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宏，你好。

进入高原的第一个夜晚，我在康定住下。晚饭后沿着折多河行走，雪山下，是藏红色的建筑、冷冽的空气和闪烁的灯光。康定是进藏第一站，和内地的县城有些区别，但仍然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中国的县城仿佛长着同一张脸，和县城里的人一样，沉默，粗粝，面无表情，活在一股暗潮里。几个游客走过，脸上却有着与县城全然相反的神色。他们好奇地张望，其中一位忽然停下脚步，另几位很快反应过来，靠过去，沿护栏站成一排，然后热热闹闹地请路过的藏族人帮忙拍照，热热闹闹地换着姿势，笑着道谢后，又热热闹闹地走远了。那种热闹，像深夜的烟火。河里翻滚着浪花，小城背后，雪山静静矗立着。不知为何，我在这样一个安宁时刻想起了老黄。确切说，想起了那张照片。

春末，我参与了一部纪录片的摄制，这次进藏的终点德格县，是第二个拍摄地。第一个拍摄地在岷江边的老县城，老黄是拍摄的主角。

值得多提一嘴的是，那段时间我的生活萦绕着一种莫名的焦虑，这次拍摄缓解了很多。我住的旅馆开在筒子楼里，价格便宜，几十块钱一晚，有着和那座县城相近的气质。推开门，是一片陈旧的暗红色，红木床，红木桌，红木椅，空气里飘着淡淡的霉味。卫生间设施很旧，马桶盖泛着氧化的淡黄，淋浴也总放不出热水。到夜里，屋檐整夜向下滴水，有节奏地敲打停车的雨棚……住宿体验相当不好，但很奇怪，那几天反而不再失眠了。大概是因为这个房间还有另一番景象：雨后的凉风会掀起透光的白色窗帘，落进一地平静而柔和的光；屋檐的青苔上悬停着的水珠，不断地凝聚，落下，再凝聚，再落下；窗外是老街，油污的小店招牌，翻飞的塑料袋，安静的树和树影下缓慢的行人，飘过的只有风和摩托车的声音。小城里，生活很静，时间很慢。这是可以逃避的地方。

老黄的茶馆开在江边，经营了二十多年，去年他生了病，常来的客人也越来越少，就有了关门的打算。消息传开，便有人联系我们，想要留下一段关于这里的影像——即使在落寞的县城，只喝茶的茶馆也愈发稀有了。常见的，是那种装修干净的茶楼。去茶楼的客人，通常是包小工程或者开汽修厂、美发店、火锅店、超市、茶楼、出租车的，他们总是消息灵通，似乎知晓城里一切隐秘，编织着一张新派生活的网。老黄的茶馆，在自家住的瓦房里，没有招牌，没有机麻，没有车位，也没有花枝招展的老板娘，只有门外的涛涛江水和一棵粗壮的香樟树，几张旧沙发和凌乱摆放的十来套泛黑的木褐色方桌长椅。

的确是很宁静的地方。老城里，临江，附近都是筒子楼和瓦房。勘景时，我一直想着，什么人会寻到这里，只为喝杯茶呢？老黄介绍说，这里从前是小镇，因为有座小码头，早些年，镇上有出息的男人都靠跑船吃饭，小镇也跟着风光，是别人眼里的宝地。后来码头没了，县里又规划了新城，政府学校医院公墓都搬了过去，这里才渐渐没落。我沿着老街转了很久，缠绕的电线、潮湿的石板路、老旧的瓦房和沉默的老人，弥漫着淡淡的衰颓气息。再回茶馆，果然，门里稀疏的几个客人，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想必来这里的人也无非两种，老去的，和活在过去的。

至于开店的老黄是哪一种，我猜不到。我只能这样描述：他有着很典型的生活在县城的中年人的外貌——五官似乎是模糊的，被朴实且厚重的气质淹没了。尽管之前见过，拍摄当天，他远远迎来时，我还是一时没认出来。在县城，他像一个影子，和大地融为了一体。

拍摄时，我和摄像姚老师都注意到一张照片。茶馆角落的柜子，摆满了装开水的暖壶，墙壁上挂着相框，是一家五口在门前那棵香樟树下的合影。照片里，老黄还很年轻，穿蓝色衬衫，头发抹过油，闪闪发亮。一位和他如今差不多模样的老人坐在椅子上，他和一个女人站在后面，女人怀里的婴儿穿开裆裤，他左手搂着女人，右手牵着一个扎麻花辫的小女孩，背后是灰色的江。这是茶馆最热闹的角落，因为常有人来续开水。水汽在这里升腾，人气也在这里汇聚，姚老师很喜欢这个画面。拍这个镜头时，老黄也有了精神，一直守在监视器旁，拍完后，才开心地讲，这个拍得好看，要留下来。他说，这是他唯一一张全家福。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他的笑容里，那种平和的幸福，让我有些感动。

拍摄结束后的酒局是老黄张罗的。老黄不能喝酒，但招待得很好，人很真诚，身上看不出世故和酒色财气。姚老师喜欢老黄，酒过三巡，言语有些失了分寸，问老黄，关门以后，怎么打算？老黄说，不晓得哦。白天那个镜头拍完后，老黄讲过，父亲和妻子都已经不在了。姚老师说，你孩子呢？老黄说，女儿在河北。姚老师又问，儿子呢？我忽然想起，老黄一直没提过儿子，于是在桌下拍了拍他。老黄看见，也没生气，只是愣愣，还是温和地笑，说，不在了。

老黄的儿子年终十八岁，心脏病走的。那年上海开了世博会，中国有了新的时代印记，新闻里是铺天盖地的文明富强。老黄的女儿在上海一家火锅店里做服务员，业余时间学英语，想有机会出国看看。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本科，决心不再念书，想去上海投奔姐姐。老黄自然不许，可儿子油盐不进，于是他取出六万块现金，摆在儿子面前，说，这笔钱，还不够买辆车，但你姐姐不吃不喝要挣两年，除开我们一家人花销，我存了四年，你现在出去，只能继续过这种日子，读完大学，路会宽得多，也会远得多。儿子嫌他庸俗，说，我想出去才不是为了钱。老黄问，那为什么？儿子不开腔了。他没想过未知，也不怕未知，只想把一腔热血挥洒出去。老黄放他去上海玩了一趟。半个月后，他从上海回到小镇，终于想通，决定继续念书，但他说，志愿填的都是外省学校，他想走远一点看看。老黄想，这挺好，当年在这条江里跑船的那些男人，哪一个不想去看看海呢？结果没等到通知书寄来，他就倒在了回家的石板路上。

但日子总归还要过下去。老黄说，他还有套房子，在新城里，但从没住过，是留给女儿的。县城开发以后，姐弟俩在新城念书，回家要过桥，走很长的夜路，那时候最羡慕住在新城的同学。女儿从上海赶回来送弟弟最后一程，哭过了，闹过了，最后安静下来，父女俩在茶馆里静默，听门外的江风。老黄那一刻决定买房。但很多事是来不及的。四年后，女儿嫁到了北方，带丈夫回老家，接老黄参加婚礼。临走前，他带着女儿去上坟。妻子和儿子是邻居，墓碑上，也都刻着他们两人的名字。女儿烧纸，跪拜，忍不住落泪，又渐渐变成嚎啕。老黄参观了女儿北方的家，在城里，刚交付两年的新楼盘，有电梯，精装修。她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房子，但老黄心里难受。回老家以后，老黄醉了几场酒，还是决定给女儿买房。老黄讲，人慢慢都走了，有天他也会走，可走得再远，总要有家可回，他能做的不多。

姚老师问，回来过几次？老黄说，五次。姚老师说，十年了吧。老黄说，嗯，十年了。姚老师叹息，问，叫过你去吗？老黄说，毕竟是人家的地方。讲到这里，老黄又笑，说，我也喝一杯。姚老师安慰他，身体要紧。老黄说，没事，没事。便倒上，碰杯，大家都沉默。县城的夜实在太静了，连沉默都显得刺耳。

日子总归还要过下去。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故事。但就是在那样的沉默里，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疼痛。那种使人感到活着的疼痛。它是我的老朋友，我和它对抗多年，逃避它，也热爱它，像是受虐狂，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但站在折多河边，看着寂静的雪山，再想起这些时，我有些明白了——人其实是追逐疼痛的，因为生活太漫长。那股浩大的力量，将一切趋于平静，代价是生命力的衰颓，而疼痛就是生命力，和爱一样。它们往往是相生的，失去了疼痛，也就失去了爱。可生活太漫长。

整个春天徘徊着的焦虑，好像也有了一点答案：我步入一种安定的生活，同时也失去更多，不是自由，而是比自由更重要的东西，轻盈的生命力，可我偏偏能够感受到这种失去——时间将我的灵魂囚禁，又将我推向前方。于是生活渐渐变得生硬，没有呼吸，没有痛苦，也没有爱。沉浸在工作里，也不过是在逃避不安和惶恐，和守着茶馆的老黄、去喝茶的老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害怕老去，害怕遗忘。

可是，日子总归还要过下去。

我也有些明白了，茶馆里那张合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但我没法想象，空空荡荡的茶馆里，老黄坐在长椅上，望着那张合照时，会想些什么。

离开康定前往德格的路上，翻着相册和网盘，才发现我原来没有几张合照。我是个不怎么喜欢拍照的人。确切说，是个不太喜欢拍自己的人。因为我不喜欢自己，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和外貌无关，仅仅因为，我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我对健康的定义是，不惧怕真实，诚实地面对自我，勇敢地面对生活。这并不容易。我察觉到自己身上某种消极的磁场，温吞，叛逆，挣扎，沉默，在快乐的合照里，显得十分扎眼。所以我逃避。

但快乐的时刻总是有的。总有一些人兴高采烈地、不由分说地将你拉进人群。天空越来越近，氧气越来越稀薄。我还是在网盘里发现了几张合照，保存于2021年冬天，但此后再没打开过。那是个特殊的年份。我已经忘记当时为什么要存下这些照片，想来大概是在瞬息万变的环境和生活里忽然看到了什么，害怕它们像自己一样被遗忘吧。

有张球队的合影，带着几分命运的意味出现。那是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次篮球赛。我们淘汰掉种子队伍，晋级半决赛前，意气风发地在球场拍照留念。那也是春夏之交。那个春天，我们几个被老师放弃的学生得到了自由，终日游荡在县城里，上网，打球，累到筋疲力尽，躺在篮筐下大口喘气，听风吹动树叶，直视明晃晃的太阳。照片里，作为首发控卫和身高最矮的队员，我站在最前面。左边的分卫是个三分好手，右边的小前锋肌肉像石头一样硬，两个中锋站在我们身后，模仿乔丹单手抓球，腼腆地笑。照片的角落，还有一个男孩探出的半张脸，笑得很夸张。他是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也是拉着我合影的人。

记忆里，没有任何人有半张脸那样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做过很多荒唐事，例如买瓶二十块的汽油浇在江边的石头上，点燃，看风吹动火焰；打完球坐在路边，分着喝矿泉水，望着街对面的医院大门，猜进出的病患和家属的故事；喝多酒，蹲在筒子楼下抽烟，看着路人或鄙夷或同情或冷漠的眼神，我也绝望地问过他，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了？他丝毫不在意，说，烂就烂啊，至少不虚伪。他的确很真诚，很热烈，所有人都喜欢他。最后那场比赛开始前，他和我约好，无论输赢，好好发挥，打完去吃烤肉。说这句话时，他眼里的轻松和向往，那种年轻的力量，几乎要溢出来……少年时代的尾声，日子慌慌张张，但时间总是走得很慢，我有好多时间和情感用来观察世界，一切人事，都有一层鲜艳的滤镜。

离开县城的那条公路，先经过汽车站，再经过火车站，最后经过收费站。我们倒在半决赛，那以后我很少再碰篮球。高中毕业后，分位进了部队，小前锋没等到毕业，被家人送出门打工，那两个中锋，一个去城里做了销售，另一个在县城继承了家里的小超市。我们都在起点或某一个站点停下，进入了新的人生。只有半张脸没有。载着他的出租车，驶出县城，经过汽车站、火车站和收费站，停在嘉陵江边的山脚下，那里有座石头做的房子，和一块小小的碑。比赛后第三天，他摔倒在上学路上。我们没能去吃烤肉。他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没请灵车，亲自拉着他走过了最后一段回家的路。

我常常想起他，或者说，生活总在提醒我他的存在。在成都，我看见咬着牙背水泥的少年；在西行路上，我看见骑着自行车放声歌唱的青年；在广州，我看见穿着西装在墙上写诗的中年；在云南时，我还见过骑着巡航车的老年……我总是看见他的影子，如果他还在，他也许能够成为任何一种人。而他们都在提醒我，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可日子总归还要过下去。每年春天，我都会去看他的空间留言册，起初每个月都有新的留言，“高考啦”，“恋爱啦”，“大学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呢”。后来更新频率变成了几个月、半年、一年，“我拿了第一个奖”，“又毕业了，时间真的好快啊”，“没想到吧，我当警察了”，“我结婚了，你还好吗”。我后来看过他，墓碑仍然很新，但四周荒凉，他的父亲和母亲再要了一个孩子，卖掉房子，离开了家乡。我便没再去看过。后来我给他写过很多寄不出去的信。在外这些年，很多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成了一种象征。那种疼痛和青春无关。离开县城的路不再只有那一条，我们沿着这些路争先恐后地逃离故土，变成一个又一个漂泊在大地上的游魂，而一部分年轻的自己，和他一起留在了那个回不去的地方。

还有一张遗失的合照，是我和母亲。记忆里，是大连的冬天，我们出去玩，裹成两个粽子，乖乖地站在树下。我还很小，她还很年轻。

那年冬天，我们没能回老家过年，除夕那天和同乡去了公园，借来的相机，拍照的是父亲。那个冬天很冷，海面都结了冰。吃过年夜饭，母亲突发奇想，想去看看海。于是我们立刻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兴致勃勃地出发。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海岸边万家灯火，海面深邃，目光的尽头，渤海和夜空连接处，晕成一团迷雾，似乎一切力量都在尽头消散，只留下透彻的虚无。细碎的雪花落下，暗里的海洋无风无浪，我深深地呼吸，在冷冽里一步步走向海水。海面上结了一层薄冰，用手轻轻一触，就听到了冰的碎裂和海水的苏醒。我裹紧了脖子上的围巾，起身回望，他们都坐在海边的石头上。远方传来炸响，我转头看过去，是岸边的烟花，整片海洋好像都被照亮了。无数的烟花相继从海洋和城市中升起。我无故地想起风镇，我的家乡，远方的家乡。父亲突然飞奔过来，从背后偷袭，将我横抱在身前，大笑起来。

记忆的自由让我无法判断去公园拍照和看海是不是同一天，但那一定是同一个冬天，因为后来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分开是两年后的事，那张合照的遗失是四年后的事。患病的爷爷在床上放了电烤炉，不小心起了火，整个屋子烧光了，其中有一些钱，一些信，和许多老照片。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好多照片都没了。母亲问我，人没事吧？我说，没事。爷爷要过电话，对已经离开这个家庭的母亲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画面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记。后来我梦见过照片里那个年轻的母亲，可她的神色有些忧郁。她和另一个年轻的父亲，坐在同一趟北上的列车里，望着窗外的大地，久久沉默。他们费尽心力，给生活织一面巨大的网，寻找一种安定。但那时他们不知道，万事万物都活在不断的变化和动荡之中，他们追逐的其实是年轻的幻觉。

十几年过去了，我也一样。也许每个人都一样。

抵达德格县，一位觉姆来迎接。此前在成都，我们已经见过。她是汉人，故乡离海很近，二十岁那年，她向西旅行，途径色达时被眼前的色彩和修行的生活方式震撼，便留在藏地，先皈依，再出家，迄今已十年。在成都时，我对着一只木刻的藏羚羊拍照，引起她的注意，问我昵称里的羚羊是不是藏羚羊，我们便聊了起来。我讲了儿时反复做过的梦，一只奔跑在雪山上的藏羚羊。她很开心，希望我来藏地后，能带我转一转。

走在德格印经院里，无数色彩从四面八方涌来，墙的深红，纸的枯黄，玛瑙的黑，笔迹的金，布料的藏青……在一个保存经文的地方，这样的精美似乎藏着隐喻。和色彩一起涌来的，还有高原的风，带着藏香和酥油茶的气味。天空高远，像在康定的折多河边一样，逃离使我感到安宁。我向她讲了这段时间的焦虑，讲了老黄，讲了路上的合照。她静静地听，最后问我，你有没有什么害怕的？

我无法回答。

写下这些，是在离开藏地的途中。也许和你想象的不同，我没有因为去趟藏地得到答案。很多问题，我仍然无法回答。请原谅我，阿宏，我没能成为从前向往的人，我依然在逃避，我还有好多问题没搞清楚，我好害怕变老，害怕有一天凭借经验而非感受去生活。我害怕没有疼痛，也害怕没有爱。我害怕陷入幻觉，也害怕不再相信。

但我也得到了一些东西。看着那些合照的时刻，我很安宁。在生命里刻下一个坐标，我便知道了我曾拥有过什么，于是，我也就知道了，此刻我该珍惜什么。

那天夜里勘完景，我们围坐在灯光下，影子晃动，十分美好。我忽然很想拍张照，便问她，你们……是不是不能拍照？她笑我，都2024年了，记得给我开个美颜。接着，我们像之前在康定遇到的游客一样，摆好姿势，留下几张笑脸。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会长久地记住这个夜晚。我偷偷告诉她，我很害怕失去答案。她问我，什么答案？我说，比如爱是什么，之类的。她说，爱是什么？我说，不知道。她说，我们讲因果轮回，万物都有前世今生，某一刻种下的因，会造就此时此刻的果，你眼前的一切都是因缘际会，也注定会在某天消散，你知道这个吗？

我听得头晕，说，略有耳闻。她又问我，所以轮回的本质是什么呢？我摇摇头。她说，是空，缘起性空。我说，这就是宗教的底色吗？她说，算是，是核心。我说，一种无意义的悲？她说，不是的，当你能够真正去理解这种空，就不会这样想了。我说，那该是什么感觉？她说，是一种满足……你会去爱。我说，我慧根不够，我只能感觉到悲。她只是微笑。

她说，知道弘一法师吗？我说，李叔同。她说，对，我以前读过一段他的故事。我沉默。她开始讲给我听。

李叔同出家后，妻子悲痛欲绝，怀抱他们的幼子，从上海赶到灵隐寺，想尽力挽留。两人相识十一年，在人类历史最轰烈的时代中，经历了无数次聚散离合，陪伴彼此度过了人生中最年轻最灿烂的时光。但李叔同心意已决，不准妻子进入寺庙，于是他们各乘一叶小舟，漂在西湖上，遥遥相望。那个大时代的主旋律是战乱和变革，土地、国家、政党、制度、科学、艺术，一切都在剧变，没人知道世界会去向何处，也没人知道自己会走向何处。李叔同和妻子曾狂热地参与过变革，但那天清晨，这两个渺小的人类告别了一切，在西湖的蒙蒙水雾里沉默地凝视对方，完成了此生最后一次对话：

叔同。

请叫我弘一。

弘一法师，爱是什么？

爱，就是慈悲。

她目光清澈，看着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