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座，我弓背埋头，左手轻滑手机屏幕，右手紧捏铅笔，巴掌大的笔记本摊放于腿。手机上弹出编辑发来的消息，是H市媒体发布的短讯，标题赫然，《痛心！两名初中生相约服药自杀》。我快速瞥一眼，往笔记本上添几笔：初三、课间服药、其一去世……铅笔的深棕色笔杆上镌着金色的酒店名，笔尖锋利。每当下笔，隔着所剩无几的纸页，我的大腿都传来一阵刺痛。

时值深秋午后，阳光清凉而明亮。窗开一半，风灌进车里，扫得我双眼酸涩。司机抽着烟，调大了音乐声。烟味叠着节奏，一圈圈地弥漫。鼓点击打着我的太阳穴，敲散了我的注意力。

又是自杀——在这个秋天，这是我接的第三个与自杀相关的选题。前一天晚上，编辑派我出差，我拖了半晌才回复“收到”。为什么自杀？突如其来的死亡孕育出这个问题，然后吞噬所有答案，徒留旁人猜测、追问。媒体总是一窝蜂地涌来，又云烟般散去。

我翻了翻之前的采访笔记，脑海里只剩下双双肿眼和张张枯嘴。遗属们表情总相似，起初会交织着悲伤、不解或愤怒，但禁不住长枪短炮轮番耗心力，最终徒留倦意。我刚入行一年，总慢人一步，常常是在他们倾吐欲望将尽之时才出现。遇见冷脸，只能收起迫切的询意，在病床前或家门外沉默地站，耐心地等，最后好歹能完成采访。

一阵胃痛袭来。我从身旁的双肩包里翻出一板铝碳酸镁咀嚼片，按压两颗入手心，塞进嘴里。快嚼几口，满嘴牙膏味。入职后不久，我就患上慢性胃炎。比起饮食不规律，我觉得更主要的诱因是情绪——医生说胃是一种情绪器官。我时常以他人的痛苦为食，代价是产生过多的胃酸。

司机在路口踩下急刹车，我俯身向前，前额磕在副驾驶位的椅背。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一回北京就辞职。

答应和我见面的，是那名离世女学生的父亲。

曾是同校师兄的前辈给了我联系方式。他好意提醒，对方只接受知名度较高的媒体采访，全程独自露面，说妻子悲伤过度无力应对外人，“目的挺明确”。我没有追问是什么目的。社会报道做得多了，自然明白，没有谁甘让伤口任人闻嗅。主动寻求媒体报道的，或为伸冤，或为求救，但公道二字太虚无，落到实处不过是道歉书、惩处公示或赔偿金。

我下车时，他已站在相约的茶楼门口。只消一眼，便能辨出他。那种相似的神色，我见过太多次。面容忧伤，所有的线条都朝下。脆弱又警惕，连下巴都绷紧。他身形瘦削，中等个头，板寸头，高颧骨。穿着剪裁考究的黑色法兰绒衬衣和墨灰色的西装裤。我一边走向他一边在心头暗拟文章的开头，“这是十月里普通的一天，秋日明媚，但对于慧慧的父亲而言，这一天是灰暗的。”慧慧是我为女孩想的化名。她本名是陶笑。

“您好。”待走近了，我先开口，“我是界点新闻的记者周岐，谢谢您的信任。”

他只是点点头，嘴部掣动一下，仿佛欲言，却止，转身将我往茶楼里引。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一双与衣着并不相称的白色匡威帆布鞋，鞋帮将脚颈磨破了皮。

茶楼藏于H市曲折秘巷之中，面积不算大，但装修很显气派，深色原木地板刻着精致的仿古纹样，雕花木质屏风一扇扇作隔，荫出一堂堂的清净。最终落座角落一隔间。一张锃亮的乌木大桌，四条宽大的扶手靠背椅。我和陶父临着走廊，面对面而坐，中间隔一盏青铜炉灯。一个不锈钢水壶和两只玻璃杯立在桌边，倒显突兀。

“茶楼是我开的，这几天没营业。”陶父伸手提起水壶，往杯里斟了水，递给我，“抱歉，服务员不在，只有白开水。”

我双手接杯，忙说没关系。然后匆忙低下头，从背包里掏出笔记本、铅笔和录音笔。因为最近减少了抗抑郁药物的用量，我双手发颤。

“秋水仙碱。”陶父说。

“不好意思，您说什么？”我盯着他干燥起皮的嘴唇和嘴边的一圈胡子茬，一时走了神。

“她们吃的药，叫秋水仙碱。”

他索性从我手中抽过笔记本和笔，写下四个工整大字，推回我的面前。

“这是处方药，一般用来治疗痛风。它的致死量是每千克体重0.8毫克，也就是说，如果体重是一千克，吃0.8毫克就很危险。”果然是有备而来，逻辑清晰，言辞精确，仿佛在背一套台词，“笑笑差不多一百斤，吃八十片就已经很危险，但她吃了一百多片。另外一个女生，是她同桌，吃了差不多六十片。”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串数字，趁他喝水的间隙，问了一句，“您是从医生那儿得知的？”

他放下水杯，眼睑沉重的眼睛冷漠地半合，沉默片刻才答，“进急诊室时，我听笑笑给医生说了药名。”他的左手紧握椅子扶手，像是怕一不留神就会摔下去，“当时笑笑一直想吐，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听药名，医生表情很不好，但当时我没细问，后来在网上查的。”

他停下来，拿起手机快速滑动屏幕，再递给我看。是一张有些模糊的照片。我努力辨明图中信息时，他解释，“这是她俩课桌间的垃圾袋，里面有十个空药盒和空药板。再结合警方给我们看的教室监控，可以确定服药时间是那天晚自习的课间。”

下一张照片是两家紧挨着的药店，宽大的牌匾上刻着“润安大药房”。我一边翻拍照片，一边听他说，“这是她们买药的药店，就在学校附近，根据警方调查，她们在当天中午分别去了两家药店，一共买了十盒药。”这时，他收回了自己的手机，干咳一声，提高了音量，“你应该去药店一趟，这两家店是同一个老板。他必须负一部分责任，因为处方药是不能随便出售的，尤其是卖给未成年人。”

他盯着我，细长的眼里爬着红血丝，黑眼圈下坠着明显的眼袋。在某种压力之下，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药店”两个字。他鼓起骨节敲打桌面，“你还应该去学校。当天守晚自习的班主任没发现这些药，也没留意到课间她们在服药，这是校方的失责！”

我逐渐明晰，陶父瞄准的责任方是药店和学校。但我不得不将一切拽回起点，“笑笑为什么这么做呢？”

“在急诊室里我问过，她不肯说。后来她转进重症监护室，没机会问了。”

“另外那个女生呢，您和她的家长联系过吗？”

“联系过，”他的脖子缩进衣领，“她吃得不多，洗胃之后抢救回来了。但她出院后，就没再回学校。”他端起杯子，又放下，“笑笑出殡前，我反复给她家长打电话，都被挂断了。后来她父亲给我发短信让我别再打扰。”

他给我看对方发来的短信，寥寥数语，每句话后面都紧跟一串感叹号，最后一句话是，“她自杀的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节哀吧！！！”

经他允许，我记下对方的联系方式。但他说，“估计你也问不出什么来。”

“她俩关系如何呢？”

“算朋友吧。笑笑成绩好一些，她同桌成绩不太好。”

向我介绍了事发当天的情况和女儿的就医过程后，陶父变得寡言，但我仍得让对话继续，直至只言片语凑得出一张陶笑的画像：成绩好，却没什么班干部的架子。性格内向，可又有些好强，会因为成绩下滑躲在自己的卧室里哭泣。但她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乖学生，她打耳洞，带手机去学校，偶尔也翘课。

答得倦了，陶父给我看几张照片，但提醒我不能翻拍。照片上是陶笑看书、骑马和跳舞的样子。小女孩长发圆脸，婴儿肥未褪，有着大眼睛、高鼻梁和微嘟的唇。面对镜头，恰如其名，总笑。

我问及她和家里人的关系，陶父茫然而厌倦地盯着桌面，“问这些有什么意义？”我解释说，是为了避免外界胡乱猜忌。“我们关系很好，这双鞋还是她上个月送我的生日礼物。”他忽而从桌腿后伸出脚，脚尖在木地板上点了点，然后很笃定地看着我，“她一定不是真的想自杀。”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

“这只是一场致命的意外。”

我点点头——并不是对此表示认同，而是希望他继续说下去。我曾刻意锻炼倾听的能力，养成了一套招牌表情，并在适当的时机喃喃应声，意在安抚或鼓励。这是我从工具书上学来的采访技巧：做一只能让他人放心埋头哭泣或倾诉秘密的枕头。

“不论怎样，总该有人对此负责。”他说。

和陶父作别后，我打车去了H市二中附近的一家星巴克，点了一杯冰拿铁和一块巧克力蛋糕，当作晚饭。

坐在玻璃窗前的高脚凳上，我小口吃着蛋糕，给另一个女生的父亲打了好几通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前辈发了稿：《当我的女儿决定和同桌一起服药》。洋洋洒洒四千字。我点开前辈的微信，问他怎么选了口述体。他很快回复我，“其他信源根本突破不了，所以还不如求快。”

“能写的你都写了，我还能写什么？”我心不在焉地翻开笔记本，猛吸一口咖啡。杯壁上的水滴跌落，砸开纸上的潦草字迹。前辈发来消息，“要不你尝试联系一下这个人。”紧跟而来的是一张微博评论区的截图，一个纯白色头像配一个“白”的昵称，自称是陶笑的朋友，“她不是平白无故想自杀，也不是哗众取宠，请尊重死者。”

我打开微博，在搜索栏输入“白”，指尖顺着一串头像往下滑。大海捞针好一会儿，忽而憬然，复又回到微信，问前辈，“这是哪条微博下的评论？”前辈很快把原微博转发过来。有人将各种传言打了包，炖出没头没尾的大杂烩。评论里有好奇的，“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想吸引人注意，结果玩脱了？”有讥讽的，“现在这些小女生被宠坏了，这么脆弱。”“不珍惜生命，死了也罢。”

评论区的第二条热评是白留下的。多半是刚注册的小号，微博内容空空如也。我点开私信栏，被提示“在对方关注或回复你之前，你每天只能发送一条留言消息”，于是我先用手机上的备忘录拟草稿，确认无误之后才复制粘贴至微博。

吃掉最后一口蛋糕，我在起身前再次打开了和白的对话框，“避免谣言和误解的最好方式就是还原真相，或许您可以帮我们拨开迷雾，也能让笑笑父母心中的石头落地。”盯着最后一句话，一阵恶心袭来。应该是因为蛋糕太腻了，我想。

H市二中是当地最好的初中。我从出租车司机口中得知，当地人称之为“优等生工厂”，“二中的学生大部分都能升入M中，而进入M中就等于一条腿进了名牌大学。”秃了顶的司机得意洋洋，“我儿子就在M中。”

前辈提醒过我，学校难进，唯一的机会是在晚自习前，和外出吃饭的走读生一起混进去。“早上和下午都会查校牌，容易被发现。”前辈说，“而且前两天去的记者有点多，学校可能会加强管理。”

其实我对混入采访现场这件事早已得心应手，为了偷偷进入被管控的现场，我翻过墙、钻过洞，也爬过栅栏。或许是因为我个头小，常年素面朝天，学生打扮——运动套装配帆布鞋，背双肩书包，加之行事小心，所以不曾被拦截围堵。

但此刻站在二中校门外，我的手在抖。我久久盯着敞开的校门：黑色铁质栏杆、金色雕花枪尖和红色牌匾。成群的学生飞奔而入，赤金色的光打在他们生动的侧脸，滟滟地滚一圈，再盈盈跃开。一阵眩晕间，往事袭来。记忆断断续续，像是石头在江面打水漂。顺着石头弹跳，我看见曾经的自己浮出水面。

那是某个夏日傍晚，我穿着灰色运动服，扎着低马尾，用黑色钢夹把厚重的刘海别在头顶。装满习题册的书包沉沉地往下坠，肩带压得我的肩头很痛。我渐渐垂下头，收紧脖颈，扣肩驼背，眼睛盯着脚尖。那一刻，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回到学校。

我以为我已忘记。但当一簇簇年轻身影一闪而过，我混淆了自己的年龄，也遗忘了自己为何而来。我再次被一种毫无由来的恶意困在原地。直至尖锐铃声荡过校门，将我拽回当下。我埋下头，双手攥紧背包肩带，抓紧最后的时机，紧跟着几个女学生，奔入校园。

校园整洁宽敞。我沿着高大的栾树和银杏而行，一路踩着红黄辉映的脆叶，来到教学楼下。

六面红晃晃的光荣榜立在楼前，我驻足拍了照。每面光荣榜上都印着学校早年间从二中毕业进而考入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的学子照片。榜单张贴时间太长，不少照片已泛黄，卷了边角。

是不是每所学校的光荣榜都很相似？我一时间很恍惚，竟觉这光荣榜上应有自己的照片。但当然不会有。如果有，那张脸会被画上猪鼻子或者浓密的胡须。而那些“创作”来自于我的同学。

那时我刚升入初中。学校按照入校考试的成绩将学生分入普通班和尖子班。我成绩一向拔尖，却因为入校考试失利被分进普通班。父母曾想托熟人将我转班，我拒绝了——后来我曾无数次为此后悔。在第一次月考时，我便登上了年级前十的光荣榜，而班里的第二名和我的总分差距近七十分。

我成为班里典型的好学生。班主任把排名表贴于黑板左上角，用黄色荧光笔将我的各科分数拉成一条分界线，一脸严肃地称之为天花板。上课依次抽人答题，泥泥滞滞好几排，老师总会叹口气，再唤我给出标准答案，课后亦要将我写的作文钉作范本，在班上一遍遍传看。

言语渐渐在我脚边泛起迂回的涟漪，并最终聚成漩涡，但没人知道第一朵水花始于哪里。很快，每当老师在课堂上提到我的名字，高高矮矮的肩膀摇来晃去，合谋的窃笑便像背景音般从四面八方响起。

但更多时候，是无声的。女生们会聚在教室的角落或走廊，远远地盯着我，说着悄悄话，然后笑起来。仿佛我在房间里一丝不挂，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却没有谁给我递来一张毯子。我唯一能看见的，是她们快速翻动的嘴唇。这样的耳语并不是争斗的序曲，而是争斗本身。不动声色，不留痕迹，也就无从抗辩，无从认输。

每次月考后，班主任会根据成绩重新安排座位。和我同桌的男生通常对我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意掺和小女生之间那点事儿，但也能读懂那种具有压迫性的气氛。若是女生分到和我同桌，便迅速划出“三八线”，挪开桌椅，和我拉开距离。仿佛离我太近时，我的耻辱会蹭到她们身上。很久之后我看到一部动物纪录片，里面有一句旁白，“如果母狮子离群，就会死去。因此，她必须身处狮群之中。”才恍然，她们不过是遵循了自然法则。

过往记忆重回脑海时，我的心头涌出一种猜测。这种猜测先是令我不安，旋即又被一种莫名的兴奋取代。

上课期间，大部分教室都门窗紧闭。湖蓝色的布质窗帘败了色，更是将教室掩得严实。陶笑所在的十九班在三楼走廊的尾端。

陶父给我看过一段他翻拍的监控视频：木制课桌椅两两并排，留出狭窄过道，每张课桌上都堆满了厚厚的书本和习题册。事发那晚，陶笑便是在这间教室里，和同桌一起拆开了成堆的药片，一仰头，各自服了药。

站在走廊，能听见教师低沉的讲解声，或是同学少显活力的朗读声。我努力踮起脚尖，想透过后门上方一扇狭小的玻璃窗往里看，又很快作罢。

青春的肉体在温暖的空气中蒸腾着，散发出微微发咸的油腻气息。人能通过气味唤起记忆，和狗一样。而我记忆中的中学生活，和那段模糊的视频画面一样，充满噪点。

当时，教室前方还嵌着那种老式的墨绿色黑板，下方凹槽里盛着板刷和粉笔。风扇总在头顶扑打着热气，白炽灯管上盘旋着密密的蛾虫。板书声时而敦厚，时而尖利。折紧的纸条在一张张课桌下流转，总会绕开我，像河流突然转向。但我知道，那些纸条上通常以不同字迹罗列着坏话——有时候它们会跌落在我的脚边——比如“自以为是的书呆子”“老师的狗腿子，真了不起”或者“大才女的头发油得能炒菜”。有时也议论我的家庭背景，比如猜测我是没爹妈的孤儿，或者宣称我的父母是没文化的暴发户。

我虽然紧盯黑板或课本，但其实一直在确认那些藏在板书背后的杂音。紧接着，我的视线变得模糊，眼前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圆形光斑。我在哭。无声地泪流满面。然后，我会迅速用手臂擦干眼泪，任由赤膊黏住书页，佯装无事发生。

幸而我是走读生，至少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能逃回家里。但我开始失眠，遍遍回想我说过的话，担心新衣服太惹眼，害怕没洗净头发。有时我会在半夜惊醒，起身去检查我第二天要穿的毛衣，或者偷偷躲卫生间，重新冲洗我的刘海。无论怎样，当我重新站在校门外，仍觉寸步难行。

手机上跳出消息。是陶父发来的，“小周记者，这个我发给你看看，你采访一下校方，为什么有学生在班级群里讨论自杀这种事，班主任却一无所知？”随后我收到一张图片，明显是用手机翻拍的另一个手机上的聊天记录。手机和账号的主人是陶笑。我放大图片，发现是一个名为“319”的QQ群，对话时间是事发前一周的晚上九点前后。

陶笑用一张小猫的照片作头像，发了一个表情包，是两个大号加粗的黑体字，“想亖”。

“你成绩那么好还想死？”有人回应她。随后，同学们开始讨论各种自杀的方式：安眠药、百草枯、溺水和跳楼……

“安眠药都是作秀。”陶笑插了一句，“要服用两瓶才会死。”

有人提及“秋水仙碱”。陶笑问这是什么，对方回应：“我知道得不多，自己去查呗”。

对话草草结束。

我背靠着走廊墙壁，存下这些照片，问陶父，“这个群里有班主任在吗？”

“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又说，“不管怎样，班主任连这些都不知情，不也是一种失责？”

“那天晚上笑笑有什么异常吗，为什么突然聊起这些？”

“这个年纪的小孩经常把想死挂嘴边。如果她真的想轻生，为什么要事先张扬？”隔了大概十分钟，他发来语音，“她事先反复提起，又约人一起买药，还选择了在课间吃药，我觉得这是多次发出信号。谁如果给老师讲一下，或者老师留意到，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陶父说的或许没错。这群学生聊过的自杀方式，我都曾想过。在很多个夜晚，自杀的想法是一种强劲的安慰剂。但我很明确，自杀得利落干净，最好能不留痕迹，因为不堪的尸体也会沦为笑料。

我的成绩曾出现波动，有几次是我刻意而为之。父母关切，我却只能以发挥失常搪塞过去。语文老师则在我的作文本批语栏里写，“欲戴皇冠，必承其重”。那时候，校园霸凌仍是一个陌生词汇，我始终没想过找任何人帮忙，因为那只是女生之间常出现的事，只是一群人的窃窃私语。

我会偷偷撕扯右手中指上的茧皮。茧很厚很硬，我会先在最厚的地方咬一道口，再用左手的指甲将死皮一条条撕下来。这个过程一般不痛，但有时候很难控制撕扯的走向，最后会撕到嫩肉。流血时，我用嘴含住伤口，用力吮吸。那混杂着铁锈味的疼痛，让我莫名着迷。尤其是冬天，我的手上生出冻疮，肿胀的手指上结满血痂，我便用指甲盖撬开痂壳，再顺着开口掀起整块血痂，任由血肉模糊。

我也会用牙齿咬口腔内壁上的黏膜。这样做的时候，嘴唇会不停撅起和蠕动，面颊则会随之凹陷或突起——这给了女生们更多可供编排的素材——但我总是忍不住。

我丢掉这些坏习惯很久了。但此刻，当我从背包里翻出笔记本，用手撑开纸页，试图记下一些学校里的场景时，我突然感到右手中指传来阵阵隐痛。

痛意令人清醒。

刚入行时，招我进来的编辑曾告诉我，他们欣赏我的共情能力，但也因此有些担心，“女记者嘛，总是太容易理解别人。这意味着你容易被别人控制，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占有你。”这位编辑四十岁出头，五短身材，说这话时，他取下了镜片很厚的钛钢框架眼镜，捏了捏扁塌鼻梁，“每个记者都会经历一个时刻，误以为在别人的故事中撞见了自己，要警惕，那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会让你迷失方向。”

班主任不在学校。陶父告诉过我，他在事发后配合了警方的调查，也曾和学校领导一起登门道歉，然后便请了长假。我想在课间碰碰运气，采访一些陶笑的同学。但下课铃响起后，走出教室的学生寥寥无几。

两名女学生出了后门，手挽手。我拦住她们，仓促地自我介绍，然后询问当晚的情况。她们对视一眼，默契地不作声。我放弃追问，转而请求她们用两三个词形容一下陶笑。其中一个说，成绩好。另一个说，很聪明。然后，她们灵巧地跑开了，两束马尾荡来荡去。这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从教室前门走出来，我转身快步离去。

走出学校，天已是蟹壳青。我跟着导航，沿着狭窄而喧闹的街道一路向北，穿过各种小吃店，沿坡而下。大约十分钟后，我来到了陶父提到的药店。两家店大门紧闭，上了锁。一对花圈各守一扇门，密密的黄色菊花扎成圈，拥着一个墨黑色的“奠”字。这是陶笑父母买来的。陶父说，要让大家都知道，这是害死人的药店。

玻璃门上投射出我的身影：头发随意挽在脑后，身穿宽大的带帽卫衣。我忽然感觉后背僵直，仿佛我偷东西被逮住了，或者撒的谎被识破，路过的人都在对我评头论足。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很胖，所以买衣服时总是选中号甚至大号，想用宽松衣物遮住自己的赘肉。直到升入高中，我才从别人口里确认，我其实很瘦。我也曾坚信不疑自己的体味很重，所以我经常偷偷用湿巾擦腋窝，还省下零花钱买过很多瓶止汗珠，可其实我是少汗的体质。走路的姿势很奇怪、总是穿不对衣服、说话时有口臭……这些都是当年我认领的“罪状”。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如影随形的指指点点和闲言碎语，如同哈哈镜，不仅塑造着其他同学对我的印象，也扭曲了我对自己的认知。

“怎么样了？”编辑给我发来消息时，我才松开紧咬的牙。采访写稿，很像组装拼图。但此刻，我不知道我在拼凑的到底是谁的故事。

“不是很顺利，除了女孩父亲，很难采访到其他信源。”

“这条路行不通就换一条。”

“感觉无路可走。”

“拨不散迷雾，就呈现迷雾。”

“您真文艺。”我没忍住笑了。

我喜欢这份工作，主要因为它让我的独来独往显得名正言顺。采访虽然需要和人打交道，却是一种近乎残忍的社交关系——前一天你还在倾听采访对象内心深处的秘密，但一夜之间交了稿，你便可以抽身而去。在大多数日子里，我独自穿行于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被喧闹而阻塞的城市噪音紧紧包裹，人群来来往往，从我身旁经过，漠然的目光扫过我，然后忽略我。我像一个绝缘体，不可见，却出奇地安全。

“我凭什么相信你？”

收到白的回复时，我刚回到酒店房间。这是一家位于H市中心的经济型连锁酒店，从前台到房间，都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浓郁而廉价的调制花香和布草烘干后的味道。

房卡入槽，电视机屏幕便亮了，嘈杂的对白灌进空气。对此我感到安心。倒不是害怕孤独，只是讨厌房间内回荡着我制造的各种声响，因为这让我克制不住地想，冲马桶的声音是不是太大声，关门时是不是过于用力……往事在我大脑里倾轧而过，留下长辙，总得有什么将它填上。我用的是自我惩罚。

我坐在床沿，给白拍了我的记者证，发了些我之前写的报道，“我理解您的不信任，您可以看看这些报道，再决定要不要相信我。”然后我起身，就着酒店的免费矿泉水又吃了两颗胃药。敞开的背包里，露出了秋水仙碱的药盒。它和我的胃药躺在一起。这是我从酒店附近的药房买的。买药时，我出示了从网上找的处方，告诉药店的工作人员，“我是替家里人买。”然后在登记簿上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

“你能保证不暴露我的个人信息吗？”手机屏幕亮了，消息弹窗横在屏幕中间。

“当然，可以用化名。”

我并不抱太大希望。但她回复得很快，而且消息很长。我猜测她是先编辑好了这一大段话，才决定联系我。“我知道很多，但能告诉你的不多。”这是开场白，单独成段，然后另起一段，才是主题：她的确想过自杀，她们两个都是，但后来反悔了。只是那时话已经说出去，药也买了，不做就显得她们很装。吃药前，她从网上查到，这个药的致死量是200片，所以只吃了160多片。结果网上的信息是错的，她还是吃超量了。总之，她并不是真的故意哗众取宠，只是一步错，就步步错。

我把包里那盒秋水仙碱拿出来，拆开药盒，抽出了说明书。细小如蝇的字写着用法用量：急性期：承认常用量为每1—2小时服0.5—1mg，直至关节症状缓解，或出现腹泻或呕吐，达到治疗量一般为3—5mg，24小时内不宜超过6mg，停服72小时后一日量为0.5—1.5mg……

我盯着那些白色的圆形药片，斟酌着脑海里的一大堆问句，最后决定先作试探：“她当时为什么想自杀呢？”

“因为痛苦。”

“为什么而痛苦？”

“方方面面。但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成绩。”

“她的成绩一向很好呀，是因为压力？”

“成绩好有成绩好的痛苦，成绩差有成绩差的痛苦。”

胃阵阵痉挛。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对话框另一头的女孩，正对着屏幕露出自以为是的笑容，眼神里写满了轻视。她在模仿大人说话的语气，诱惑着我，然后坐等嘲弄我。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些模糊而虚幻的形象——她们曾一度游荡在我生活的边缘——逼迫我丢掉理智。

“你就是她的同桌，对吗？”刚发出这条消息，我就后悔了。

我把电视机的音量调至零，一边就着手头的素材写初稿，一边盼着白的回信。时间过了十二点，我渐渐放弃等待。

写稿令我痛苦。编辑对我的判断没错，我的确容易理解采访对象。但我无法信任他们。我会寻找多方信源，如实记录他们所述，可每当我敲打键盘，都觉得自己在编织一张漏洞百出的网。我太早就明白，语言是一种权力。无论我怎么写，写什么，我始终觉得，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比如此刻，我既可以将陶笑自杀的原因引至学校之失，也可将之暗示为学生间的闹剧。而这让我痛苦不安。

我经常熬夜写稿到凌晨四五点，直到头痛欲裂才爬到床上。但这次，我穿着睡衣，趴在房间里的书桌上睡着了。初中毕业后，我常发梦，梦见熟悉的教室、模糊不清的人脸、不断翻动的嘴唇……我像是飘在上空，看着另一个自己茫然无措地呆坐在课桌前，一次次抠破手指上的血痂。不过自从我开始服用抗抑郁的药，我变得少梦，即使偶尔有梦，醒来也会全然忘记。

大概是因为药量变化，梦回来了。但这次，飘在上空的我看见的不是自己。梦境里她的身影很模糊，但我知道是她。

因为胃痛而醒来时，我的手机屏幕亮着，是编辑在询问进度。时间是早上六点，电视机里仍放着偶像剧，演员的嘴无声翻动。我用遥控器调大了音量，犹豫是跟编辑请假，还是干脆辞职。但我最终艰难起身，数着自己的脚步，挪到了卫生间。镜子里的我肿得像在水里泡过，眼圈发紫，一道伤疤似的印痕横穿过我贴着桌面的那边侧脸。我草草洗漱完，然后挪回桌前，吃了抗抑郁的盐酸舍曲林，换上衣服，准备出门。但紧接着，我躺在了床上，盯着天花板。小腿悬在床沿，一次性无纺布拖鞋挂在脚尖。

我不敢闭眼，是因为怕再次坠入梦里。

初中毕业后，我升入了市内最好的高中，把昔日同窗的联系方式都删干净，此后一直过得安稳。当然，班级或寝室里，仍常有矛头四起，但“靶子”通常是成绩很差的女生。

结束学生时代后，我才有了勇气和他人提起往事。在觥筹交错的饭桌上、灯光晃动的KTV包房里和云散雨尽的床上，我将自己遭受的创伤以绳结计数，含着泪，引朋友或恋人随我一一抚过。但我总会巧妙地跳过故事的后半段，并非刻意为之，只是任由记忆如丝绸般从手头滑走。明暗变幻的时光被我的形容词掩住了真相，还染上了光晕。

而此刻，光晕散尽，故事缺失的某一部分，在我的梦里变得清晰。它们卷土重来，那些本已了结的往事再度泛起沉渣，而我无能为力。

几度挣扎，却无济于事，后来我开始接受：嘲笑和排挤会像早自习、月考和课间操一样，成为我初中生活里不变的底色。于是我更卖力地学习。用书本作墙，将自己包围。除了放学和上厕所，我几乎不离开座位，甚至会为了少去厕所而尽量不喝水。我誓要考上全市最好的高中，彻底和她们作别。但转机来得比我想象中更快。

初二的新学期开学考试，一名常年徘徊在班上二十名前后的女生，考了第二名。老师们便不再以我作标杆——他们也明白那不是其他同学够一够就能摸得着的目标——而这匹“黑马”自然成为了更适合的榜样。当班主任让她站在讲台前分享经验时，我从书堆里探出头。她一张苍白薄脸，因为害羞而微微泛了红，凤眼里闪烁着雀跃的光。那一刻，我替她担忧。

果然，传言来得很快。

连我也开始收到那些纸条。她们叫她“癞蛤蟆”“丑小鸭”和“贱人”，而那些纸条上罗列着她作弊的证据：她有一个尖子班的男朋友、考试时她偷带了手机、她有很多小抄……有时候我反而也成为了一道有力的佐证，他们会指责她沾沾自喜，而真正的学霸应当如我，或者质疑她不可能答对某道数学题，“连第一名都答错”。

渐渐地，我手指上的茧长了回来，口腔内壁也慢慢愈合。但我没有放松警惕。当纸条从桌前经过，我会胡乱添上几笔；在“你也觉得吧？”的暗示中，我会点头；哄笑声响起时，我会跟上节奏……

一切都很顺畅。没人和我道歉，也没人向我发出邀请，但这就像刚学会轮滑，只用紧跟在别人身后。轮子一旦滚动，就很难再停下。久而久之，我也能从别人的苦头中，尝出几分甜意。甚至，我比其他人更心安理得——她一定也曾如此对我，我并不亏欠她什么。

直到有一天，有传言称她将转校。

那天晚自习下课后，我假装收拾书本，拨弄桌上的签字笔，消磨着时间。直到确认其他同学都走出教室，我才起身，从书包里掏出一个苹果和一个信封，快走几步，停在那个女生的课桌旁。将东西塞进抽屉时，我甚至不敢弯腰。然后我迅速回到座位，背上书包离开教室。

那个信封里，是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很短的一句话：所有打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我不知道她如何判断出苹果和信封来自于我，但第二天，我的课桌抽屉里多了三条士力架。她很小心，把士力架藏在两摞习题册的缝隙里，只有当我抽动习题册时才会发现。看见士力架那一刻，我快要无法呼吸，瞬时心头亏损不堪。我很清楚，我写下那张纸条，不是出于纯粹的善意，而是恐惧，对厄运重回的恐惧。这是一场抢椅子的游戏，我已做惯了坐着的人。

在我的梦里，她红着眼，惊醒时，却是我僵硬的手臂上凝满了眼泪。我已忘记那时是藏起了那些士力架，还是丢弃。但此刻我尝到了当年的滋味，混杂着委屈、羞耻和孤独，以及深深的软弱和恐惧。

陶父给我发来的陵园地址，并再次提醒我，发稿前得先把稿子给他看。

我仍仰躺着，手指顺着微信消息列表往下滑。前辈发来消息：“再不赶紧发稿，人血馒头都凉了。”下面跟着一张截图，是网友在他文章下的评论区痛斥“记者就知道吃人血馒头”。我回复他一个翻白眼的表情，然后挣扎起身，背上包，走出酒店。

在楼下的星巴克灌下一杯冰美式后，我打车去陶笑所在的陵园。早高峰，红色的汽车尾灯密密麻麻。那是人造的，没有温度的火焰，形状各异，却有着同样一层寓意，请保持距离。我头靠车窗玻璃，满眼红黄，只觉每个尾灯都像虚张声势的微表情。

我仍未联系上陶笑同桌的家人，白也没再回我消息。其他媒体的报道中倒是出现了那张截图，但他们显然没能和她建立联系，只能援引那段无从考证的评论。前一夜写稿时，我很犹豫是否要使用她告诉我的信息，戏剧化的场景诱惑着我。但网络上已是谣诼纷起，甚至有人声称其他同学曾为她们服药而起哄喝彩。人们并不真心关切他人，只在意自己押注的脚本。出租车一挪三顿，我放下手机，一阵反胃。

驶过拥堵路段后，出租车终于飞驰于滨江路。H市和我的家乡都是临江而建的城。学生时代，我常在周末独自去江边看书。很多次，望着滔滔江水，心头漾起卑微而强壮的杂念：奔入其中，悄然逝去。是对浮尸的想象，阻碍着这份死意。

我从背包里翻出笔记本来，目光悬在“秋水仙碱”四个字。我不自觉地轻念，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灿烂秋景。静静流淌的江水之上，夕阳砸落，溅起粼粼波光，碎钻般一粒粒，随着温暖干燥的晚风跳跃。本该是很美的，我也会被那样的幻象所蛊惑。

陵园的入口处聚着出售花和祭品的摊贩，我从一位老人的红色塑料桶里挑了束还算清丽的雏菊。

陵园依山而建，面积辽阔。我按照陶父给我的墓地编号，顺着陵园的导航系统，沿着一路的参天松柏前行。时近正午，天空湛蓝，阳光像秋水般清明，浮云舒展如羽。这里的味道和市区不同，空气更加清新，也更稀薄。太阳覆上坚硬冰冷的长凳和青浩浩的石阶。我拾阶而上，时不时地因胃痛而停下歇息。

墓碑是一块块长方形的花岗岩，打磨得光泽照人，但很像厚重的男士大衣，莫名让人觉得压抑。我穿行其间，寻了很久才找到陶笑的墓碑。角落里小小的一块，比四周的墓碑都低矮些。我猜测这墓碑备得仓促，碑文才如此简短，仅刻着“爱女陶笑之墓”。墓前已有好几束鲜花，花瓣上莹莹滚着露水。我把雏菊放她墓前。然后发现了一张照片。应该是班级合照，几十张青葱的脸，挤在一束白菊下。

是同学送来的吗？我拍下这照片，发给陶父。

我也曾拍过这样的合照，但它早已连同毕业证、校园卡和拍照时统一购买的班服一起被我丢弃。此刻我又想起那些照片：男生站在后排，随意地勾肩搭背，挤出鬼脸，女生会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并肩——甚至可能因为争抢位置而吃醋、争吵和赌气——控制嘴角的幅度，唇红齿白地笑。我通常笑不出来。我会站在最边上，面无表情地凝视镜头。有时，我在镜头前也咬着脸颊，最终留下诡异而滑稽的神情。

我从那张合照里辨出了陶笑。在第一排的正中间，半蹲着，和身旁的女生牵着手，浑圆饱满的脸颊上露出笑容。天真而放肆。眼神里有些狡黠，仿佛在试探我。到底是什么让你离开呢？我问。陵园寂静，唯能听见幽幽鸟鸣。我想起里尔克的诗：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不要胆怯，如果有死者与你擦肩而过，同他们，平静地对视吧。

我将合照放回了墓前。就是这时，编辑发来消息，“来通知了，稿子发不了了。赶紧回吧。”

秋高气爽，日软风柔。我站在原地很久，直至察觉到自己眼里一阵烫，满脸尽湿。我懒得揩拭，只是扬起头，发现风已将云抹净。尔后，我快步走进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