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节日，多多少少总会与鬼神挂钩，哪怕是春节。记得第一读迟子建的《灯祭》，是小学时在语文课外阅读本上，印象极深。那篇文章后半段，讲的是年关之际，一家人去请已经去世的父亲回家过年。我那时候太小，不懂，人死了，如何还能被“请”回家？难道真有鬼神，或者灵魂之说？书页纸粗糙泛黄，印着五号的楷体字，在孩视宝护眼灯的光泽下，题目中的“祭”字犹显肃穆。我八岁，心头泛起一阵说不明的恐惧，于是后来每次读到这篇文章，都只敢看前半段，前半段故事温暖明亮，讲父亲费尽心思，为女儿做一盏灯。作者写，“那汪蜡烛油上斜着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的确是亮丽之极”，一如春节应有的正脸。那时候，我还没有上过死亡这一课。

小时候总听大人们的告诫，大节下的，不要说不吉利的话，更不要谈及死。这个传统维持了很多年，直到外公去世，年夜饭的餐桌上永远少了一个人，死亡终于成了无法回避的话题。空置的座椅如黑洞一般，吞吸着餐桌上轻薄浮泛的喜气，人人都像演员，着意扮演一个个喜庆的角色，但三言两句之间，还不可避免地提及“老头活着的时候”。一桌子的菜吃不了几口，便被打包塞进冰箱，停杯投箸的间隙，我忍不住想，外公现在会在哪里呢？是“回家”了吗？此时此刻，他的魂魄是否正坐在那张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抑或是他已经转世投胎，正在别人的家庭中，迎接亲人的欢笑，以新生儿的面目啼哭？坦白说，以前我从来不信这些，但自外公离开后，我竟也慢慢生出了祈愿：不论是福音天堂，还是阴曹地府，大概是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吧。

今年秋天我来到欧洲，山遥路远，春节已不打算回家。虽是独自在海外过年，但想到不用面对那张缺角的桌子，心中没有哀戚，反倒生出几分庆幸。那刻意营造的、悬浮的喜悦，以及为不破坏这份喜悦所生出的回避，还有为掩盖回避而堆积的笑容，都让这餐饭变得艰巨难捱，所有人都勉力维持着，像保护一扇车祸后的挡风玻璃，看它碎成马赛克，却又不至于全然破碎，力图保全一个完整的形状。外公去世后，所有以团圆为名的节日，都变成了一种惩罚，在哭与笑之间僵持不下，再见不到团圆的正脸。我们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迎来送往，但所有的快乐都变得间接和不彻底。我慢慢明白，失去亲人不是一个瞬间，也不是一桩事件，而是一场漫长的溶解，他的离去像盐溶于水中，随时间推移而变淡，却永远不会再是最初的，那完好饱满的一杯水了。

西欧的冬天，被阴天、大雾和雨水填满，一个多月不见太阳也是常有的事。困于室内，一个人看书写字，倒多出许多时间，能认认真真想起外公。是的，是“想起”，因为从前无法做到想起他，或者说，不敢想起他。想念是会传染的，我也很怕勾连起母亲的情绪，便装作渐渐淡忘的样子。我想起小时候的春节，外公会买花炮给我，火柴炮、旋风雷、魔术弹、小蜜蜂、仙女棒，我喜欢在摆满烟花的小摊上流连忘返，看五颜六色的包装纸，泛着淡淡的硫磺粉的气味，外公在一旁跟店主相互寒暄，看人家帮我包好，随即付钱。花炮买好之后用大红塑料袋装着，我一样样拿出来，点燃，在空中比划，或者在擦出火花的一刻丢出去，外公拎着红塑料袋走在我身后，我们就在一路的火炮声中回家去。进了门，见我满手的烟灰与红纸，母亲同外公说，人家讲，姑娘爱花，小子放炮，怎么给她一个女孩家买这么多炮仗？外公笑笑说，孩子嘛，玩玩，她还小嘛。

外公眼中我一直都很小。他病重的最后几年，神志有时会忽然模糊，有次在医院拉着我的手问我多大了，是不是已经二十了？我说我今年二十五了，研究生马上毕业了。他看着我愣了一阵，两行泪水忽然从瘦削的脸颊上滑落，他用树枝一样的胳膊扶着额头，哽咽着说，怕是不能看到我毕业了。母亲连忙劝住，说，别乱说爸，怎么不能，能看到，能呢。说着她也哭了。

外公死在我毕业后的第二个月，那年冬天，西安城没有一丝烟火，家家户户闭门不出，静得可怕。我安慰母亲说，如果外公还活着，哪受得了这种罪，早走了，也是福气。后来又过了一年，还是冬天，母亲在家里一遍遍做盐蒸橙子，透过视频，看到外公生前所在的家属区花圈遍布。她叹口气说，你外公要是活着，恐怕也挺不过这遭，罢了，早走也是福气。

来到荷兰之后，有次外公入梦，靠在从前那张旧躺椅上，面色红润，很健康的样子。他脚下水门汀地板有如墓石般喑哑，而空气里有一种清湿的气味。我在梦中，却又似乎半醒着，隐隐也感知到这是梦，模棱生死。外公举着一个红包，和我说，里面有一千欧元，拿去用。我说，不用，外公，你留着。他依然坚持，拿着，我钱够用，花不完。那时我刚刚安定下来，饮食、交通、置办家具，各处都要用钱。燃气奇贵，我不敢开暖气，在家中也穿着加绒棉衣。坐车去超市，被飞涨的物价震惊，只敢在bonus区域拣选。我日日忙着报税，申请各种补贴，睡觉要靠褪黑素，没想到外公竟带着红包闯进黑洞洞的梦境。

外公最后几年，病势日益沉重，每年年关，还不忘给我压岁红包，他说，拿着，你们拿着，拿去用，我在家，也花不了什么钱。年复一年，他的红包给得越来越厚，我握在手里，愈发心酸。梦中他就在那张躺椅上靠着，不起身，只拼命靠前把红包塞给我，我出了一身的汗，醒来连被褥都潮湿，风钻进被子，冷得透骨。抹了抹滑入鬓角的眼泪，我穿衣起身，瞬间又有些想笑，看来那边也能兑换外汇，这老头，还挺时髦。

我把我的梦境讲给我楼下的邻居听，她在华盛顿长大，跨过大西洋来荷兰读心理学。她有一只异瞳狸白猫，出门旅行时就交给我照顾，我们就这样渐渐熟识。那天聊起换汇的琐事，我便和她讲起我的梦境，我的本意，是想将它转述为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但说着说着，眼泪竟不自觉流了下来。我连声说抱歉，忙抬手去擦，她安慰我说，It's okay, just let the tears flow. It's okay.我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本来是想讲个笑话给你听。她说，I understand, but there's no need to hide your emotions. It's perfectly okay.

她用心理学角度给我解释，当你抬手擦泪，说明在你的下意识中，你觉得眼泪不该流下来，至少不应被人看到，所以你想要尽快抹去。但人的情感有如河流，而变化有如雨水，该涨该降都是自然。狸白猫在我脚下逡巡，试图用毛茸茸的头蹭我的膝盖，我说，我懂了，你是说人不应该设置一个情感的阀门。她说，是的，快乐不加掩盖，悲伤也理应如此。事实上，你也不可能阻挡你的河流。窗外的雾蒙蒙的天气一如既往，海鸟落在窗台上，兀自踱步。狸白猫躲进角落的棉窝里，在珊瑚绒的包裹中睡去，她打开暖黄色的落地灯，接着说，或许你可以试试，撤下你的闸门，迎接你的悲伤，不要让它累积成洪水。

没有想到，第一次和他人说起关于外公的想念，竟然是用英文。我说，从前我不相信有神，但自从外公离开，遇到每一座寺庙或是教堂，我都祈求佛祖和上帝，希望他在那边富足平安。她笑笑说，他一定是收到了你的祈愿，而且生活得很好，所以才来给你送欧元。我不禁笑出声，她也跟着笑，没有遮掩和回避。我说，谢谢你的治愈，我感到很温暖。她摆摆手，看了一眼睡得正熟的猫，我没有治愈你，能治愈你的只有时间。

夜色灰冥，我回到我的房间，在灯下郑重翻看《灯祭》的下半段，迟子建写道，二十八年前，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了。那时窗外还没有挂灯，天似亮非亮，似冥非冥，父亲便送我一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幼时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泪水落在书页上，我没有去擦，我今年也是二十八岁，二十八年前的清晨，母亲生下我，母亲说，外公在产房外等了许久，见大人孩子都平安，高兴得不得了。外公没有儿子，我没有舅舅，从小到大，每到正月十五，总是外公买灯笼给我。

今年春节不用回家，让我有机会，可以毫无保留地拥抱这个节日的背影，快乐不加掩盖，悲伤也理应如此。迎接悲伤，正像迎接快乐。传道书中写，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我在社区的教堂里点燃了一方小小的蜡烛，在圣母面前双手合十。外公，今年我独自在外过年，你若愿意，可以跟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