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说到音乐节的事情了。不过要事先说明，我这个人既不愤怒也不抑郁，不然会有人以为我是在音乐节上跳水或者飞叶子的那种。我接受各种各样的音乐，这从我的播放列表就可以看出来，里面有民谣、摇滚、朋克、电子、后摇、爵士、流行、古典，等等等等，有一阵子甚至出现过死亡金属。在我看来，音乐节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和躁动，空气中漂浮着的都是荷尔蒙和汗水的味道，我之所以热衷于参加音乐节，大概是因为我实际上已经不再年轻。

我当然也年轻过，但在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音乐节。那时候MP3都属于时尚潮人的配置，街上还能看到很多音像店，十几平米的门面，门口立着两个低音炮音响，进门的台子上摆着DVD，可以租可以买，电视剧居多，也有电影；还会有一面货架上摆着CD和磁带，基本都是盗版的，谁火就盗谁，那个时候周杰伦火得如日中天，一家店里至少可以数出20种他的碟，五花八门，鱼龙混杂。

CD机价格昂贵，中学的时候我买不起，听的主要都是磁带，盗版磁带的音质真是让人难以忘怀，总有一种隔着门板听屋里电视机声音的感觉，还动不动就卡带，需要一点一点从转轴上解开，然后拿铅笔卷回去，一不小心就弄花了，播放的时候卡兹卡兹乱响，实在算不上是愉快的听歌体验。大一结束后我得了一笔奖学金，然后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台索尼的随身CD机。我去电子城的时候，满眼都是各种MP3的广告，方便小巧时尚酷炫，价格还比我要买的CD机便宜不少，但是我目不斜视地走向了CD机的柜台。一个时代的产物正在慢慢消亡，我却满怀热情地将它拥抱，那时候我肯定不知道，MP3只流行了五六年，也迅速地走向了消亡。

这个CD机此刻正躺在我的杂物箱里，压在一大堆CD的下面，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它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转得动。偶尔我会取两张CD拿到车上去听——事实上，我也很少打开车上的CD，现在只需要将车载音响通过蓝牙连上手机的播放器软件，我就可以听到任何自己喜欢的音乐，随意挑选，随时切换，超高压缩比率的音质似乎也并不比CD差。碟片塞在CD仓里，基本几个月才有机会播放一次，当年我辛辛苦苦到处淘CD的时候，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将它们弃如敝履。

那时候能够买到CD的地方并不多，新华书店里价格昂贵，我买不起，街边音像店里的盗版CD虽然便宜，却基本都是当红歌手的专辑和劲歌金曲合辑，后知后觉我才听说了打口碟这种东西，论坛里有网友指点说买打口碟可以去珠江路，找那些路边站着卖Windows光盘和盗版DVD的人。我就是在珠江路遇到沈筱的。

珠江路很长，分布着几家电子商城，人行道上隔几米就是卖碟的，一些大叔大妈手里拿着几张光盘，站在路边晃晃悠悠，等你走得近了，便凑上来问你要不要盘，眼神极度暧昧，意思是什么样的盘都有，系统软件单机游戏电影电视剧，日韩欧美有码无码，身上没有背后的仓库里有。然而打口碟却不是每家都有，我找了好几家，终于在一个街边支着桌子的中年男人那里问到了，他带着我拐进街背后的小区，在一个堆满各种碟片的房间里，指了两个大纸箱子给我。我弯下腰一看，箱子里堆得乱七八糟，花花绿绿的壳子上什么国家的文字都有，绝大部分歌手我都不认识，我说，我得慢慢挑一挑。中年男人喊了个小伙子过来看着，自己又出去守摊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领了个顾客进来。我看了一眼，是个瘦瘦的女生，牛仔裤白衬衫，她把头发扎起来，蹲在另外一个纸箱子旁翻碟。

这就是我初次见到沈筱的场景，那间屋子因为常年堆积商品，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时隔多年之后我都能够忆起，那种味道里混合着塑料、油墨、灰尘、霉菌的气息，并彰显出某种宿命的意味。我还记得，当我转身望向门外时，十月下午的阳光照进了楼道，在地面投下楼梯的阴影，而沈筱的侧脸就在我的视线里，表情专注，嘴角带笑。

沈筱说她对这些都毫无知觉，只记得守在一旁的小伙子接到一个电话，大吼一句就直接冲出去了，似乎是外面打起来了，她扭头一看，房间里就剩下了她和一个呆头呆脑的男生——这是她的原话。

当时我们俩面面相觑，分不清状况。沈筱压低了声音问我：“是不是没人管我们了？”

我说：“好像是的。”

她说：“那是不是我们拿着CD走了的话，也没人找我们收钱？”

我说：“好像是的。”

她猛地站起来，说：“那还不走！”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只见她收起选出来放在地上的几张碟，径直走到门口，探出头往外看了看，然后朝我招手示意，“没人。”

老实讲，有生之年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其中的新奇和刺激完全蛊惑了我。我慌忙拿起自己选好的碟，跟着她走出房间，结果刚走出楼道，就看见那个小伙子飞奔着跑回来。这下沈筱反倒慌了，畏畏缩缩地退到我身后，我想，跑是跑不掉了，面子不能丢。于是我挺直了腰杆，迎上去理直气壮地说：“跑哪里去了啊？到处都找不到人，我们要买碟！”

尽管小伙子一脸狐疑，我们还是若无其事地交了钱，默默地走出小区。走到街上的时候，沈筱才说：“喂，你刚才为什么不跑！”

我说：“你跑得掉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沈筱说：“这样更好啊，你拉着我在前面跑，一群人在后面追，好带劲。”

这就是20岁的沈筱说出来的话，足以说明她还是个被偶像剧荼毒的少女，或者说，那时的她还有着无数天马行空的幻想。但是我对她的鄙视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不到，我们在肯德基里喝可乐的时候，情况就反过来了。

沈筱的父母是某个地级市的高官，她从小被当作掌上明珠，要什么有什么，我手头视若珍宝的CD机她已经用坏了3个，她有个表哥在国外学音乐，家里堆积的CD有上千张，所以那天她轻松实现了对我这个小镇青年的全面碾压。

她表情十分夸张地说：“不会吧，你竟然没听过Nirvana！The Doors呢？也没有？Pink Floyd总听过吧？也没有？那你听过什么？Beatles?果然，我猜你也就只听过这个了。”

“还有Bob Dylan——”我弱弱地回答。

“得了吧，全世界都听过Beatles和Bob Dylan，我看看你选的碟呢，Queen，Coldplay，枪花，这些还可以，竟然有Britney Spears，天哪，Avril都比她好100倍，看来你的品味还有待提升，要补的功课还很多，我回头借两张碟给你听吧——你喜欢听哪种类型？”

“我没什么概念，好听就行。”我的这个偏好倒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这个太难，我得有个参照，你现在CD里听的是什么啊？”

我心知又要接受一轮嘲讽了，干脆不说话，默默地打开CD盖子给她看：里面是一张王菲的《将爱》。

果不其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你一个大男生竟然听王菲，笑死我了。”

“听王菲怎么了，我还听谢霆锋呢。”我破罐子破摔，故意跟她犟嘴。

“是啊，他们虽然分手了，但你的风格还是统一的。”

无力反驳，我只能拼命地咬吸管。现在想来，似乎每次我和沈筱的谈话，都是在她的打击和嘲讽之下进行的，让我逐渐练就了今天这种臭不要脸的本事。

几天后，沈筱喊我过去拿CD，她的学校也在大学城，从我们学校门口坐两站公交就能到。我们在食堂碰面，她递给我两张碟，说：“以你现在的水平，也就能听听这个了。”

我低头一看，一张是Sophie Zelmani的《Sing And Dance》，一张是The Cranberries的《Bury The Hatchet》。因为种种原因，这两张CD到现在依然在我手里，和那些我多年没有再动过的CD躺在一起，我也几乎忘记了，当年一开始听到小红莓时那种惊为天人的感觉。我只记得那个时候的我激动异常，隔天就跑去找沈筱，说：“小红莓的歌实在是太好听了，你还有没有他们的CD？”

沈筱说：“有啊，但是我不会借给你的。”

“为什么？”

“我手头有他们的《Treasure Box》，2002年出的回顾珍藏版，小红莓2003年解散了，所以这套是绝版，不能借给你，丢了就再也没有了。”

“万一他们又重组了呢？”

“没这种可能，乐队解散后基本都各自发展了。”她摇摇头，叹了一声，“好可惜，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唱会。”

没想到我一语成谶，小红莓居然真的重组了，然而那时候的我也没有预想到，当重组后的小红莓2011年来到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和沈筱已失去联络多年。

算起来其实我和沈筱并没有见过特别多次面，可能我在舞台上见到她的次数都比生活中我们单独见面的次数多。沈筱是她们学校艺术团的，跳现代舞，每次有演出的时候她都会喊我过去看，尽管后来我发觉她可能是群发的信息，但是我基本每次都去了，在台下默默地看着她在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如精灵般舞动、跳跃，然后用力地鼓掌尖叫。

到如今我可以大方地承认，我喜欢过沈筱，就在她跳舞的某个瞬间，可惜的是，那个瞬间被我遗忘了，是我故意掩藏的，时间一长，连我自己都找不到了。我不得不掩藏我喜欢她这个事实，是因为我觉得她不会喜欢我，对此我并不十分确定，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沈筱要出国。

整个大学阶段她都在为此事做筹备，修学分，考雅思，并在和我交谈的过程中时不时畅想起在美帝国主义生活的日常。看着她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终究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世界是有差异的，我们将来的世界会更加不同，甚至处在地球的两端，相隔万里，昼夜对调。这种无法确认的虚无感和绝望情绪阻止着我往前更进一步。可我还是忍不住会去看她的演出，给她带面包和奶茶，陪着她走回寝室，有时候我也会堂而皇之地去找她蹭饭，理由是我们学校食堂太难吃。

即便如此，我们相处的时光依然屈指可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聊些什么呢？除了音乐。我记不得了。大概还有舞蹈吧，她说她虽然不是团里跳得最好的那个，却是最用心的那个，因为她发自内心地热爱跳舞，她的偶像不是任何摇滚明星，而是邓肯。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马刺队的邓肯，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发现。

偶尔沈筱也会主动约我一起去酒吧看演出，很多歌手和乐队那时候还毫无名气，即使酒吧里只有二三十个人也表演得异常卖力，挥汗如雨，现在他们经常出现在各大音乐节的舞台上，听着台下的观众高喊着他们的名字，牛逼得惊天动地。我们一起看过的演出也不多，三场或者是四场，记不清了，每次沈筱都嫌玩得不过瘾，回去的路上就会提起迷笛音乐节，那时候迷笛还只是一小撮人的狂欢，每年只在北京举办一次，她说她很想去迷笛音乐节的现场放开来Pogo，够胆还可以试一下跳水。

我说：“好啊，明年我们一起去北京看迷笛。”

沈筱想了想，说：“一起去就没意思了，我们应该分开去，然后在现场偶遇。”

她总是能够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些花样来，我说：“这个不可行，现场围得像水桶一样，都只能看见后脑勺，没有偶遇的机会。”

她说：“有大屏幕啊——这样吧，如果我们在大屏幕上看见了对方，也算偶遇，然后就打电话给对方约地方碰头。”

我答应了她。她实在是太天真了，竟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作弊的漏洞。事实证明，太天真的是我——2005年迷笛还没有开始，沈筱就去了美国，离开前都没有跟我道别。我最后一次见到沈筱还是在舞台上，她所在那一届艺术团的告别演出，跳舞的时候她依然专注依然轻盈，谢幕时却无法抑制地捂着脸哭了，我也跟着难过起来，很想拥抱她。

我没有机会拥抱她，不仅如此，我们连指尖都未曾触碰过。年轻的时候我很容易记仇，她一声不吭就走了，这件事情在我心头梗了很久，所以也没有主动去联系她，我们之间唯一的关联就是QQ了，时差原因，我很少看见她在线。记得有聊过两次，具体内容早已忘记，印象中她过得很好，我也无甚挂牵。

几年前，我的QQ账号被盗，没能找得回来，我和沈筱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就此断了联络，我们各在地球的另一端，除了那些零零散散的记忆，和两个陌生人几乎没什么区别。我很少会想起她，因为我也有了新的生活，那些年代久远的记忆很容易就被新的记忆所覆盖，蠢蠢欲动的感情也会被痛彻心扉的感情所驱散。只有在音乐节的现场，我会额外地想起沈筱，大屏幕上那些大墨镜红嘴唇的年轻姑娘们，全都像极了沈筱那些年的模样。

我之前说过，我参加音乐节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想证明自己依然年轻，但是在去年某一次草莓音乐节上，我突然就感觉自己无法伪装地老了，我跳不动也喊不动了，远离人群，坐在树荫下，拱手让出战场。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参加的音乐节，竟然相隔有十年之久，我又想起了沈筱，以及我们那个未实现的约定，于是我虚构了一个故事，一对错过的恋人多年后通过音乐节的大屏幕重逢。我把这个故事投给一个音乐类公众号进行了发表。

正如你所猜想的一样，沈筱看到了这个故事并找到了我，因为她恰好是这个公众号的订阅者，而文章的末尾恰好放上了我的微信号。不管你相不相信，原来人世间的分离和相遇都是如此轻易。

沈筱后来告诉我，虽然我用了笔名，但是文章的风格和音乐节相遇的桥段让她确信作者就是我。这样的重逢自然是让人欣喜的，更加意外的是她正好回国度假，在老家处理一些事情，最后会在上海待2天，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考虑了5秒钟，然后就买机票飞到了上海。

上午十点我就到了虹桥机场，租了一辆车，直接开到沈筱住的酒店，她在大厅里等我。我一走进去就看见了她，她坐在沙发上低头翻看一本杂志，在珠江路的那个仓库里，我第一次看到沈筱，也是这样的侧脸。然而十年过去了，有些东西还是变化了。

沈筱老了，尽管依然美丽迷人，但她终究不再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少女了。她比朋友圈里的照片看起来要憔悴一些，依然很瘦，但是气质变得沉稳许多，头发也长了，化了淡妆，穿了长裙，裙角掩着一双红色高跟鞋。

沈筱也看见我了，微微一笑，站起来迎接我。她伸出手来，我轻轻地握住，低头亲吻了一下她的手背。这种中产阶级的仪式感无形中拉开了我们的距离，好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机会维持多久。

我说：“跟我走吧。”

“去哪儿？”

“去苏州，太湖，迷笛音乐节，今天是第二天。”

她愣住了，一脸困惑地说：“现在？”

“对，现在，我租了一辆车，马上出发，2个小时就能到。”

沈筱的脸上依然是不可思议的表情，我不想解释为什么会冒出这个想法，也不想说明这样做能带来什么，只是直直地看着她，等待着她的回答。

沈筱犹豫着说：“但是我这身行头不对啊，我也没带合适的衣服。”

我说：“这个不是问题，旁边就是南京路。”

沈筱抿着嘴唇想了大概有一分钟，在这一分钟时间里，我终于承认，沈筱从外表到内心都已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充满新奇幻想的少女了，她有太多的东西要权衡，变得不再自由和轻盈。

突然地，沈筱眼神一亮，笑容在脸上漫开，她拉起我的手，说：“走！”

我们冲到南京路的第一百货，沈筱迅速地买了牛仔裤T恤衫运动鞋和一个双肩背包，我在超市里买了饮料、零食和香烟，我们把东西扔进车里，拐上延安高架，穿过静安区和长宁区，不多久，就上了沪渝高速。

我把汽车音响连上手机，大多是那些年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歌手和歌曲，音乐抹去了我们十年的疏离，每到副歌部分我们就跟着唱，沈筱的情绪异常高涨，差点要爬天窗，她都忘了自己一个小时前还在拼命纠结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一路高歌着开进了苏州，开到了太湖旁边的七都镇，一头扎进音乐节的狂欢现场。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激动和最疯狂的音乐节，鉴于我已经不再年轻，这样的情形余生也可能不会再有。原因或许是因为阴雨和泥泞，沈筱拉着我冲进人群中央，全身都沾满了泥浆，她如愿以偿地跳了一次水，即使姿势并不算完美。或许是因为重逢的魔力，十年之后我们被命运之手再度牵连，然后发现两个人的世界越来越趋同，除了音乐之外的话题，我们全都能聊到一起。或许是因为沈筱的存在，我们俩在整个过程中状若情侣，严格地说，那一天我们是真正的情侣，我们在人群中亲吻过，也在租来的帐篷里做爱过。无论如何，这样纵情欢愉的时刻，同那些年少岁月一样，难以重现，甚至于，转瞬不见。

第二天早上，我先醒来，换上衣服走到湖边抽烟，一边想着接下来的事情。沈筱在美国结过婚，前两年离了，现在是单身，在芝加哥做舞台剧的dancer。如果可能，我倒是愿意和她在一起，前提是她愿意回国，我虽然已经32岁了，却依然没有能力去国外定居。这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还没理出头绪，沈筱出来找我了。她重新换上那一袭过膝长裙，恢复了原有的身份。她过来借了一根烟，我们并排蹲在草地上，望着烟波浩渺的太湖，吞云吐雾，一言不发。

沈筱伸手一弹，烟屁股飞出去老远，在地上溅起几星火花。“最后一根烟了，不抽了，在昨天之前我整整五年都没抽过。”她对我说。

她说的是她在美国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她家里出了事情，所有资产被冻结，导致她不得不以生存为目的嫁给了前夫，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两年。

“唔，我是戒不掉了，抽了十年。”我说。我知道她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并不如意，所以刻意避开谈论这些。

她长叹一声。“有些东西好戒，有些不好戒——”她站起身来，“我们走吧，我约了人，中午之前要赶回上海才行。”

回去的路上，我们各怀心事，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音响里依然是播放的那些歌曲，车里的氛围却与昨天过来的时候截然相反。沈筱试着讲一些她在美国的趣事，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在我听来却并非如此。

我忍不住问她：“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国发展？”

沈筱说：“想过啊，但是作为一个dancer，在国内没有生存的土壤。”

“但是国内有你的家人和朋友啊——”我顿了顿，“还有我。”

沈筱笑了笑：“你们都很重要，但是我想要追寻的东西也很重要。”

我脑袋一热，对她说：“沈筱，你回国吧，我可以给你想要的生活。”

说完我就踩了一脚刹车，恨不得把这句话给刹回去。

沈筱扭头望向车窗外，我们默契地假装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把音响的音量调大，这样车里的安静就显得不那么令人尴尬，偶尔碰到轻柔安静的歌，我都会直接切掉，我们就这样飞快地离开了苏州，朝着上海驶近。

过了好久，沈筱突然说：“你听歌的时候都是用随机播放模式吗？”

“是啊，我喜欢随机播放。”

“为什么呢？”

话说我还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了想，才回答她：“随机播放的时候，我不知道下一首歌会是什么，这种不确定会让我对下一首歌有所期待，”

“可是碰到你不想听的歌，你还是会切掉。”

“偶尔吧，大多数时候我都会一首首听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当你选择随机播放的时候，列表里的有些歌，似乎从来都没有轮到过，或者很少轮到。”

经她提醒，我才发现的确如此。比如，我的播放列表里有五百多首歌，其中有5首是小红莓的，但是从昨天到现在，他们的歌一首都没有出现过，不仅如此，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很少听到他们的歌被随机播放到。

“所以，你听歌的时候是按照顺序播放吗？”我问她。

“是的，以前我也选择随机播放，但是现在我会一首一首地听下去，偶尔也会切歌，但是下一轮的时候，这首歌可能就不会被切掉了。”

“不会觉得缺少了点乐趣吗？播放顺序长期不变，听完这首歌的结尾，下首歌的前奏都会在脑海里自动响起。”

“但是这样我就不会漏掉任何一首歌，我喜欢列表里的每一首歌，我只会在某个时刻不想听到某首歌而已，但是我知道它在那里，我确定不久之后我又会听到它，而不会在随机中被遗漏，我喜欢这种确定性。”

我的一位数学家朋友后来告诉我，从理论上来讲，每首歌被播放到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算法是基于一个无穷大的分母，所以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如果我们活得足够久，是不会有任何一首歌被遗漏的。

那时候我没有想起这位数学家朋友，而是想起了我的物理老师，他在课堂上讲过，量子力学里面有个不确定性原理，具体的内容我没听懂，但是我记得他站在讲台上，以高深莫测的哲学家姿态对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连宇宙当前的状态都不能准确测量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可能预测将来的。

这番话振聋发聩，击穿了我弱小的心灵。

我对沈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我们不要被一些看似确定的东西所束缚，小红莓解散了结果又重组，枪花和绿洲说不定也能重组，王菲和谢霆锋说不定还会重新在一起，everything is possible。”

我的潜台词是：我们也可能会在一起。

沈筱反问道：“那Nirvana可以重组吗？Beatles可以重组吗？”

我说：“那不一样，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沈筱突然情绪激动起来，说：“我知道一切皆有可能，我知道失去的并非没有重新获得的可能性，可是我们根本就无法把控这一切，就像我七天以前都没想过会和你重逢一样，因为没有想过这些可能，所以我从来没有心存期望，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因此可以安安心心地生活，我们为什么要为虚无缥缈的希望而浪费自己的人生!”

“可是——”

“算了，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沈筱像是非常疲倦一般，打断了我的话。

其实我们都明白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不再年轻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说话变得委婉含蓄，很难再直抒胸臆。

我很想再说点什么，沈筱已经把座椅靠背调低，闭上了眼睛，“好了，我们不要再谈论这个话题了。”

我们还能谈论什么呢？汽车经过一片山丘，田野间雾气弥漫，前路一片迷茫。

沈筱不让我送她去机场，我把车停在酒店门口，保安示意我们不能久停，因此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告别。

沈筱探过身来亲吻我的脸颊，说：“谢谢你，我会永远记得昨天的，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

我的心里塞满了千万种情绪，如千万条溪水奔流到大河，却被堤坝牢牢地拦住。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决定回国了，一定要告诉我，万一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人呢。”我勉强笑了一下，试图让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在开玩笑。

沈筱说：“不要这样，好吗？你可以将自己沉浸到那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之中，但是请不要对我们的未来心怀希望，不管我回国还是不回国，都不要。你应该在心里憋了很久，一直想问我当年为什出国前也不跟你告别、出国后也不跟你联络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不想让你被我牵绊，那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喜欢你的啊。”

那一刻，我感觉驾驶座变成了一把电椅，无数条细细的电流从脚底一直通到头顶，我浑身颤栗，甚至于手脚都失去了力气。

沈筱说：“此时此刻，我也是喜欢你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时空交错的路口，能遇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如果回去后你又联系不到我了，不要着急，就当是和十年前一样的游戏。”

沈筱说完，侧身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我喊住她，她扭过头来看着我。

我有千言万语，却只有机会说一句。

我说：“再见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再见也可以具有如此丰富的含义。

“再见。”沈筱笑了笑，走下车从后座拿走背包，走了两步，她又转身回来，敲了敲副驾驶的窗玻璃。

我摇下车窗，她弯下身对我说：“记住，听歌的时候不要随机播放。”

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旋转门，我的眼角也渐渐湿润，年纪增长后的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再轻易地悲恸和落泪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稳住情绪，拿起手机来，将播放模式改成了顺序播放，还没驶出静安区，我就听到了小红莓的歌曲，久违的前奏，久违的声音，“hope you never grow old, hope you never grow old……”

一年多过去了，我的手机一直都是顺序播放，我和沈筱也没有再联系。

事到如今，我终于决定讲一下我第一次去音乐节的事情了。那是2005年，在北京的海淀公园，我独自一人，全副武装，挤到人群最里面，又蹦又跳，又喊又撞，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走到角落里，找出手机给沈筱打电话，我拨出了那个已经变成空号的号码，对着手机话筒说：“喂，沈筱，你看见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