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我接了通电话，就再也睡不着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把小杰回上海的消息告诉了母亲。她在电话那头明确不会提前回来，旅行社不可能退钱的。我叹了口气，又无可奈何，怪自己总做些扫兴的事。之前的日子一直靠他们撑着，照顾外公外婆和孙子，两个刚退休的人活成了过去的模样。小杰住在阿娘家，妻子租了套茂名路的屋子，而我住在郊区的老房子，就我一个人。三个人在地图上变成三个点，两两相连，就能画出一个漂亮的等腰三角形。我一直记得哪个老师说过，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形状。我看了下日历，距离开学还差四天，掰了下手指，数着要独自带小杰三天。越想心里越烦，就盖上被子，蒙住头，先睡再说。

口袋里的手机还在响着，我急急忙忙跑到到达口，小杰坐在行李箱上，正玩着Switch。我向地勤人员不停道歉，毕竟让人家白白等了半小时。她没有责怪我，就说小孩情绪稳定，没有什么问题，让我放心，还好心嘱托我路上不要急。我匆匆道了谢，拖着行李箱，拉着小杰的衣领就走了。

“不好意思，爸爸把时间记错了。”没想到我见儿子的第一句话是道歉。他坐在车的后排，不时传来卡比发波和挥剑的声音。“没什么”这三个字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从后视镜里看他，发现从威海回来的他好像又长大了一点，皮肤黝黑了一点，眉宇之间多了一点少年的感觉。一路上，耳边只有高速行驶中的风噪和轮胎的摩擦，我握着方向盘时而很紧，又时而放松，座椅前前后后调整了好几次，后视镜也来来回回扭了许多回，一杯超大杯的热美式喝完，总算到家了。

家里突然多了张嘴，又怠慢不得，对平日里闲惯的人，可成了大问题。每每到饭点，我总要问句吃什么，等待回答的时长从两分钟到十分钟再到不响。我也问乏了，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稀里糊涂地乱吃了两天。小杰一直盯着游戏机的小屏幕，我担忧他的眼睛，就说最后一天去郊外的游乐园玩。其实我自己也想找个清净地散散心。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我和琳琳就一直带他去那个游乐园。他倒不抵触，还显得饶有兴致，嘴边还常问我现在几点了，好像希望快点到明天。

两天的共处让我开始听得懂他的话，看得出他的微表情，还有一些不明显的肢体语言。我有些小窃喜，这种能了解小杰的意外收获让我多了点对生活的盼头。小杰毕竟是个八岁的男孩儿，他在游乐园荡秋千的时候会催我用力推，他喜欢半空中短暂的失重感，有时还企图把手张开并松开秋千的铁链，都被我及时呵斥住了。他对我说：“爸爸，风这么吹着脸，像在沙滩上面朝着大海的时候，不过上海的风更暖一些。”我说：“那好呀，威海的几天开心吗？”我看着他的背忽大忽小，而我们就像两个同极的磁铁，他靠近我，我推开他，中间总有一堵看不见的墙。他没有说话，我也不再使劲推，秋千慢慢地停了下来。他跳下来，直奔沙坑的蹦床，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

草坪上的风开始变凉，我看了看时间喊：“不早了，四点钟，要回阿娘家了。”他玩得忘乎所以，直到我站在他身边，他才听见。在车上，小杰没有玩掌机，嚷着以后每个周末都来。是呀，每周都来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很快他就睡着了，睡得很熟。我悄悄打开音乐，就像他还在安全座椅里的时候一样。开着车，阳光洒在脸上，温温的，我感到眼睛酸涩，抽了几张纸巾揉了揉，单曲循环播放《燃烧的卡路里》——他过去的最爱，并把音量调得很低。

路上有点儿堵，开了很久，小杰也睡了很久。到家后，他揉着眼夸我车开得稳当，和姥爷一样，过去他一直嫌弃我的车太晃，让他想吐。儿子偶然的夸赞让我感到欣慰，我把他的行李从后备厢取下，觉得行李箱也没那么重了。小区的香樟树还是那么茂盛，遮住了多余的阳光，蓝色的影子爬到了三楼，沙沙的树响让我想起童年楼下玩耍的时光，这一片刻，我有了种幸福的感觉。

刚进屋，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了，电视里播放着动物世界，声音开得很小。小杰爷爷躺在沙发的右侧，靠着椅背，仰着头，张着嘴，呼呼大睡，他的呼噜声门外就能听见。太公坐在最左侧，眼睛里反射出猎豹追逐羚羊的画面，看上去很平静。我坐到餐桌的一角，有点拘束。小杰倒是自然，跳进了他们俩中间，拿起遥控器，切了频道。太婆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左手拄着拐杖，腿脚有点儿颤抖。

“回来啦。”

“回来了，行李都收拾好了，妈妈人呢？”

“妈妈去做头发了。吃了没，饭已经做好了。”

“嗯，会吃的。”

外婆的语气里多了丝哀伤，或许是我想多了，她每天都在计算自己还能活的时间，怎么可能欢欢喜喜。我附和了一声，也就没再说话，站起身准备去拿碗筷。

母亲回来了。

还是家里的饭菜好，我吃得很香，小杰也吃得津津有味。电视里的动物世界已经换成了宝可梦。太婆也回了卧室，里面传出我小时候常听的越剧《十八相送》，太公还坐在客厅的沙发里，一动不动，也许动物世界和宝可梦对于他而言都是一样的吧，就是活着的生物。呼噜声依然没停，父亲是真累了。

母亲悄悄地出现在我边上，弯下腰，小声地说：“陆晓东走了。”

“啥时候走的？去哪儿了？”我手里还夹着菜，嘴里吧唧吧唧嚼着肉。很快，就停下筷子，看了眼母亲。她头发做得非常挺，吊灯把发丝照得再亮，也掩不住她脸上的悲伤。我一时语塞，脑子里白茫茫一片，嘴里含着的热饭也冷到极点，索然无味。电视里响着清脆俏皮的皮卡皮卡，还有梁山伯急匆匆催着祝英台：

“祝兄，快走吧。”

“哎。”

那声“哎”的尾音拖得特别长，伴随着轰隆的鼾声渐渐消失在了屋外。

“什么时候走的？”

“你告诉我小杰回来的那天晚上。”

这时，千言万语汇聚成的抱怨和责备被我硬生生地吞了回去，巧了，也难了。母亲在遥远的宾馆里一定顾虑了很多，想了很久。我思忖着。母亲说起接到这个噩耗时的情景，明明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声音却好像越传越远。电视里播放起了宝可梦的片尾曲。

“头七就在明天。”

这句话我听见了，也记住了。她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要不你就别去了，你还要带小杰。琳琳那边又不方便。”

“没事的，我要去。我是一定要去的。”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深蓝色的房间被一缕薄薄的月光穿透，最后落在了床头。阳台的窗户没有关紧，立秋的风透过纱窗，吹到了我的耳旁，嗖嗖的凉意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晓冬的时候，也是在秋天快到的一个晚上。那时他还年轻，剃个寸头，脸长得饱满有富相，眼睛不大眯着条线。我还在读高中，平时不喜欢和亲戚长辈说话，打声招呼都很困难，是母亲挡在前面帮忙圆场，家庭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像个怪胎缩在一个角落。奇怪的是，和他很有眼缘，也很快能聊上天。我们会聊星际，会聊魔兽，会聊CS。整间屋子里，和我最亲昵的竟是唯一没有血缘的他。表姐后来和我说，大家以为我学习好，不会喜欢他这种油嘴滑舌的技校生，没想到那么聊得来，这也成为她选择他结婚的一个小小理由。我并没有觉得学日本料理的晓冬差，甚至觉得他比我这种死读书的要强得多。他会说话，会哄人，相较之下，我这种假知识分子在丈母娘面前表现得差劲极了，当然这些是在威海和琳琳第一次见家长后，我心里真实的感受。我一遍一遍地回忆，与他相见的画面像赛璐璐片一样叠在我的眼前，数了数，真的不多。可不知为何，我却特别想念他，我挺喜欢这个姐夫的，他突然走掉，让我在回家的时候哭了一路。

第二天，当我们驱车前往表姐的家，我突然想到过去竟一次都没有去过。夜里的风不大，马路上的车也少了许多，老天爷像是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一路开的都是绿灯。

“晓冬今年几岁？”这个问题我又问了一遍，昨天问过，可我就是记不住。

“三十九，年头刚过的三十九。‘九’这道关就是没跨过去。”母亲倒是不厌其烦地又重复了一遍。父亲一路上沉默不语，望着窗外，只有他那边的窗开了条缝。

路上，我和母亲聊起了过去，都想到了铜川路水产市场的那次聚餐，当时晓冬已经成为老板的左右手，工资也提到了小一万，比我在电视台要高得多。那晚我们吃得很开心，油脂充盈的三文鱼，鲜脆爽口的象拔蚌，还有超大的活杀澳龙三吃，每一道菜都是晓冬精心挑选的。可惜在那之后，水产市场就因为规划动迁拆除了。

回忆总能把时间压得很扁，下了高架拐个弯我们就到了表姐住的小区。因为不熟悉，我们绕着小区转了三两圈也没找到停车位。母亲着急不停地催促我，她的手机一遍一遍地响，就像一道道催命符。我大吼一声闭嘴，唯独铃声还像头倔驴不停地叫。爷叔出现在了小区大门口，他淡定地抽着烟，眯着眼朝着我们的车招手，父亲摇下了窗喊他。我把车停下，放下他们后自己去寻车位了。从后视镜里，父亲和爷叔拥抱着，母亲站在旁边擦眼泪。总算停好车，我并没有着急过去。蹲在路边吹风，数着枯叶一片片落下。偶尔会有几个行人匆匆路过，我会望着他们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视线里。差不多了，我站起身，迈着慢悠悠的步子，向着那扇门走去，我不愿见的门。

表姐小区的楼是砖瓦木质结构的老式工房，踩上楼梯，发出咔吱咔吱的响声。过道里都堆着落满灰的杂物，几辆看不清牌子的破旧自行车紧紧贴着墙，过道的灯昏黄暗淡，靠近光的地方能看到雪花一样的悬浮物。楼里只有一扇门敞开着，点着长明灯，从里面传出催眠的诵经声，我知道我到了。走进屋，客厅照得通亮，把外面衬得更黑。不足六平方米的客厅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香烟的味道，不大的三人沙发上坐了五个人。小嬢嬢见到我，径直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哭着喊：“阿拉晓冬真是命苦啊，一声不响地就走了。”小嬢嬢的眼睛像两个水泡，薄薄的，一戳就破，流出了很多水。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只能跟着她换气的节奏说对的对的。表姐从卧室里走出来，熟练地点上香，我微微压下头，尽可能避开她的目光。“帮阿哥上炷香。”她递给我，一根灰色的线，连着表姐的指尖，绕过面前的黑白照片，又环绕在香炉的正前方。我鞠了三个躬，把这根线插进了香灰里，而这根线悠悠地向上升，盘旋在泛黄的天花板上，积成了一片淡淡的云雾。照片里，晓冬的嘴咧得很大，看上去很快乐。

表姐牵着我进了卧室，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生活的样子。卧室里摆放着一套看上去还很新的家具，红木的大床，红木的衣柜，红木的五斗橱，还有两把红木的椅子靠在窗边。床头的正上方还挂着他们的结婚照，那个时候他和表姐都还年轻。床头柜上摆着一家三口的合照，照片里的妙妙很小，应该还没有上学，她的笑容还很甜美。五斗橱上叠放了几个黑色亮晶晶的首饰盒，淡绿色的墙上挂了许多少数民族特色的编织物，大概是他们旅游带回来的纪念品。妙妙坐在靠窗的位置，脸朝着对面衣柜上的镜子，面无表情。她的身体趋向成熟，能够明显看到突出的女性特征。我想起母亲和我说过，妙妙小学的时候发现有性早熟的问题，一直在打抑制针，看来抑制效果并不理想。表姐让她叫舅舅，她站起来，转过头，张了张嘴，却没有声音。我连忙说：“没事的，没事的。”她又安静地坐了下来，扭头望向窗外。表姐无奈地摇摇头，叹了口气，让我坐在床边。然后她开始声泪俱下地说起晓冬去世那天发生的事。她把每一个细节都说得很清楚，像真的一样，也的确是真的。那天下午，晓冬就是死在我坐的这张床上，表姐说看到他的时候，人青了。我只晓得表姐生活中习惯了每一个人，现在这些人中间她最习惯的却消失了，而这种突然的不习惯让她来不及反应，强烈的顿挫让她直到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她是可以流泪的。“他一个字都没有留下。”这是表姐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她就在不停地抽纸巾，不停地抽。这句话她应该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看着表姐抽纸巾的动作，想起去年给小嬢嬢庆祝六十大寿，陆晓东喝多了，莫名和大堂经理发生了冲突，还一巴掌砸碎了玻璃茶几，我和经理好说歹说，最后赔了人家两千块才息事宁人。我还嘀咕他发什么酒疯，把高高兴兴的日子变得鸡飞狗跳，那时表姐就和现在一样，坐在一旁不停地抽纸巾，不停地抽。我对表姐说：“阿姐，世事难料，人终有一遭，阿哥走得太快，你要坚强，妙妙以后还要靠你。”说到这里，我也抑制不住眼泪。我想到了小杰。就陪着表姐一起抽纸巾，不停地抽，抽光了一整包。我有点胆怯，后悔说出了要坚强，这句话太道貌岸然了，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坚强谈何容易，抽纸巾也只是我的障眼法罢了。表姐说：“上个月，我们就躺在这张床上，他跟我讲，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怎么样，把生活弄好，妙妙进的是民办初中，以后压力大，我们要全力以赴……”话未说完，表姐拿出了新的一包纸巾。我回头看了眼背后的床，粉色的床单上绣着一对鸳鸯，蓝绿色的羽毛在黄色的灯光下，泛出了炫彩的光芒。这对鸳鸯结伴浮游在粉色湖的中央，其中一只它的翅膀上冒出了很多线头，我忍不住去摸了摸，像是拂过一把枯草，毛刺好似枯叶的锯齿，轻轻地摩擦着我的指尖。三年前，我和琳琳也是躺在床上，我们讨论小杰的未来，没有结果，最后只留下沙发上凹陷的印子。

爷叔走了进来，手里叼了一支烟，拿起五斗橱上的打火机，点上，对着黑漆漆的窗外，吐了一口。

“妙妙，让让小舅公。”

表姐挥挥手，示意女儿起来。妙妙刚挪开屁股，爷叔一把搭住她的胳膊，让她别动，自己又猛吸一口后，迅速掐灭了烟，还急忙拍走了身上的烟灰，顺手把窗子敞得更大一些。

这时，一只飞蛾闯进了屋。它冲着天花板的吊灯不停地撞，一次两次三次，屋内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盯着它。飞蛾撞击的声音越来越响，“砰”“砰”“砰”每一下都像是在敲门。它累了，停在结婚照上。表姐起身想赶，爷叔赶忙拦住。

“他回来了，回来了，回来看家来了，让他待一会儿，他自己会走的。”

表姐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张结婚照。褐色的飞蛾张着翅膀，翅膀上的花纹像一对眼睛，而它又恰好停在了晓冬的额头，像真的显灵，晓冬再用一双褐色的大眼看着我们。那双眼多么陌生，让人脊背发凉，硕大的杏仁状的褐色眼珠里凝聚的又是什么。不一会儿，它就扑向窗外，扑腾着薄薄的翅膀，悠悠地飞向了天上的月亮。

“去烧了。”谁在门外喊了句。

他们都走了，只有我还坐在里面。“走吧。”母亲进来叫我，我没有答应。我又抬头看了眼他们的结婚照，正面的玻璃上粘了点蛾子留下的粉，在光的反射下闪着银色的光点，像一层细细的沙，撒在了晓冬的头顶。我站起身，不自觉地走了出去，以为有人在推，慌忙地回头，才发现原来是母亲正拉着我的手。

老旧小区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太近，只好把准备的纸房子纸轿车还有无数的金元宝搬到马路边。晓冬的衣服、鞋子、被单、日常用品都被规整到了三个纸箱子里。爷叔是家里唯一热衷白事的，遇到这类事，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用粉笔在两棵行道树中间熟练地画了一个圈，让我们把晓冬的日用品先堆叠在圆圈的正中间。看着被扔出来的东西，我问母亲：“就这么点吗？”母亲拉近了我，小声说：“去殡仪馆的那天已经烧掉很多了，这些是剩下的。因为晓冬太年轻，多了忌讳，所有的白事都做得很急，这次头七做，之后的七也不会再做了……”母亲细细碎碎的念叨像不合时宜的蝉鸣，让我心生厌烦。

七八个人把塞满金元宝的纸房子放在了这些生活用品上，对着有空隙的地方拼命塞用锡箔叠好的银元宝。爷叔从门口保安室借来了两罐灭火器，靠在了围墙边。一切准备就绪，众人围着白圈散开，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圆，只有爷叔一人站在大圈里面，他点着香烟，深吸一口。

“烧了啊！”

没有人回话，就好像是他对晓冬说的。爷叔用烟点燃了一张黄纸，迅速地把它塞进了纸房子里。刹那间，一团巨大的橙色火焰蹿到了三米高的位置，赤色的巨蛇盘旋在半空，向黑色的天吐着火红的信子。火焰的炙热吓退了周围的人，圈又大了一点。这一幕让我想起去年和琳琳一起看的一部恐怖片，电影里巨大的稻草人被点燃，周围站着邪教徒，也是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圈，他们烧的是人，我们的也是。爷叔没有恐惧火焰，他不停地往火堆里抛黄纸，一打一打地往里扔，好像害怕这团火会熄灭，或者他在渴望火焰。火越烧越旺，父亲慢慢地靠近灭火器，大门口的保安也站在不远处注目观望，淅淅沥沥的火星子飘向了附近的梧桐树，又很快地消逝在了寒风里，好像不愿在凡间多停留一秒。火焰的边缘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场域，独属于死的人，活的人无法靠近，只能看着，看着他的火焰扭曲世界的形状，起起伏伏，捉摸不定。十字路口慢慢地驶来了一辆警车，红蓝的灯光在黑夜里格外显眼。警车穿过小路，黑色的玻璃窗摇了下来，探出一张严肃的面孔看着我们，父亲微微低头，挥手示意，窗户又缓缓抬了上去，像是一次简单的注目礼，闪烁的警灯又消失在了街角口。纸制品很快就燃烧殆尽了，火焰的威力扑向了衣物，不，扑向的是晓冬在这里最后的一点儿痕迹，火要将他们吃干抹净。

当他的白色空军一号被火烧得像煤炭一样黑时，浓密的灰色烟雾升腾起来，带着呛鼻的臭味弥漫在空气里，没有人厌恶这些臭味，那或许是晓冬最后的挣扎，而我们只想和他共处久一些。表姐哭了，只有她在哭，晓冬的妈妈和小嬢嬢互相搀扶着，这两位妈妈已经哭干了。

“晓冬爸爸呢？”我发现那个过去经常板着脸的老头没有出现。

“他已经戆掉了，你前面在卧室里没注意到，晓冬爸爸已经说不出话了，一直坐在沙发上，你爸和他打招呼他都没有反应。”母亲看着熊熊火焰，暗淡的眼睛里闪烁着不寻常的红色。

我明白，有时候，我也会想，小杰消失的话，我会怎么办，琳琳会怎么办，是一起去死？还是活成个僵尸？又或者是再生一个？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静静地向后挪步，一点一点地远离众人，躲在了阴影的一隅，看着灰烬像一片片弄脏了的雪，无序地、紊乱地飘荡在他曾经活过的地方。

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两米高的东西快要烧没了。晓冬留在这个世间的味道也将走到终点。我注意到了躲在表姐身后的外甥女，对母亲说：“妙妙还好吗？”母亲没有立刻回答我，她看着前方许久。

“她没哭过，知道她爸爸死后，到今天，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过。”母亲又陷入了沉默。

我并不惊讶，我好像能够理解她。她或许根本不知道该以什么表情去面对，没有表情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她紧紧地把自己封锁起来，与这个世界隔离，她对这个生活十二年的房子第一次感到了陌生。我也对自己的房子陌生，住了九年，从一人变成两人再变成三人，现在又剩我一人。打开冰箱，里面的调味品都不知是何年何月，还有几年前配的中药，我时常问自己，还能用吗？

“小嬢嬢和我抱怨，说这个小姑娘怎么能这么狠心，那是她的爸爸。”

母亲的话让我颤抖了一下。没有表情是一种残酷吗？他们都不懂，老一辈的人面对死亡是一定要哭的，而且要哭得特别凶，身上每一个细胞都要随之颤抖呐喊，嘴里喊着谁谁谁命苦啊，命苦，好像只有这么叫出来，对自己能有个交代，或者说告诉死去的人，阳间太苦，你不用再受了，让活着的人来忍受吧。可是妙妙和她们不一样啊，她是克制的，内敛的，她的悲痛，她的伤心欲绝，只有她知道。我们都是局外人。我也是这样的人，那天下午琳琳说要搬出去，我就站在一旁，沉默着，看着她不停地往箱子里装东西。我没有帮忙，也没有阻止。连多年养不熟的猫，都会在她的脚边不停地摩擦，它的叫声像是一种挽留。她跨出门的时候，我都没有说一声再见又或是路上小心。我比妙妙更让人心寒。

时间不早，眼看就要十一点了。来参加头七的同事和朋友都开始撤离，只有亲人还守在小小的火堆旁。爷叔的眼睛一直盯着火，从没有离开过。火光照亮了他的身体，红色勾勒出他干瘪瘦弱的躯壳。当年他把阿娘从房子里踹出来，自己一个人霸占着。要不是父亲腾出单位分配的房子给阿娘住，估计阿娘在我出生前就走了。阿娘也怪，从来没怪过这个小儿子，每到节日，兄弟姐妹们依然会围着阿娘聚在一起，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记得阿娘去世的那晚，他是八个子女里喊得最大声叫得最响的那个，他看上去是最孝的人。之后，但凡哪个亲戚家里有丧事，他总是最积极的，在别人哀伤难过的时候，他会忙里忙外，但他不会哭，自从阿娘死后，我再也没见过爷叔流过泪。我有时候觉得他是不是也在后悔，还是他在害怕，他还在想阿娘吗？火又小了一点儿，变成一个苗，他眼里的光也消失了。

妙妙靠在一棵树旁，她不停地用脚碾着地面，滋啦滋啦，似乎和水泥地有仇，还带着恨，纯粹的恨，却又不知恨谁。她很像我，我们之间没怎么说过话，我却总有种冲动会忍不住观察她。小杰应该和妙妙一样，他也哭不出来。

火的边缘带有奇特的波纹，透过波纹的缝隙，我好像又看到了不远的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事物的边缘也有这种不规则的波纹，琳琳在给我打电话，她的语气激烈，充满愤怒，时常还有几句脏话，她责备我不像个男人，她说她的朋友都无法理解我，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冷漠来折磨她。我一直听着，没有回答，只是站在路口，回想她走出房门的背影，门框像一环又一环的圈，渐渐消散，直到眼前一片空白。

我没有打招呼，只是给母亲发了一条微信，告诉她我回车上，我说自己累了，让她替我向他们道别。我一个人坐在车里，关着窗，车窗玻璃上慢慢地爬满了白雾，呼吸的声音好像命运交响曲，渐强渐强。哆！哆！哆！三声清脆的扣窗声，父母从两侧钻进了后排。母亲还在擤鼻涕，父亲把头靠在了椅背上，闭目养神。

“都说完了？”

“说了。我替你说了，还要加班，他们也叫我们早点回去休息。”

“对。”

母亲的声音里夹杂着一点不满。我系上安全带，赶紧发动汽车。

从后视镜里，母亲紧闭双唇，重重地吐气，能够看到她身体明显的起伏。母亲还在抱怨我瞒着几年前辞职这件事，我知道我需要瞒着，多赚出来的钱有时候是一种罪恶。

车绕回了烧东西的地方，原本巨大的圈已经变成了一个红点，一步就能迈过去。围着圈的人只有表姐、妙妙和爷叔。父亲让我停下车，他摇下窗，对着他们挥手，都没有说话。一阵风吹过，把火星子刮上了天，盘旋在半空，留下一圈一圈的残影。

“晓冬他爸还是没有下来？”我问了一句。

“没下来，我们走前去楼上和他道别，他还是只会点头。”母亲的声音颤颤悠悠，像晃荡的水，不注意就会撒了出来。

“希望阿姐能扛住。”我踩住刹车，没有去抢黄灯。

路边的落叶唰唰地飘下来，落在了挡风玻璃前，我打开去雾，空调机的声音在夜里像一阵嗡嗡的耳鸣。

“才三十九岁。”

“是呀。”

“你再过五年也三十九了。你和琳琳多少年了？也九年了吧。”

“嗯。”

我瞥了眼后视镜，母亲死死盯着我，微弱的光线下，我能看见她变红的眼。

“还离吗？”

我头摆得很正，直直地看着前方。车厢里有点闷，我打开窗，冷风带着淡淡的烟味吹了进来。路口绿灯亮了，车还停在线上，一动不动。

周末，我带着小杰又去了那个郊区的游乐园。琳琳没有来，说要加班。我坐在长凳上，小杰一个人在荡秋千，他荡得很高，荡得很快。大草坪上扎着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帐篷，别人的爸爸躺在里面睡觉，别人的妈妈拉着孩子的手在做游戏。我盯着小杰，他也盯着我，他好像在说什么，我们之间的风太大，听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