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阿勒泰》大火的这个夏天，我带着《额尔古纳河右岸》重返额尔古纳。然而这一次，距离上次，时隔11年。

11年前的一个深秋，我漫无目的地踏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一个背包，一张硬卧，我从北方的家乡出发，向更北的地方走去。铁轨与车轮摩擦，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在枕边私语，不过这嘈嘈切切并不影响我的睡眠，在我看来，这和江南的枕水而眠并无二致。第二天一早，列车上的早安问候还没来得及从头顶的音响钻出，窗帘也没有渗进一丝光线，红烧牛肉面的味道就裹挟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生硬地把我唤醒，火车抵达了有41号界碑的边陲重镇——满洲里。

当时网络并不发达，人们还没有现在的智能手机，网上也就查不到什么攻略，更没有现今所谓的“网红打卡地”。由于出行前没有做充分的准备，所以并没有对这个城市有过高的期待。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在售票处，我问售票员：“从这里出发，一夜能到达最北的地方是哪里？”售票员就递给了我这张粉色火车票。彼时，我还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果然，出了车站，连出租车也叫不到。辗转几条线路的公交车，来到了市中心，这里的街道命名很直白，叫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等等道街……在当时，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商铺门口扩音喇叭循环播放的俄语叫卖声：“努咕噜帕莎，瓦伊瓦伊，瓦伊瓦伊……”临街的好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叫卖声，感到有趣便进去转转，里面卖的是一些小商品，指甲刀、苍蝇拍、不锈钢盆……我自作主张地将这句话翻译成：“各种小商品，一律两元，一律两元……”这种店非常受俄罗斯人喜爱，众所周知俄罗斯不发展轻工业，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日用品，对于他们来说都很难得。老人们说，再早些年，对面的“老毛子”（北方人习惯这样叫苏联人）从这里回去会带高压锅、缝纫机和自行车。

讲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在东北，人们把葵花籽叫做“毛嗑”。也是老人们说，起初我们吃这东西的方法很笨，半天也打不开一个，但“老毛子”嗑得很快，唇齿间轻轻一嗑，一个完整的葵花籽就直接进嘴了，整个过程十分连贯和流畅，东北人是个善于总结的群体，于是就把这东西叫做“毛嗑”。直到现在，这种叫法依然在东北民间是最普遍地存在，但我敢打赌，没有几个人知道“毛嗑”为什么叫“毛嗑”。

当然，这里令人惊奇的还不止“两元店”，街上随处可见来此贸易的俄罗斯人，入夜，华灯初上，点亮了这个城市的街景，也照亮了属于这座小城的独特风情，一瞬间仿佛置身莫斯科的老阿尔巴特街。街上停满了俄罗斯牌照的右舵车，当然也有左舵车。在远东地区，俄罗斯是不限定汽车是左舵还是右舵的，并且同样一辆车，右舵要比左舵贵。

这里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蒙古人（蒙古国）。蒙古人走在街上，和蒙古族人并没有分别，他们语言相通，习俗相同，文化甚至是礼节都相差无几。白天他们都是精明的生意人，到了晚上，他们走进灯红酒绿的屋子，去过自在的夜生活。俄罗斯人会去一些俄语招牌下的酒吧，喝whisky，如果人满为患，他们也不介意坐在黄铜路灯下喝酒，这倒是和香港的兰桂坊有几分相似。蒙古人则走进奶茶馆，要上几瓶白酒，高兴就边唱边喝，不高兴就边骂边喝，总之喝酒是最必要的解压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奶茶馆可不只是卖奶茶。这样的店铺通常在早上是早餐店，经营蒙式早餐，奶豆腐、奶皮子、奶渣饼和奶茶等各式奶制品，还有布里亚特包子，十足的牛肉馅，香得让人难忘；白天会经营成跨国餐厅，有俄餐、蒙餐和中餐，常常在一顿饭中，你既可以喝到俄式的苏伯汤，也可以点上一份手把羊肉，最后再来一份烧茄子大米饭，一顿饭吃出国际范儿；到了晚上这里就成了蒙古人、蒙古族人的酒馆。蒙古人喜欢喝酒，也常常喝醉，醉了甚至会将酒瓶摔碎、窗户砸碎，但第二天一早，酒一醒他们又会斯文地道歉，并照价赔偿。我的爷爷是从小生活在牧区的蒙古族，他说，他们的确就是这样喝酒的。在这里我不想讲我爷爷的故事，但我爷爷很有故事，可以以后再讲。

11年前，我在额尔古纳河的尽头，从满洲里溯源而上，到拉布达林、到室韦，一路上，蜿蜒曲折的额尔古纳河养育着两岸的世世代代；11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踏上这条路，出发，去寻访激流河、去寻访玛鲁神，去寻访那些消失已久的游猎民族。大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像一对夫妻，哺育了世代的游猎人，在那片密林中，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长久地停留，在密林的风里出生，也被密林的风埋葬。也不知是额尔古纳守护着他们，还是他们守护着额尔古纳，总之，他们相依相偎，彼此信任，彼此需要。还有那些古老而神秘的宗教，是戴着面具和对自然敬仰的欢跳，是对族人的守护和能与神明谈判的骄傲。那时的人们从未怀疑过，萨满是否可以庇佑所有人，也从未思考过，手中的猎枪会被除了敌人以外的人夺走。

而今，一条额尔古纳河把中国和俄罗斯分割，她的左岸是宁谧的俄罗斯乡村，右岸是隐匿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神秘的使鹿部落。当地的老乡和作者迟子建的说法一样，在过去，北方漫长的冬季来临，河流冰封长达六个月，左岸和右岸的人们是可以随意流动的，有通婚、有交易、有纷争……而今的人们只能隔着一条并不算宽广的河流，说着不同的语言，过着各自的生活。左岸的生活发生了如何的变化，我们不得而知。右岸这个古老民族的猎人们却牵着鹿群，从森林中走了出来。他们先是一个个放下了猎枪，然后拆除了撮罗子，最后解下了鹿铃，走进了现代社会，定居在了激流乡，亦或是更远的——他乡……

最后一个萨满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众、走下神坛，被神明夺回了他上达天听的能力；最后一个族长已经魂归雪原、失去神翳，也失去了能猎杀凶兽的后裔；最后一头麋鹿已经迷路、哑掉的鹿铃，玛鲁王再也走不出风声响彻的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亘古未变，其他的都变了，留下的只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