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

上小学的时候，我爸常给我辅导功课。他那一代人没学过拼音，他普通话也不标准。一年级，陪我读课文，呢，他发音“妮”。我说不对，你看拼音，呢鹅呢啊。我爸说，呢鹅妮，没错啊。

印象里，从那以后我爸没再给我辅导过语文。

那时候老师布置作业，量给得合理。因为想把时间都腾出来玩，我写作业速度也快，有时候在学校就写完了。要是我爸不忙，一见我闲着，就要检查我作业，然后自己出些算术题给我做。

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我爸辅导我做了数学练习册里比较偏后的一套试题。演算答题都在草稿本做的，没敢在练习册上乱画。怕老师看见了说。

巧合的是，不久之后的期中考试，老师恰恰就选了这套试题当期中试卷。

我得了满分。

我成绩一直不错，数学97、8分常有的事，被扣掉的两三分不是题不会，是因为粗心大意。每次我都以为下回肯定拿满分，结果下回的结局总是跟上回一样。

然后我意识到100分其实是个挺难的事情。努力不努力，结果都一样。不努力，粗心大意是97、8分；努力一下，做完题仔细检查，错的改对了，本来对的又改错了，还是97、8分。因此尚处于儿童早期的我，就认识到有些事是天生的。比如我的粗心，以及我97、8分的命运。

天生的东西无法改变。我坦然接受了这个现实。

就在放弃一切努力和不努力的概念之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数学却得了个满分。说实话，诧异大过欣喜。一个儿童刚建立起来的97、8分的人生观呀，就受到了不期而至的100分的强烈冲击。

事实和认知产生冲突时，人都会去为它找个合理的解释。我很清醒，100分不是我的命。不是命，就只能是运。我爸和老师看上了同一套试卷，是运气；我破天荒地粗心病没犯，也是运气。两相叠加，100分降临了。

运气这种东西嘛，即便是小孩子也知道，它不是恒定的。这次有，不保证次次有；此刻有，不代表永远有。跟实力也关系不大。所以直到中午回家给爸妈看成绩单，我心境都挺平的。

那时候我家开餐馆，生意很兴隆。我中午放学，正是店里最忙的时候。往常回家都是钻到后面屋子里自己玩，或者看会儿电视，等着外面忙完再一起吃饭。有时店里忙不过来，也会被留在前面帮忙收钱、捡碗。

得知我考满分，爸妈和我一样，表面看着都挺正常挺平静。唯一和往常不同的是，我爸叫住我，让我去隔壁买一碗羊肉泡馍。要四个馍。

和油泼面、凉皮、肉夹馍相比，羊肉泡馍在陕西小吃里算比较贵的。我家一般是来客人才买。身为汉中人，关中小吃我们就是吃个新鲜，羊肉泡馍刚开始一两口下去还行，后面就嫌腻得慌。四个馍，那是男人的量。而我爸一向节俭。因此我有些诧异，家没见来人啊，泡馍给谁吃。

那年代的生意人心实，羊肉泡馍贵有贵的道理，肉给得足，一碗里面厚厚的好几大片子。我端着泡馍回家，爸妈和店里伙计都忙着。我叫了声爸爸，说泡馍好了。我爸说，好了就吃啊。我愣一下，心想怎么是我吃呢，这一老碗我也吃不完呀。我爸又说，吃肉，馍能吃多少吃多少。

我自小实心眼，一点儿没多想，拿起筷子就坐下了。

刚吃两口，我班主任，也就是数学老师出现了——来店里买饭。我就读的是我家饭馆附近纺织厂的子弟学校。学校任课老师大都跟班走，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小学毕业，很少变动。我爸妈都是很会维持社交关系的人，尤其我妈，跟班主任很亲。班主任来买饭，只要店里生意没那么忙，我妈能一路聊着天给人送回家门口去。

班主任买饭，不堂食，都是自备饭盒带回家。那天也不例外。好像因为我考了100分的事，她挺高兴，进店就满脸堆笑，喜气洋洋的。我爸妈一边忙着，一边跟她说话。说话的内容完全没印象，因为我正对着一老碗羊肉泡馍犯愁：才吃几口，已经开始起腻了。可我还是认真地吃着，一边想，什么时候放下筷子比较合适。

班主任的声音就在我犯愁的时候冷不丁传过来，这么大一碗泡馍，你吃得完吗？

那语气，不主要是质疑，在我听来，它起着一种微妙的，提醒作用。

就是那个瞬间，我开了窍，意识到泡馍是我爸对我考100分的奖励。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平静，太流畅，太自然，而且我不认为运气好是件值得被奖励的事，所以一碗泡馍在我眼里就只是一碗泡馍。老师的提问让我脑袋灵光了些。脑袋一灵光，不理解就产生了：如果这次我得到了奖励，那么前面那些97、8分我也理应得到奖励。因为即便得了100，我的真实水平还是97、8分，大人们心里肯定清楚的。既然之前我从未得到过任何奖励，那么这次也不该被奖励。

但在我是一个实心眼的儿童的同时，我还是一个不扫兴的儿童。我把不理解埋在了心里，因为我知道话说出口可能会引起的尴尬，我的别扭会变成爸爸、妈妈、老师，乃至在场所有人的别扭，那个场景不是我愿意面对和承受的。

于是我抬起头，自信十足地回答，能吃完！

大家都笑了。

顺应才会皆大欢喜。这就是我想要的。

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对我的满分表现出的是盲目的赞赏和骄傲的话，同学们的反应就真实多了。

那次期中考试，数学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满分。一个是我，另一个是班长。我是运气。班长不是。班长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她天生是100分的命。

我虽然内心敏感，但也有很多方面神经都比较大条。数学一考完，我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告诉大家这套题我爸给我辅导过。成绩公布后，有学习很一般甚至比较差的男生跟我说，你100分是你爸给你辅导的，又不是你自己考的。他们的话，我没觉着有什么不对，照旧一起打闹玩耍。直到有天好朋友忍不住反驳一个又拿我满分说事的男生，你爸给你辅导，你能上90不？能上85不？

那以后，找茬的男生们闭了嘴。

又过了好一阵子，有天音乐课之前，我捧着一本从图书角拿的连环画，看得入迷。班长走到我面前，很严肃地叫我名字。我从连环画里抬起头。她看着我，认真地说，别忘了你考100是你爸的功劳，不是你自己的水平。这段时间你也太骄傲了。要记住，骄傲使人落后。

说完这些，她雄赳赳气昂昂仰着头走了。留下个我，脑袋发懵。使劲回想期中考试以来这么久，我做过的事情里，哪些有可能让班长感到我骄傲了？

完全没有头绪。

因为认定了自己97、8分的命运，100分在我这里早就翻篇了。可我不能犟嘴说，我没骄傲过。当班长不容置疑地判定我骄傲，对是否骄傲过这个事，我就没太有把握了。我的逻辑是，如果班长认为我活在那个100分里无法自拔，就一定有她那么认为的原因。

可是真的没头绪啊。

班长批评我的时候，教室里人不多。音乐教室比普通教室大，人一少更显得空荡荡。那一刻我很无助，很想找个人问一问，班长那番话是她个人对我的看法，还是大家对我的看法。

好奇、反思、不解。连环画是一个字、一根线条都看不进去了。

之后不久就是期末考试。

成绩出来，数学我考了96，或者94分，记不清了。爸爸看了成绩单评价说，这就是我没给你辅导，加上你骄傲自满的后果。

我不感到委屈，也不觉得沮丧，一点愤怒或生气的意思都没有，全都没有。

我，松了口气。

我用事实证明了大家对我的判断：我骄傲了，而骄傲使人落后——我连我97、8分的命运都没保住。我落回到比原有水平稍低一点的位置，才能落回人群中，才能不再是众矢之的，不再承受无端的赞扬或指责。

一切恢复秩序，这让我感到安全，感到放松。

直到前几年看莫言的访谈。里面有一段讲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好多相熟的、不相熟的人都来评判他。比如从前他不想见谁，不见就是了。想说什么话，就自然地说出来。得奖之后不行，哪怕一切如常，人也会找到角度批评他，骄傲了，膨胀了。人们用放大镜乃至显微镜去审视他。父亲也教训他不要忘本。而实际上，他自己这里，一切从来没变过。

看到这段，我想起自己数学满分的经历。在莫言得诺奖的经历的映照下，那段过往的轮廓也变得清晰起来：他人怎么想，我很难揣测，但我本人，确实从来就没有骄傲过。

没有骄傲却认了，因为儿童期的我，要的是合群。合群的本质是寻求安全感。就像婴儿会用哭闹测试安全感的边界一样，儿童会用迎合去扩张安全感的边界。迎合一定有需要削弱甚至牺牲自我的时刻。这个过程，我称之为自我驯化。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自我驯化的起始点，有的人模模糊糊，有的人清清楚楚。我处于二者之间。确定又不确定。确定的是，100分事件可以归纳为自我驯化。不确定的是，这件事是不是起始点。

绿色百褶裙

还是小学。某年暑假我被送去二叔家。去二叔家是因为奶奶在那里。我喜欢和奶奶在一起。

二叔二婶也是开饭馆的。他们租住的是一户老式四合院里，左侧的两间厢房。如今西安应该已经没有这样的四合院了。我记忆中进了四合院大门要下台阶，也就是说四合院内的通道低于街道水平面。通道宽度不足两米，两边一溜平房，尽头是房东住的大套间。每天早上起床洗完脸，奶奶就在这个狭长的过道里给我扎各种款式的小辫子。

被送到奶奶身边后，她就带着我买了好几种不同花样的头绳。我从来没有在梳头的事情上被这么认真地对待过。有记忆以来，我妈没给我梳过头发。我也无法想象我妈给我梳头发的情形，想想都别扭。我性格属于比较粗糙的那种，玩好、吃饱、能看到想看的动画片和电视剧就是快活的好日子。别说仔细梳个头，起晚了脸都不洗就去学校也是常有的事。当我的头发被奶奶用沾过水的梳子服服帖帖地扎成各种漂亮的样子，二叔说这才像我们家的大小姐，二婶夸这样多好看多精神时，我才发现我是爱美的。在奶奶身边那段日子，我恢复了爱美的本能，奶奶的宠溺让这个本能显得很自然，自然到我不必为此感到羞赧和惭愧，不用为此向别人，重要的是，向自己作出解释。

那时候《新白娘子传奇》正火，西安电视台早上四集连放。奶奶给我扎完漂亮辫子，吃了饭，我再写会儿作业，就能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看《新白娘子传奇》。奶奶和二叔二婶进进出出，不会打扰我，更不会支使我去做事。电视台连放四集，我就能连看四集。每天如此。感觉放松，而且幸福。

从某一天开始，我内心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挥之不去的担忧。我在心里计算《新白娘子传奇》演完的时间，很怕在那个时间之前，会被接回爸妈身边。

在爸妈身边，日子可没有这么自在。他们总有事情要我去做。我可以一早上看四集电视剧，但不是天天，而且不会很顺畅，总得提心吊胆。妈妈可能情绪不好，找借口骂我。爸爸可能会说，早上这么好的时间你不学习，就知道看电视。他们让我捉摸不定。我可以拥有自由，自由的程度有时候看运气，有时候看他们的心情，有时候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今天都如何如何了，后面就不能如何如何了。这个代价有时需要兑现，有时不用兑现。就是这种毫无标准，毫无规律可循的自由，让我感到无常的同时，也感到束缚。

总之，回到爸妈身边意味着无法完完整整且放松地看完《新白娘子传奇》，意味着不能继续心无阻碍、光明正大地爱美——我怕大人们的目光，更怕自己在别人眼里是造作的。

幸福很不错。正因为幸福很不错，所以让人惧怕，总要担心失去它。担忧的念头一产生，就在我脑子里扎了根。

大概在《新白娘子传奇》看到一半的某天早上，奶奶正给我梳头发，我爸跨过四合院的门槛笑盈盈走了进来。他先开玩笑说奶奶给我扎的辫子像两个犄角，问我是不是小怪物，然后说要接我回家。爸爸说话的时候始终笑着，前面一句是玩笑，我就以为后面那句也是玩笑。

可惜不是。

我感到错愕。我发现尽管半途被接回去的担忧很早就存在了，可担忧的本质是希望它不要发生，而不是看着它被印证。知道爸爸并非说笑后，我立刻被一股巨大的失望包裹，心里只有一个感受：果然，属于我快乐不会持久，属于我的幸福会被打断。老天就是不会让我太顺遂。

此外我有种强烈的预感，爸爸说妈妈生病了所以我得回去，是骗人的。他们就是阴晴不定、言而无信，说好的让我在奶奶身边待满一整个暑假，半途又反悔。

我妈确实没生病。但爸妈也不算是言而无信。幸福被打断，其实是我自己的失误。

事情要从一件绿色百褶裙说起。

快到夏天的时候，妈妈带我逛街。我看上一条绿色百褶裙，非常喜欢，试过之后也合身，就买了。回去只穿了一次，裙子就被妈妈收走送给了一个店员姐姐。那个姐姐是爸妈的左臂右膀，得力干将。她也很喜欢那条裙子。买回来她拿去试穿时的表情我就知道她喜欢。后来她带着我找去卖裙子的那家店，想买条一模一样的。但没有了。

不能因为她没买到，就把我的送给她啊。

可我没有多做反抗，任凭妈妈拿走裙子，然后看着店员姐姐每天穿着它进进出出。

被迫让出心爱的裙子让我很伤心，却又不敢表露，在心里藏着，渐渐酝酿成愤怒。

人在快乐的时候，涌进脑海的都是快乐的事。愤怒的时候，念头所及之处全是和愤怒相关的过往。愤怒帮我拢聚了很多爸妈在意店员姐姐比在意我多的证据。

在是一个实心眼、不扫兴的儿童的同时，我还是一个冲动、有血性的儿童。

于是，我写了一封离家出走的告别信，大致内容就是讲了裙子的事，然后宣告：既然你们喜欢XXX，对我也不好，那你们留她当女儿吧，我走了。

我一个儿童，能去哪儿？

写好的纸条叠起来，夹在文具盒垫层后就……忘了个干干净净。

爸妈发现纸条的过程很偶然。弟弟晚上哭闹不睡觉，他们拿出我的文具盒给弟弟当拨浪鼓玩。文具盒被摔开，里面的东西在床上撒得四分五裂……离家出走的事就这么，还没来得及发生就暴露了。

当爸爸把纸条递给我时，我依然沉溺在幸福被打断的懊恼情绪中，看过纸条的一瞬间甚至有些恍惚：咋还有这么一回事儿呢？等反应过来，真是悔不当初。毁掉我幸福生活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爸妈显然被纸条上的内容吓坏了。从去二叔家接我一直到晚上谈话，对我态度都特别和蔼，并且很有耐心。

你才是我们的女儿啊，她只是个帮忙的。我妈解释，那条裙子你穿着不好看，才送给她的，后来不是给你买新的了吗？

我不喜欢新的，我就喜欢那条绿裙子。

这句话照例没说出口。不仅仅因为我认为我喜欢那条裙子是不言自明的。还因为，太羞愧了。那场面尴尬到衣服好不好看，我喜不喜欢已经不重要。我写了那样的东西，像是准备要去吃苦，实际上却享受了很多天的幸福，最后什么都没发生，又好端端坐在爸妈面前，还彻底忘了要出去吃苦的事。她们态度越好，我越觉得干脆打我一顿还畅快些。

因为羞愧和尴尬，我都没想到趁着爸妈态度好，让他们再把我送回奶奶身边，或者跟他们谈谈条件：我能不能以后每天早上看《新白娘子传奇》。

回头想想，这两个要求都是可以提的，成不成，在他们耐心充足的情况下，起码有商量的余地。但我没提。在内心最深处，我认为我给爸妈制造了麻烦。早上是店里杂活最多最忙的时候，爸爸却扔下手里的活去二叔家接我，一来一回，耽搁下来就是大半天。我哪儿来的脸还去提要求。

那个不扫兴的儿童，从头到尾掌控着我的思想：要体谅爸妈呀，他们都那么辛苦了。何况，离家出走，你哪儿也去不了。

自行车和大雪天的清晨

初二下学期我转了学。新学校离家有些距离，得骑车。我不会骑车。二姨把她家的旧自行车推来供我练习。她说旧车随便摔，等我练好了，再骑爸爸买的新车。

我有四个玩得很好的小伙伴，其中一个家住印刷厂。印刷厂大门进去有一条长长的通道，上下班以外的时间人很少，适合练车。四个小伙伴就陪着我，在那条通道学自行车。她们两两一对，开始是一趟趟扶着自行车后座和车座上的我跑，后来是一趟趟跟着我和自行车跑。跑了两个还是三个下午，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接着就开学了。我只在没有任何干扰的路上骑过车。妈妈对此表达了一定的担忧。但也仅止于此。她嘱咐我不行就下车，宁愿推着自行车走，哪怕迟到。她没有能力或精力做出担忧和叮嘱以外的，实质性的努力，比如陪我或护送我一两次。别说她了，我自己都不会往这边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不能把我的问题转嫁到爸妈身上，给他们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于是我就这么战战兢兢地，骑着二姨送来的不怕摔的旧自行车，独自上路了。

害怕吗？

害怕。

但没办法。不存在不行怎么办。一定得行，必须得行。这远远谈不上困难，问题来了就去应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切都很简单。脑子里没有其他复杂的想法。比如爸妈应该怎样怎样，他们为什么不怎样怎样。我要是被车撞了怎么办？不会想这么多。全身心只为一件事而努力：上了马路，别被车撞到。

几天之后，骑自行车也就那么顺顺当当地，从生疏走向了熟练。

初三期末考试结束，为了应付半年后的中考，学校没给我们放寒假，补了十天课。那时候的冬天总是很冷。有天中午，下起了大雪，到晚上都没停。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出门看，果不其然，外面地上积了厚厚一层雪，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背。这种路况，骑车去学校是不太可能了。我那天醒得比平时早也是为这个——留够时间，万一没法骑车就走路去学校。

从家出发的时候，天还黑着，路上行人稀少。儿童时期的我粗心，神经大条。少女时期的我，依然如此。虽然天黑，虽然人少，我不觉得害怕，也不感到孤单。铺满街道的每一寸雪都是新的，没有被踩踏过。我背着书包，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很兴奋，很快乐。我觉得一个人在暗蓝天幕下，白色雪地上，空中飘着细雪的寂静场景中行走，是件很浪漫的事。那么厚的雪，踩一脚就有一脚的实感和回响。好像天空、大地、白雪和踩在雪上好听的脚步声都因我而存在。只因我而存在。因为怕冷，我戴了很厚的手套，穿了两双袜子，走到半路身上细细地出了一层汗。便摘了手套，在空中接雪。路灯还亮着。打在雪上，泛出星星点点黄澄澄的光。

这么一路走到学校，天还麻麻黑。进了教室，灯光亮白。同学们都差不多到齐了。我所在的班是个很闹很吵的集体，老师不在的情况下，绝无安静的可能。教室里的喧闹温暖和窗外的寂静寒冷构成的反差，莫名地让人感动，也欣慰。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同时拥有两个世界。同桌从书包拿出一个锅盔夹臊子肉。看见吃的，我才觉察到饿，并且饿意来势凶猛，似乎一刻不能忍。同桌掰一半锅盔臊子肉给我。真香啊！我俩大口吃着，一边跟前后桌说笑打闹。

那么多顺顺利利上学的日子，没留下太多印象。大雪造成不便利的这个上学的清晨，却成为我一段非常鲜明，也非常珍贵的记忆。

卡住的床板

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公司提供住宿。几个同事住一套140平左右，三室两厅带阁楼的房子。合住的同事都是当地人，有一阵子回宿舍每个屋里都有人，有一阵子又空荡荡，合住的要么搬走，要么回家。他们来来去去，只有我，因为家在外省，只能像个住家二房东，坚定不移地守在那套房子里。

到冬天，因为没暖气，那套房里大多数时候就我一个人。有天我突发奇想，决定搬去阁楼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住。那间屋子长长的一条，天花板是斜的，一边高，另一边压下来，构成一个三角形。我觉得那很酷。没窗户，空间小，似乎也会比其他房间保暖。

一个周末的早上，我行动了。起初一切都蛮顺利，打扫卫生，一趟一趟把小物件和细软运上楼。最后是大件。主要的大件是床。床板竟然那么重，出乎我意料。想要一个人把那么重的床板弄上楼去，会很费劲。

但总归是能办到的吧。我天真地想。

床板是被我从房间一点一点挪到楼梯前的。面对层层台阶，我很后悔，好端端的干嘛瞎折腾。可是没退路了。所有物品都在楼上，总不能一趟一趟再搬回去。

总能想到办法的，重要的是动起来。

我先把床板平搭上台阶，再侧边立起，从下面给力，让床板在台阶上滑行而上。床板太重，保持平衡就很费力，却还要推着它上行。

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进展是顺利的。

直到床板被推到楼梯拐角，问题出现了：我一个人没办法给床板转向。无论用技巧还是使蛮劲，都至少得再来一个人配合。可以打电话向同事求助，但那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想自己先试试。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让床板错开拐角。那是零下好几度的天气，我穿着单衣，却汗流浃背。有好几次，我和床板一起被卡在墙角或楼梯栏杆上无法动弹；还有好几次力气用尽，我只能用背抵着床板，不让它倒下，砸到我，或掉下楼梯砸到地面。所有那些被卡住的瞬间，给了我充足的后悔、求助或放弃的理由。可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念，我总觉得下一次尝试可能就会成功。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里，一个微弱但明确的声音从内部支撑着我：事情总会被解决的，事情一定会被解决的。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很重要。那一刻我不仅仅是信它，那一刻是我确定我即将用行动，一定会用行动，去证实它。

我验证了我的信念。

这么辛苦才搬进去的阁楼小屋，我没住很久。太憋屈了。这符合部门老大陈总的预判。听说我搬去阁楼，他笑着说，那么小的屋，又压抑，住不了几天。但我记忆最深的是，我给大家说起搬床板的经历时，领导和同事的惊讶。

陈总说，那床板可是实木的。你一个人，还上楼？

同事问，为什么不找我们帮忙呢，随便一个电话，肯定有人到。

我意识到问题所在，此后刻意培养自己遇事首先寻求他人帮助的习惯，尽量把自己从必选项变成托底的备选项，这样可以活得不那么累。一些事情上见效，大多数事情上无效。从小积累起来的，凡事靠自己去消化的经历，已经融入思维和行动，成为我的一部分。当我发现我从没羡慕过那些所有事情被父母大包大揽的小孩时，我意识到所有曾经困住我的，也成全了我。那些不得不独自应对困顿的经历，让我变得敏感、焦灼、急迫、紧张的同时，也把我塑造得理性、坚定、独立、自信。

大多世事，哪有界限明确的好坏之分呢。好的、坏的，往往纠缠在同一件事中相伴而来。没有人幸运到只享受事情好的一面，而不用承担随之附带的坏的一面。反之亦然。

就像有些成长，被包裹成困境的模样挡在半路。我的经历告诉我，首先要做的，不是叹气，不是思考它会带来什么，能带来什么，而是行动起来，搬走它。如果太难，就倾尽全力。然后继续上路，向前走。至于它所附带的，随后它们会自己跟上来。

床板事件验证的不只我的信念，更多我的能力——虽然不知道哪个环节做对了什么，但让床板松动，转向，并且成功上楼的，确实是我努力后的结果。以这件事为分水岭，事情总会被解决的，从一个模模糊糊的经验认知，变成我明确的行为指导。这件事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人生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处处崎岖。很多个被卡在困境中无法动弹的时刻，我都会想起被床板和楼梯拐角卡住的，一面被后悔情绪侵蚀着意志，一面被希望推动着咬牙继续的时刻。事情最终被解决带给我一条重要且管用的讯息：我的人生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

所谓原生家庭

当原生家庭成为流行话术，连我妈都在熟练使用这个词。有段时间她总自责在我小的时候，他们没有先见之明，没能提供更优越的条件去挖掘我的潜力。她认为我本可以拥有更好的人生。我对她说，别用今天的眼界去衡量昨天的作为，也最好不要盲目自责。在当时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爸妈已经尽力给我提供了，他们能力范围内，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条件。这是弟弟出生后，即便很多邻居和店里的常客开玩笑说，有了弟弟，你爸妈以后就不爱你了，我却从没放在心上的原因。一方面要感谢我粗枝大叶的那部分性格。爸妈想要男孩，弟弟的降临让他们开心。我们就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接受这件事。但更多的是，外人的玩笑，爸妈虽然没过多干预或解释，行为上却一以贯之，从没因为有了弟弟就亏欠我，或改变对我的态度。

小孩子的心都是透亮的。我只是粗糙，不是笨，也不蠢。

至于长大后活成什么样，既然已经成年，活到什么程度都是我自己的造化。

我想一切心理学的源头，那些心理学词汇的创造，帮我们追根溯源的手段，最终目的绝非为了责怪，或推卸。而是为了分析、理解、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为了不重蹈覆辙，为了往后的路，走得比从前更清楚、明白。哪怕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