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有些残酷，但我的确感觉到，父亲希冀通过我来获得幸福。腊月二十八，把空行李箱摊平在地板上时，我突然想通了这件事。

复兴号列车呼啸着进站，放下归家的旅人后转身返回。在那些父亲来车站接我的深冬清晨里，我竟没发现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一次更比一次失望。冒着寒气的粗糙的手接过我的行李箱，滑着轮子，一言不发地往前走。是从什么时候起呢，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探着脖子在人海中寻找女儿，然后高兴地挥手，而是立在出站口的围栏外，一脸迷茫地等我走出来。

这座高铁站刚刚投入建设时，我们一家人都很兴奋。北京到家的路程，从普通列车的十个小时缩短至两个半小时。父亲甚至跟母亲讨论是否在附近购房，这样我就能每周末回家吃饭，像坐地铁一样方便。父亲继续开玩笑道，不久后我结婚有了孩子，我们一家人就每周坐高铁回来喝奶茶，吃牛肉。如同所有父亲那样，第一次提及女儿的婚事时，关切之中总会带些揶揄和腼腆的矛盾味道。在当时，我们能够想到的寻常幸福不过如此。

后来，高铁通车时间一再延迟。三年后的某天，复兴号宣布将从北京抵达我家乡的站口时，我与父亲已经很久不怎么讲话了。

三十岁那年，父亲天启般忽然意识到什么，开始不再关心我的职业进展和身体健康，而是常常要给我“介绍朋友”。比如在公司趴着桌子午睡时，会收到父亲信息，要我发他几张近照，要“好看”一些的--最好再来一份简历--给一个朋友发过去。我面对电脑屏幕，划拉自己的电子简历，上面的学校专业、考级证书，甚至工作经历，从头至尾都是父亲这些年来培育的成果。那时，我多少能够理解父亲的心情，他为一桩良好的婚姻所设置的指标，是那样清晰具体，父母全身心扑在我的前途上，严格地筛选着我的幸福。

再翻开手机相册，却发现里面全是生活杂物快照或工作留档。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拍张照片了。那两年工作很累，正值被人当作工具呼来唤去却不甘心的职业阶段，每天身心疲惫，只渴望一顿好觉，多一日假期。哪里腾出时间摆好姿势拍照？我早就将美与丑、幸福与失败的判断，寄托在那张简历上了。

手持一张纸，我潜入北漂生活的日与夜，像一条在巨大的塑料袋里不停游泳的鱼。一条即将三十五岁的鱼，简历上很快就会显现那条界限，以“婚育情况”为准被划入某类清单。此时，若还残存着一丝跃入大海的理想，如何分身去认真地寻偶与繁殖呢？

寡淡下来的日子里，也会设想未来一起生活的伙伴会是什么样子--能寻到一位志趣相投的“伙伴”已属不易，早已无关爱情或者婚姻--或许那种生活是有的，却与不配谈爱的小鱼无从相关。

“差不多就行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后来在情急之下，父亲会说出这样的心声。悄寂的深夜里，父亲满嘴酒气地打来电话，要我确认见不见面。催促的信息一连串地叠在手机屏幕上，语气逐渐变得强烈。

这两年我们之间关于“相亲”、“结婚生子”的争吵，以及过程中对彼此的中伤，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想象不断向前衰老着的父亲，此刻正佝偻在深夜里，向冷空气释放着浑身的酒精，愤怒之下，努力地去理解我在城市生活中日渐被扭曲掉的人生观、婚姻观，以平息黑洞般涌来的无奈。

我将手机静音塞进枕头下面，关闭父亲的洪流。我知道他已承受不住那些在酒桌上被人催问的窘迫，只好一股脑挤压到我这里：你知不知道不结婚的人生，会有多凄惨？

关于这点，我没有能力反驳父亲的观点。没人能够确定幸福和不幸的具体方位。只是我越来越迷惑，父亲将他残余的生命所寄托的，到底是我的幸福，还是我能给予他的幸福？人与人之间一直都无法互相理解，但我从没想过，连那么真心地爱护着我的父亲也变得像整个世界那样，对我伸出双手，向我索求一份承诺。

去年腊月二十八，家乡的高铁站迎来第三个春运。

上午十点，冷空气里人声如潮，人们享受着久别重聚的片刻。父亲站在那些堆满幸福的人群里，向我招手。他伸手拿我的行李箱，我没由来地抗拒，将手柄定定握住不放。我们并肩迈步，走在崭新的空旷的高铁站里，我看见他比去年更加浑浊的双眼里，似乎绽出些光芒。

“饿了吧？咱直接去吃午饭。”父亲启动汽车，直奔餐厅。一路上，父亲待我很礼貌，嘘寒问暖关切了许多事情。到了餐厅，我才发现几个人已围坐在那里，除了其中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生，其余都是长辈，包括精心打扮的母亲。那个男生我在照片里见过，是父亲发给我众多照片中的一位。几道目光注视下，空气中忽然滋生某种恶意，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力气，我转身就走了。

我在寒风中步行回家，父亲则沉默了整个春节。窗外的雪下得虽然单薄，但积攒在他瘦削的腮上，比去年再厚了一层。那几日，父亲对我打造的丢脸事件只字不提，只是用酒一遍遍浸湿嘴唇。他盯着我摊在地上的李箱发愣时，我知道他早在心里问了自己无数遍：“我怎么生出个这么个东西？”

他问自己，是哪里出错了？辛苦半生，年至六十，也该够格拥有一位与他饮酒畅聊的女婿、一个聪明可爱的外孙或外孙女--他幻想我给婴儿换尿布或讲睡前故事，他和母亲在旁边看着，继而在心底温柔一笑；他幻想至少有朝一日，接过我的行李箱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位品行良好的男士。可现实是每一次，从出站口走出来的只有孤零零的我，和一只破行李箱。

一定是他教育的哪一环失败了，就像许多年前参与某桩生意时，他轻信了朋友那样，他也轻信了我这个从小看似温顺懂事的女儿。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九月，父亲发来信息说他在北京，自己开车来的。夏末的公路余温翻滚，加油站稀疏的绿阴里蝉鸣阵阵，父亲就这样走走停停，独自驱车五百多公里路，直接开到我公司楼下。

阵容很是奇怪。川菜馆里，父亲与我、还有一位男子围着一桌子菜坐着。只聊了几句，父亲的脸上就一副很满意的样子，望着侃侃而谈的男子，慈祥不已。我看到父亲那副模样，忽然觉得滑稽，于是心态放得很高，看着两人在我眼前表演一场。

如今想起来，怎能不后悔呢？以那种玩笑的心态面对为我的前途无措地奔波的父亲，一定是我所做过的最残忍的事了吧。

父亲向眼前的陌生人陈述我的各项情况，我频频点头，觉得这家馆子的菜挺好吃的。“小夏啊从小作文写得好，初中时候，老师总在课堂上读她的文章。”这件陈年事，每次我和父亲共处饭桌，他就必讲一次，仿佛我除了会写作文没有别的优点。仿佛在我千辛万苦活了三十多年后，他觉得我只发生过这一件事。

在那一瞬间我确定，父亲从来不曾真心地去理解过我。

我没问过父亲，知不知道我真挺爱写东西？如果知道，为什么高考后逼我报考财务专业呢？我初升高择校、高二文理分班这些事件他都没有参与，那时他正热衷于不告而别的游戏，将我和母亲留在家中苦守他们的婚姻。就在这家川菜馆的这张餐桌上，我开始怀疑，是否正是我在童年时见到的那些中年人游戏，令我对婚姻失去想象力了？

眼前这两位男子，仿佛与我在两个世界。认识到这点，我暗自高兴起来。我觉得自己此刻，三十四岁的自己，感觉真不错。在这家嘈杂的餐馆里，看着旧时代的、不相干的男人们的嘴一张一合，我忽然有种极为深刻的感觉：现在是我的最好的时候。我开始想要把握自己的人生，并且有了对未来深切辽阔的向往，再也不会被什么束缚。

难过的是，我终于变成在父亲之外的人，从此他彻底留在了旧时代。

席间父亲谈得很好，时而望着我抿嘴笑，我又见到了他的那种腼腆。送我回公司的路上，他开得很慢，兴奋地唠叨起来。那个，爸爸给你买个项链戴着吧，瞧你穿的啥？买些好看的衣服吧，三十几了？弄会儿电脑就站起来走走，要不颈椎早晚完蛋。

父亲目送我走进公司大楼的旋转玻璃门。我隔着玻璃看他佝偻着绕到汽车左边，像一只田鼠钻进驾驶座。

我也将会走上父亲的路吗？当人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衰老后，就会开始仓促地处理自己的生命。我实打实是父亲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开始焦急地安置我的去向，像带着心碎去处理一件因磨损折旧而不断贬值的珍贵物品。

我突然可怜起父亲来。父亲希冀通过我来获得晚年的幸福，却久久没有进展。他生命没有在我这里得到延续，他理想中的幸福生活被我中断了可能性。

我盘坐在地板上，往行李箱里一件一件地装东西，准备回去看看败北的父亲。

北京朝阳站，我等待复兴号载着我不断返回故乡，重复履行过年的职责，不厌其烦地吞咽那些疑惑的眼神和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复盘问：“为什么还不结婚？”难为情的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一年比一年的面容更老一些，却仍然把自己当成个孩子那样，企图凭借耍赖或者撒谎蒙混过关。

也许再撑几年，也就不会再有谁盘问我这些了。

行至中年的我，似乎懂得了父亲的某些部分。他必定曾经为了我们这个家庭承受了许多连他的刚强也难以承受的、履行了许多他认为是超出于基本义务的。虽然我还是无法因此迁就他的理想，妥协自己的生活--虽然我并没有为目前的生活感到快乐。

还有多少个冬天？车窗外再飘雪时，父亲站在清晨的出站口，像架老机器一样一把接过我的行李。我们踩着街上被风吹荡起来的春联、福字贴、挂签碎片、以及陷在雪地里的红色小炮仗，让家乡在我们脚下吱嘎吱嘎响。

回到家，我翻出几年前的日记：

新闻说北京到我家的高铁有望于二零一八年提前开通，于是约十小时的路程将缩减至短短两小时。这对于身在北京的外地人来说，并不是个普通新闻，而是个令人激动的新闻。

我想到我如何赚到一笔足够的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每周乘坐高铁频繁快捷地往返于北京和家乡之间。我想那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很怕一些愿望不经意地逐个被岁月实现，能够分享喜悦的人或许早已不在身旁。若干年后，我将如何与父亲母亲相处、或徒手与没有父亲母亲的陌生世界相处呢？

站在无人呵护的车站中央，会面对一些措手不及的告别吧，年少私自咽下的苦楚在那一刻才算得上是私自地咽下。

大年初四，复兴号载着我和我的行李狂啸向前，我目送被列车甩在身后的父亲，品尝到了真正的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