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磡 Hong Hum】

那是我感觉最轻快的一个下午。

每每这样说，都是已经预设了一个时间范围的。就像有人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晚上”，在听者看来——无论是否准确，其中都已经包含了说话人一生的岁月。刚刚才度过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我很难给我的这句话界定一个具体的范围，但那个下午，我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已经彻底从某种长期的压抑中解脱了出来。

那天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去了一趟地铁站负一楼的面包店，选了一款加了酸奶和菠萝果粒的甜面包，还有几种相当酥脆的点心，然后带着它们去银行探望了在那里工作的朋友阿元。这是对那年在港铁红磡站的美心门口，想买一些点心带回大陆，但行李箱已经塞不下的阿元的补偿。

出发去香港之前，我想看的只有那种电影海报和杂志上出现的，老城区的霓虹灯店招而已。我对所有陌生城市的了解都仅限于这样非常微小的单元，北京的胡同，上海的洋房，三亚的度假酒店，类似这样的逻辑。

但是“红馆”有一场阿元要看的演唱会，我们就住在了靠近理工大学的高层公寓楼。房东是一个叫Abel的本地男生，他请了一位身材小巧的女生在港铁红磡站出站口的位置给我们送了钥匙。随后阿元去了连接地铁站的商场里找卫生间，我守着两只行李箱站在美心的门口等她，从卫生间出来以后她拉着我在商场里转了一圈，兴高采烈地计划回程时要买哪些东西，“我的行李箱一半都是空的，已经做好血拼的准备了”。兑换的港币就在我的牛仔裤口袋里，我环视一周，常规的地铁站边的商场的样子，和大陆的一样，米色的大理石地面，存在感很低的香氛，聚集在一起的小吃连锁品牌，一种这次根本看不到旧香港景观的悲哀预感油然而生。

第一个晚上我们就发现只租了一个随身Wi-Fi 是不够的。阿元此行的目标非常明确，除了演唱会，就是去各大美妆品牌“扫货”，而我还执着于寻找那些摄影作品中的老房子、霓虹灯。在跟着她连着逛完好几层专柜以后，我提出了分开行动。我猜那个时候我和她都认为自己在忍耐，但她主张Wi-Fi 由她携带，方便随时对比价格，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忍耐得更多。

独自行动后的我什么都没有找到，最后灰溜溜退回商场，在负一层的一家店里点了一个法兰西多士配冻柠茶的套餐，东西上齐以后，我才发现吧台另一侧的屏幕上还有两张热食的菜单。鲜虾云吞，车仔面，烧鹅饭。

我的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餐盘上还摆着刚刚送来的现金找零，全是硬币。那一个瞬间我只觉得自己迫不得已的忍耐真讨厌，酷暑时把空调温度调到让人冷到打颤的香港也一样讨厌。

但两年后我又再次去到香港，同行的是当时的男友M。

第一次和阿元去时的情形我跟他讲了一些，但不包括我觉得自己在忍耐的那个部分。因为我把那次出行视为一次机会，用来重塑我在他心里的样子，回到我们初识的时候我果敢、乐观甚至有点莽撞的那个阶段。

忍耐约等于软弱，他讨厌我软弱。

【油麻地 Yau Ma Tei】

医生叫我们去谈话的时候，我是很抗拒的。

早上开始排队办理入院手续，我一直坐在护士站斜对面的座椅上，在场的除了我，全都是女人。这也不奇怪，这本来就是一个给女人解决问题的地方，是我看起来格外突兀才对。叫到她的名字的时候，我从帆布袋里翻出来她的身份证递给她，她也许对我笑了一下，也许没有。但我知道那个笑容的含义，她总是对比她更占上风的人露出这种讨好的表情，我已经可以预见她和管床医生见面时的样子了。

帆布袋是我从衣柜里拽出来的，我们坐上了去医院的出租车她才发现，那是她在香港的一间书店里精挑细选的纪念品。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墨蓝色包袋，正中心用港铁宋体印着一个地名，字是白色的，非常普通的样式。去书店的那天下午闷热无比，我们刚吵完架，她希望我能主动示好，而我只想快点找到一个有空调的室内，于是就去了那家书店。书店是她出发前做的攻略里收藏的，在上环的一个小型商业区。走出地铁站以后我们爬了一个又陡又长的坡，我看到她的上衣已经汗湿，紧紧地贴在肩胛骨上。书店的空间很有限，尽管有两层，但稍微再多进去两个人，就完全没有转身的余地。我在一楼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二手的罗杰·伊伯特的Great Films，或许是还在怄气，她无视我的驻足，径直上了二楼。下楼的时候她怀里抱着两本台湾作家的小说和那个帆布袋，看起来已经从闹别扭的情绪里自己走出来了，笑眯眯地举起帆布袋上的字给我看，“你看，油～麻～地～，刚好是我们住的地方。”我确实很难把当时那个尚有活力的女孩，和眼前这个畏手畏脚、等待入院的病号联系起来。

她被叫去护士站登记信息，然后在护士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脱下鞋子，脚跟着地，挪步去了角落的体重秤上，护士记下了电子屏幕上的数字。我因为她走路狼狈的样子而感到恼火，不理解她为什么不能走到体重秤旁边再脱鞋子。我想到了第一次来医院的那天下午，看到了检验结果，我立马走到离她非常远的地方点了一支烟。而后我突然明白，她先坐下再脱鞋，和我选择不在她跟前抽烟，都是一种出于本能的保护欲。

她被分配去了一个三人间，中间的病床。护士开了一张住院时需要用到的物品清单，我接过来拍了一张照片。她首先走进卫生间，还算干净，热水器的下方有一根已经变成淡黄色的扶手，两头结实地嵌进了墙体，我想象不出她搀着它洗澡的样子。谈话时间定在下午4点左右，医生会通过病床上方的呼叫器通知我们。

她从家里带了毛巾牙刷，甚至在平板里下载了好几部电影，帆布袋已经被她折成四叠放在了床尾，三个字的地名被折痕拆散。她叮嘱我回家的时候记得把它带走，我知道她的意思，那是香港之行中她视若珍宝的纪念品，不应该这样潦草地出现在医院。看到她用最快的速度把床头的抽屉和柜子都有条理地摆上了自己的生活用品，我也很难把上周还在因为犹豫到底要不要手术的她和眼前制造秩序的她联系起来。

是的，我们都称之为“手术”。

【红磡Hong Hum】

中环的莲香楼结业了。

分开后我下意识还是想把和香港有关的消息分享给M。我和他去的那次也没有吃到，我们顺着导航在一个街口的拐角看到了门脸，门脸之后还有十几级台阶，店里的伙计都穿着白色工作服。没吃上的原因是客满，所有店员都飞速地在我们身边穿梭，我和M都不会粤语，也不知道用英语行不行得通。我站在原地用目光追随了几个店员后，发现没有人有空停下来，收银的伙计也一直低着头，“用眼神交流”那套根本没用。而后发现他早就回到了马路边，应该没有找到抽烟的地方，所以两只手都插在口袋里，一副专心等待的样子。从楼梯一阶一阶向下朝他走去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之前一样，用确定会被接纳的姿态去回应他的等待。

但那一刻我只希望门口的阶梯再长一点。

“那怎么办？”他问。

“看你想吃什么呗。”我尝试把问题丢回去。

“我不知道啊，你不是做了攻略吗。”嘴角向下，眼睛用力地紧闭再睁开，是他开始失去耐心的信号。

“也就那些东西，点心，粤菜，糖水，海鲜，烧烤，火锅，牛肉，鱼丸，三明治，麦当劳，海底捞……”这下总没有什么漏洞吧。

“你这看了等于没看，说了等于没说。”

“那继续往前走走？”还是我先让步了。

在我们分开后他给我发的一条短信里，也提到过这样的等待。他说很抱歉总是让我等，而他等待的寥寥数次，并没有回赠我同等的耐心和温柔。这样的道歉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甚至是惺惺作态——回想到这里时，我已经毫无分享莲香楼的消息给他的欲望，但又再次想起了阿元。

阿元自从升学失败以后，就进入了一种神秘的生活状态。我们停止了学生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向对方更新自己生活的默契，那时就算整整一周都没有见面，我们也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这7天里对方穿的每一套搭配。但我说她变得神秘，听起来像是她单方面地终止了我们曾经亲密无间的分享——这未免对她有些不公平。在她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也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麻烦，它直接导致了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长久的压抑。不仅如此，它也让我不知不觉和周围的一切都断开了连接。从公寓大门出发，步行去地铁站、面包店，再换乘去银行，那是我犹豫了很久，才终于鼓起勇气去做的事情。

用阿元的话来说，她的工作就像是寄居蟹，银行就是那个已经死亡的软体动物的空壳。她这么下结论的时候，正在啃一块白斩鸡的鸡腿。我们在银行附近的小饭馆，点了半只白斩鸡，所以只有一个鸡腿。其实我也很爱鸡腿，尤其是这种焯水后捞起又用冰块过一遍的做法，肉质爽滑，鸡皮因此变得脆嫩。但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再次像学生时代一样默许了她夹鸡腿的优先权，然后一如往常告诉自己，也许她从来不知道我喜欢吃鸡腿而已。

白斩鸡是我们在香港也吃过的食物，那是阿元看完演唱会后的第二天中午，我陪着她在海港城卖化妆品和护肤品的各个柜台之间折返了无数次——她不仅有自己计划要买的东西，还有出发前属于另一个朋友圈子里的女生托她代购的一长串清单。我在中途独自去了位于三楼的诚品书店消磨时间，仍然没有Wi-Fi，所以约定11点半在刚刚分开的YSL柜台前碰面。我提前了大约20分钟下去，看到她正坐在玻璃柜台后的椅子上，让导购小姐在她手背上试用最新款的气垫霜。随后我们就去了一家她先找好的茶餐厅，点了几样常规的餐食，其中就有白斩鸡。我还是没有碰鸡腿，但在每一次她的筷子伸向那个盘子时都忍不住在心里提起一口气。

我知道这样有些古怪。在家庭聚餐中，总是有人站起来夸张地拿着勺子把鸡汤反复翻搅，费劲地左右开弓把鸡腿硬拽下来，最后隔着半张圆桌塞进我的碗里。每次我都会谦让，然后面露难色地接住，再假装不在意，把它晾在一边，直到鸡腿表面的汤汁都干掉。但每次我都一定会吃完，因为我真的很爱鸡腿。

重新联系上以后，阿元在手机上给我发来银行的定位，说“我现在在这里上班”，我确实大吃一惊。我以为在我们失去联络的这段时间，她改掉了原来只愿意打打零工的习惯，变得上进和要强，把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都交托给了这样一份听起来就牢固可靠的工作。我甚至开始想象她坐在服务窗口后面，用验钞机一沓一沓地点钱，然后对着面前的麦克风大声地询问窗口外的顾客，是否确定只存活期。这样的询问通常都包含陷阱，因为身后马上会有另一位工作人员一路小跑出现，拿着几张花花绿绿的宣传册，向顾客推销一些理财产品，纪念币，黄金。我甚至已经勾勒出了她是哪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按照银行的着装要求穿着白色的打底衫，黑色的西装外套，这样搭配的时候，她一定会把那条水滴形状的吊坠挂在脖子上，绳子的长度刚刚好，水滴在锁骨的位置随着她的动作而摇摆。

我推开银行的玻璃门的同时，阿元也从摆着大堂经理指示牌的圆桌边起身向我走来。确实如我所料，白色的打底衫，黑色的西装外套，黑色的西裤，一双看不出品质的平底乐福鞋。但没有水滴吊坠。

“这个给你。”我僵硬地伸出自己手腕上挂着的纸袋。“这是和那年在红磡站负一层的美心店里差不多的蛋卷”——这种类似刻舟求剑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我还没下班，吃的东西得放到休息室。”她说话的同时向另一个年纪更大的人传递了一个询问的眼神，得到肯定后她拉着我往大厅右手边的那扇门走。

“这个是我朋友，我们很久没见了。”休息室里有一位年轻的男孩正坐在一个红色的塑料方凳上玩手机。听她这样介绍我，我几乎要哭出来。

“你好。”我像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挤出这两个字。

“你朋友真好啊，还给你送吃的。”

“是啊，这个蛋卷我就扔这儿，你们可以拿着吃。”然后她把剩下的锁进了自己的储物柜。

【油麻地 Yau Ma Tei】

医生通知我们去谈话的时候，等候大厅里坐满了和我们一样的组合：对目前的处境感到茫然的病人和家属。医生们依次坐在大厅尽头的一排木头长桌后面，叫到床号的人就和陪同的家属一起坐在桌前，听候安排。

办理入院时，护士询问我是不是“家属”，她毫不犹豫地就点了点头。我发现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能跟着护士的指示，在一个材质硬挺的A4文件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医生的谈话比想象中的要简短，告知了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术后的护理，以及再三叮嘱的“以后一定要注意”。

我为拥有不跟她做爱的正当理由而感到庆幸。

如果说对自己突然无法勃起这件事感到毫不在意，那是绝不可能的。除了对自己身体机能出现问题的怀疑，来自她的追问更让我难以忍受。她在一周里至少有三次，会主动抚摸我的下体。在她发现无论她怎么努力，我都毫无反应时，她就作罢，重新回到客厅她常坐的沙发边，拧开头顶上的灯，抓起手边的书开始翻，直到睡着。起初我会被她这样无声的妥协唬住，甚至会为自己无法勃起而感到愧疚。慢慢我才知道，这样的沉默只是为下一次的质问蓄力而已。

比如我们刚刚抵达香港的那一晚。

我们按照谷歌地图的指示在油麻地地铁站下了车，然后顺着手机屏幕上深蓝色的线路拐进了一条颇具年代感的小路，我从地图上看到大名鼎鼎的“油麻地警署”就在附近。她背着斜挎包走在我的前面，偶尔会停下来举起手机拍两张。我感觉得到她的昂扬，这是她和那个叫阿元的朋友第一次来香港时想看却没看成的港岛风情。茶餐厅，桑拿房，烧腊店，夜总会，房屋中介，门店小到不能再小的7-11，各种尺寸和形状的店招挨挨挤挤地悬在半空，有的周围镶了一圈霓虹灯带，有的已经几乎褪色，甚至缺失了好几个笔画。我也是昂扬的，但它很快就被一种隐忧覆盖了：她一定想在今晚和我做爱。理由再充分不过了，我们来到了一个日常生活以外的“别处”，一个在文本和电影中藏匿了诸多爱欲的城市。

可我还是无法勃起，她也如我所料又搬出了那套“不想做就是不爱”的理论声讨我，而我早已习惯，任由她发泄，反正第二天一早她一定会恢复如常，亲热地邀我一起吃早餐。

【红磡Hong Hum】

现在我需要借助旅行预订软件来确定那次演唱会的时间。Abel 家的大门不是密码锁，钥匙在我手上。没有Wi-Fi，导航失效，我凭借印象从红磡站步行回去。演唱会持续到将近11点才结束，那时我已经洗完澡，狭小的浴室堆满了房东的洗漱清洁用品，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我只好把浴巾带回卧室，搭在椅背上，把冷气开足。

客厅时不时有人走动，抽屉被拉开，然后合上，水龙头哗哗流水，开门，再关门。我在这样没有规律的声音中迷迷糊糊地准备进入梦乡，然后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开门，拖鞋拍打地面，大门被打开，两个节奏和方向都不同的脚步声，再开门，再关门。是阿元看完演唱会回来了，一股并不难闻的、被浸泡在汗水中的纯棉衣物的气息跟着她一起进了房间。

在她开灯的同时，我也从床上坐了起来，房间的温度恰到好处，我把空调被拉到下巴的位置，目光落在她的小臂搂在胸前的一堆荧光棒上面。

在随后的几分钟里，她兴奋地回顾着整个晚上的狂欢，说本来10点就应该结束的，乐队又被安可回来，还唱了以前从没在香港场唱过的一首情歌。她边说边把带回来的荧光棒、印着乐队成员卡通头像的塑料挂饰、还有几张A5大小的海报收进行李箱。我是听过那首情歌的，甚至听了很多遍。在她一边哼唱一边准备去洗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心里为要发给Abel的道歉短信打起腹稿。

眼前阿元的样子几乎已经把学生时代的她的形象全部覆盖了，不仅仅是身材，还有她说话时喜欢频繁地鼻翕，然后抬起右手，用无名指的末端抵住鼻孔，一副对正在谈论的事情不放在心上的姿态。现在的她几乎没有了这些小动作，夹菜、咀嚼、包括进入餐厅时拉开椅子坐下，全部都干净利落，跟我想象中的她在柜台后面点钞的样子一样，又快又稳，我也不自觉地跟着平静下来。

我注意到这是她吃完鸡腿后，喝的第二杯冻柠茶了。她握玻璃杯的姿势还是没有变，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杯壁，另外三个手指伸直然后微微翘起，但我发现即使是这样，她手背上曾经非常明显的骨骼纹路也已经几乎看不见了。继而是手腕，小臂，把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像是一副全新的医用橡胶手套，有谁刚刚往里吹了一口气。但如果不是她的第二杯冻柠茶，我也不会察觉到她轻微地发胖。

发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阿元能够看得出我曾经也发胖过吗？

有一天晚上平躺下来，我发现自己的小腹竟然快要和两侧凸起的盆骨持平了，不再是之前那样，就算吃过晚饭，躺下后也还是轻微凹陷的状态了。我叫M来看。那个时候我只穿了一条纯棉的内裤，睡衣被我往上卷到了腰的高度，没有穿内衣，也没有盖被子。M在卧室的门口停留了几秒钟，真的只有几秒钟，都不够他点燃一支烟。“还好吧”，他说。

那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对我的身体的躲避，我再清楚不过，他肯定以为这又是我为了向他求欢而想到的伎俩：不穿内衣，不盖被子，裸露着腰和小腹，还有刚抹完身体乳的腿。在那个阶段的我看来，我们做爱频率的下降，一定是我不知不觉地变胖造成的，我甚至对电影里纤瘦的女演员怀有强烈的敌意。她们修长的手臂，凸出的锁骨，穿着高跟鞋时露出的小巧的脚后跟，这些都是M不再愿意跟我做爱的真凶。

我就是这样纠结于腰围的一点点变粗，小腹的一点点凸起，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正发生着其他的变化。

所以我在心里为阿元拉响了警报。

她是穿着一件自己的针织短袖和我出来吃饭的，在银行穿的黑白套装被她挂在了休息室的衣钩上。一件由淡黄色渐变到深橘色的上衣，上面还有隐约的条纹图案。不知道是不是条纹的缘故，她胸部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直到她的第二杯冻柠茶都快要见底了，我们还是没有向对方提出“最近过得怎么样”的疑问。不是关心，也不是找话题，“最近”是一个我和她都无法度量的范围，我们也都不确定这个“最近”指的是我们失去联络的这段空白，还是此前我们常亲密的那段时间。在我像抽扑克牌一样来回对比她的身材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她正在打量我，只不过不是用眼睛。我知道她觉察出了我的变化，但我可以肯定她暂时还没有找到答案。

除了白斩鸡，我们点的其他食物也很清淡，菜心，豆腐煲，一打椰汁西米糕。不酸也不辣，我也失去了线索。

“我们去香港那次，吃的好像也是这些。”在简单说了说银行的工作之后，阿元把话头引向了面前的食物，我点点头。

【油麻地 Yau Ma Tei】

我是被一个年轻的护士叫进手术室的。说是手术室，其实不过是科室里的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已。群里常聊天的几个朋友知道我最近在医院照顾病人，还打趣说“正好留意一下漂亮的护士啊”，他们并不知道生病的人是谁，但就算知道，也对他们开这样的玩笑没有丝毫影响。这种假设让我听起来像是被某些崇高的道德紧紧约束着一样，其实不然。我很清楚自己跟他们没有任何不同，我也是这些玩笑的一份子。只是在面对她的时候，我不得不收敛，用“有女朋友”的身份和标准处事，作为交换，我能够获得更多她情绪上的稳定，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麻烦。我知道在她看来这样的打量无比卑劣，但还是这么做了：乳白色的护士鞋、纤细的脚踝、没有太多清洗痕迹的粉色制服、胸牌上没有照片、盘起来的长发、眉毛是画过的，身高不超过165cm，可惜戴着口罩。“可惜护士都戴着口罩”，我这样回复他们。

彼时我已经把青春期的那套审美标准抛诸脑后了，发现自己更容易留意看起来胸部并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女孩——那种不够饱满，但又有一定曲线的，她们通常体型也偏瘦，是我认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攻占的类型。

在香港的时候他们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港女”身材如何，正不正点，甚至“能不能给我们带回来一个”。我在履行男友的义务给她拍照时，也会顺便对她身边匆匆闪过的路人按下快门。我把那些被随机定格的女孩们发在群里，回复他们说，别抱太大的期望，她们看起来不爱打扮，没劲。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起哄，然后继续开一些更大尺度的玩笑，我甘之如饴。

但眼下我需要走进手术室，去负起男友的责任，无暇顾及这个制服仍然很新的年轻护士摘下口罩后，到底是什么样子。

进去之后我最先看到的就是她两腿间的一滩血。她光着腿，膝盖弓了起来，身上盖了一床医院里的一次性垫单。那个护士跟我交代了几句，然后问我“要不要看一眼”，我手里拎着她自己入院前买的塑料盆和毛巾，没反应过来护士指的是什么，她的头从那张狭窄的床上侧了过来，非常急促地回绝说“不要不要，不要看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甚至有种睡了一个很饱的觉之后的明快。

我能感觉到我走近之后她的窘迫，她的小腿往回收了收，又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垫单。其实都是徒劳，她也应该知道。她无助地躺在手术床上，躺在自己流出的一滩血迹和液体上面，曾经非常努力想要雕塑线条的大腿此刻无力地撑着，她不想让我看到这一幕，却又只能等着我去帮她清理，只有我，眼前的窘迫才能彻底结束。      

观察了半个小时后，护士通知我们可以回病房了。她已经换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及膝睡裙，穿上了干净的内裤，内裤上垫了一片夜用的卫生巾。她的右手手背上还保留着留置针头，上面贴了几层胶布，她边跟我说话边用这只手拨弄额前的头发，也许是因为刚刚的疼痛出了太多汗，她的脸既苍白，又泛着油光，我竟然很爱看她这副劫后余生的虚弱样子。

【红磡Hong Hum】

尽管已经过了医生写在出院小结上的休养时间，我仍然保持着照顾病体的习惯，回绝了阿元饭后再去喝杯咖啡的提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后来养成的喜好，但我记得那年我们在香港，离开的前夜，她找了一家开在上环的意式小酒馆，正餐结束后，服务生又给我们递上一张咖啡菜单，她要了一杯意式浓缩，一种坚决把意式贯彻到底的做派。我其实很羡慕她这种看起来有点过头的融入，比如她到了香港后很快就适应了行人靠左，能够敏捷地根据过马路的提示音做出判断，甚至在抵达的当晚就能自然地对人说出“唔该”。

虽然我不打算喝咖啡，还是跟着她一起重新步行回到了她工作的银行，银行所在的那幢大楼侧面有一家连锁的咖啡店，店面很小，只有两张距离吧台非常近的小圆桌，阿元提前在手机上点了一杯冰美式，给我要了一杯热牛奶。我坐在其中一张圆桌边，木讷地看着她熟练地取吸管，拿杯套，用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轻轻拈了两张纸巾，尽管没有穿工作服，还是顺利地融入了周围仿佛拿上咖啡就要去办一件大事的上班族中间。我接过她递来的热饮纸杯，在心里默默放弃了在这里向她发问的打算。    

“最近是不是胖了”在非常好的朋友间也算有一些冒犯的问题，并且我对自己藏在它背后的那个真正的问题感到心虚。我其实也很清楚，身体为何发胖，对我想知道的事情来说，并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甚至可能没有一点关联，我完全是把“手术”前的自己作为参照了。

我的“手术”做完后的第二天下午，隔壁的病床换了一个新的病人。之前的是一个女儿已经上了小学的年轻妈妈，从她和来探望的朋友的交谈中得知，她是因为胎停住院的。从她是怎么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家里是怎么聚餐庆祝，到产检的时候怎么被医生告知听不到胎心需要住院，再到她自己描述的做完手术“这个孩子好像没有来过一样”的心境，我都一字不落地听完了。在我入院之前，我以为每一个做这种手术的人，都经历过夸张的闹剧，或者有一些说不出口的苦涩，然后迫于无奈选择了放弃。因为我默认了母性的天然存在，就像普遍认知里的健全人，都应该有五官和四肢一样。但我在她的叙述里，没有听出痛失孩子的悲伤，也没有对胎停的自责，反而非常平静，就像送别了一个约定好要离开的朋友，“这个孩子好像没来过一样”。在医生、护士和其他听到我跟男友交谈的人眼中，我，说不定也跟她一样有某种冷酷的平静。

那天早上护士来给我量完体温后，就拔掉了手背上的留置针管，那个时候M 已经离开医院去上班了，他帮我清洗身体用的毛巾就搭在床沿的扶手上，有淡淡的血腥味。他离开后没多久，另一位之前没见过的护士过来了，她稍稍弯了弯腰，用听得出来是刻意压低的声音问我，“是你们自己带走，还是我们这边统一处理？”我只愣了一秒，真的只有一秒，马上领会了。我选择了后者。

“那你等下让家属去交200块的手续费，今天有一批正好要送去殡仪馆。”

“家属不在，那你自己身上带现金了吗？对，只能现金。”

“银行卡带了吧？一楼大厅有ATM的。”

“好。那你拔完针带着这个条子去护士站找我。”

其实我也可以打电话让M来一趟的，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非常充分：我刚做完手术、我正在流血、我的吊瓶没完，最最不可推却的是，这是由我和他共同制造的麻烦。尽管对于“我们共同制造了一个麻烦”的说法，他没有异议，我还是明白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过多卷入。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甚至怀着报复的快意认为他人生里伴侣的选项只有我了，他只能继续忍受我。

这些都是我很想讲给阿元听，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细节。

买下午茶的高峰时间过后，咖啡店里的两个店员都坐下，拿出了手机，时不时小声说几句话。我面前的牛奶仍然一口没动，我是用生理期作借口不喝咖啡的，阿元才点了牛奶。这样的关照和我们学生时代别无二致：热的、滚烫的就是对身体好的。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医生的嘱托，不能喝汤、饮酒，和任何刺激性液体，以防乳腺发炎。眼前研磨咖啡豆的香味提醒了我，阿元回去上班之前刚刚喝完满杯冰块的美式，我竟然觉得感动，并且祈祷她能够一直享受这样的自由。尽管那年在香港，我明明对她在各处展现的洒脱嫉妒得要命。

【油麻地 Yau Ma Tei】

卵子应该是在油麻地那晚受精的。

白天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决定吃什么上面，我看得出来她已经非常卖力地想快点解决，但她越是表现得想安抚我的情绪，我就越是心烦，特别是她明明也已经快到极限，却还要做出一副雀跃的样子想让我也跟着一起雀跃起来，这种时候我都选择对她的努力冷眼旁观，甚至很享受看她的提议接连被我否定以后的挫败和无助。我相信她也捕捉到了这些非常微妙的变化，但是她无法具象它们，所以只有在崩溃的时候不停重复“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对她确实不是这样的。但我在每一段关系里都是这样，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厌倦。厌倦也是循序渐进的，首先出现的信号就是对对方身体欲望的减退，很多时候我宁愿自慰，也不想再像初始阶段那样，从轻咬耳垂开始，做一场完整的爱。

但那个晚上是意料之外的。我们跟着网上的攻略去了坚尼地城的一间酒吧，我点了两杯不一样的鸡尾酒，她还是保守地只要了一支百威。海边的风很大，桌上小蜡烛的火苗不停地摆动，店员用托盘送来了我们的酒，杯壁因为冰块和室外温度的碰撞而凝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她把百威倒进了啤酒杯里，我拿掉垂在杯口的薄荷叶，和她碰了碰杯。受到周围时不时发出的大笑声的感染，我们白天在莲香楼的不愉快消退了不少。

从酒吧准备回去的时候已经接近转钟，港岛线最后一班从坚尼地城发出的时间是午夜12点50分，但去中环换乘荃湾线不一定来得及，我们决定打车。刚坐上车她就主动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们都能闻到彼此呼吸中的酒气，我把车窗摇下一半，看着窗外的一切都在以和平时完全相反的方向飞速倒退。    

回到房间洗完澡，她穿着一条我没有见过的裙子坐在床尾。细肩带的露背超短裙，网纱质地，膝盖往上的位置系着两个同样材质的小蝴蝶结，走近了看才发现那是透明的袜套，我不得不承认已经休眠很久的性欲被唤醒了。

【红磡Hong Hum】

我在手术前养成的不自觉轻抚小腹的习惯还没有改过来，曾经以为只是不适应小腹脂肪的堆积，所以才会时不时用手掌轻轻摩挲，在医院检查以后才后知后觉，也许这是我和子宫里的那颗胚胎产生联系的开始。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仿佛我具备任何一个生理上当了母亲的人都自然拥有的母性，我会变得温柔又小心，充满了保护欲。但其实我是惭愧的，因为从得知“它”的存在开始，我做的每一个决定，出发点都是我自己。

但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放弃的。刚刚知道的时候，我甚至还幻想过和M婚礼的场景。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冷酷的人，我们探讨了很多次生下孩子的可能，比如周末请谁的父母来帮忙，房子要不要租一个更大的，我在哺乳期能不能完全不工作，请育儿嫂的开支是否可以负担，每次的讨论落在了这些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时，我都在心里退缩。慢慢地，我最初在心里构建的温馨的三口之家的生活片段全部破碎，他也越来越消极，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地表示过“不要”，只是说过“如果能确定这是个女儿，我们就要，如果不是，我就不太想要了”这种乍一听没问题，细想却根本没道理的话。

去医院拿回检查结果的近一周后，我们仍然没有作出决定。那天租住的小区正好在组织清洗地垫的活动，需要住户把地垫带到楼下的空地，由专门负责的师傅清洗完毕后，自己找地方晾干，再带回家里。我们卧室的窗户正好对着那片空地，我看到人群一窝蜂地挤在师傅旁边。但其中也有一些更有效率的中年阿姨，她们自己带着刷子，在清洁师傅那儿要了一些洗涤剂，就地蹲下开始刷自家的地垫。她们有的直接把地垫搭在了灌木丛上，也有喊来自己的老公或者孩子，把还在滴水的垫子一起搬回了家。那样的场景让我没办法不去设想，在我未来可能组建的家庭里，该由谁带着地垫去楼下，跟一群邻居挤在清洗的师傅周围，由谁负责找到合适的地方晾晒，谁把晒干的垫子再搬回家铺好呢？

我站在窗边看了很久。

阿元一下班就过来了。

我给她发消息说自己还在中午的咖啡店，她好像一点也不意外我居然还没走，告诉我她下班的时间，又让我看看晚上去哪里吃饭。手机只剩不到20%的电量，我起身跟其中一个店员打了招呼，麻烦他们不要扔掉我的牛奶，就去写字楼另一侧的便利店借充电宝了。便利店的店员正拖着一只深蓝色的塑料筐，在烘焙区上货。筐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只菠萝包，用透明塑料袋装着，旁边还有一些夹着火腿和芝士的全麦三明治，从外表上看，跟我和阿元在演唱会那晚去的7-11里买的没有任何不同。那天她说要提前入场，去和其他的歌迷朋友碰头，所以没有时间正儿八经地吃晚饭了，“要不就去7-11买个三明治吧”。那时大陆还没有大规模引进这个香港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品牌，我们都觉得新奇，站在放三明治的冷柜前挑选半天。

晚饭时她又说起了那套和工作有关的寄居蟹理论，然后感叹上一次听演唱会还是跟我一起去香港，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又聊起了那首情歌，还有被歌迷安可回来的乐队。

“那天你真的回来好晚，房东都睡了。”

“我知道，那天手机被我拍没电了，本来想着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给我开门的。”

“噗，不早说。退房以后我还给房东写了那种很正式的道歉信。”

“真的假的？你怎么说的？”

我掏出手机，在订房平台的邮箱里找到那条短信，是用英文写的：“亲爱的Abel，非常抱歉我的朋友打扰了你休息。昨晚的演唱会是她非常崇拜的乐队，所以晚归了。这是她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以外住民宿，我替她向你表达诚挚的歉意。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天呐，你这种语气真的很像一个在替孩子道歉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