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回老家，因为不想成天面对父母的唠叨，经常躲去外公家。老城区的老房子，四周环境几十年如一日，外公时常提起，这栋楼曾是这座城第一栋电梯公寓，能抗八级地震。而现实情况是，前两年旧城改造都没改到它，估计他有生之年是拆不了了。

电梯里有股臭气，起初我以为是狗尿味儿，后来才发现气息来源于年深日久的使用，贴满、撕去后又再次贴满的广告纸，电梯壁上黑色的污渍，或是装满密密麻麻飞虫尸体的灯罩，无不例外将这方空间腌制入味。或许楼里都是老人，他们的嗅觉已不如年轻那般敏锐，每次我提出这点时，他们总说，没闻到。好在，不出一星期，我也闻不到了。

自外婆病逝，外公已独居二十年。

两室一厅的房子，被他打理得简单又干净，这些年来，房内家具与物件只减不增，空间也显不出更大了。无论什么时候来，它好像总是一个样，像那床被反复洗过无数次的被套，越洗越薄，越洗越软。

那天我刚到，外公没出来迎，隔着电视声，我听见他一直在里屋和人打电话，近八十的人，身体尚且硬朗，耳朵已经背了。他边喊话边趿着拖鞋，从里屋踱步到客厅，又从客厅踱去厨房，来来回回，一直和听筒对面的人强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谁也说服不了谁。他挂掉电话，倒水的间隙，我刚想问问怎么回事，铃声又响起来了，没说两句，他就用脸和肩头夹住手机，手里去抽屉里翻找，不知从哪儿摸出个巴掌大的电话本。

这下，我总算听出应该是有人走了。

外公的朋友这两年走得太多，那些从天南海北来到这座小城建设三线的工友们，大多都靠着一串电话号码互为牵挂，那本子用了很多年，刚开始眼睛还看得清，一页能写好几串电话，名字规整地跟在数字后，越往后翻字越大，最后十来页，一整个跨页只写得下一个号码。

以前用得多，后来也打，频率渐减，每每有人去世，一串数字就会被重重划去。

外公放下电话对我说，有人说，孙大头死了！

他的朋友我大都不认识，听也没听过。

刚想宽慰两句，他紧接着说，春节我们还见了面，这绝对不可能，他那时看着不像要死的人！

谈到那些朋友，我们的对话多是如此，谁病了谁死了，六十岁时死亡似乎还是个忌讳，可他现在天天挂在嘴边。

这话又不能乱说，人家怎么知道的？我问外公。他说，孙大头的电话成了空号，他们就以为人走了。

不得不说，还算合理。

外公将刚才对其他人说的话，对我重复一遍，可春节我们还见过面，他能吃两大碗米饭，五六块烧白，精神比我还好！

话音刚落，他又转身去拨打电话，相似的回答令他沮丧。

吃过午饭，外公匆匆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我问他去哪里，他说，我要去找孙大头！

等他回来，已是傍晚。

在他的讲述中，下午接近四十度的高温天气，他转了两道公交车才到达曾经工厂分配的老居民区，那些房子看上去松散得很，很多门户都已经用砖封上，只有几个比他还老的老人坐在门口打牌，牙齿漏风，连话都说不清楚。他上去询问孙大头的去向，那群人要么用手罩在耳侧，要么说些囫囵话，虽说如此，还不忘一边瞟着手里的牌，一边瞟着别人的牌，外公丢下他们径直走了，这除了令他更相信打牌有利于避免痴呆外别无用处。

他一层一层敲门，大多数门一推就开，露出一览无余的空房间。

他们都不认识孙大头，这是他在厂里的外号，喊着喊着真名全给忘了。

你在干嘛！终于有人出来问他。外公说，我找孙大头，你记得吗？以前炼钢厂的，个子很大！两人隔着上下楼在走廊上喊话。那人扯着嗓子回，我记得，他被儿子接走，送到养老院去了。

老家这几年发展得吊诡，原本的市中心几乎原封未动，小时候啥样现在还啥样，我闲来无事去转了圈，那辆手机贴膜的平板车还停在原地，卖的手机壳还是十年前的款式，上面印着几个泛白的大头照。一字排开的还有假鞋店、十元店和韩系女装店，下午六点早早收摊，卷帘门鱼鳞般齐整整关闭，反着夕阳金灿灿的光。开车不过二十分钟，横跨大桥，江得对岸便是新区，高楼大厦，墙面做成屏幕，组合时兴画面，灯火投向水面，变化莫测。

一高一低、一新一旧，隔着江水，互不侵犯。

外公的家在12楼，正对着江，连江也会变。曾经急流涌进，沿江修起好几座水电站，如今是一弯平缓。

饭桌上，我安慰他，你看，这多好，放心了吧？他摇头说，那电话为什么成了空号。

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循着模糊的地址追去，好在这个小地方，能被称为养老院的地方少得可怜。

护工任由他发挥那股子倔劲儿，教他隔着房间门上的小窗口寻找。每扇窗后都是一张床、一台电视、一张桌子和一把木椅，床单被禄是白色，窗帘是蓝色，偶尔能看到几粒柑橘几根香蕉，摆在床头跃出亮色。在他看来这和等死别无二致，人在这里即便不会立刻断气也活不长了。

他反复想起孙大头，期间也想起其他人，那些离他而去的朋友们仿佛就在窗中一闪而过。外婆走得太早，以至于我的记忆已经模糊，在外公的叙述中，我想象她也是在这样一间由白色构成的房间中逐渐丧失气力：最初，她露出被子的手腕与手指水肿得像用藕段拼接而成，没过多久皮肤则皱皱巴巴，她也不再能回握我，手掌坠在我手里，又轻又凉。她死后，那张床变回整洁平整的模样，仿佛浸湿床垫的汗水，因疼痛拱起身体而留下的褶皱都不翼而飞。那阵随风高远的白烟，那几块碎骨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成为了我对她记忆中最为深刻的部分。

或许也是从那时起，外公的位置变得尴尬。儿女均已成家，他们的孩子则变成了某种近似候鸟的生物，伴随节日才拍打着翅膀稍作停留。子女想将他接去同住，说了几次，始终不情愿，今年好不容易说动，住到我家里两天，第三天早上，又回自己家去了。

他是几个家庭中间相连的人，亦被隔绝在外。在这座以厂闻名的城中，他们的外号在街上、厂区里不断响起。当城里只有厂的时候，厂区有学校、医院，自己的家属区、文体楼，诸如此类，囊括了人生老病死一生所需，厂是很大的，可如今随着工厂衰落，城市逐渐发展，厂区则显得逼仄，人还是那群人，他们都老了，和旧城同样陷阱了时间这摊泥沼里。

外公找得满头大汗，楼外黑云翻涌，眼看就有场暴雨。如果这次没找到，他知道自己回家后或许就会划掉那串电话号码。

他是按照养老院水平渐次找下去的。跑到第三家时，还真找到了。

我真不敢相信，一米八的个子就这么缩水了，缩在床上就像只狗，我看了两遍才认出来！外公激动地说，然后又皱起眉头，孙大头脑子不清醒了，工资卡或手机，连同手机号码全归他儿子了，什么都没给他留下。大家联系不上，这才以为他死了！我想给他买点吃的，护工说不行，我说买点牛奶，护工也说不行，他已经失禁了，收拾起来麻烦。房间里有什么人，说什么话，他点儿反应都没有，我去和他打招呼，小心喊了一句孙大头，他也不理。

护工说，他耳背，你要很大声。

外公便大喊一声，孙大头就把头偏过来看他，笑着说，哎呀汪老三嘛！

当天晚上，外公翻开电话本，逐一向朋友撤销这则死讯，直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