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吞下晕车药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入睡前的最后一秒，一个念头划过脑海——终于要来了。想到此处，阿梅翻了个身，沉沉睡去。

失眠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大大小小的偏方药方她试了个遍。酸枣仁兑牛奶不起作用，褪黑素让她半夜拉肚子，跑步反倒使神经更加兴奋。晕车药是她刚探索出来的新方法，效果惊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所以这个办法她用得不多，况且，最近睡眠已有所好转。

上个月的五一劳动节，阿梅请掉仅剩的四天年假，前后凑出九天，一个人从上海跑到大连，奢侈地喘口气。自从毕业以后，她再没休过这么久的假。海水卷着沙子攀上她的脚背，海风把遮阳帽吹到海里，帽子在海面上任意东西，她看着那帽子笑，一种久违的体验包裹着她。她放逐了帽子，不紧不慢地走向集合点。前一天晚上，她在小红书上预约了拼船海钓，一下午三百块。她和老板讲价，老板干脆不回消息。她犹豫了一会儿，想了想六月要发生的事，索性付了款。就当是提前庆祝自己重获新生。她按照攻略里说的，备好墨镜、遮阳帽和防晒霜，提前吃了片晕车药，轻装简行。一下午的收获是一条红褐色花斑小鱼。她知道这种鱼，褐菖鲉，常栖息于岩礁洞穴，幼鱼有显著集群现象，成年后便分散活动。小鱼的嘴挂在鱼钩上，鱼尾徒劳而用力地摆动着，阿梅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又把它扔回海里。她拖动手指放大照片，小鱼凸着眼睛从屏幕里看她，身上的红褐斑纹横斜错落，锋利而瘦削的鳍棘闪着光。指尖仿佛还存留着刚才的触感，冰凉而光滑，如同柔软的绸缎。忽然，手机顶部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是主管威姐。回味被打断，阿梅锁上屏幕，挪开了视线。晚上回酒店的路上，阿梅在出租车上昏昏欲睡，强撑着眼皮走进房间，一头扎在床上，安稳地睡到了第二天天亮。

太久没有完整的睡眠，醒来后连她自己也觉得惊奇。习惯性打开小红书搜索，很多人说这款晕车药抑制中枢神经，会让人犯困嗜睡。终于找到了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阿梅心中的欣喜高过了对副作用的担忧。

回到公司后，威姐过来问她，怎么一直不回消息。阿梅说，当时在忙，后来事情一多就忘了。威姐说，下次注意。阿梅说，好的。威姐说，休假不是让你消失，该有的工作状态还要有。阿梅没说话，目光落定在刚爬上桌面的一只蚂蚁，百叶窗的影子落下明暗栅格，蚂蚁在明暗间兀自穿梭。威姐敲敲桌子，蚂蚁被震到桌底，阿梅回过神，点点头说，知道了。威姐走后，同事琳琳向她暗暗比个大拇指，“非常时期，敢休这么久的假，还不回领导微信，你厉害。”阿梅耸耸肩，“不就是裁员吗，多大个事。”

琳琳比阿梅早入职几年，是她的前辈。有次闲聊时发现，两人竟还是校友。前后虽隔了几年，可毕竟走过同一段树荫，吃过一样的食堂，阿梅和她顿时亲近了许多。两个月前，琳琳结婚，阿梅羡慕她可以把婚假和五一连在一起，休一个大长假。琳琳却说，非常时期，小心谨慎为上，算了吧。琳琳的婚假一直没休，阿梅替她遗憾了好些天。

大学时阿梅的专业是海洋学，本科毕业找不到对口工作，只能转行。她选择了一家国企子公司，子公司不是真正的国企，不过比其他民企要稳定一点，但也只有一点而已。换句话说，同行业的民企裁员几十个人的时候，这家公司只裁员几个人。阿梅做的是综合管理岗，“综合”意味着要处理各项细枝末节的琐碎事务，包括但不限于收发快递、接转电话、发票报销、茶水间换水，以及那些固定时点的工作——九点半上报未出勤人员，十点半整理好文件送给领导签字，十一点将返回的文件下发给各责任人，下午从两点开始再重复一遍，没什么事的话六点下班。当然，大多数时候是有事的，也是阿梅的主要任务——所谓的“管理”——写报告。方法建议、创新研究、制度探索、周报、双周报、月报以及各种各样的学习报告。所以，阿梅通常要晚上八点后才能离开公司。任务总是来得很急，阿梅甚少有完整的周末。早些时候她还和朋友发发牢骚，后来，也就懒得抱怨了。她不理解的地方有很多。比如明明有打卡制度，却还要上报未出勤人员，再比如明明那些报告没什么人看，但领导还是一如既往地说，要有新意。

阿梅有时会觉得恍惚，仿佛自己踏入了某个循环。她甚至不觉得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上好发条的闹钟，每天在相同的时间，做相同的事情，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就连早上上班的路线都是刻在时间里的轨道。七点起床，七点三十七分到地铁站，走到六号车厢，七点四十二分上车，五十分钟后下车。六号车厢正对扶梯，她会被脸色浮肿的人群涌到扶梯上。出站在闸机口要排三分钟，然后夹在拥挤的人群里过马路，经过便利店时买一个红豆面包和一瓶牛奶。步行八分钟到公司楼下，排队打卡，在工位上草草吃掉早餐。此时是八点五十五分，从未出错。

一潭死水的波动来源于一则小道消息——裁员。从年初开始，裁员的风声从各个角落吹出来，即便阿梅向来懒得参与同事的八卦聚会，这风还是吹到了她耳朵里。有人说，先裁35岁以上的，也有人说，去年背绩效的比较危险，还有人说，不续约的可能性大，因为比直接裁赔得少。阿梅默默在心里算了笔账，今年是她工作的第五年，正好到合同续约年。年度绩效是轮流背的，去年刚好轮到她。还有一点，是阿梅自己加上去的，她职级低工资低，所以赔偿也低，裁她，省钱。除了没到35，她发现自己完美契合裁员条件。

朋友圈里被裁的同学一个接一个，有几个甚至在劳动仲裁。新闻里也在铺天盖地地述说就业形势不好，连“失业博主”都变成了最拥挤的赛道。想到这些，阿梅觉得头疼得厉害。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焦虑。焦虑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失眠？这是老毛病了。缺乏食欲？好像有点。烦躁易怒？自从上班以来，心情一直低落。躯体化症状？阿梅晃了晃脖子，咯噔咯噔的关节响动提示她，最近脖子疼得厉害。拿起手机，打开医院公众号，连续几个周末的骨科号源都被约满了。她开始真的有些焦虑。打开大众点评，看着动辄五六百的心理咨询价格，她沉默半晌，最后选了一家最便宜的，体验价一百五十块一小时，评分尚可。

阿梅和威姐请了假，说晚上有事，下班就得走。她不明白，为什么到点下班需要请假，可大家都是如此，她也只好学着别人的样子。请假之前，琳琳劝她，最近风声紧，别冒尖，老老实实别被领导注意到。阿梅借口说身体不舒服，想回家歇一歇。琳琳叹了口气说，那你好好休息，没弄完的我来弄。阿梅笑笑说，谢谢琳琳姐，琳琳姐真好。

这是阿梅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工作室，一个叫沐沐的老师接待了她。沐沐给她一张SCL测评量表，包含90道选择题。阿梅交还给沐沐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三十七块五，阿梅默默计算。沐沐说，你有一点抑郁状态，但不严重。阿梅问，是抑郁症吗？沐沐说，只是状态，没有到“症”的程度。阿梅又问，那需要吃药吗？沐沐说，不用的，定期做咨询就可以。沐沐又拿出一套oh卡牌，阿梅挑出一张，上面画着一片深蓝色的海洋，潜水员在潜水，鲨鱼在四周，鱼钩吊在他们中间。沐沐问，从图片中你看到了什么。阿梅说，压迫感，和没有选择的无力感。沐沐说，你现在处于一个迷茫和彷徨的状态，就像身处海底，如果你想要去一个地方，要从小处开始，慢慢找到正确的方向……阿梅觉得她像在背课文，瞥一眼手表，半小时了，七十五块钱。阿梅打断了她，说自己经常失眠。沐沐建议说，可以尝试冥想，我们有专门的冥想APP。阿梅说，公司要裁员了。沐沐说，不要为未发生的事情焦虑，活在当下。阿梅说，感觉自己的工作很虚无，没意义，还挣不到钱。沐沐笑了一声说，我觉得做行政很好啊。阿梅什么也不想说了。最后五分钟，沐沐开始推销疗程计划，说和阿梅聊得很投缘，可以申请内部套餐，只要5999……阿梅摇摇头。沐沐拿过一只小熊挂件塞到她手里，说，麻烦给个好评哦。离开前，阿梅把小熊挂在了前台招财猫的手臂上，打开大众点评匿名写道：不太专业。

阿梅回到家，手机上显示一个未接来电，响铃只有一声，是琳琳。还有一条未读的微信消息，也是琳琳。“领导说要临时开会，让你线上参加，我打个电话做做样子，没什么事。你好好休息，微信不用回。”

疲惫感扑面而来。阿梅想把音乐声开到最大，可想了想合租房间的隔音效果，只得作罢。她倒在床上，戴好耳机，打开短视频。屏幕里一个戴着渔夫帽的人坐在礁石上，翘着的二郎腿上支一根鱼竿。他说，鱼在缺氧的时候会急着跳出来，所以会主动咬钩……阿梅皱了皱眉，水中氧含量过低的话，鱼只会集体翻肚皮。她长按选择“不感兴趣”。下一条是一个穿着白色夹克的歌手在唱rap。歌词描述了一个在上海打拼的外地女孩的生活状态，她听得很共情。最后一句峰回路转，“幽幽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竟开了。”起身拉开窗帘，阿梅想看看窗外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山茶花的东西。只见一只巨大的灰白色飞蛾趴在窗户上，惊魂未定的她慢慢靠近观察，是窗外，不是室内。她敲了敲窗户，玻璃的轻微震动惊了它，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要是真失业了怎么办呢？阿梅拉上窗帘，焦虑如同钻进窗缝的潮气丝丝缓缓地浸入皮肤。她曾经有过一段极度缺钱的日子。刚工作的时候，试用期工资四千。那时她第一次见到真实的上海。虽说阿梅在上海读的大学，可上学的上海和工作的上海不是同一个上海。上学时的上海是便宜的宿舍、便捷的交通、一堆同龄朋友和丰富的娱乐活动。工作后的上海不再温情脉脉，显露给她的是早高峰的地铁、超长的通勤、十平米的合租次卧和迷茫看不到光的未来。那段时间她仿佛一睁眼就能看到生活阴恻恻地冲她笑，眼神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刀子，直插心脏。生活质量的急转直下让她迅速陷入恐慌。她严格压抑自己的欲望，什么都不买，甚至把晚饭也省掉了。她开始把家往闲鱼上搬，手办、冰箱贴、旧衣服、生活用品，但凡是不常用的，一概被她搬到闲鱼上。每一笔二三十块的进账都会给她带来短暂的心安，然后就是翻箱倒柜，找寻还有什么可以转卖。缺钱让她对赌博式赚快钱更加迷信。跟风买了几支股票，纷纷买在最高点，阿梅一度怀疑是自己把股票买跌了三成。还买过几回彩票，一张也没中，就不再买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后来她想，还好当时钱不多，赔也赔不了多少。阿梅转正后的工资是八千块，在上海算不上多，总归要比之前宽裕，但她仍旧养成了极低的物欲和对金钱异常敏感的习惯。

这晚阿梅又失眠了。寂静无边的黑夜里，她听着自己的心跳，清醒地感受着时间的流逝。旧窗帘有些透光，窗外的路灯在墙壁留下暗淡的影子。影子上的墙皮已经开裂，像是老人家颤颤巍巍的皱纹，中间的插孔，是一张笑得很难看的人脸。

第二天，合租室友的洗漱声透过海绵耳塞传到阿梅耳朵里的时候，离闹钟响起还有十八分钟，手环提示她昨晚的睡眠时长是三个半小时。阿梅把头埋在枕头里，摸索着握住手机，像在等待一场必然到来的宣判。闹钟响了，她烦躁地眯起眼睛点关闭，又迅速阖上眼。脑海中不自觉地开始计算，多睡半小时的代价是打车要花八十块，万一堵车迟到还要再扣五十块，自己的睡眠好像不值这个价钱。

早上下了暴雨，无法骑共享单车。阿梅气喘吁吁地奔跑，终于在固定的时间把自己塞进了敞着嘴的六号车厢。她踮着脚，像被压扁的早餐面包一样紧紧贴在地铁门上。手里的雨伞蹭到了裤子，她一滴一滴数着落在脚上的雨水，觉得自己十分狼狈。茶色门玻璃上倒映着车厢里的众生相。上面的人只有两种状态，有座位的，无一不塞着耳机，垂下的头一啄一啄，像坏掉的弹簧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补眠。站着的，纷纷闭着眼睛，身体随着地铁的前进来回摆动，像一枝轻飘飘的芦苇。不同颜色的列车穿梭在巨大的地下迷宫里，人们每天相见，却素不相识。阿梅没由来地想起一句话——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她盯着门玻璃发呆，想起昨晚的梦。睡梦里，她好像掉进了沐沐手中的卡牌。深蓝的海底，她变成一条鱼，无穷无尽的鲨鱼把她围在中间，珊瑚摇摆着张开血盆大口。她觉得无法呼吸的时候，一只虾饵垂到眼前，她看到饵里藏着尖锐的鱼钩，但还是奋不顾身地咬了上去。

阿梅坐定在电脑前，打开前一天没写完的报告，机械地敲上几个字。思路像冬天断裂的枯枝，只剩下风干的残茬和参差的刺。电脑旁摆着琳琳上周送的喜糖，阿梅看着精巧的红色盒子，舔了舔嘴里的溃疡，好像又肿了些。威姐发来下午的会议材料，阿梅站在打印机旁边，看着打印机慢吞吞地吐纸。先印好一面，吐出来，再缩回去，印上反面，像一个衰老的清洁工疲惫地摆动手里的扫帚。每吐出七张，阿梅就取出来订上。左边距15毫米，上边距70毫米，她熟稔于心。咔哒，咔哒，订书机配合着打印机的节拍循环往复。庆幸的是，这个打印机不需要手动翻页，另一台需要手动双面打印的老式机器，像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她总也记不住翻页的时候该是怎么个顺序和方向。打印机发出缺纸的提示声，阿梅拆开一盒A4纸，抽出一摞，纸张锋利的边缘划破手指，留下细细的一条不明显的血痕。威姐打来电话，让她统计一份人员信息，要求尽快反馈。她发了消息到工作群，开始不断收到私信，有人直接来当面问她。统计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上报工作年限？和裁员有关吗？阿梅答不上来，只能说不知道，于是对方留给她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咨询电话响了，阿梅接起来，转接到对应的部门。有人过来说，饮水机没水了。阿梅赶忙给后勤部门打电话。市场部的同事拿来一摞发票，阿梅问，报销申请单填了吗？那人说，还没。阿梅说，填表、签字、再来报销。那人说，真麻烦。阿梅说，流程又不是我定的。闹钟响了，九点半，该上报未出勤人员了。阿梅看着一摞未装订的文件，仿佛看见了自己65岁的墓碑。

窗外云层很低，狂风大作，暴雨噼噼啪啪砸下来，像是科幻电影里末日来临前的样子。轰地一声，窗户被吹开，穿堂风裹着雨猛地灌进来，桌上的文件被吹得四处乱飞。几个人手忙脚乱地锁上窗户，哗啦一声，窗台上的几盆多肉，碎在了地上。

萎蔫的植物软塌塌地躺在地上，露出蓬乱的根。阿梅捏着干瘪的叶子，通通丢进了垃圾桶。多肉是她去年买的，那时她觉得工作越发虚无，除了每个月鸡肋的八千块，找不到任何意义。她按照网上的建议，买了些绿植放在办公室。想起来的时候，就洒点水，希冀它们给她带来一些自身存在的价值感，至少是上班的盼头——我的花还在等我。最先死掉的是发财树，接着是富贵竹和铜钱草，最后只剩下几盆不记得名字的多肉陪她忍受着时间。终于，在这场四月天的狂风暴雨里，它们一起宣告死亡。

阿梅看着地上破碎的瓷片，像是她被切割成碎片的生活。刚才被她扔掉的不是腐烂的多肉，而是她的生命力。

收拾完地上的一片狼藉，阿梅又接到威姐的电话。走进部门总办公室的时候，阿梅看到威姐也在里面，一脸严肃。刘总，您找我？阿梅问。这文件怎么回事？没有用印申请怎么盖的章？阿梅盯着A4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低声说，这文件我好像没见过……威姐打断她，刘总，她还年轻，工作难免有疏漏。这是疏漏的问题吗？用印都这么随便了？流程是摆设吗？……阿梅想为自己辩解，却被威姐一个眼神堵了回去。

从刘总办公室出来，威姐对阿梅说，这个事情你先不要声张，还要再调查的。阿梅说，我真没经手过那份文件。威姐说，你要相信公司。阿梅说，可是……威姐看着阿梅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别声张，等调查。阿梅看着威姐的背影渐渐走远，感到有些眩晕。

两个礼拜过去了，阿梅没有等到调查结果，但等到了天气放晴。从医院出来，阿梅把手机举在斜上方。视频软件里在播放一部战争片，主角被头朝下按在水里。她皱着脸仰了仰头，好像在验证自己没有被按着脖子。肌肉传来一阵拉扯的痛，她在肩颈之间用力揉捏着。她已经不记得脖子不痛是什么感觉了，甚至已经习惯和疼痛共存。只是在偶尔扭头的时候，肌肉的牵动提醒着她，她有一个不健康的颈椎。刚才在诊室里，医生指着X光片说，颈椎反弓。阿梅问，能治好吗？医生说，平时多仰头，止痛贴可以缓解疼痛，严重了就手术。阿梅记下了，去药店买了十盒止痛贴。

离开药店，阿梅收到好友安琪的微信，“我辞职了，庆祝一下？”阿梅回了一排夸张的问号和一个吃惊的表情包，“下午？正好我今天请假。”“海洋博物馆？”“可。”

安琪也是海洋学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转行，去互联网公司做了产品经理。实习的时候，她劲头足得像只追赶猎物的豹子，满脑子都是“创造价值，拥抱意义”。随着工作内容越来越杂、下班时间越来越晚，她发现日益增长的，只有地上的头发和胸口的戾气。“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安琪说。

白色展台上的一排排玻璃瓶子，唤醒了她们记忆中实验室标本的味道。阿梅想起有篇论文提出，人类都是由鱼类从海洋向陆地进化而来的。鱼类花五亿年进化成人，然后被人禁锢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它们凸着眼睛，冷漠地看着外面的世界。

“工作就像福尔马林，我泡在里面，活得像个栩栩如生的尸体。”阿梅说。

“工作是理想主义者的坟场。”安琪说，“我的时间消耗在无休止的拉通对齐上，几年下来最精进的技能是表情管理。有段时间我感觉工作就像不断涨潮的海水，我快要溺死在里面，于是疯狂投简历，企图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直到有天晚上十一点，我坐在顺风车里，突然想明白了，游不动，就先不游了吧，辞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会担心所谓的‘和社会脱节’吗？”

安琪就笑笑：“我反倒觉得，那些不上班的人，比我和社会的连结紧密多了，精神状态也比我好。”

阿梅也笑：“有时候我想，每天两点一线，做重复的事，说重复的话，写重复的报告，忙起来的时候连新闻都没空看，这才是真正的和社会脱节吧。”

“我观察下来，脱不脱节和上不上班，倒也不直接相关。或者说，看如何定义‘脱节’了。脱节的前提是有一条普遍的轨道，所有人都按照既定的流水线走着，因此和主流路线不一致的，便会成为所谓‘脱节’的异类。现在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固定的轨道逐渐消失，社会不再具有单一形态，互联网更让人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既然连‘节’都不存在，又何来‘脱节’一说呢？”

“你的意思是，所谓‘脱节’，其实是以前的人们对于主流水线以外的生活方式的惶恐，而这种惶恐的来源仅仅是——身边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可是人为什么要在流水线上生活呢？我们一板一眼地、按照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流水线方向行至如今，真的感觉到快乐了吗？”

阿梅叹了口气，说：“最近有句很火的话叫‘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可我看那些旷野上的人，来来回回还是那么几个选择。自媒体、写小说、或者重新上班。似乎旷野上仍旧铺满了轨道。”

“或许吧。不过轨道和轨道也是不一样的，有的轨道周围长满了密密丛丛的花儿，有的轨道周围一片荒芜。”

阿梅沉默片刻，又问：“你说，我们究竟是在追逐旷野，还是成为了旷野的奴隶？”

“我不知道。”安琪盯着展台上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子，“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平静地、发自内心地说出，我很快乐，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我怕有一天我会像习惯脖子疼一样习惯这种沉闷的日子。”阿梅凑上前，观察着被福尔马林浸泡得有些褪色的鱼，“先是忍耐，然后习惯，最后麻木。又或许在生活这个课题上，麻木才是最高阶的清醒。”

“麻木算不算一种‘被动式逃避’？感受可能会消失，但问题不会。”

“我也常常幻想如果辞职会怎样，但我总是不敢。大概是囿于社保，或是所谓的社会压力，又或是其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当然，主要还是没钱。”阿梅笑笑，“我现在这点工资，算不上穷困潦倒，但也看不到什么希望。我好像总在等待一个契机，让我心安理得地离职。似乎‘被动离开’要比‘主动离开’体面一些。”

“如果是恋爱关系，好像主动提分手的那个人才是抢占先机的。”

“可是在工作中，‘主动离开’似乎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不瞒你说，我甚至期待自己被诊断出什么奇怪的病，这样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辞职，不用忍受别人的非议——比如这个人不适应社会，或是逃避责任之类的。”

“可是，‘被动离开’和‘主动离开’的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一样，可是含义不同呀！‘被动’的负罪感轻，内心更容易接受，毕竟‘错不在我’——是公司砍了业务线，或者生病也非我所愿。”阿梅笑笑，“不过，我就快如愿以偿了。”

“啊？”安琪把视线移向阿梅的颈椎，上下打量着。

“我的意思是，公司要裁员了，我大概要背一个指标。”

“哦哦哦……那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终于要脱离苦海？”

“是重获新生！”

两人笑作一团。

“我想请个长假。”阿梅打开手机日历，“就五一吧。我还有四天年假，正好可以凑九天。”

“打算去哪？”

“大连。我想看看海。”

大连的天晴得像大病初愈。阿梅走在街上，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他们修缮房顶的那个下午——阳光洒肩头，仿佛自由人。什么是自由？或许是阳光无需透过浑浊的玻璃窗贴膜就可以晒干潮湿的头脑。

从大连回来后，阿梅的失眠有所好转，尽管偶尔仍需晕车药的辅助。公司里的窃窃私语从未停下，总有消息灵通的同事从风吹草动里察觉到各种细微变化。比如谁在面试，谁在站队，谁在送礼。诸如此类的坊间八卦，阿梅实在懒得听。其中最让她惊诧的消息是，威姐竟然怀孕了。同事告诉她，这叫战略性怀孕。阿梅问，什么意思？同事说，防止被裁。阿梅沉默了。

全体员工大会的前一天晚上，阿梅又失眠了。凌晨三点，她不得已吞下一粒晕车药。

预计一个小时的会只开了十分钟。裁员名单让她意外而不知所措，竟没有自己的名字。期待落了空，这令她感到失落，像是终于走完一条耗尽心力的长路，却发现回到了起点。至于这失落里有没有夹杂一丝微弱的庆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阿梅坐在工位上发呆，琳琳不在。同事过来压低声音问她：“知道琳琳为什么被裁吗？”阿梅摇摇头。同事左右看看，小声说：“印章那个事，琳琳背的锅。”阿梅瞪大眼睛，忙问：“那实际上是谁？”同事讳莫如深地摇摇头，过一会儿，又神神秘秘地说：“听说和威姐有关。你别说出去。”过会儿，又补充道：“琳琳三十多了，今年才结婚，估计马上要怀孕休产假。威姐么，给人力部送个顺水人情，这么一搞还能少赔点。”阿梅惊得说不出话。有人过来通知阿梅，威姐找她。同事使了个眼色说：“你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威姐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你去年绩效不好，本来这个指标要落在你头上。但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阿梅看着威姐战略性隆起的小腹，那里面有一颗崭新的心脏在跳动。她忽然想起那条被她放回海里的褐菖鲉。

或许，它真的是自愿咬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