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想过，如果有人问起“你到底喜欢李斯特哪里”，我该怎么尽量把他描述成一个工作普通、人生普通，一切都普通的人。

但在我想好答案之前，李斯特就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去年秋天深夜，好朋友突发急性肾结石，去医院安顿好她以后已经凌晨3点多了。我鲜有这个点还不睡觉的经历，所以仍然没有什么困意，干脆带上手机和外套，决定去住院部一楼喝点东西。大概是审美大势所趋，一楼的餐厅桌椅都是灰白的宜家风格，大厅尽头立着两台自动贩售机，有小包的薯片，巧克力棒，和不同口味的牛奶。

咖啡机在另一侧，餐厅只开了几盏顶灯，看不清楚咖啡机的指示灯有没有亮。除我之外，整个餐厅只有不到5个人，大都趴在桌子上休息，应该也是来医院陪床的家属。

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我总能在人群中发现寥寥无几在读纸质书的人。尤其是那晚待在餐厅的人屈指可数，我一眼就看到咖啡机斜对角的那张桌子上，封面朝上，摊着一本果绿色的《普通人》。

李斯特就是这本书的主人。

我用“请问咖啡机能用吗？”开启了和他的交谈，尽管《普通人》旁边，就放着一个没有logo，也没盖盖子的卡其色纸杯，里面装着小半杯美式。

“哦，能。但现在这个点，”李斯特点了一下手机屏幕，看了一眼时间，“估计没有奶了，所以只能出美式。”我半蹲下来在柜子里取出一只跟他一模一样的纸杯，也给自己打了一杯美式。

凌晨时分，这样差别于日常生活的作息，让我备受鼓舞，觉得一切都合情合理。所以我主动问他：“你觉得Connell是喜欢Marianne 还是只是为了跟她上床？”

李斯特显然被我的毫无分寸感的发问以及问题本身给攫住了，他愣了一会儿，说，“你的意思是这本书？这里面的两个主角？康奈尔和玛丽安？”他下意识地拿起《普通人》，看了看封面，又看了看我。

我能感觉到他的局促，原本我应该就此打住，但我不依不饶地继续发问，“所以你觉得是哪种？”

后来李斯特和我说起那天的对话，总是要总结一番，“没有萨莉·鲁尼这本书，你应该也不会主动找我说话吧。”

他在一家给危重病人做临终关怀的服务公司，他负责的内容就是给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念一段书。“什么都念啰……我有读过好几回《红楼梦》，原本计划是给那个奶奶只读宝玉和宝钗成亲，黛玉死了的那一回，奶奶听完后又说，想再听一遍宝玉第一次见黛玉。也有想听《傲慢与偏见》的，但是想让我读英文的，我不会呀。哦，我记得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想听一个日本作家，叫什么芭娜娜，她想听故事里面的女孩子三更半夜从伊豆打出租去给男孩子送一份炸猪排盖浇饭的那一段。这个女孩很年轻，得了血液病，我去给她念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话都没力气说了，但我看得见她在掉眼泪。”

在医院的那个晚上，李斯特是这样给我介绍他的工作的。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这工作有什么不好，反而在他说到“炸猪排盖浇饭”的时候，看到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地笑了一下，觉得心里某块柔软的地方被一下子击中了。

但当下我并没有说，只是握着纸杯，喝了一大口咖啡。

秋天的凌晨天空是墨蓝色，接近日出的时候，远处慢慢晕染成绛红，然后是饱和度很高的橘，透过餐厅的大玻璃窗，看到这样静谧的颜色，很容易拉近正一起看向窗外的人的距离。

“你今天还有工作吗？我是说，等一会儿天亮后。”

“嗯，对。待会儿7点半有一个阿姨想在进手术室之前听我读几首舒婷。”

“可是你这不是……临终关怀吗？”

“是啊，这个阿姨没多少时间了，手术做不做都一样，就是想让她女儿安心一点吧。”

“那我们一起吃早饭吧，现在5点半，”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我回家一趟，帮我朋友带几件换洗衣服，然后给你带个三明治。”

“也好。你回来的时候我差不多就把《普通人》看完了。”我一点也不意外他没有提出异议，大概整晚都没有睡的我们，还有餐厅里剩下的几个人，都被笼罩进了一团无论做什么都合情合理的空气里，就算有一只斑马和长颈鹿在餐厅接吻，我们也不会觉得惊奇。

第一次听说Frenchtoast应该是在高木直子的漫画里，那时我刚进出版社，也刚开始独居，对烹饪有极大的热情。“把切掉边的吐司块均匀地蘸上牛奶和蛋液，放进用黄油涂抹锅底的平底锅，小火慢煎直至金黄”，高木直子是这样介绍的。

那天早上我就这样给李斯特煎了两片吐司，中间夹上培根和黄瓜，又抹了一层花生酱，对半切开后包进了防油纸。

李斯特吃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手术室的麻醉师打来电话，说那个要他读诗的阿姨现在情况不乐观，无法手术，但她坚持一定要躺在手术台上，听完舒婷的诗。

“那我去一下。那你……”

“我？我正好去看一下我朋友，她也差不多醒了。”说完这句，我马上意识到了李斯特想问的，并不是我接下来要去哪里，而是之后还会不会联系，如果联系的话，该怎么联系。

几个小时以前凌晨时分赋予我的勇气，被早晨回去医院路上的车流给冲散了。但一个孱弱的生命还躺在手术室里等着听李斯特为她朗读舒婷，我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是不是不够矜持，所以拿出手机，解锁后打开拨号界面，越过桌面上装三明治的纸袋、一本薄薄的舒婷诗集、封面朝下的《普通人》，昨晚没来得及扔掉的两个纸杯，把它递给了李斯特，“留个电话吧。”

我并不知道他会怎么回应，所以留下了我的号码。

再见面的时候，我的朋友已经出院了。

我们约在医院附近的地铁站碰面，他比我先到。大概一周没见，他理了发，穿着深灰色的束脚运动裤，海军蓝卫衣，黑色运动鞋，腋下夹着一个纸盒子。他站在地铁口附近的一堆共享单车旁，背对着我来的方向，低着头在看手机。

“hey。”我用食指轻轻在他肩膀的位置点了点，发现卫衣的右下角有一行很小的CALIFORNIA。

“来啦，”他把手机锁屏，扔进裤兜，然后递给我那个纸盒子，“这个，送你的。”我下意识准备伸手去接，他又收回去，“我先拿着吧，沉。”

“想吃什么呢？”我们并肩下楼梯，往地铁站入口走。

“都还行…，啊，不过，”他扭过头朝我笑了笑——是和说到“炸猪排盖浇饭”时一样的笑容——“你们女孩子很讨厌男生说‘都可以’吧？”

“我好像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哎。”我边回答他，脑海中便飞快地自动生成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不去我那儿，我家附近有个巨好吃的外卖。”

“哈，”他显然对我的提议有点意外，但也没有推脱，“所以是个什么外卖呢？”

“啊，那个，是一家挺小的意式bistro。”

“那走呗。”

“是赖声川的戏剧集。”李斯特光着脚盘腿坐在我家客厅和阳台之间的落地玻璃门边，大概是注意到了，我们之间的沉默持续了有一会儿了，于是又重新捡起一个话头。

“什么？”

“那个盒子里，我送你的。”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吃完了外卖，我们点了那不勒斯辣香肠意面，奶油烩杂蔬，9寸的玛格丽特披萨，我又从冰箱里拿出来放了很久的两罐可乐，倒进了玻璃杯。过量摄入的碳水让我变得迟钝，想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哦，那个盒子，地铁站的那个盒子。”但我没有起身去拆开它的意愿，坐在玻璃门的另一边，对他说了声“谢谢”。

“对了，《幽灵之家》，你记得吗？”

“记得……吧？”我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可乐。“那个家里是做卷筒蛋糕的男孩儿的故事？”我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名字中带着“幽灵”、“家”的小说和电影太多了，但我直觉他说的就是这一个。

“对对。你刚刚提议说来你家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给你读一段吧，”他把重心转移到左腿，右手伸进口袋里摸出手机，在屏幕上飞快地敲了几下。我注意到他打字的方式和我不一样——他双手托住屏幕，两个大拇指交替敲击屏幕——这个姿势很像在认真回复一则工作消息。

“‘受到独居男孩子邀请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这次我想，因为是他说的话，肯定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而且他住的公寓好像也很近。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明朗与阴沉，简直就像隆冬时节云雾隆重的天空一样半阴半晴。这使我不由自主地迟迟不敢喜欢他。因为我完全无法感觉到年轻恋人之间那种极为珍贵的、基于奔跑的狂热和兴奋。’”读完了这一小段，李斯特放下手机，换了一个姿势，伸了伸腿，一副等待我说点什么的表情看着我。

“你也迟迟不敢喜欢我？”尽管我思绪仍然一片混乱，但心里某个地方在提示我，这一句，就是他藏在这段话里的秘密。

他不置可否。

那个晚上并没有像《幽灵之家》里的两位那样，以稀里糊涂的做爱结束。我们又说了很多话，大都和他遇到的病人有关，直到我开始频繁地打哈欠，他提议要走。和我一起收拾了外卖的餐盒，在门口告别的时候，他把大垃圾袋换到另一只手上，就像是能轻易地把表拨回读《幽灵之家》的那一刻——中间那些关于生和死的讨论像《哈利·波特》里被藏进两幢房子之间的格里莫广场12号，被他“叮”地一声折叠起来了一样——他接上了我那个问题，说，“但我还是很想喜欢你的。”

说不上来到底哪里吸引了我，但我确实和他恋爱了。我们常常在医院的餐厅里约会，我带着要编辑的书稿，他揣着病人想听的书——碰到我没读过的，他就小声给我念几段，老舍的《离婚》，阿城的《威尼斯日记》，甚至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这种我不会主动去读的，都是听他念的。工作结束后，有时候在我家过夜，有时候去他家。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以情侣的身份一起出现在其他的场合——就连常点外卖的那家餐厅也没有去过。

这样的相处是我在之前的恋爱中不曾有的——好像只有在医院的餐厅里读书的时候，还有入睡前他习惯伸手搂住我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恋人。但古怪的是，我并不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甚至在独处时会非常骄傲地自我确认“我正处在一段非常好的关系里。”

那个周五，我的工作提前结束了，没有给他发消息，直接打包了两盒生煎去了医院。快到住院部的时候，我看到李斯特和一个中年人一起坐在楼下的花坛边。李斯特手里拎着一个超声报告单的塑料袋，中年人怀里抱着一大袋子药。中年人的打扮，显然是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看起来就像是因为长期照顾家里的重病患者而身心俱疲。于是我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李斯特的又一个“甲方”的家属，我没有迟疑，走上前去。

“我提前下班啦！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后面这句话是对中年人说的。

李斯特看到我的表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雀跃，反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中年人看起来倒很平静，他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在我们短暂的对视中，我发现我无法解读他的情绪。他看我的眼神混杂着“我知道你是谁”和“但我也不在乎你是谁”，这样泰然自若的漠视，让我非常不自在。

“这……我女朋友。”他对中年人说道。又转向我，“我爸爸。”

我紧了紧手里装着生煎的袋子，他的表情准确无误地传达出了他一点都不希望此刻、在医院、我和他爸爸碰面的信息。我收回目光，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哦，你好哈。你们聊，我先上去。”李斯特的爸爸直接拽过他手里的报告单袋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还是美式吗？”李斯特半蹲下来，伸手在柜子里取纸杯。“嗯，”我拿出湿巾擦了擦桌面，解开了生煎的袋子。除了这句，他爸爸离开后，他只说了一句“走吧，去餐厅”。就像在我家吃披萨的那个晚上一样，他又可以随意折叠起一段时间，能让跟他爸爸碰面这件事，在我们之间，压根儿没有发生过。

“啊，生煎的底都不脆了。”我拿筷子戳了戳，不知道自己是在故作轻松地配合他，还是在等他自己开口。

“香的香的，给我来点儿醋。”他把咖啡推到我面前，也拿起了一双筷子。他的语气、神态、还有上半身微微前倾、胸口抵住桌面边缘的动作，都告诉我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和我一起进入有关生煎包如何美味的热切讨论的准备。

但就是不提他爸爸。

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书稿被婉拒的作者。尽管拒信都是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到了作者的邮箱——他们多半也不会回复我们——但还是有一些非常执着的作者会带上自己的作品亲自登门。通常处理这一类情况的流程，都是作者说明来意后，前台通报给主编，主编会让手头上不忙的编辑去会客室礼貌性地接待一下，“态度一定要坚决，不然明天他还来，明白吗？”

我总是很担心自己被指派去应付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不忍心重复把拒绝的词句挂在嘴边，去回应他人一览无余地摊开在我面前的，自尊心受挫后，又极力想挽尊的尴尬。

在我面前兴致盎然地评价生煎的“猪肉馅比鲜虾的更好吃”的李斯特，仿佛不打算承认刚刚花坛前那个冷漠又略有失礼的人是自己的爸爸的李斯特，让我忍不住想起了出版社会客室里，那些局促的作者。

所以我打算在他主动谈起之前，绝口不提。

那天之后，我们依旧照常约会，轮流去对方家里过夜，只是当他说“我在医院”的时候，我不会再继续追问“今天读了什么呢”，因为见过他爸爸之后，“他在医院”这件事之于我，就像他在我们之间拉起的一块不透明的白色屏障，屏障上好像有无数个小方格，他在左上角的格子里时，可能正在给一位乳腺癌晚期患者读《格兰汉斯岛的午后》，在中间偏右的格子里时，也许是一位因为肾功能衰竭而去世的患者家属在对他之前的工作表示感谢，但是在这些格子里，总有那么几块，他一定在病房里照顾那天那张超声报告单的主人——也许是爷爷奶奶，也许是妈妈，我不得而知。

我的发问，无异于故意用利器划破这道屏障。

11月中旬的时候，出版社的同事送了两张即兴表演工坊的体验卡，是最近新开的一个工作室，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在表演老师的引导下，根据特定的主题完成即兴表演。

“同事送的，我们改天去玩玩吧？”我把体验卡拍照发给了李斯特。

“好小资的娱乐，”这条消息后面跟着一个憨厚的笑脸，我们约好下个周末一起去。

尽管不愿承认——但我就像那些以为拉着女友看看爱情片，就能让对方回心转意的男孩一样——我确实抱着某种窥视的心态，期望通过这次表演，消除和他之间的这道屏障。

临出门前，我还是换下了颜色鲜艳的毛衣和半身裙，改穿黑色高领毛衫，配浅蓝色高腰牛仔裤，挎着常用来背书稿的棕色帆布包，去地铁站和李斯特碰面。

“你这个打扮，很像上个世纪法国电影里的女记者哦。”李斯特见到我后，这样评价。我很受用，心情突然雀跃了起来。

午饭后地铁里并不太拥挤，我们并肩站在车厢中部，地铁行驶的时候，在漆黑的轨道里，窗户里的彼此清晰可见。他的暗红色卫衣和我的黑色毛衫几乎被黑沉沉的背景吞没，但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五官，也看到了窗户上他的倒影准确无误地向我的倒影递过来一个笑容。

即兴表演的工作坊在一个半下沉式的地下室，采光和通风都差强人意，但空旷的舞台，台下凌乱的金属扶手座椅，加上发黄的灯光，倒也有一点像一个剧组的试镜现场。当天除了我和李斯特，还有另外两个年轻的男孩子，他们已经坐在最靠近舞台的几张椅子那里，正在热切地交谈。很显然，我和李斯特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

“考虑到大家都没有过表演的经历，今天给大家四个比较日常一点的场景，四位商量一下，从中选一个，然后你们需要合作继续即兴完成这个场景的表演，”工坊的老师简单介绍完以后，递给我们每人一张A4纸，上面有四个句子，“1.酒店大堂里多伦多时间、大阪时间的挂钟突然停了，等待check-in 的客人还没发现”、“2.诗人独自一人站在湖边大声朗诵‘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几位游客注意到了他”、“3.两对新婚夫妇在希腊某个小岛上一起蜜月旅行，正在商量晚餐吃什么”和“4.独居的男青年忘带钥匙，恰好整栋楼停电，决定步行下楼找物业帮忙开锁时，碰到了邻居”，“给各位一刻钟时间简单商量一下选哪个场景，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这句诗…难道有什么深意？”两个男孩中其中一个穿着牛仔外套的最先开口。

“我去，我完全不懂唐诗啊。”另外一个黑色帽衫接话。

“这个好像，可能，貌似，是，柳永？”牛仔外套边看手机，说话的音调不自觉地变高了，我和李斯特面面相觑，也接不上话。

“哦，柳永不是唐朝的吧？选这个的话，是要做诗词鉴赏了？”黑色帽衫挑起了眉毛。

“那不然新婚夫妇？我们正好四个人？”牛仔外套边说边抬眼望向我和李斯特，好像突然意识到了表演也需要我们两个的参与。

“我觉得可以，总比诗词歌赋好。你们两位看有没有什么意见。”黑色帽衫马上又接上话。

我和李斯特交换了一个眼神，刚刚在地铁上轻盈的快乐，好像已经飘远了。

“那就这个吧，”我朝着两个年轻男孩的方向点了点头。

牛仔外套和黑色帽衫就希腊的小岛上会不会有中餐厅开始了争论，一个斩钉截铁地说有，另一个非要查手机确认。一直没有说话的李斯特突然站了起来，“这本来就是虚构的故事，而且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去中餐厅吃饭吧。”

“行，那我先拍个照，你们往这边坐一点可以吗？对对，我拍完就可以开始了。”黑色帽衫的男孩对着观众席的位置拍了几张，我顺着他取景的方向看过去，只有几把凌乱的扶手椅而已，但午后的光线确实还不错。

原本以为他们还需要时间来决定谁演其中的一个妻子，黑色帽衫就已经很自然地入戏了。

我们商量好，直接从在餐厅坐下点餐开始表演，工作坊里的表演老师坐在台下，身体前倾，认真地看着我们。

我们几乎同时举起了刚刚发的那张A4纸，假装是餐厅的菜单。

“我要一个圣托里尼番茄煎饼，一杯希腊咖啡。”牛仔外套率先完成了点餐，紧接着用极小的声音说了句“刚刚在知乎上查的”。

“老公，那你也帮我点一下吧。”黑色帽衫大概是想模拟一个娇妻的嗓音，但反而听起来更加奇怪了，我感觉得到李斯特和我一样，都在努力憋笑。

“我要一个希腊沙拉吧，”我说完后，也像他们一样放下了A4纸。

“那我……”A4纸挡住了李斯特大半张脸，他好像真的在研究一本厚厚的菜单一样，停顿了几秒，最后决定“我跟你一样”。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确实会像这样，在一些需要决定吃什么、咖啡要什么口味之类的场合，完全失去主见。

“你们明天准备去哪里玩？”牛仔外套一只手撑着头，对我和李斯特发问。黑色帽衫交换了一下翘着的腿，也在等我们回答。李斯特看了看我，假装整理一下桌上的桌布，我在脑海中飞速搜索除了“圣托里尼”以外的地名，刚要开口回答说“我们想去看看格兰汉斯岛”时，他沉静、从容地接了一句“我们明天准备返程了”。

大概是计划好的台词突然没办法接上了，牛仔外套和黑色帽衫的惊讶完全展露在了脸上。

“我们，”我扭头望向李斯特，“是明天就返程吗？”那一个瞬间我感觉自己是真的和他在异国旅行，我兴致盎然准备探访一些景点时，他却突然告诉我今天就是我们旅程的最后一晚。

“抱歉明天不能跟你们同游了，我爷爷生病了，情况不太好，得赶回去。”这句还是对着他们说的，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

“哦这样，那你也不应该跟我们道歉吧，这是你和她的蜜月旅行，是吧。”黑色帽衫挺直了后背，马上接上了话。

“爷爷生病了？”意识到我们还在扮演新婚夫妇，我咽回了“你爷爷”，拿起刚刚那张A4纸开始对折。

黑色帽衫和牛仔外套似乎很满意我们有一个可以继续的话题，他们应该还沉浸在“另一对新婚夫妇因为行程产生了分歧”的戏码里，我却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李斯特并不是在演戏。

“脑溢血，就是中风。昏迷挺久了，家里有点不想继续住院了，但我不同意。”

工作人员扮成餐厅服务员，把事先准备好的餐厅道具——几个放了食物模型的白色餐盘、刀叉和4个玻璃杯一一摆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同时给我们的杯子里都添了水。

“能真喝嘛？”黑色帽衫小声嘀咕，工作人员轻微点了点头，退回了舞台后面。

“老人生病确实比较麻烦，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牛仔外套拿起刀叉，假模假式地在食物模型上比划了几下。

“你们可以去看看格兰汉斯岛。村上春树写过的。”这其实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希腊岛屿，所以脱口而出。仅凭上次在医院和李斯特爸爸碰面，我单方面认为他并不想继续就此讨论，所以决定替他换一个话题。

“村上春树……是不是写什么森林的，挺黄的。”黑色帽衫自如的表情让我分不清他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只是在塑造他扮演的角色。

“我不同意也没什么用，住院加上陪护的开销不是我一个人能承担得了的。所以我爸爸很生气，他觉得我在做梦，真以为自己已经在这里站稳脚跟了。”

又一次折叠。我们明明可以就《挪威的森林》好好聊下去，再讲讲村上春树的一些游记，轻松、体面地完成晚餐部分的表演。

牛仔外套和黑色帽衫显然愣住了，索性不开口了。

“那所以……”我也没有想好自己到底想问的是什么，如果沉默是有形状的，那此刻它从对面的两人那边被送到我面前，又被我递给了李斯特。

“所以才会在医院碰到我爸爸。”他说完后低下头，拿起了面前的玻璃杯。

我在想，是不是大家演着演着，演到最后，都开始分不清哪句是台词，哪句是对方真心想说的话。

那天的即兴表演还是以黑色帽衫和牛仔外套的争执草草结束了，表演老师点评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听进去。黑色帽衫留下了在场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包括我和李斯特的。但我内心深处总是认为，他这么做只是出于礼貌。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得到他们在面对我们时那种微妙的轻视。

晚上就看到了他发的动态，9张图，全部做了黑白处理，其中就有我看到他拍的那张观众席，还有两张是现场工作人员模糊的剪影，最后一张是他们的自拍。文字是用英文写的易卜生最知名的两句语录——至少从知乎上看是这样的。即兴表演、剧场、黑白的光影、加上英文，整条动态都构筑了一个审美高级又极具文化内涵的下午。

只是我和李斯特被排除在外了。

几个月之后，朋友第二次肾结石发作入院——距离李斯特离开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我没有向他追问原因，但隐隐知道，一定和那个下午有关。帮朋友搬东西去病房时，碰到了原来和李斯特经常联系的医生，他说有一个李斯特落下的文件。“可能是之前他读完书忘记带走了，护士看到了，就帮忙收着了。但我们一忙就忘记了，要不你带给他吧。”

文件装在一个快递纸袋里，纸袋已经被撕开了，被压得平平整整。是一份遗体捐献的确认书。

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曾真的了解他，和他共度的时间也只是他人生切片的其中之一，但可能是他尽力拿出的最好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