失败，每天吵个不停，深夜开始打包行李，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不知道事情为什么突然朝着更加失控的方向发展，第一阶段心理辅导结束后我就要回学校上课，还得降级把功课全补上。父母和医生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着急，总觉得能想出办法对付，而时间只是白白消耗。

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并不想解决问题，只是得过且过，拖一天算一天。离开这儿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去哪儿？我能干什么？以后靠什么为生？……要维持哪怕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有个住的地方，能吃饱，有工作或者定期有收入，不是简单的事。难道我的错误就是饱食终日，无病呻吟？我觉得自己感受到的远方的召唤，那种对抗千篇一律生活的力量，以及如此真切的痛苦的信仰……难道都是精神失常带来的幻觉？

曾琴往家里打来电话，我简短地跟她说了最近发生的事，包括离家出走的打算。不知不觉，我对她产生了信赖，况且在这种非常时刻，我确实需要与人商量。她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如果你同意的话，由我来跟你爸妈谈一次怎么样？”照我看，事情恐怕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但就眼下的情况而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伤和气地再拖一阵子。

果不其然，经她沟通后，第二天事情就有了暂时圆满的结果，我将延长休学时间，继续进行心理辅导。父母的又一次让步使我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翻了倍，我不太清楚自己是否真有抑郁症，可又无法说清楚不愿意上学的原因——那将会涉及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和想法，即便父母假装有耐心听完，他们也不会明白。只有一点十分明确，如果强迫自己坐在教室里上课，也纯粹是浪费时间。

曾琴是那个唯一能理解我的人吗？为什么整个世界只有她明白我的想法、关心我的安危？她在电话里是一贯平静的语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生活是严峻的。但其中最严峻的是什么呢？人无法自由选择。家庭环境、成长环境、生活环境，不是仅仅靠挣扎就能改变的事情。”我还无法理解其中的残酷，用她的话说：“你拥有什么，或是缺少什么，总之都一样，人别无选择，所以只好这样生活。”可她没有告诉我另一件事：一旦有人开始想要反抗，就会发现很难回头了。有那么一刹，我真切地感到风暴即将来临，在我的内心也是如此。

6

离开学校后，除了班主任往家里打过几次电话，没有任何一个曾经的同学找过我。班主任希望我在家休息时继续进行自学，我可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但我准备自学的很可惜不是课本上那些东西。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在学校混了那么多年，好像竟连一个称得上是朋友、分别之后会想念的人都没有。

表面上我人缘还不错，学校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平时最常跟同桌和后桌的人说话，还不时请他们吃吃喝喝，那几个人成绩相当好，因此也可以把这种交际看成我为了作弊拉拢关系。没有深交，也就不会产生矛盾，处理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保持距离。但我知道班上那些人在背后都是怎么叫我的，“怪胎”，“疯子”……肯定还有更难听的。

虽然以前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些事，但告诉曾琴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难受，反而有一种清除心底淤泥的感觉。她脸上照旧没有表情，一边记录一边问，“在学校你觉得孤独吗？”我告诉她，“很少。”但心里想的却是——我离开后，那些仗着成绩好就随便孤立和欺负别人的傻逼是肯定不会放在心上的。这没什么要紧，生活中有几个人能大大方方说出“孤独”这类字眼呢？他们只会觉得你有病。

雨季就快来了，天空的颜色逐渐变浅，像被稀释过的颜料，呈现一种清澈的淡蓝色。风把积雨云慢慢从山后吹过来，空气持续低压。这段时间以来，我跟曾琴聊了许许多多，生活中的一切都令我焦虑，虽然总试图掩饰，我想她还是早就看出来了。她也许是现在和将来唯一知道我心事的人，但我并不觉得真能和她成为朋友。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我们只是医生和病人的从属关系。听我说话时，她脸上最常出现的那种笑，是连微笑者本人都知道是故意的、但又无法止住的笑。也许曾琴对我确实有一些关心，但我弄不清面对我时她究竟是什么心态——可能只把我当作研究对象或实验品。

“心理上自我隔离的症状假如超过某个限度，就已经成为一种病态。”她不带感情地建议：“也许你可以尝试养只宠物。”面对她时，我常感觉自己深陷在随心所欲的自怜中，既希望从她那儿得到更多关心和抚慰，却又不敢面对内心深处那饥渴的诉求。在这段医生与病人的关系里，我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已经近似某种宠物。

在怀疑、背德、依赖和自愧等五花八门的情绪中，我对曾琴的感情日渐复杂——它们与任何想说的话相去甚远，就像毫无目的的爱一样令人感到陌生。当与她并肩行走时，我的肩膀能察觉她的发丝拂过时带起的那阵微弱气流，而我们脚上穿的款式相同的高帮匡威鞋，又总在水磨石地上发出微弱而沉闷的摩擦声，那几乎就是从我内心深处传来的，空洞而无望的回响。

第二阶段治疗已到尾声，我异常困倦，不是平时那种熟悉的麻木和沉闷，而是新的排山倒海般的困倦，也许说成厌烦和失控更贴切。刮起北风时，我在空气中、在食物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尝到越来越浓的肥皂味。这有些尴尬，一个人居然不爱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多少有些不可理喻。但是你知道，假如他连自己也不爱，一切就很好理解了。

“每天我都跟自己说，最终的战场在生活中，为了逃脱注定的结果，我已经放弃了许多东西。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如果我失败了，这些东西就白白失掉了。”

“我明白。但我还是想问你：既然一切都是你无法面对和解决的，你对所谓的胜利有什么把握吗？你想过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吗？”

7

我越来越讨厌医院，那些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行色匆匆的人总使我焦躁不安，现在他们中的一些好事者已经对我很熟悉。我还知道护士们背地里对我的议论，有几次在食堂她们甚至当着我的面就谈论起来。“那孩子这儿不太正常。”往往是这样一个暧昧的开头，说着一边故作神秘地指指脑袋。围在旁边的一小撮妇女分别发出各种叹息声，“瞧着挺聪明的孩子，真是可惜了……”好像她们头回听说世上有精神病人似的。对这一切我习以为常，偶尔视线交汇还不忘送个会心的微笑过去，然后看她们一脸惊慌地作鸟兽散。

医院食堂毗邻一片面积很大的平房住宅区，司机、锅炉工、杂工、临时工等等后勤部门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住在那儿。卫生条件相当恶劣，与医院内部的干净整洁相比如同天上地下。下水口经常堆着腐烂的菜叶和剩饭，唯一的公厕地面屎尿四溢，隔老远就能感到一阵刺激的气息直冲眼睛，路过时你根本不敢呼吸。还有为数不少的肮脏猫狗四处乱窜，生活环境呈现长期缺乏管理和平时毫不上心的状态。

有时我会来这一带转转，为了避人耳目，或被那股子热爱生活的劲儿吸引——破败的花台上有许多种在大碗和破花瓶里的植物，还有几丛生长茂盛的美人蕉。那天下午三点多，医院临时通知各科室开会，当日第二次治疗取消。我再次饶有兴味地到平房区转悠。员工都上班去了，除了一户人家传出麻将声外，周遭没有其它响动。火辣的太阳劈头盖脸照着，我有点儿犯晕，耳道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就像有趟列车正从旁边驶过。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它。这是一只肥硕的土狗，黄中带黑的皮毛粗糙、肮脏，耳朵耷拉着，头部和腹部有几块褐色斑点，丑陋无比。它被一条麻绳拴在某户后院的矮墙边，脖子上没有项圈，我不禁猜测它最终的归宿大概是在一只砂锅里与陈皮、干辣椒什么的待在一起——本地一些人有着食用狗肉滋补身体的习惯。我的出现使它大喜过望，拼命摇着尾巴，还发出“哼哼”声扑向前来。

至今我仍能回想起充斥在那些下午的光线、气味，还有空气中漂浮的微尘和我感受到的一切。对于接下来要讲述的事，我不会进行任何辩解。一场荒诞离奇的戏码即将上演，我打算告诉你的是，人在某些时候对带有毁灭性的行为怀有那样强烈的渴望，自己根本刹不住车——他们非做不可。为了平复内心的焦灼和厌倦，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我不止一次带着零食去跟那条土狗玩耍，时不时在它身上毛多肉厚的地方踢一脚，也会捡一兜小石子，在两米外向它投掷……它给我的感觉像一个人或某些类型的人，每次看到我时，那双三角形的小眼睛里总透露着期待、谄媚和讨好。它知道取悦我能换取食物，尽管它并不确定我是否喜欢它——这份圆滑的市侩太使人熟悉了不是吗？不少人就是这样泯灭本性地生活着，就连一条狗都比我了解在社会上混需要掌握的技能。

所以我必须到那个后院去，那儿有使人眩晕的太阳、令人厌恶的动物和皮毛的臭味在召唤我，还有现成的工具和仿佛专为我的精神解脱准备的一切东西。只需跳过墙去便能跟映照出内心全部丑恶的动物周旋，我排斥和唾弃它一如厌倦整个尽管恨却离不开的世界。对已被黑洞侵蚀的心灵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拯救，那种迫使自己直面内心讨厌之物的行为似乎能带来扭曲的愉悦——谁也别同情我，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每次在烈日下与那条狗玩闹，我没一会儿便汗流浃背，心跳声大得几乎震破了耳膜，眼前逐渐模糊，两只手还无法控制地颤抖——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吗？食物总能轻易使它得意忘形，仿佛我已经成了它最好的朋友。它惺惺作态地扭动着肥硕的身体，摆出一副小狗崽似的天真模样，向我哼哼唧唧地撒娇，一边大声招呼我跟它玩一边摇尾乞怜……这些令人作呕的丑态无不使我的恨意日渐膨胀起来。

关于我当时的处境已经说得够多了，到第二阶段治疗结束前，我明显感到事情出现了偏差，也许跟那些药有很大关系。曾琴给我吃的五种药，都是尚在临床实验阶段、并未批准面世的进口抗抑郁药物。它们可能导致多种副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幻听、手脚麻痹、嗜睡、对肝肾功能尚不明确的影响，视个体差异，还可能出现皮疹、幻觉、肌肉松弛、激素性发胖等症状。

曾琴没让任何人知道，她正在与外地几家制药公司私下进行合作，而包括我在内为数不多的病人将为药品的上市和她日后发表的那篇研究抑郁症的论文贡献一份临床样本。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经人举报才曝光的。关于那些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她简要地对我父母做过说明，但他们只关心这药能否治病，还一厢情愿地安慰我：“是药三分毒，只要病能快些治好，有点副作用就克服克服。”

表面上我已经可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可精神上的失控却愈演愈烈，可怕的白日梦与对生活的仇恨交替折磨着我，但我已经战胜了所有恐惧。眼下我只关心那条狗——我不但要成为自己的主宰，接下来还要决定它的命运。看来需要制作一些专用工具了，其中必须有套住嘴的网兜，这样就能大幅减轻叫声带来的困扰；还得准备一块床单，以便罩住它那令人厌恶的嘴脸……晚上洗澡时，我频频呕吐，曾琴的脸、父母的脸和狗的脸交织在一起，带来难以言喻的生理上的难受，噩梦般的生活摧毁了我的理智，也让一切逐步脱离了常轨。

8

最近与那条土狗对峙时，我沉迷于观察和想像——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如何杀死这头还在呼吸的活物。终于离开那儿时，全身肌肉都松弛了，但感觉一点儿也不好，仍旧是灼热、复杂、怪异。当你朝着某个可怕的方向步入越来越黑暗的地方，对状态再进一步分类就很难。自身感觉慢慢简化，最终浓缩成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唯一欲望。假如这欲望得不到实现，世界就会停止，一切分崩离析。

关于如何干净利索结束那条狗的性命，我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到，在记事本里写下各种计划，务求万无一失。但所有计划都是完全可行成功率又不高的——它太肥了，还又脏又臭，我不可能沾上血迹再回心理咨询室去洗。于是我明白眼下必须进行克制，不要冒险做出危险的事情。

“计划一：绞杀。（可行性80%：优点为绳索易携带、实施简便、不造成流血。成功率50%以下。缺点为耗时较长且臂力消耗过多。……尸体处理方法：1.原地弃置。2.带走扔掉（太重、不作考虑）。3.附近挖坑掩埋（需带工具、耗时）。4.其它……（烧掉？）……”

当我看着他们——医院内外那些人，心里总是翻涌着一股集合了憎恶、厌烦、愤恨和想要对他们做出可怕事情的念头。那些只在噩梦中才会出现的场景，每天都要在我脑海里实施好几次。因此我知道，假如放弃了对这条狗的最终控制，我可能同时会失去对某样更加危险的东西的控制，那就是我自己。

不久后的一次治疗中，曾琴刚让我服下药没一会儿，便被其他人叫了出去，医院好像在发什么物资，有空的医生可以先去领。她让我躺在心理咨询室那张窄小的床上先休息，又支了个瓷盆放在床边，因为我吃完药后头晕目眩，还止不住地干哕。“现在是最后的疗程了，”她边观察我的状态边说，“这种药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强，你忍一忍，我一会儿就回来。”又在我前额轻抚片刻，“没事，体温正常。”医用丁腈手套在我头上留下了冰冷、滑腻的触感，就像有条蛇从这儿爬了过去，接着我便陷入了昏迷。

后来的一切如同梦境——我先是搞不清自己在哪儿、在干什么，接着发现头上有帽子，脸上戴着口罩，身上背着一个双肩包。我检查了包里的内容：火柴、绳子、塑胶手套、黑色垃圾袋，还有一瓶75%的酒精。看来一切都已准备齐全，我稳住心神，慢慢横穿住院部前的花园，抄小路进入后门停车场。来到熟悉的矮墙外，看着那头凝聚我日常生活所有压抑、呆滞与麻木的动物正无忧无虑趴着睡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这是最后一次了，就让一切做个了断吧！”

我跳进后院，狗被惊醒了。看见是我，它脸上露出过分期待的表情，拼命摇动尾巴，丝丝缕缕的口水从嘴角往下滴。此时，头疼得非常厉害，“坚持住！”那个声音说，“就快结束了。”看我打开背包，它以为又有罐头，喜悦地朝前扑着。“现在用力拉！”来不及犹豫了，我一把抓住那根拴在它脖子上的麻绳，用尽全身力气拉，它刚哼出一声便翻倒在地。“马上踩住它的身体！”那个声音继续指挥道，“手上绝不能松劲儿！”心跳如雷声般在耳边炸响，透过帆布鞋那薄薄的鞋底，我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心跳也非常剧烈，就像有面小鼓在我脚下无止境地敲……“咚咚、咚咚、咚咚”。

仿佛过了很久，它依然在挣扎。再胶着下去我的力气将很快耗尽，我把绳子绕在手上，用所能使出的最大力气向上猛扯，同时传来两声轻微的“咯哒”声——它的颈骨断开，我的右手也脱臼了。随着巨痛袭来，依然握着绳子的右手再也感觉不到任何生命迹象，脚下是绵软的一堆肉，可以感觉它正在空气中变得僵硬起来。

“现在把绳子从它身上取下来，你就可以离开了。”那声音说。四周静悄悄的，这场发生在午后的谋杀行动没被任何人发现。手臂疼得要命，已经开始肿胀起来，我端详着那具散发着臭气的尸体，一种异常的感受突然攫住了我的感官，头部胀痛加重了，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眼前逐渐模糊起来。要是此刻有面镜子，我就能看见那张双眼充血的可怖面孔，浑身散发着笼中困兽般的疯狂。

“尸体怎么办？”我问。“打开你的背包，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那声音回答。我从包里拿出酒精，咬住瓶盖拧了几圈后，将无色透明的液体全都倾倒出来，再划燃火柴。火焰窜起的瞬间，我似乎听见它“汪汪”地叫了两声，也有可能是其它狗的叫声自远处传来。毛皮焚烧的气味令人作呕，其中并未使人察觉到任何感情色彩——反正它也活不了太久，现在只不过把死亡稍微提前了一点儿。

那户人家院里的厨房屋顶上铺着油毛毡，这是一种相当易燃的黑色片状物，大风一起，不知道那儿会烧成什么样。但我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喜悦、悲伤、忧郁、痛苦、欢快、遗憾、罪恶、解脱……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平静也没有，整个人变得空空如也，一如内脏被全部掏空那样。这空虚充其量只会让人有一点儿难受，但我没想到的是，它将使你终生都能感觉到。

我没再回头看一眼，可我能听见燃烧的声音。直至今日，那团火焰仍在我眼前焚烧，“劈啪”作响，随风飘舞，不一会儿就成了灰烬。这就是是我需要的解脱吗？——烧掉一切，包括自己。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大概从很久以前开始，燃烧就已在暗处发生。我点燃无形的火焰，在隐秘的地方烧自己，直至一切终结。

直到我从病床上醒来，头部炸裂般地巨痛，浑身麻木、四肢无力，发现鼻端插着氧气管，手上还打着吊针。好几瓶大小各异的针水挂在床边的金属架上，喉咙干涸得如同灌满了细沙，我用尽力气想要水喝，却只发出了一阵呻吟。有人把一根吸管插到我嘴里，我不顾一切地吮吸着，没一会儿却又把好不容易喝的水全吐了出来。我再次晕了过去。

那天下午曾琴离开后，我便止不住地呕吐，随后陷入了昏迷，被送到急诊中心洗胃和抢救至今。看来我的身体对她给的最后一种药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后来高烧持续不退，我又在医院躺了很久。过往的意识消失殆尽，仿佛做了一个冗长的梦，醒来后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曾琴来看过我一次，没有提起医院家属区发生火灾的事。我终于忍不住问她：“那天下午着火了吗？”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反问道：“哪儿着火了？”见我没有回应，又自顾自地说，“做噩梦了吧？这回你可受了不少罪。”看着她头一次在我面前穿上便装，一身藏青色连衣裙——白皙的小腿又细又直，坐在旁边削水果的模样，我们双方都很清楚，心理治疗实际上就到此结束。父母都认为曾医生的治疗成果显著，因为我已经同意接受他们的安排，到乡下另找一所学校借读。

千禧年那个疯狂迷乱的夏天至此画上句点。我开始写日记，还在其中不少篇目声情并茂地描述了康复后的喜悦和对父母的感激，其中不乏“生活重新向我张开了怀抱，我宛如新生”之类老派抒情的语句。写这种玩意儿当然是为了给父母看，这要比开口诉说效果好得多。但那个噩梦真的结束了吗？我被治愈了？……你觉得呢？

9

秋季开学后，我重新成为高一新生，在离家百多公里的县城中学开始了住校生涯。每天晚上，我到一位退休教师家里补课，从基础知识学起。一段时间后，成绩有所提高，尽管从来没考进过前十名，但总算离开了年级倒数的行列。补课的老师押对了好几道题，以致高考时我超水平发挥，那年本科录取分数线是480，我考了554，足够在几所过得去的大学选择一个所谓有前途的专业。那会儿金融和贸易最热门，毕业生们趋之若鹜，最后我如愿去了上海某大学网络信息工程专业。

四年大学生活很快过去，毕业后我顺利留在上海，在门户网站找了份后端维护的工作，美其名曰网络工程师，薪水还不错。青春岁月好像没在我身上留下什么痕迹，我成了符合父母期望的那种人，日后还将过上随大流的生活——无非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之类。可想而知，未来我会继续接受父母资助，先在上海外环买套房子，再搭配一辆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车。尽管银行贷款需要花20到30年方能还清，但没关系，人们不都是这样过日子吗？把有限的希望寄托在无限的明天，习惯了就好。

说到对我青春期影响至深的那个人，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她的消息。2003年，曾琴因长期对患者使用未经批准的药物，加之与制药公司存在利益勾结，经人举报后被医院开除。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数名患者服用药物后出现多种后遗症，多个患者家庭联合起诉，她以医疗渎职罪被立案调查。经过漫长的取证和庭审，最终被判归还患者的全部治疗费用，处罚金20万，并入狱三年。

高考结束后的暑假，打听到曾琴正在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我跟家里说要出门旅行几天，坐了十几个小时长途车去探视她。那天的事我已经记得不太连贯，就像初次见面时那样，她坐在我的对面，说我有抑郁倾向。她还说，要是我的病治不好，就活不过二十岁。“所以我算是被你治好了对吗？”我问她。她狡黠地笑了，把头凑过来悄悄地说：“我知道你是装的，我什么都知道。”我也笑了，“那你为什么还给我吃药？”她促狭地挤挤眼睛，“你不就是想跟我待着嘛，干脆就演戏演全套。”

尽管身在监狱，曾琴给我的印象依然不乏风趣，好像随时都能说几个笑话那样。直到这时，我心里长久的怀疑才终于得到了证实：我跟她恐怕都不是正常人。至于我们俩谁疯得更厉害一些，则已经无法得知。用文明点儿的说法：此事有待商榷。随着年复一年不断增长的生活经验，后来我也明白了一个事实：在整个社会中、在每个人身边，外表看似正常、实则已经疯掉的人数不胜数。所谓正常生活，起决定作用的不过就是谁更会伪装。

“出狱后你打算干什么？”

“不知道，也许去哪儿开个小诊所。”

“我考上大学了，九月就去上海。”

“真好，以后别回来了。”

“我给你写信好吗？”

“算了吧。跟犯人打交道对你没好处。”

我看着曾琴白净红润的脸，这几年监狱生活还让她胖了一些，像是获得了充分的劳动和睡眠，气色很不错。一身蓝底白条的狱衣穿在她身上并不难看，头发剪成了齐耳样式，使整个人外观成熟许多。听说有特长的犯人在监狱里会受些优待，她这种有医疗背景的估计用处更多。看起来她在这儿过得还行，但就算有什么难处，她也不会告诉我。我始终猜不出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在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

可我在她面前却无法遁形。她一直都知道这个坐在对面的男孩正用一种不可想象的方式爱着她；她明白他剃光头发和眉毛只是幼稚但勇敢的反抗；她了解他喜欢听摇滚乐，是反旗乐队的忠实拥簇；她理解他决定吃素，想要离开学校和家庭的想法；她知道他没有朋友，身陷孤独，心中总是暗藏压抑，涌动着无边的愤怒。她看见了他的一切，还想办法帮助他争取了一点儿时间，以便他能挣扎着离开水面呼吸几口——尽管这没什么用。

探视结束时，她爽快地站起身，笑着跟我说再见。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可能根本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或者我已经忘掉了，也许只不过是我听说的。我只是无法忘记那个夏天——真正的我存在于世的最后一个夏天。我以为我爱上了曾琴。可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意义。很遗憾，这不是你以为的那种爱情故事。生活的真实性体现在很少会有美梦成真，人们一旦失散就是永远的别离，命运普遍如此。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往监狱写一封信，主要为了告知她我不断变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她从未回信。出狱后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我们过去交谈的内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借此怀念说话的感觉。每个失眠的夜晚，当我长久地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呼唤那个名字，我的身体便回应着，渴望着，被一种神秘的怀旧之情牵引着回到过去，而我早已忘了自己还拥有过这样的感情。我的老朋友始终美丽而冷淡，穿着白大褂或蓝底白条狱衣，来到我身边，坐在我对面，嘴角带着微笑，怀有无边的耐心和不多的怜悯，聆听我的忧愁，我的愤怒，我的孤独，我的无助……还有藏在那颗怯懦心灵里的卑微的爱。

只要我屏息敛气地等待，那么无论曾琴在哪儿，或者我又在哪儿，她都将穿着那双与我款式相同的帆布鞋，带着药片、一段交谈的时间和观察实验样本的心情，穿过心理咨询室门外漫长黑暗的走廊，于黎明之前向我走来。那阵脚步声穿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后的青春岁月，划过千禧年从春到夏的时光，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间怦然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