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半个月前曾和李饶谈起梭那湖。在这个名为梭那的人工湖旁，有一个妇人推着三轮车在卖糖炒栗子，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会发现一个头戴灰绿色纱巾的男人。男人倚靠着漆皮脱落的金属长椅，任由身后未经修剪的翠绿灌木丛吞下半个脑袋。明明听见什么声音，从那团翠绿之中，抑或是那紧闭的嘴巴里发出的。细听了一会儿，旋律有些熟悉。在离开梭那湖的时候才想起那首歌我曾听过。

十七岁，升高三前的暑假，我和李饶通常在辅导班的课结束后去梭那湖畔走上一圈。湖不大，专心走十五分钟就可走完，可我们总是三心二意。这次是李饶提醒了我，确实是《种太阳》。她掏出手机，点开摄像功能，对着那个头戴纱巾的男人。几秒后，李饶突然又放下。

“怎么了？”我问李饶。

“这样不行，他不张嘴，就没人知道是他发出的声了。”

我不明白李饶为什么会纠结，换作大部分人，无非是用手机的摄像功能记录这个不过一时新鲜的场景。我建议李饶把那个男人放在画面的最中间。

“我就是这么做的。”李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片翠绿的领域如同一道难解的几何习题，必须撬开男人的嘴才能求出唯一的解。

我说我们该走了。李饶回过神，手机录制依然继续，她点下停止。小学时，我和李饶同在学校的合唱团待过一段时间，因为市文体局临时通知的文艺汇演，包括我们在内的三个班级被抓壮丁。当时准备的演出曲目就是《种太阳》。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除了将每天的课间操替换为合唱排练，周六周日上午带班老师会带领我们到梭那湖后的小广场进行突击排练。从上午到中午连续不停，仅仅休息半个小时。五月的太阳虽不毒烈，但经波动的湖水折射，晃入眼睛，那旋律就好像趁着冒出体外的汗液的空隙，钻进了血液里。第一次听那男人哼起这旋律的时候，先记起的不是我蹩脚地学习成年男性的粗沉声音，不是总有男生喜欢篡改歌词来让女生露出牙齿开怀大笑，而是我的姑姑。父亲家中最小的妹妹，那个威风凛凛的女人。

李饶曾见过她多次，不止李饶，明珠小学三年级的同学都曾或多或少受制于她威吓的气势。那年她三十二岁，未婚。脖子上总爱挂着一只红色哨子。哨子一响，李饶总会用胳膊肘杵一下我，跟我说，她的鼻子又发炎了。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奏效，姑姑听了李饶的请假理由，直说要带李饶去医务室，李饶扭扭捏捏，深呼一口气后说她感觉好多了。其实，李饶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女生本可以有更巧妙的请假方式，只是青春期离当时的我们尚有一段距离。所以，李饶和同学们一同领略了这个女人在我们家中劫掠过后的余力。蛙跳、仰卧起坐、四百米短跑……体育课的整整四十五分钟令我们身心俱疲，但这在姑姑的口中，却是让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强身健体的不二方式。在学校，姑姑不承认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她坚决一视同仁，让我叫她“杜老师”。杜老师的口哨吹响了一个半月，她终于因为过于“敬业”的教学方式而被校长谈话，暂时停职。实际上，她是怎么突然出现在明珠小学的操场上，用她矫健的身形在每个清早的跑道上穿行，然后成为了同学们口中的传闻。我并不知道，问过父亲，他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情，呷一口茶，说一句“谁知道呢”。我隐隐感觉父亲知道，但他没有告诉我。听闻姑姑被停职的那一天，李饶放学后请我吃了一根“驴打滚”雪糕。雪糕李饶只买了一根。给了我以后，她便满含期待地看着我轻捏雪糕塑料袋的四根手指。我问李饶，你不吃吗？李饶摇摇头说，我不爱吃。我怎么会不知道，李饶有多么爱吃“驴打滚”，相比我，她或许更爱。所以当李饶试图让我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她便准备开口了。

“你快吃。”李饶催促我。

“嗯。”我撕开了包装袋。伴随着那声清晰的“嘶”，一股白色的冷烟从袋中升起。

“你说……”

“嗯？”我用舌尖轻舔了一下雪糕，被粘住了，再撕扯剥离，一定是有痛楚的，只不过被时下的冰冷麻醉了。

“杜老师，不，你姑姑，不会回来了吧？”李饶装作若无其事地抛出这一句。

我咬下一大口，在口腔里像是个滚刀块，想回应的话说不清楚。“你，唔……”

“我是说，你不是也不喜欢你姑姑吗？”

李饶把问题转向了我。

其实，我只是多多少少跟李饶说起过姑姑的事，有的是见闻，有的是听闻。例如，姑姑的两段啼笑皆非的相亲经历。第一个，是个职业院校的艺术老师，弹得一手好古筝。谁知道姑姑在听完男方演奏完一曲《十面埋伏》之后，脱口而出，结婚后你干家务吗？按我姑姑的意思，她看到男方十根绑有义甲的手指时，想到的满满是刻板印象。自那以后，男方再没联系过她，姑姑说这是对方知难而退。第二回，姑姑多了点心眼儿。男方是个健身教练，他问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姑姑娇滴滴地反问，你呢。男方一时尴尬，笑了笑说，运动。姑姑一拍桌子，大喝一声，“好！”，然后便约男方明天一早在市体育馆打网球。男方说他不会打网球。姑姑说那排球也行，要不篮球。当然，这些事必定不是从姑姑口中传到我的耳朵里，按我的猜想，是相亲对象在相亲结束后急于向介绍人吐槽，介绍人又遮遮掩掩或添油加醋地讲给我奶奶，来将两个人还没牵在一起的红线彻底挣开。姑姑被挣疼了。她哭了一整个晚上。父亲说他无比想要听听他妹妹的哭声，他说这个凶狠的女人早该遭点报应了。当我奶奶跟我父亲说起过这些事，我父亲又在每个入睡前的夜晚将耳边风吹向我母亲，我母亲又管不住她那张漏风的嘴时不时地朝我吹拂，而我又为了我唯一的朋友而愿意倾尽所有。本以为这些事会到此为止，从李饶的脑袋中彻底封闭。甚至在我还没能将父亲所说的“凶狠”再转述给李饶的时候，姑姑就来到了明珠小学补上了因病请假的体育老师的空缺。

我品尝着“驴打滚”的香甜，话头自然地顺着李饶说下去。“嗯。我不喜欢她。”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让她再也不会来我们学校。”

“做点什么？”

“是。”

“可是，我姑姑已经被停职了。”

“停职，那还是有可能回来的啊，你也不愿意再上她的课吧。”

巧克力在我口中融化，我想起那日在书店的角落偶然翻到的一本有关生理普及的书。我想起书上所说的男生和女生的不同，想起那些隐晦婉转却让我莫名面红耳赤的文字。我犹豫该不该告诉李饶，或许她早就知道了。但她依然维持着我们的友情，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的友情。这似乎又可以证明李饶并不知道。我努力在书上找到一些男生和女生的共同点，但那本书却与我的期望背道而驰。它在指引我们的不同，似乎要生生在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之间筑起一道高墙。

那天，我吃完了手中的“驴打滚”。在这之前，我答应了李饶的提议。周六上午，我们在梭那湖旁的小广场碰面的时候，李饶凑到我身边，低声问我，写好了吗？我点点头，在合唱排练开始前，我将那张对折四次的纸块飞快地塞进了李饶的上衣口袋。李饶因为我能爽快地与她结成同盟感到满意，她如往常一样拉起我的手，以示友好的同时也带引我走向排练地。这一次，我却下意识地甩开了她。李饶愣了一秒，然后又露出微笑，蹦蹦跳跳地走过去。我们不再在意这些微小的事，究竟是我和李饶之间的友情升华了还是变质了。担心有歪曲事实的部分，可最后从这些字眼之中我又读出父亲所说的“凶恶”，却又觉得过犹不及。父亲说起姑姑是如何砍掉我家门前的那棵香椿树。树是爷爷生前种的，姑姑两年前在我家西侧盖起二层楼房，来往之路要经过那棵香椿树。有一天她声称被那棵香椿树的树枝划伤了脸。姑姑右边脸颊贴着一块创可贴，问我父亲要怎么处理。父亲不作答复，一旁的奶奶偏袒姑姑，父亲动手要扯下姑姑脸上的创可贴，却被身手敏捷的姑姑轻易躲过。无奈，父亲甩出两百块钱。姑姑骂骂咧咧，收起钱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第二天一早，父亲发现那棵香椿树被人砍掉了。他知道是姑姑干的，他把这件事往肚子里吞，在外人面前称自己一副开阔胸怀。这些多是有关父亲，若不是因为那件事，我是万万不会应了李饶的话而提笔，“你作文写得好，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

在姑姑被学校停职后没几天，我曾在梭那湖畔的长椅处见过她一回，或者说，是我和李饶不走运撞见了她。那次遇见的过程并没有持续多久，只是略显慌乱地应对姑姑的几个问题，“去哪儿？”“你爸呢？”，最后，姑姑问出了那个问题，“她是谁？”那个周六的上午合唱排练比以往结束得都要早一些，我和李饶就绕着梭那湖走了一圈。长椅上还坐着另一个肥胖的女人，所以我们当时并未发现姑姑，是她喊住了我。回头的一刻，我一时不知道该叫她姑姑还是杜老师，倒是她率先破坏了自己的规矩。姑姑叫我“康康”，那是我的小名，印象里只有在逢年过节一家人拜年时她才会这样称呼我。李饶比我更想快点逃离，她曾跟我说过，“那女人的眼神让我喘不过气”。在李饶的口中，姑姑已经不再是“杜老师”，而成了“那女人”。那天我和李饶道别时，李饶欲言又止，我猜想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在预谋这个计划。我没在意，吃完晚饭后闷在房间里干自己的事。那几天我尝试用母亲买给我的口琴吹《种太阳》。我向来是个三分钟热度的人，一年级时主动央求父亲送我去学钢琴，不到一周，只因为那个怪脾气的钢琴老师而坚决不再去上课了。从钢琴到竖笛再到口琴，因为没有实际的高额支出，父亲对我只是吃饭时口中怨怼几句。似乎是口琴声引来了母亲，她默默开门的习惯总会吓到我。我始终没有跟她讲，与李饶类似，似乎一旦说出口，就意味着我和李饶的确之间的确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我和母亲之间也立起了一架爬满荆棘的栅栏，并美其名曰为成长。我承认骨子里我是个抗拒成长的人，但这次我却终于被往前推了一步，踉踉跄跄地，险些摔倒。

母亲问我：“听说你们下午去梭那湖了？”

口琴离开嘴唇，母亲的话似乎形成延迟，在乐器声突然消失的时刻格外清晰。

“嗯。”

“你从没跟我说过这回事。”

母亲凝重的神色压在我那只握着口琴的手上，我像只溺水的蚱蜢，尾部的气口被死死地按住。眼下能做的仅剩装聋作哑。

母亲见我不回应，以为默许，于是又语重心长地说：“你这个年纪一定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母亲的确是发现并且误解了我和李饶的友情。没等我开口解释，母亲便一把夺走我手里的口琴，似乎在她眼里，口琴这种乐器就是为了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传情达意而准备的。晚上房间外传来母亲与父亲的争吵，附耳听了大概，原因主要是母亲让父亲监督我放学后的行踪。父亲认为母亲小题大做，母亲说父亲不负责任，争吵到后来，母亲甚至向父亲大嚷，她说就是因为父亲的松懈所以现在才一事无成，到头来还要受妹妹的欺负。空气的短促震荡，那一声响亮的击打，像是千万个凤仙花种同时爆开。气旋席卷了客厅里的一切，只有潜伏者存活了下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她，我认定是姑姑向奶奶添油加醋地说了我和李饶的事。

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我一面想到姑姑会如何百口莫辩，最后被流言击退到体无完肤，一面却又在心底隐隐渴望得到她的帮助。击败父亲似乎是让这个家重焕生机的方式。半生温吞过活的父亲，从来没有一次真正面对过避无可避的失败。早些年从玻璃厂被辞退，他说这是时势不好，是社会的问题；再后来借钱与人合伙经商，被坑骗，欠下一屁股债，他又说这是人心险恶，是逃不开的教训。父亲也像是个拒绝成长的人。他拒绝接受失败，拒绝面对任何可能揭下他湿滑皮囊的人。所以，有时我便觉得自己不过是父亲的影子，我畏惧的并不是确认自己的身份，而是通过确认，我不得不被迫将一些东西舍弃。

趁午饭时间，我和李饶悄悄将这封信放到空无一人的校长办公室桌上。李饶释然地笑了笑，然后用那双柔软的手臂用力抱了我一下。李饶说起她为什么必须要这么做的原因。当时李饶义愤填膺，声称这是整个班，甚至整个年级同学的一致意愿。为了彻底脱离“女魔头”，李饶半真半假说了很多。她说起那天下课后杜老师找过她，杜老师说自己认识一个有常年慢性鼻炎的人，“面对疾病有时候并不是一定要战胜它，学会如何与疾病共处或许更重要”。李饶哈哈笑起来，杜老师到底都没能发现她鼻子流出的红色并不是血，而是红墨水。最后，李饶说杜老师是个又蠢又坏的女人。

上学时，总会有令我们感恩戴德或是恨之入骨的老师。姑姑在明珠小学担任临时体育老师的一个半月里，每次体育课总会给我有意减少运动量。她知道我父亲心脏早些年曾做过搭桥手术，这是遗传性的，虽不致命，但总归对人体是有影响的。母亲只是每年带我去医院检查，无碍，所以我并没有跟老师和同学说起过这回事。于是在包括李饶在内的同学总会时不时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似乎在说，因为我是杜老师的侄子，所以才被特殊照顾。这令我很不舒服。我并没有私下跟姑姑说起过，我不想解释，不想与她产生太多交集，最主要的是，我怕她。

那封信发酵的速度比我想得更快，第二天放学回家后，我便看到奶奶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对着父亲破口大骂明珠小学的校长。我默不吭声地站在一旁，母亲见我比以往要早些回家，高兴地接过我身上的双肩包，说晚饭马上做好了。我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清楚姑姑做了什么。但此时此刻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听着那些愤怒和哀叹。我一时难以辨别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当真会有人相信那封笔触稚嫩的信吗？只因为上面写了一个女人几段添油加醋的相亲史？只不过，我在那封信上填了几个词——“作风”“师德”。父亲安慰奶奶说这些就只是在学校里传传，外面没人在意。我看见父亲那张泛着油光的脸，多么想告诉奶奶，这些事一定会被更多人听到的。那些我们越是极力掩饰的哪怕是错误的、虚有的事情，总会出自意想不到之人的嘴巴。

姑姑依然没有出面，她躲了起来，或者，她根本不知道这个小县城的一角发生了什么。她不在乎，也不在意。那天我听见父亲与人兴致勃勃地打电话说起来姑姑的事，父亲的脸上表现出少有的喜悦神色，仿佛他不战而胜，彻底击败了姑姑。那一刻，我甚至想要告诉父亲，这一切都源于我，是我帮助你战胜了她，是这个他始终视若无睹的影子跳出来改变了局势。我只是在一旁看着，看着奶奶推门而入，说她还是联系不上姑姑。奶奶一着急便会呼吸急促，当她捂着胸口躺在沙发上面如灰土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它真实存在，它从我的幻想里溜了出来，在人间玩闹一番，却躲了起来，没有回家。

周六的上午，我们抵达梭那湖旁的小广场后才得知，排练临时暂停一天。所有人悻悻然回了家。我和李饶像是两个上了发条的小人，绕着梭那湖走了一圈又一圈。李饶嘴里轻哼着《种太阳》，她看起来轻松闲适。

“我姑姑不见了。”

李饶哼的歌停下了，她犹豫了两秒，吐出一个字，“哦。”

“我没想到……”

“她一定是躲起来了。”李饶打断了我的话。

“我不觉得。”

“难道不是吗？她就是一个色厉内荏的人。”

我不知道李饶从哪里学来的这个词，然后如此随意地安置在了这个不在场的人身上。我垂着头，脚步不停，一时间没吭声。

“你看上去不太高兴，怎么，后悔了？”李饶瞄了我一眼。

“不是的。”我急于否定李饶的猜想，以此稳固我们两人的站位。

“后悔了也没事，你可以再写一封信来澄清嘛。”

“别再说这件事了。”李饶的话让我感到一阵不快。

“好，我不说了。”

坐在路旁的长椅上，有一段时间我们什么都没说，只是坐着，看沿湖畔行走的形形色色的人。我的脑袋里充斥着各种关于姑姑的声音和画面，挥之不去。我小声嘀咕了一句，“为什么没被当成恶作剧？”。如同在劝解自己。李饶毫无反应，她望着远处出了神。顺着李饶的目光追去，我看见对岸那些如同水黾般漂浮的人，他们或打个照面，或驻足攀谈，但无论如何，最终都会飞快地掠过彼此。我看见了，但我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因为我无法完全介入到李饶的世界。我只是借由猜想，进入一个完全自欺的世界。就如同我认为姑姑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这些流言并没能伤害到她，充其量只是满足了作恶者不堪的私欲。这样想，让我舒服了一些。

雨是突然下起来的，我想起早上出门前母亲硬要塞进书包里的雨伞。打开书包，无需翻找，一眼便看见了那把红色的伞。母亲的伞，我从没用过，只是家中另一把深颜色的伞被早出的父亲带走了。我撑开伞，见一旁的李饶无动于衷。她说她忘带伞了。汽车碾过后又立即撕裂路面，发出一种充斥着疼痛的声响。我用右手撑伞，最初李饶用她的左手搭扶着伞柄，后来渐渐放下了，如此，为了跟上我，她必须与我贴得更近。坦白说，我的确是有意为之，为了测验，测验我和李饶，男孩与女孩之间那道沟壑究竟有多深。雨水吹落在手臂上透出凉意，为避开水洼而暂缓脚步，李饶会时不时碰上我，她的手臂碰到我的手臂，那凉意似乎又消解了。或许母亲说的是对的，我的确对李饶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同学和朋友的感情。我早恋了。这件事发生得过于仓促，在我意识到的时候，我突然将伞猛地往右一递，李饶接没接住我不知道。我只是为了甩开她，甚至想再也不要见到她。就像李饶逃避谈起姑姑，我逃避对李饶那尚不明晰的情愫。逃避是人类的本能，我们年纪尚小，无法克服，似乎也情有可原。

姑姑失踪了。电话连着四天打不通，奶奶跟着父亲去派出所报了案。警察在姑姑的房子里大张旗鼓地搜寻可能提示姑姑去向的蛛丝马迹。我趴在大门后窥望，就在这时，我看见父亲偷偷从那张旧木桌上拿起什么东西，然后迅速塞进了口袋。父亲在所有人的身后，所以刚才发生的事很可能我是唯一的目击者。

父亲拿了什么？是不是有关姑姑行踪的东西？父亲绝不想姑姑再出现；又或者父亲偷走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好以此平衡他这些年在姑姑身上受到的耻辱。红色哨子。离开前，我又眯起眼朝那桌子上凝视了几秒，那哨子就一声不吭地放在上面。我记得姑姑曾经用这哨子在课间吹过一些旋律，其中就包括《种太阳》。我竟一时有点想念姑姑。

回到家后没多久，父亲走进来，倚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母亲在厨房乒乒乓乓做饭的声音丝毫没能吵扰父亲。我偷偷瞄他，父亲像只憨态可掬的海豹，双手叠在身前，两只脚交叉成为支点。我明知道询问父亲并不能问出什么结果，但还是把问句推上了喉咙。父亲突然睁开眼睛，想起什么般将手伸入裤子右边口袋。那条黑色的裤子肥阔，是绝佳的掩护。父亲从裤子口袋掏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金银首饰之类值钱的东西，而是一块沙琪玛。可能闲置已久，父亲撕开包装时沙琪玛几乎与包装纸贴附为一体，难以分离。父亲最后还是吃掉了它，代价是他不得不打两次肥皂才能洗掉陷进指甲缝里的甜渣。这块沙琪玛是父亲今天最大的收获。

吃完午饭，母亲去肉食厂上班的途中顺便送我回学校。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怀抱着母亲长有一层赘肉的腰。每次母亲骑车送我上学，我总会提醒母亲把我送到距离校门口五十米远的路口就好了，可母亲依然每次都坚持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母亲觉得我是在心疼她，心疼油钱，实际上不是，我只是不愿意让同学发现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如父亲，抵抗成长，畏葸不前，对生命中那些给予我爱护和施以援手的人残酷不已。距离校门口仅剩十几米的时候，我听见李饶的声音，寻着声音的方向转头，我看见李饶正从我们通常会走的那条小路插入主路。不知为何，我一时心生慌乱，从行驶的摩托车上跳了下来。踉跄几步，双手扶地才算停稳。母亲在身后大喊，在我向校门里奔跑的同时，我只用余光瞥了母亲一眼，她的上半身倒伏，用双手撑地，就像是暴雨后拦腰折断的一棵树。

李饶追上我，“不去看看你妈妈吗？”

“不用。”我迈着大步，信誓旦旦地走，无比确认母亲的安全。实际上，母亲触犯了她所不能理解的一个男孩儿的尊严。那可笑的尊严，在李饶面前却什么都不是。李饶说快迟到了，然后又一次拉起我的手，奔跑起来。

下周一是合唱比赛的日子，老师让我们周日养精蓄锐，于是这周六将进行最后一次集体大排练。地点不再是梭那湖旁的小广场，而安排在学校的操场。那天清早，母亲问起父亲有没有姑姑的消息。父亲头也不抬地吸食着碗里的小米粥，突然，他停下手中的勺子，“哼哼哧哧”的声音不知是鼻子还是嘴巴发出来的。兴许他也是一个技艺拙劣的鼻子音乐艺术家。父亲说不知道。我胡乱塞了几口，抬起屁股要走，母亲一边扯着身上的围裙，一边让我等等，说要送我。我装作没有听到，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家门。

抵达操场时，排练还未开始，李饶正在健身器材处，将一条腿压在爬梯的下数第二栏上。李饶看见了我，朝我摆了摆手。我向李饶走去，停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李饶又摆摆手，我只好走到离李饶只剩不足二十厘米的位置。李饶的嘴巴附在我的右耳上，跟我说：“我姐姐昨天来了例假。”

我愣了两秒，难以置信地看了李饶一眼，飞快地低下头去。

“你怎么了？”李饶问。

我一时语塞，“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个。”

“为什么？”

我当然知道例假是什么意思，我曾在那本有关生理科普的书上看过，有关女性月经的不同称呼，例假，月信，月水。或许对于李饶来说，告诉我这些，是她主动要将我们的友情更进一步，更黏合，更紧密，但对我来说，这却更像是某种警告。

“没有为什么。”

“你今天有点儿奇怪。”李饶说着，将那条腿从横栏上放了下来。

《种太阳》的旋律不知从喉咙里穿行过多少遍，老师反复排练的最终目的似乎是要让我们声带的振动形成习惯，以致一开口就机械般地发出声音。那些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姑姑的事迹已经烟消云散，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失了聪。姑姑仍旧没能出现，每每经过她那空荡荡的房子时，我的心便越发不安。

合唱比赛我们班得了第三名，看上去老师对成绩并不满意。李饶说总算结束了。是啊，总算结束了。李饶又一次请我吃了“驴打滚”雪糕，这次她也给自己买了一根。李饶的舌头舔了一下雪糕，看着我说：“我们会一直是朋友的吧。”我说：“当然。”看哪，十七岁的我们，依然保持着一如往常的友情。直到现在，李饶指着那个鼻子音乐艺术家说“这样不行，他不张嘴，就没人知道是他发出的声了”的时候，我才终于从混沌中逐渐意识到究竟是什么使我们粘结在一起。我们认识到彼此的不同，欣然接受随着成长发育而产生的肢体距离。也许是命运使然，升入高中，走进新班级在看见许多新面孔的同时，我也看见了那张永远如此清晰的脸。我们在新同学面前装模作样地重新认识彼此，虽然我抗拒这一时刻，但还是对李饶笑着说了一声：“好巧，你也在这儿。”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没有水的梭那湖，因为创城所需，县城购进了一台抽水机对梭那湖进行清淤工作。沼泽般的湖底，污黑的淤泥上瘫倒着横七竖八的莲叶茎，远看上去，就像是被坏死的毛细血管包裹的巨大肿物。姑姑的遗体在清淤时被发现。新闻报道一时间轰然而上，姑姑到底没逃开那些眼睛。当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心里发冷，身体却发烫。我不知道姑姑的死是不是与我有关。姑姑不是那么脆弱的人，绝不是。母亲用红糖和生姜烧了一碗水，要我喝下。一鼓作气灌进肚子里，母亲还没走，她问我是不是下午又去梭那湖了，现在天凉了，受了风。我否认。母亲说她明明看见了，这次和那次，还有以前，我总会和一个女孩儿在湖边走。我忽然心里揪了一下。母亲曾问过我的早恋问题，我原以为是姑姑告的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把更多的指望和怨念都安置在了这个已经死去的人身上。我点点头，母亲终于走出了房间。当时写下那封信的时候，我给自己准备了两条退路。第一，这会被当成是恶作剧，然后一笑了之；第二，即便真的引起一些波澜，姑姑也会用她向来的威风凛凛去迎击。第二天早晨，那张污泥还未被完全洗净的脸再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突然起身，从父亲身边夺走遥控器，转了台。父亲瞪了我一眼，没等责问我，他便接到一个电话。“嗯嗯”几声后挂掉了。父亲长叹一口气，他看起来依然是那副懦弱、败落的样子，没有丝毫改变。父亲说法医在姑姑体内查出了肿瘤，乳腺癌，扩散到了肺部。那一刻，父亲、母亲和我纷纷相视，我们各有所思。父亲也许会想，他的妹妹不过是个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她也怕死，甚至没等到死亡真正来临便着了急。母亲或许觉得姑姑还没能成婚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太过遗憾。太早和太晚都不好，但或许母亲也分不清这两者的界限吧。现在，姑姑的死因在我心里从溺死向病死偏移，我说服自己，随着时间消逝，我发觉那件事并没有在我脑中削减分毫。我不知道是什么杀死了姑姑。

这天，头戴纱巾的男人提早结束了表演。李饶早已不在拍摄。

“没用。”

“什么？”我问。

李饶晃了晃手机。“把这个丢进湖里，什么都留不下，录下来也没用，再说，他还是不张嘴。”

同样，一个人把自己丢进湖里，又能留下什么？

“你还记得那封信里写了什么吗？”我问李饶。

李饶因我突然的发问恍了神，迟疑了两秒后，摇了摇头。“早忘了。”

“……我也忘了。”李饶并没有反问，我只是小声念叨了一句，嘴唇微启，远看就像那鼻子音乐艺术家一样，但我听到了。我想起小学物理课时曾做过一个实验。老师将橡皮膜蒙住玻璃杯口，并用橡皮筋捆绑固定住，然后往橡皮膜上撒少许盐粉。老师的食指在我们面前摇摆，最后落在了我的脸上。周围同学的目光朝我聚集，我像是肩负了某种使命般走上讲台。老师让我弯腰，凑近橡皮膜，然后大喊。对，大喊。因羞于在全班同学面前作出这样的举动，我紧闭嘴巴，一声不吭。老师又说了一遍，最后补上一句，“喊啊”。显然，他略有些不耐烦了。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扰得我心更乱。老师倏然抬起右手然后攥紧，那些声音就全被收进了他的拳头。然而，安静却更令我心慌，自己如赤身裸体被许多双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不知为何，我忽然想起了那封信。投来的目光不是好奇，而是审判。似乎再多在讲台上待一秒，这件事便会被发现。急于逃避，我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力地喊了出来。伴随着那声“啊——”，我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失去力量的同时内心也渐渐松缓。就在这时，原本静止的盐粉正跟随我的声音在橡皮膜上来回跳动，那样有力，恍惚要跳脱出橡皮膜去往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心里竟渴望这口气再尽可能延长一些。

“其实，我有几次都在这儿看过她。”

“谁？”

“你姑姑。”李饶转了身，面向小广场，“当年排练的时候，我看见她有时候在那张长椅上坐一会儿，她一直盯着湖水看，看一会儿就走了。”

“你怎么不早说？”

“有什么用吗？”

我一时哑口无言。

“你姑姑的死跟我们无关，她可能只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把家里掏光，可能她被男人甩了，还可能她是游泳抽筋死的，都有可能，这不怪我们，不怪你。”

李饶说完这些话，迈开步子往前走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来多年前在书店偷偷看过的那本有关生理普及的书。性别、声音或是模样，从来不是区别每个人的真正方式。无论如何，太阳总会无比慷慨地照耀我们。身上暖暖的，心里却泛着阵阵凉意。似乎那场高烧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此时此刻，我忽然想用尽全力地大喊一声，朝着梭那湖面，朝着李饶的背影，朝着我与父亲亦步亦趋的十七年。但最后我只是张了张嘴，哈出一团雾气，并看着它飞快消融在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