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夏天我出生在旺苍县的一个四合院，我在其他的小说里面用过这个开头，因为它是一件真事儿。97年夏天我出生在旺苍县的一个四合院，院子对面是水桶粗的梧桐树，石板路上方是密密麻麻的天线，春天时燕子在线路中穿梭，我和小伙伴在两棵树之间跳绳，向身后泼水，蹲在马路牙子上观察水渍留下的彩虹。冬天川北大雪，白头套盖住米仓山，大风吹过时感觉山脉波光粼粼，被风吹成一片海浪。当然山是不会被风吹动的，是我在大风里被吹得东倒西歪，和大山在进行相对运动。

我从小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波光粼粼的世界，是一个在来回运动、周而复始，像钟摆一样的世界——这是它的动力学特质。旺苍县的色彩学特质就是很显而易见的灰，由于它被大山给圈养了起来，空气透不进来，每逢冬天各家开始烧煤的时候，天空就是一片灰色。顾城说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用它来寻找光明，这话对于一个工业县不成立。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蜂窝煤来寻找光明。

在我小的时候蜂窝煤是论饼卖的，三毛五一饼，无论大小都是三毛五。出于制作工艺的不完善，有的饼会比较大，有的饼会比较小。我的外公比较节俭，不挑对的，只挑大的，有时买来的煤和炊暖炉的尺寸对不上，还要用小刀凿半截，凿下来的那部分事实上也浪费掉了。我外公是嘉陵江上的号子，不是插图上几十个人拉一艘船的那种大号子，而是一叶孤舟穿过江面、把乘客从老城载到新城的小号子。船上面有一根铁索连江，用来固定船行的方向，正前方是县城纳税大户——密密麻麻的砂石厂，运货的履带沿着笔直的江面延伸。在彩虹桥还没有打通的时候，老城到新城的直线距离是六百米，顺流过去需要十五分钟，逆流过去需要二十五分钟。貌似这又是一个关于相对运动的数学问题。暑期，我每天会站江边数着里程等待外公在湍急江面穿梭五个来回，他下工时身上会有一股湖水和鱼腥草的味道，当然也会有煤渣的味道。他的手总是黑的，被船桨磨掉了一层皮，但他总是说那是被煤给烫掉的。

我外公的心很善，跑船时总会给老人和孕妇免单，老人还好，除了确实长得比较着急的那批人以外，没什么舞弊的空间。后者标准就比较模糊了，遇到一些脸皮厚的人在上船前会往自己的肚皮里塞一个枕头，下船后再摘下来。街上的人背地里给我外公取外号，打白龚（龚是他的姓）。我外婆也总骂他，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舅舅帮着反驳，人活一张脸。外婆说，全家人帮他说话也轮不到你说话。那时候舅舅才被大专开除，家中地位仅次于守门的大黄狗，在站队中属于负数。外公本来一直和外婆势均力敌，但有了舅舅的支持立刻兵败如山倒，一边抽叶子烟，一边摸狗头承诺下次一定。大黄狗蔫巴地直起身子，蔫巴地在外公的裤腿上蹭了两下，蔫巴地认清现实，最后蔫巴地钻进了沙发底下，打翻了夜壶。

大黄狗是我在这篇小说中要讲的第一件事物，用商品概念来讲它真是无比廉价的一条狗。它外貌老土，眼目低垂，胡须干燥得像钢丝球，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当然，也可能它最早被养在王聋子家的时候是有名字的。王聋子是我在四合院最早的邻居，住西边的那间“厢房”，一年四季家里都进不去阳光。顾名思义，王聋子是个聋子，但他和瞎子阿炳师出同门，会拉二胡（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学会的五线谱）。王聋子有个习惯，每到冬天都会去米仓山捡猪草，到春天再重新卖给山上的养猪场，每年如是。黑格尔说人生是钟摆，王聋子的生活摆到01年的时候偏了轨，那个冬天，他没有带回来猪草，而是骑着三轮车带回了一条狗。四合院的邻居揶揄说，王聋子是天生的倒爷，一开始倒死物，现在倒活物。外公帮他说话，活物也好，死物也好，残疾人更需要一些生活的寄托。

大黄狗从那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它是很大的一条狗，应该是德牧和田园犬的混血，德牧基因偏多，没人知道它确切的年纪，就像没人知道王聋子的年纪。王聋子一开始想把它拴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我外婆带头反对，说这狗的眼睛里有狼性，会伤人。后面就被王聋子养在了自己家里。每到傍晚，一人一狗就伴着新闻联播在房间里二重奏，人拉二胡，狗叫声像打鼓。我外婆脾气很急躁，对着窗户纸骂，要死啊？当然，骂聋子是很傻的一件事。有一晚小偷翻墙进了四合院，偷王聋子的电视机，和大黄狗撞了个照面。狗追着小偷在石板街上跑了三百米，小偷捡起石块转身，不偏不倚砸在了它的右脑勺上，从那之后它的左半边身子就有些瘫软，走路时常栽在地上，撒尿时抬不起腿，一边走路一边漏尿。外公说，它这种情况最多只能再活半个月，但它最终活得很坚挺，一直到王聋子离世都很健康。

王聋子是在03年夏天走的，大黄狗几乎绝食了半个月，从早到晚都守在他的床边，也不出声，人一进门就咬，半月后瘦得跟木头杆子似的。一开始我们都以为王聋子没有亲属，因为没有任何人帮他处理后事，连葬礼都是当地残联包办的。到分房产那天才知道共有两儿一女，都说自己在赡养老人这块占了大头，要求划到他（她）的名下。那段时间房产中介在四合院里进进出出，但苦于大黄狗的忠诚纷纷不敢入门，邻居出谋划策说这狗精神状态不正常，太危险，要不下个耗儿药给毒死得了。当时就我外婆出来帮大黄狗说话，说万物都有灵性，这么做会遭报应，遂阻拦了下来。人真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此前分明是我外婆对大黄狗的意见最大。

我和大黄狗的缘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某天下午我和小伙伴在东河边玩耍，去前外婆再三提醒，不要下河，不要下河。她的提醒一般情况下是生效的，但那天情况不一般，因为同行的小伙伴中有住我隔壁院，我们一年级的级花杨棒棒。杨棒棒那天下午的媚眼是格外如丝，下河的男性友人嘴里“你咋那怂”的讽刺也是格外刺耳，我一般情况下也是抵挡得了冷言冷语的，但没想到杨棒棒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特别认真地说陈功，你要不先回家得了。最后心一横，干脆就一个倒栽葱跳了下去，事情一直到这里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上岸之后才发现因为急着证明自己，我连衣裤都忘了脱，而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我浑身都被初夏滚烫的东河水给湿透了。

回四合院的路上我怕极了，在梧桐树下打圈，幻想着太阳余温能将身上的水分榨干。但一直到太阳下山都没能如愿，而外婆都已经快从供销联社下班回家了。后来，我心又一横，干脆躲到了王聋子空出来的房间里面。你知道很多时候少年的勇气都是来自于犯错之后的找补，我害怕那根久仰威名的木头杆子咬我，但我更害怕家里的母老虎咬我。于是，我蹑手蹑脚地打开了王聋子的大门，不知道是心理作祟还是物理作祟，死人住过的房子很阴暗，铺面的灰尘打来，我试着拉下白炽灯的灯线，但房间已经断水断电了，因此更加阴暗。就在一个转面，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双发着光、血红色的眼睛，那是我第一次和大黄狗面碰面。它当时已经饿得快奄奄一息了，喘着粗气冲我奔过来，我害怕极了，手舞足蹈地试图把它吓退，恐吓无效，它跟闪电一样窜到我的跟前。但它最终没有咬我，只是用力地在我湿透的裤腿上猛嗅了两口，接着安静地躺了下来。

外公说这也奇怪了，半人高的烈性犬，唯独就是不咬我，可能体内母性被激发了——它是一条公狗。再后来它就开始跟着我们一家生活，并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外公把它饲养得很棒，虽然半身残疾，但是肌肉分明，完全不输电视上的健美犬。小学三年级之前它的用处还没得到充分的彰显，我每天用一根粗麻绳牵着它在老城遛弯，竞赛着沿东河堤跑三公里，到河那头再坐外公的摆渡船回来。三年级之后它则成为了我最稳固的战友，因为那时我青春期到了，加上和杨棒棒开始了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风花雪月，情敌颇多，整天和高年级的学生在砂石厂院子里打架。大黄狗是那时候我最致命的武器，它真的很虎，勇猛精干，一往无前，一咬住人就不撒口，怎么打都不撒口，跟没有痛觉似的。在它的鼎力支持下，小学的我一度在东河片区混的很开，江湖人送外号狗娘养的。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生气，相反我觉得这是对我俩情谊的褒奖，江湖儿女嘛，有什么比同行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更能振奋人心呢？

人和狗的感情也是相互的。07年秋天，我在工厂前的死胡同里挨了一次黑打。始作俑者是当时杨棒棒舔狗榜排名第一的虎娃子，虎娃子叫来了他在旺苍中学念高二的表哥，乌泱泱一群人骑摩托车把我拉到板房，拽住我的头发，用502胶水往我的脑袋上滴，大声斥问我，还横不横了？我大声吆喝回去，我日你妈。我对着大黄狗呐喊，上，接着它就拖着一条伤残的腿上了。但很明显虎娃子等人对此早有准备，用一张渔网拦在大黄狗的行进路线上，把它结结实实地网了起来，再把它拴在摩托车的排气筒上，发动了摩托车沿着工厂路面拖拽。我看着大黄狗张着嘴巴在大网里哀嚎，鲜血一路蔓延到地面上，我一个没忍住就哭了出来，跪在地上求情，我错了，我错了，有什么都冲着我来。虎娃子说，你当我傻啊，能冲着你俩来，凭什么冲你一个人来。最后还是工厂的门卫听到了动静，举着铁锹从门卫室杀出来，救了我们一马。门卫冲着摩托车留下的尾气挥舞铁锹，说一群小兔崽子，不学好，我告到你们学校去。

虎娃子走之前把剩下的502都倒在了大黄狗的毛发上，回到家后我被外公剃了光头，它被剃成了一个光球。这下不只它是一根木头杆子了，连我也成了一个光溜溜的电线杆子，那之后我就不怎么打架了，因为我觉得逞一时之勇，只会给身边的人（或狗）带来厄运。同时拳头也并不是一个男人勇气的证明，能收回拳头才是。我的外公在大地震之前去世，而大黄狗则是在奥运会之前出走的。当时它已经陪伴了我整五个春夏，苟延馋喘，牙齿都老化掉了，吃不动狗粮，每天只能喝米粥。地震后县城一片破败，百废待兴，外婆带着我们一大家子人在东河堤上搭帐篷，在七月的一个早晨，大黄狗拖着残腿向东河深处而去。我冒着余震和堰塞湖的风险，沿着河岸线一直找他，一直找到嘉陵江的分岔口，但我没能再看见它。我的舅舅安慰我说，动物世界说大象临死之前都会离开族群，去到提前给自己准备好的墓地，我们终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逢。

那段时间我的舅舅处在人生低谷，白天在我妈开的茶楼里端茶送水，对一幅世界地图钻研自己的航海梦，晚上骑一辆摩托车在县城里晃悠。他在墙头上贴满了刘德华《天若有情》的海报，但他的摩托车不是铃木，而是一台九十年代末产的二手大运，减震器四点五成新，跑山路的时候抖得跟碰碰车似的，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坐摩托车也能晕车。03年的某个早晨，舅舅突然对着妇科医院小册子上的一则招聘广告说，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问什么机会？答做船员的机会，往仙台的捕鲸船，半年回来一次。外婆威胁说，去就断绝母子关系。威胁无效，舅舅当天晚上就骑着大运往了广东，离开前偷偷告诉我说，这是他航海计划的第一步，到了仙台之后他会换另一艘远洋货轮，穿过最危险的德雷克海峡。他让我放心，到了日本肯定会给我买《圣斗士星矢》的漫画。到了广东之后才发现误入了传销，被收掉了路费和身份证，逼着他在广州南站发传单。逃回来后舅舅跟外婆吵架，外婆说舅舅做人太散漫，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责任心。舅舅掏出一本《知音》照着念：听大人的话，只会成为同样的大人。

说到《知音》，我一度认为我舅是我们县城最有才华的男人。一是因为他喜欢看书，看《知音》《读者》，在二手市场淘泛黄的连环画册在卧室堆成一垛，逢人靠近必遭驱赶。早前我还以为是过于重视导致过度占有，偷看之后才知道不只是封面泛黄，内容也泛点小黄。二是舅舅还懂点英文，在院子里摆个木人桩打拳，用水彩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大的字母，be like water，似水。千禧年初，舅舅在成都市一座大专念中文系，因冲专业课老师动手被开除。事发当天外公用挑担挑了两蛇皮口袋的土豆和大白菜，带着我坐十多个小时的大巴车和绿皮火车去成都求情。我俩住在还没有那么繁华的天府广场旁边的招待所，外公整晚没睡着觉，一根一根地往烟筒里面卷叶子烟，最后我们连校门都没进去。保安瞥了一眼我们的穿着，眼神收了回去，用手操纵杆子把小轿车放了进去，说你们往旁边去，别挡着道。

舅舅一直告诉我们，这完全是出自和任课老师的个人恩怨，至于具体是什么，他打死也不愿意说。外婆冲着他砸枕头，砸完枕头还不解气，用擀面杖噼里啪啦地抡在他的后背和胳膊上，舅舅说这事他确实做错了，不过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弥补。但亡羊补牢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舅舅一夜之间从那个年代众人敬仰的大学生变成了众人唾弃的辍学生，大家伙都在背后议论这件事的因果，说早就看出来这孩子颅顶高，有反骨，出事情是早晚的事。而舅舅考上大学的时候他们说的是，早就看出来这孩子脑门亮，有慧眼，以后肯定要挣大钱。那件事情之后我们一家在老城一度抬不起头，外婆和邻居吵架的底气都变弱了。小城里的事就是这样，舆论共同体，好的坏的，大大小小都要被人放在显微镜下面去评审一番。

之后舅舅在家赋闲了几年时间，中间接了一些零散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码字员，砖瓦匠，开摩的，全面发展，杂而不精，维持的时间几乎都不超过六个月，再之后就到了茶楼做服务员。07年的时候有一桌客人喝了酒在前台闹事，跟小妹吵架，警察来调解无果，说别人最多就是言语和态度嚣张了点，属于民事纠纷，确实没办法。舅舅当时就抄着一根扫帚上了，活生生把民事纠纷升级成了刑事纠纷，两拨人在派出所闹到大半夜才和解。同年秋天旺苍县下暴雨，弹珠那么大的雨，四合院的瓦房年久失修、四面漏水，尤其外公那间房被渗透得严重，新铺的床单一刻钟就湿透了。加上外公那时候身体已经出了一些问题，稍有动静就容易整夜睡不着觉。舅舅先是用砖头压住遮雨布盖在瓦片上，但风太大了，砖头没多久就被吹落到地面，于是他整个人在房梁上站了一宿，利用自己的重量压住篷布，在大雨里被风吹得颠来倒去。雨停后他开始高烧，瞒着外公外婆在医院里住了三天的院，外婆在房间里勃然大怒，说这兔崽子死哪了，再不回来就永远别回来。

其实我特别不明白一点，明明舅舅和外婆都心照不宣地深爱彼此，为什么俩人就是不愿意把话给挑明呢？当然不开口也是一种珍贵，是中国式家庭独有的一种浪漫。舅舅小时候身体不好，神婆说是命格跟龚家犯冲，于是被送到了我二大爷一家，住隔壁县城，改姓郑，一直到小学毕业才领回来。这间接导致他养成了唯心的性格，独来独往，不认命，怀揣着坚不可破的航海梦，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像哥伦布一样驾驶着破帆船发现一片新大陆。水手嘛，他就连骑摩托车都要骑得比身边人更快。但外婆只建议他晚上早点睡觉，学一门谋生的手艺，比如厨师。俩人因为这事一度相互批判，不可开交，舅舅的妥协已经是在外公去世以后了，当时他和我的舅妈才开始谈恋爱，受到外婆的强烈制止。鲁迅说中国人为了开一扇窗，有时不得不主张拆掉屋顶，诚不我欺，为了使外婆诚心接纳芳姐，舅舅最终选择在自己的职业方面作出妥协。自此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厨师，一直到广元市的餐饮业大王，这成为了他毕生所热爱的职业。

我的舅妈单名一个芳字，因为比我舅小近十岁的缘故，我一直叫她姐。芳姐最早是在天涯歌舞厅做夜场的，好听一点的说法叫公主，难听的说法就不说了。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后，芳姐居安思危，认为靠青春饭来养老还是不太现实，遂辞职，在茶楼包了一间卡座自习，备考广元电大的成人本科。我舅和芳姐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芳姐说爱情很奇妙吧，她爱上我舅仅仅是出于我舅看向她的第一眼，把眼神别向旁边的一个微小动作。芳姐说，她遇见过那么多男人，就只有我舅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正眼看她。

我只觉得人的幻想挺奇妙的，这分明只因为他是个近视眼。

芳姐追求我舅的策略总结下来就是六个字，农村包围城市，我就是那个农村，我舅是城市。芳姐开一款最早的宝马320，车窗是操控的，插进cd之后前后左右四个位置都可以听王杰唱歌，“夜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芳姐跟我说，只要能帮她拿下我舅，给我这个数——说完摊开一个巴掌。那段时间芳姐给我买很多零食和迪迦奥特曼模型，每天下午六点准时来东河小学接我放学，我已上六年级，虚荣心初步觉醒，打开副驾上的车窗对同学呐喊，这我舅妈！一来二去整条街上都知道我舅给我找了个开宝马的舅妈，外婆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扇在我的脑门上：再胡说，你就搬出去和“舅妈”住。

我一直都是很听外婆话的，但这一次我的立场很不坚定，那可是五百块钱，我甚至感觉自己都可以为了芳姐去卖命！芳姐给我舅叠了几百只千纸鹤，用眉笔在每一只上写字，“为你，千千万万遍”，托我向舅舅转达爱意，说几百只当中的一只有惊喜，让他一定要耐心地把每一只拆开来看。但我舅对待芳姐的追求也只有四个字，敌进我退，他满脑子只有自己的航海梦想。我舅继承了外公唯一值钱的遗产，也就是那条桅杆上绑着破帆布的小船，他每天傍晚都会在嘉陵江边挥着锤子对着船体敲打，用木板加固漏水的甲板，用洗衣粉把帆布漂得一尘不染。最初的时候我想，我舅这个人也太冷血了，对外公外婆，对芳姐，始终都是无动于衷的态度。但芳姐说她理解我舅，这是他思念外公的一种方式。

小船第一次挣脱跨江锁链的时候，我舅带着我横穿七十多公里的东河水道。初冬水库放水，灾后半年的县城有了一些复兴的雏形，河堤两旁的砂石厂、煤矿都在紧锣密鼓地复工，履带上指示灯红绿相间，河风吹得我浑身湿冷。我舅并不像外公那样健硕，我们往逆流的方向走，他划桨的姿势很费力，小臂上的青筋暴起。我们从傍晚启程，一直到太阳下山，到漫天的星空闪烁，灌木丛里的萤火虫也在扑朔。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拥有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地，一直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船体在一处漩涡里下沉，世界也在下沉，我舅熟练地操纵船桨转向，脱离了危险的漩涡。我舅把船锚绑在老年中心的一棵大槐树上，槐树后几百米是一片坟地，他带着我穿越到坟地的最深处，走到一个光滑干净的无字碑上面，告诉我这是外公外婆第一个孩子，因照管不周，三岁的时候掉在嘉陵江里死的。我舅感慨地说，他们都说外公犟、拧巴，干了一辈子苦差事，但他知道外公的心里一直是很愧疚的，才会在大河上守了他们一辈子。我问我舅那你呢，你这么犟是因为什么？我舅估计也觉得和小屁孩讨论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开玩笑说，因为遗传。回去后我一如既往地向芳姐告密，说太残酷了，因为这事两代人都和大河捆绑在了一起。芳姐是恋爱脑，说哇偶，真冷酷，人活在世界上，各自都有各自的使命。

我问芳姐使命是什么。芳姐答，就是一件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我那时的年纪太小，完全没明白这世上什么才叫不得不去做的事，不过代入到芳姐的身上，我认为要和舅舅在一起，就是她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

事情的转机是在芳姐决定离开旺苍县的那天。经过漫长的拉锯战，舅舅对她的心意不见起色，坊间的闲言碎语却越来越多，都说我舅是接盘侠，小白脸，恬不知耻找了个陪酒的。很多事情从别人口里出来，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外婆一开始和传谣的人干架，站在石板街往四面八方泼开水，举着喇叭喊，谁再敢瞎说八道，下次被泼的就是他的脑袋！后不堪其扰，约芳姐在西餐厅见面，两人开门见山，连最基本的寒暄都没有，外婆说，她儿子是2000年初的大学生，就算被开除那也是半个大学生，是不可能和芳姐在一起的。外婆指着玻璃橱窗外，问芳姐你见过一棵树和一朵花在一起吗，见过鸟和猫在一起吗，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大家要对自己、对对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芳姐说，现在都是21世纪了，要尊重我舅的意愿。外婆说，我舅面子薄，这就是他的意愿。但芳姐执意不愿意相信，当天晚上等人睡着之后，穿着裙子翻过了四合院，爬到梧桐树的最高点敲我舅的窗子。我舅当时正埋头苦读恐怖小说，抬头一看窗外一袭黑发，登时一本书就砸了过去。芳姐顺着梧桐树滑落，半分钟后顶着头顶的大包，又爬了上来。

芳姐说，郑智，我下星期要走了，你要不要跟我走。

我舅说，你谁，有种把头发撩起来跟我说话。

芳姐把披在面上的头发掀开，重复了一遍，我准备把车和房都卖了，过去那边安家，全心备考，你跟我一起过去，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小房子，你也会有自己的新工作。郑智，我知道你喜欢我，知道你一直在为自己的过去耿耿于怀，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大可以重新开始，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郑智，你不属于这个地方，我们都不属于这个地方。

舅舅面无表情：那你觉得我属于什么地方，市区，省城，米仓山，还是大海？

芳姐说，不，你不属于任何地方。

舅舅说，你太想当然了，我对你从来没有客户以外的感情。

那之后芳姐再也没有出现在茶楼过，熟悉的卡座空空荡荡，偶尔会来一桌吞云吐雾的客人，在她铺开试卷的那个位置打斗地主，烟灰掉在了她常放mp3和零钱的抽屉里。而舅舅还是一如既往的冷血，生活轨迹甚至都没有因此改变过，每天照例上班下班，和他的那群狐朋狗友在摊子上喝酒，和外婆吵架，用各种工具捣持那堆没感情的破铜烂铁。我真为芳姐感到不值，舅舅分明就只适合和他的船在一起过日子。我没能顺利完成芳姐交代的任务，但她临走前还是给了我五百块钱和她的mp3，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别活成像她那样。我揣着巨款回家，被外婆发现后挨了一顿毒打，并勒令我把钱给人送回去。于是我原路返回芳姐在国营林场的公寓，但我没能再看到她，只见一辆硕大的货车载着家具往环城路驶去。舅舅在家把半年来芳姐送给他的东西都打包进袋，毫不留情地扔进垃圾堆里，我从里面翻出那堆千纸鹤，小心翼翼地把每一只都分开，眼花缭乱地看了几百个“千千万万遍”，终于找到了芳姐留给舅舅的惊喜，那是一颗被打磨得晶莹透亮的智齿，两边用麻绳贯穿成了一条项链。我溜进舅舅的房间，把项链放桌上，当晚他屋子的灯暗得格外地早，只有电视机蓝屏后唰唰唰的声音。

第二天我是在外婆的哭泣中惊醒的，舅舅的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东西都工整地摆在原处，唯独不见了项链和摩托车。舅舅骑着摩托车去高速路上追芳姐，一路追到广元南站，一直到我小学毕业都没有再回来。我站在瓦房的最高点遥望米仓山深处，黑乎乎的一片，那是他们离开的方向，我用芳姐留下来的mp3听她喜欢听的那首歌，不想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不要你懂，不怕人说，让爱随风沉默。

故事的最后，我要讲的是我生命里的第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一辆车贩子不知道从哪里顺来的1982款红旗牌自行车，链条因为缺少了润滑，跑起来噼里啪啦跟爆米花机似的。在我九岁生日，外婆就礼物给出三个选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个“斯白丁”篮球，以及自行购买一台自行车。我选择了第三者。外婆带着我去自行车市场，高档的山地自行车琳琅满目，隔壁的吉安特造型拉风，身后的美利达线条优美，但我几乎还是一眼就相中了红旗。不是因为它真的很棒，是因为它便宜，我的预算只有一百二，我根本就没得选。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很多缘分都是来自于没得选。

但直到一年之后我才有机会真正驾驭它，因为它太高了，半米车高，比腿还长，蹬起来尤其费劲。我的骑行天赋很好，第一次还需要外公在身后辅助，到第三次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双手放把了。旺中门前有一条很长的下坡路，我从凤凰梁的最高点发车，在半截路时脱把，漂移着转向，过往的风打在我的脸上就像刀割脸庞，我翩若惊鸿，生命里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然而自由也是很短暂的，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三十秒就结束了，于是我只能把车推到最高点再来一次，但多来几次后我发现这事好像也没有那么令人愉悦了。我的阈值被提高了一大截，终不似少年游，这真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我给它命名为长江号，不是长江一号也不是长江七号，就叫长江号。因为我从小在嘉陵江边长大，但是我从来没机会见到它的主流，我对此充满了神往。长江号就像是一个很特殊的标尺，一直在默默无闻地见证着我的成长，从倾斜45度单脚跨上去，到箭步后双脚同时踏上，再到载着杨棒棒骑遍旺苍县城的每一处角落，它无时无刻都在注视着我。我的车技也是让高冷的杨棒棒第一件折服的事情，到后面我甚至可以背对着车龙头用屁股来骑车，直到有次她一脸雀跃地告诉我，她在嘉川镇上读书的表哥办了一场越野比赛，二十五公里的环山路，得第一送一瓶海飞丝洗发水，洗发水倒无所谓，主要是有面。

比赛地点是在米仓山，来往有很多满载的大货车，道路右侧是被一根简易栏杆隔起来的悬崖，左侧是密集的针叶树，风一刮跟海浪一样。我对洗发水志在必得，为了增大摩擦系数，我甚至连自己珍藏的安踏牌运动鞋都换上了。在赛道的前半段我一骑绝尘，那是因为前半段全是下坡路，跟我这个下坡路专业户专业对口。但轮到上坡路段就有些后继乏力，表哥揶揄地吹着口哨带头超越了我，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数不清多少辆。最终十六个参赛选手里，我勇夺第八。杨棒棒对比赛结果很不满意，而我的态度是，你不能因为不够持久就说一场烟花不够绚烂，我至少还绚烂过，你看那个吊车尾的呢？

杨棒棒是一个很酷的女生，男孩子性格，频繁出入台球厅和游戏厅，认识许多高年级的超哥，不怎么看得起同龄的小男生，觉得他们（也包括我）都太幼稚。我问，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她看不起的小男生？她答，从我被她激怒、勇跳东河的那个时候，她就觉得我有点笨，她觉得笨是很可贵的一个品质。长江号承载了我最初的校园恋情，在我和杨棒棒彼此欣赏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载着她从学校回四合院，车后座有点变形，右半部分比左半部分高出一截，于是她会站在车辆的支架上，用手支撑着我的肩膀。她发育得很早，有一米六五的身高，张开手臂的时候像一只雏鹰。为了得到更多的相处，我常会载着她绕远路，沿着环城路椭圆形的转盘一直到彩虹桥，当时彩虹桥对岸还没有被开发，油菜花地一片荒芜。杨棒棒脱了自己的外套在菜地里跳舞，她的手臂很白，很细腻，映在夕阳下宛如一只蝴蝶。我像外公当时教导我一样教杨棒棒骑车，鼓励她捏住龙头转向，握住后座奔跑着为她掌握方向，引到一片空地上时再放开。生活是旷野，我特别羡慕那些敢于向未知方向行驶的人，因为总有爱他的人在背后握住方向。

长江号的链条在夏天断了一次，与此同时县城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雨，黑色的雨，雨水击溃了河堤两岸，漫出来的河水让在建的高速路桩子应声倒下。外婆在买菜的路上摔断了腿，一连在家休整了小两个月，于是整个暑假，厨房里炒菜蒸饭的活都是由我承包的。傍晚的时候杨棒棒会揣着整书包的零食和饮料送给我，每逢到点我总会站在四合院二楼往石板街上看，看她既显得高大又显得羸弱的身躯，顶着一把黑色大伞在暴雨里颤巍巍地行走。大风把伞边吹得翘起来一块，杨棒棒把书包递给我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湿透了，我想到语文书上的一则课文，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杨棒棒用手抚摸大黄狗呆萌的狗头，装不在意说，这是她买多的零食，放家里也是浪费。

我说，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

杨棒棒说，你应该多吃一点，你太瘦了。

鉴于雨季无法出门，以及杨棒棒定期喂养的缘故，我胖了足足有十公斤，身高也从一米六窜到一米七，终于达到可以平视杨棒棒的高度。假期末她神色憔悴地找到我，问能不能把长江号借给她用两天，我说当然可以，但问她要干嘛？她说，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回来了，她要骑车去广元火车站，迎接自己的父亲。我说，我载你一起过去。我给外婆撒了生命里的第一次谎，说学校组织秋游。外婆半信半疑，说哪有夏天秋游的。我说，雨季提前了，今年秋天来的早一些。出发前我一度为长江号磨损严重的链条而担心，生怕它像往常一样会把我们丢在路上，但这次它很争气，135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从天蒙蒙亮时出发，它硬撑到加油站才歇逼，因此进城后的最后十公里一直是我们推着长江号在走。应急抢险队从城乡结合部的胡同源源不断地出来，山体在大雨里崩塌了一小块，国道上满是泥泞。杨棒棒的心情低落，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但临近火车站时，她扭头告诉我，这座城市的底色是悲凉。

我没太弄明白：什么？

杨棒棒重复了一遍，城市的底色是悲凉。

杨棒棒父亲的骨灰是被装进一裹红旗里带回来的，他01年援藏，参与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在临退伍的前一周遇到了落石，倒在了自己的最后一班岗上。陪同而来的战友排成一条长龙，把盒子举过头顶，从龙头转到龙尾，最后围着凤凰雕塑绕了一圈，转交到杨棒棒的怀里。战士问，需不需要开车送我们回去。我把长江号抬到了皮卡车斗，和杨棒棒并坐在车辆后座，战士给了我们一叠黄纸，让我们进了旺苍县域就往车窗外撒，务必是一张张地撒，这样死者才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我们下了高速，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前在进城的路面上铺好了红毯，仪仗队噼里啪啦地敲锣打鼓，杨棒棒与自己的母亲相拥，倒在母亲的怀里嚎啕大哭。

杨棒棒的课桌一直从当年开学空置到新的转校生到来，她临走时送了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告诉我，人一定要活出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只是要对自己的，也包括对家人、伴侣、朋友，对这个社会，还有脚下的这座城市。城市是一个冷峻的观察者，生生死死，生死疲劳，我在想它会怎么去看待那些为了心中理想而痴迷的人呢？我的外公、舅舅、杨棒棒的父亲，也许将来也会多出一个我，千万个我，它又会如何评价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杨棒棒离开后我修好了长江号，但我貌似再无心情去驾驶它，而是一直放在四合院的角落里吃灰。我的腮边长出了胡须，少有对着星空的幻想，开始因模拟考的成绩而烦恼，这是生命里永恒的变数。但还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我对于长江的神往。小学毕业以后，外婆带我坐上了一路向西的Z264到玉树州，接着马不停蹄地转大巴车抵达杂多县，当曲河正值汛期，蓝天白云，青山绿草，大河扬鞭策马，一路奔腾。我用外婆的手机给舅舅打电话，说你相信吗，我终于看到了一片大海。舅舅当时正在厨房炒菜，说你傻啊，青藏高原哪有大海，整个内陆都是没有海的。

09年夏天，我以优异成绩从东河小学毕业，考入了市上的私立中学。我本来想要第一时间和杨棒棒汇报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也短暂地活出了自己的价值，但我讶异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她任何的联系方式，甚至我们的共同好友都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于是这一场道别变成了永别。离开前我又一次骑上了长江号，在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里绕了县城一整圈。梧桐，垃圾，灰尘，各式各样的杂货店，时光列车滚滚向前，一座座电梯公寓拔地而起，仿北欧风格的建筑歪来倒去。站在三十米高的彩虹桥头，我点燃了生命里的第一支烟，但我那时其实并不会抽烟，只是觉得迎风惆怅的姿态特别潇洒。我把烟放在手中良久，反反复复地进行心理建设，正鼓足勇气打算放进嘴里的时候，身后突然有人来拍我肩膀。转过头是一个举着杆子的钓鱼佬，指着长江号说：

哥们儿，这车跟我丢的那辆，长挺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