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蝉把落地窗当成池塘，在上面扎猛子。

油成砖红色的住宅楼，是这条细长巷子最里面的一幢。俯瞰是一个楷体“工”字，或者英文字母H，西面被地铁轨道截断，东面横通往郊区的高速公路。暴雨后淤水不散，浸透了常年在这里租房的一群下班族。沿着窄巷两侧，偏有几家生意不错的烧烤店，常常排起人龙，下班族只能打车到巷口，再步行钻入各自住所。

我被这“嘭”的一声吓醒了，发现枕头潮湿，于是扒了枕套放进洗衣机，然后查看窗子。蝉落在了纱窗和玻璃之间的夹缝里，细足在空中缓步。我踅回床上，换上新的黄格子枕套。

房间在二楼。八零年代建筑的楼皮已经薄了，但我花钱换了三层厚的钢化隔音落地玻璃窗，因此虽然房间临街，楼层低，但整体算是安静，城市的大暴雨来到这里像被折断了手掌，传进耳道里时，拍窗的声音变成沙沙的。

周日下午五点十分，一双脚突然从楼上降下来，是维修工人在冒雨作业。这幢楼日夜都在补修。我索性把窗帘全部拉上，再回到床上瘫坐，闷热的黑屋里只有一块屏幕在亮，我继续在嘴里搜索用词：

一日两夜，睡了这么久。雨也下了这么久，粘稠的被窝贴紧皮肤，进入血管壁。几次点开手机都没有新信息，只有电子钟冷静地在屏幕上变换身体。终于可以不被轰炸了。过去九年的每个周日下午，工作群里都会涌起巨浪般的讯息提示，为周一早会涉及的工作事项做准备。

周五下班后，我跑进银行，赶在柜台下班前办了张新储蓄卡，把那笔钱转存进去。我透过玻璃看柜员熟练的手指动作，发起呆来。那张旧工资卡上面印着粉红的凯蒂猫，它在过去的九年里每个月规律地吃饱，吐出，折腾得已掉色了。九年前，写字楼里某银行客户经理来到我们办公室，为事务所的新员工办工资卡。排到我时，只剩这种粉不拉几的图案，我还很不高兴。可是现在，捏着这张新的蓝色卡片，又对粉色凯蒂猫不舍起来。

雨还不停。傍晚六点多，这间窗户朝北的房间已经暗了下来。拉开窗帘，使劲踮脚，能看到隐藏在雨雾和新旧楼宇之间的CBD喷泉，一直滋到国贸大厦已经燃起夜灯的高高的塔尖。工作日，我跨过西北方向的高架桥，再坐十几站地铁，就到那里。我把脑袋抵在房间里唯一的那扇玻璃窗上，让额头感觉凉快一点。

我点开跟母亲的聊天框，选择银行存款余额的截图，发了过去。

昨天走出银行时，天空忽然变色，阴云一层层地把嘶叫着的蝉往城外赶，快递员、外卖员的车铃和喘息也越来越急，下班的人们开心回家过周五，然后整座城市就开始下大暴雨。“Happy Friday.”当时我默念着这句话，身体感觉沉甸甸的，穿梭在轿车和电动车之间，被谁骂了几句也没骂回去。我在脑子里搜索那把绿色的直立式雨伞，可能落在办公室了，伞柄插在办公椅后面。

“April，去大马办公室一下。”

上周，经理Daniel敲敲我的桌子。标准的炎夏，城市热得不行，而坐落在城东中心位置的国贸大厦则像一座进口大冰箱，冷藏着外卖咖啡、高级香水和打印机油墨的味道。事务所大楼最不吝啬的就是冷气费，上班族常常因为酷暑里这抹恒温的凉爽心存感激，尤其在接过外卖袋或者在快递单上签收时，都会不忍心地望一眼那位满身大汗转头走掉的体力劳动者。

高级经理办公室的温度更低，但坐在办公桌前后的Mark，脑门还是在冒汗似的亮堂堂的，显得“繁忙有福气”——这是今年年初公司发的新年红包上的赠语。Mark Ma今年开始发胖，在他南山般的身子后面，展开着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外面是漂亮的高架桥，汽车像工蚁一样在上面交错穿行。这些高架桥的手脚粗狂地通向城外，毫不客气地直穿城市心脏，收伸自如。

这是我第二次进Mark办公室。第一次是两分钟前，我照常穿一件商务式薄衬衫，脖子上挂着深蓝色工牌，短短几步的路程，我已在脑里盘梳好怎么以“首先、其次、更何况”的逻辑去挽回局面。谁知进了门就撞见Mark那双小眼睛的直视，一如既往坚定的，冷静的，接着中央空调里喷出一股新冷气，冷得让人很难把话讲清楚。Mark眼神稍微柔软下来，叫我不要哆嗦了，回去加件衣服再来。

一定是在Mark Ma的办公室感冒的。

晚上八点多，房间静如海底。忽然天花板上响起剧烈的蝉鸣，好像一队军人从头顶上踏正步走过，脚步之处燃起熊熊大火。我浑身浸满滚烫的烟，胃里不断往上干呕，眼角被泪黏在一起，忍着头疼起身找来温度计。我放进嘴里含一颗布洛芬，夹着温度计，等水烧开，却发现药膜已在嘴里化开了，索性凉水一把冲进肚，再把脸搁在黄格子枕头上，躺在昏黄的夜灯旁好像苹果烤着火，就这样准备再睡一个沉沉好觉。

自从买了这个房子，我就没再睡过一个完整觉，不是失眠就是在半夜醒来好几次。前年春天，母亲打来电话，说608处理好了，买家是一对年轻夫妻，计划装修一下，当作婚房。608是我上大学前一直住的老房子，老到忘记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搬进去的。卖掉608剩下的钱当作首付款，母亲要我在合适的地段买个房子。于是整个春天，我坐着房产中介公司客户经理的小电驴，在城市周围画圈，使我对这座城市的外观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印象。虽然那时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多了，我却从来没仔细看过这座城市它长什么样。

那是一个工作日的初夏夜晚，我少见地请了假早退。走在这条甬道一般的小巷里，我看中这条小巷两旁的梧桐树，以及在中央形成的树荫。那个时间点烧烤店还没开张，四下非常清净，因此就决定住在这了。从签署购房协议到发放贷款，都很顺利。核对、签字，三十五年的还款协议，仿佛一块沉甸甸的金牌。所谓成年人的光阴，就是不停地与银行打交道的光阴。自此我告别合租室友，开始独居。

一开始睡不着，半夜睁着眼听电梯门一直开阖。严重的失眠让我频频在公司开会时磕头，于是斥资买了一张进口床垫，陷进柔软的床垫里，像被切断了后背的某根尾巴，感到恐惧，于是只能又添了张沙发，夜夜在沙发里听着电视的声音入睡。

三十平米的房子不大，还没攒够翻修的钱，边角旮旯遗留着前任住户的痕迹和气息。至少已经占据着这城市的一席之地了吧——我抚摸墙上的痕迹，听着隔壁邻居的生活响动，觉得应该对生活感到满意。每月工资的百分之六十用来还贷款，剩下的一刨再刨。在国贸大厦那样的地方工作，一身行头不能太差，平时跟同事或老朋友社交也花销不少，尤其自从在镜子里发现了皱纹和白头发之后，更必须舍得一笔钱去阻止衰老。

除了沙发，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能够睡得好的，就是出差的路上。特别是去那些没通高铁，机场也有些距离的小城镇。躺在铁皮火车的卧铺里，随着车轨的起伏失去听觉，车厢外向后退去的，是漫长的陌生的荒凉地，不由得身体就沉下去，晃晃荡荡地睡着了。在事务所上班时，我——工牌上的名字是April Xia——经常跟着Mark出差拜访客户。

那时Mark还是个小经理，所谓上有老，下有小，作为中流砥柱干着最重的活儿，顶着最大的压力，“处在人生中性价比最低的阶段，”——他是这么说的，“不过以后会好的。”九年过去，他果然坐在了那间摩拳擦掌觊觎已久的单人办公室里。

我舔舔干涸的嘴巴，能感觉到自己在睡梦中笑了出来。那是我人生中最绚烂的日子：在上海的高档写字楼里给客户讲方案，蹲在山东县城的财务室里翻纸质凭证，站在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公司里听客户讲华侨史，一边游历世界一边赚钱。每次出发前都会收到Daniel的讯息：记得多带一套正装，九点见。

Daniel的嘴角总是带着一抹笑容。入职培训时，他跟我碰巧坐一桌，后来我们都成了Mark的手下。Daniel做事不疾不徐，很靠得住。他看我在开会时磕头，就提供了解决失眠的妙招——“养一只小猫吧。”于是我瞒着母亲养了一只猫。

母亲讨厌猫。那么我越看这只小猫就越喜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事都自己决定，不再问询任何人，连通知他们也免掉。家里多了个活物，真是温暖的事情。除了爱猫人士Daniel，我不与任何人分享猫的近况。我要从原来的世界里逃出来，把自己和猫藏在一个新世界里。

猫有时在柜子间蹿跳，有时贴在我胸口打鼾，于是我终于可以移到进口床上睡觉了，半夜还是会惊醒，但是看见猫正望着我，就安心再睡去了。

晚上十点钟雨已不再下，我热醒了。

刚刚我梦见那位自己从未见过的父亲。他的模样却没让我惊讶，因为是跟我一样的毛毛虫眉毛，还有乌黑坚硬的发质，那种并不尖锐高挺的鼻子也是相似的。在梦里，我没有失礼，表现出了非常好的教养，得体地告诉父亲，我一切很好。父亲笑着看我，胖胖脸上的眉毛一挑，变成另外一个男人的样子。

我从愤怒中醒来。愤而睁开的眼睛火热地烧着。

Mark刷地拉拢百叶窗帘，办公室不再那么刺眼，却依然被白炽灯照得瓦亮。他先在口头上给了劳动合同终止通知，要我做好准备，具体的赔偿数额人力那里还在研究。

“好吧。”我颇为难地说道，让自己脸上的五官靠在一起。不过这种难看的表情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些日子，Mark应该已经见过很多张这样的表情了。公司裁员是大势所趋，个人方面没有立场坚持留下。裁员补偿款方面，没有严格规则，不像excel表里的公式那样僵硬，这是唯一可以讨论的地方。我知道，不争取就少拿点钱，争取就多拿点钱，更何况跟Mark认识这么久了，总不会让我吃亏。

午饭时，我没再跟同事一起去写字楼B1层的“大食代”排队吃饭，而是买了一套麦当劳，坐在广场的石阶上，一边吃一边盘算价格。人一计算，眼睛便会看向天空。八月极热，天空看起来很蓝，实际很闷，蝉站在耳边叫，不爱出汗的我已经满头大汗，直到广场中央的喷泉咻地在背后升起，水溅到肩膀上，才感觉到有一丝风吹进了毛孔。

最近一年，整个行业都不景气。公司所服务的这条业务线，两年前还属于朝阳行业，两年后就干脆被整个砍掉，业务没了，那么自然没有什么数据可分析了。那些一起开会、吃饭、遛弯、一起八卦老板私生子的同事们，将流窜至各地，不乏被裁掉、被降薪、被输送至边缘岗位的管路。我忽然想起刚上小学时，母亲也是下岗了。

不过，这个年代不同，很多人竟饥渴着被裁员，拿着大额补偿款开始一段悠长假期。想到这里我有些释然，直到上周五，在公司里度过了最后一天。

如果不是在Mark办公室被冻感冒了，此刻应该会很开心吧。属于我的一个假期，也会在一个夏日傍晚悄然开始。我会为三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来个大扫除，用消毒酒精湿巾擦地，将猫毛团成一团，存在猫毛罐里，换上新买的那套米黄格子纯棉床单枕套，不限时长地洗澡沐浴，点上檀木、紫罗兰和小豆蔻混合味道的蜡烛，拿出昨天快递到货的《人的自我寻求》读一读，可能再写点心情日记。

Daniel说会帮我引荐到一个金融咨询公司，是他朋友在创业，创到一半正需要人才。Daniel跟那人通电话，“好用的。”——他是这样评价我的。

“走。”数不清多少个日子，清早打完卡，大家都困得不行，Danial会脚步轻松地踱过来，敲敲我的办公桌，邀我一起去买咖啡。或者有时我迟到了，就有一杯咖啡已经放在桌子上。

入职事务所时我二十五岁，刚从墨尔本回来。花了两年，在墨尔本大学读完研究生，我自己走完了毕业典礼的流程。那是个小雨天，早上就开始阴风阵阵，雨却一直不往大了下。墨尔本是这样的，暧昧的阴冷冬天，常打干雷，需要时时在脚边烤着从超市买来的电暖器。

毕业典礼前一周，母亲告诉我她不能来参加毕业典礼了。我没什么感觉，仔细地把租来的毕业礼服和礼帽烫熨一遍，一边烫一边想起去年夏天，母亲和伍叔一起来澳洲看我。我们去悉尼歌剧院、阿德莱德酒庄、还乘电车去看墨尔本郊区的一片海。在悉尼，三个人都穿白色半袖，站在大剧院门口拍照。拍完照大家躲在一家酒馆门前的遮阳伞下喝小杯莫吉托，我说我想要做广告，不想做会计或者去研究什么股票债券。母亲和伍叔无奈地望着大剧院，可能他们觉得我还没长大吧，我想。

“告诉我，为什么选择投身审计行业？”面试时，Mark用英文问我。

“审计，就是在这些业务数据中，找到人的行为规律，还有人的行为漏洞，然后在业务上进行改进。”我回答。

从大剧院回来，到旅馆暂作休息，母亲约我下楼走走。踏在满街的蓝花楹落叶上，母亲坦白家里的老房子（即608）已经抵押出去了，她和伍叔合伙的公司破产，清算完毕后还能剩些钱。我苦笑，想起小时候抱住母亲求她不要跟伍叔一起生活。打开电脑，邮箱里有两封录用通知，一封来自广告公司，一封来自会计师事务所，我切了几下窗口，回复了办公地点在国贸大厦的会计师事务所。至少位置还挺不错的，我想。

事务所初级员工的工资不算高，但的确是广告公司的二倍。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事务所的人员已经不再能算作精英。这些年到处都在扩招，不论是学校还是企业，我这个人何尝不是呢？身体里的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地被稀释掉了。

我总是连事物的尾巴都抓不住。

千禧年刚过那会，三四线小城市里也开始重视起了英语的重要性，除了小学生课纲必修英语，英语课外补习班像春笋一样冒出来。我跟另外一个女孩总是争二夺一的，白色墙上红旗堆得最高的，不是April就是Jane。女孩之间没有竞争或嫉妒，因为Jane有一双玫瑰葡萄似的眼睛，大而有神，清澈见底，她的鼻子也挺拔，皮肤比小麦深一些。

有一个期末，我俩因为英语竞赛获奖一起登上了本地报纸，我举着一个塑料制的金色奖杯，Jane拿着镶在银色金属框里的奖状和一把鲜花，并肩拍了张照片。渐渐地我很喜欢Jane，但一直没有提起勇气主动示好。直到下个学期Jane没再来补习英语，听说她们一家搬去深圳了。然后呢？我就把她忘了，紧接着是初中毕业的暑假，伍叔带着我和母亲来了一趟北京。那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旅途很不愉快。我不喜欢母亲昂贵却不好看的衣服，不喜欢化妆品和手提包。我到处夹着自己的笔记本，不停地写东西。

已是深夜，再量量体温，38℃，房脊上的军队走远了。

我想起来，自己在小时候总是渴望生病。母亲会跟班主任请假，把我领回家，然后去厨房熬大米粥。我躺在床上看《一千零一夜》，等一碗滚热的大米粥和切成两半的咸鸭蛋端到床边。母亲坐在床边，“嘘、嘘”地把粥吹上很久。一碗粥，一颗咸鸭蛋，百分之百纯度的幸福世界。

第二颗布洛芬扔进喉咙，我撑在橱柜前勉强煮一锅粥。我想着母亲，又想到汪曾祺写高邮鸭蛋：

母亲。高邮鸭蛋。蓝色储蓄卡里的十二万。母亲。很多很多债……我忽然想起Jane的眼睛，十五岁的Jane与塑料奖杯，那张报纸……忽然间觉得很生气。她彻底搬到别的城市，却一句道别的话都没有。

煮粥产生的雾气不肯散去，房间开始发闷。雨后，蜗居在这幢民居里的住户们，要在这些房间里将他们的五脏六腑炸开了。我听见楼下的烧烤小院里人流攒动，女生对着转圈的羊肉串拍照，男生拉起上衣漏出肚皮，酒瓶子撞得哐啷响……那个东北女老板很凶，不过每次打包都会给我盛很多很多。我打算出门走走……这喧闹声让人对生活突起希望，好一个雨后仲夏夜。

出了门，眼睛变得清亮了。这条街从没这么清楚过：需要一直向西走，走出这条细长的、线一般的甬道，跨过西北方向的高架桥，再坐十几站地铁，再步行上一千米，就是那里，就是国贸大厦。

过去这些年，每天走两次。

这段被“工”字围堵起来的细长小巷，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位十分明智的青年，已经看清了这个城市的来路和去处。它是一副急切的模样，急着抛掉过去，拥紧未来，可是那一再被它抛掉的过去，又在疯狂地追赶着它，伸出双手企图塑造它，于是这个形如鬼魅的“过去”就只能永远以狂奔的姿态，追赶未来而无法停留，这样快速地剪影、消亡，当代最具才华的人才也无法为它书写。

更别提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了。

刚过远景街，就看见那座喷泉在向上喷射。一个人，坐在这样的石阶上，在鼎沸的、时髦的人潮里，默默眺望五十层高的建筑，难免会觉得自己正处在人生的最好年华。只是除了宁静气息的绿植与冰凉劲爽的喷泉水之外，周围还密布着大小不一的写字楼、酒店、奢侈品店、酒馆，犹如层峦不绝密不透风的钢铁宫殿。金钱是中庸的，世界性的，致命却又不可谈的，包含了所有时态与语法的，它模糊了低调与豪华的界限。

察觉到这一点时，任何人就会知道那年华已是被虚构的了。

我坐在那天吃麦当劳套餐的台阶上，这里有我的小小标记——用钥匙划的一颗星星，淡得几乎看不见。那个暑假我十五岁，母亲和伍叔带我来北京旅游，白天参观天安门，晚上来这里看喷泉。后来在事务所入职，这个喷泉阶梯变成了我偶尔吃午饭的地方，有时，我就跟同事一起，坐在那颗星星旁。夏天，这步台阶上垂下厚厚的树叶，颇有古典气息，让我觉得自己被庇护在一种稳定机制中，不必再四处游荡。我曾在物理课堂上偷偷抄写干涩的诗、小说与歌词。但是逐渐地，那些字句让我非常累，这种感觉出现以后，字句背后埋伏的那些人，慢慢不再狰狞着脸来梦里找我，一切都如约失散。

正是如此，我在每日的业务例会、客户拜访、方案设计、数据透视中，确定了自己的存在，尤其是周末在那张沙发上打的瞌睡、Daniel在工作群里发来的确认信息和每日咖啡、Mark不时当众对我的慷慨表扬，都令我感到生活如此坚实。生活的选择太少，必须认真地低头走路。就像一只猫，一只狗，只凭鼻子闻到的气息，就坚定不移地循味而去。

我想起608还在建造时。母亲接我放学，牵着我的手走在盖了一半的楼房下面，指一扇还未封窗的方形洞孔说，那是我们的客厅。现在的我才了解，那时的我并不快乐，因为母亲的世界里我不再是唯一的重点。但是，如果母亲不快乐，我又能从哪儿获得快乐呢？或者快不快乐压根不重要。所有人生道理都是这样简单，不公平的是，大部分人后知后觉。母亲步步想着融入新时代时，我却永远地被留在了608这所旧房子——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再也无法返回身去，重访一个能够安睡的地点。

国贸大厦和它的喷泉也是简单的。

人们从容地谈论独立导演和艺术短片，或者窗口期内十几亿的买卖。这些人究竟来自何处？可以毫不费力地体面，追求心之所向。而我要去哪里呢？到头来，索求的只不过是在三十平方的民居里夜夜安睡，醒来就忘了这样那样的梦，而非恐惧着和逃离着梦。

最好无梦。

一步一步走过长巷，喝醉的人零星穿过我的身体。

小区地面干一块，湿一块。楼下烧烤小院的夜灯寂寞地打开了，闪着。打开家门，地板干干净净的，枕套摊开在晾衣架上。我睁大眼睛，看见猫正蹲在洗碗池旁，盯着母亲洗草莓。她似乎刚刚抹好染完发膏，深棕色液体流到了脖子上，老花镜的绳子垂在耳朵两边。她把大米放在塑料盆里淘洗，清水进去，浑水出来，再洗一遍，再洗一遍。

“妈妈……”

凌晨两点，万籁寂静。我诞生在这座由各路天才打造的现代城市之中。这会儿，残破的太阳从国贸大厦的塔尖升起，建筑滋出泉水，所到之处仍是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