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参加远房姐姐的升学宴，席间认识了徐树，互相加了QQ。徐树清逸俊朗的外貌一下子吸引了我。那时我在镇上读高二，有次周末返校，我们在校外吃完派乐汉堡，来到一家小宾馆。房间朝西晒，破旧的窗帘上有一股霉味被炙烤透了的味道。房间右边是一张靠墙的木床，卫生间里铺满了瓷砖，洗手池上有一面落地镜。

另一个日子我记得比较清楚。徐树大三那年，端午节后的某天，我到湘潭找他玩，几天后他送我回武汉。日暮时分，火车站没什么人，几名清洁工在清扫站台。湘潭北站是一座新站，崭新的不锈钢护栏散发着耀眼的光泽。广场尚未完工，土堆被蓝色铁皮包裹着，探出了头。我们在站前合影。他穿着红色卫衣，头发遮住了半边脸，右臂紧紧拥住我，和我接吻。他的头发间弥漫着暖融融的汗味，与列车驶进站台时所夹带的散发着土腥味的风混杂在了一起。

那年暑假，徐树带给我一只他在路边摊买到的金鱼，说是给我的礼物。冬天，我怕金鱼死了，特意把房间门窗关紧一些，晚上打开空调。结果，它死在出租房内。这是发生在我在徐树他们宿舍的楼道里过夜之后很久以后的事了。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当我在他们宿舍外面的石阶上哭诉着睡着以后，他是不是回来了，或者说整晚都在网吧打游戏。第二天早上，有个扫地的阿姨见我靠在一面石墙边上，把我叫醒，让我回宿舍去睡。

你真的在石阶上坐了整整一夜吗？程小路问我。

对，我答道。然后，程小路盯着我看，似乎他会问：你怎么连一点儿自尊都没有呢？或者他会问：你是不是还会做出这种荒唐事？

徐树是我第一任男友，程小路是第二任。程小路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武汉本地人，个子很矮，但轮滑玩得很好。与徐树分手后没多久，我就接受了程小路的追求。学校有一座山，花山。我们在山上肆意拥抱、接吻、四处游荡。和其他年轻大学生一样，我们很快陷入了由热恋到争吵的不堪局面。

程小路说，被偏爱得有恃无恐，你就是太任性了。

我冷笑一声，你以为你是谁，歌词都被你说完了，还教训起我来。

程小路对我和徐树的感情一直很介怀。我甚至还对程小路说过，程小路的侧脸很像徐树，才选中了他。程小路虽然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他拼命对我好，给我写很多蹩脚的情诗。我们经常在校内网吧通宵，他在旁边打游戏，我则对着电脑摄像头自拍。我和程小路拍了无数的照片。每到一处旅游景点，我们就拍照。有时候，我看着那些照片，甚至都恍惚起来，我到底和谁是情侣。

程小路说，你是不是还放不下那个人。

是的。

那我们之间算什么。

算情侣，你别多想了，我跟他已经完了。

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感觉很轻松。从那时起，我学会了不去回忆我想忘却的事情。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把那些多如牛毛而又根本不值得经历的琐事堆积在记忆里，却只是为了上百次或者更多次地去把它们翻找出来以炫耀自己没有虚度一生。而我的生命中值得忘却的东西不少，于是，自认为值得保留的人生经历就变得相当简短。

我曾经幻想，某个夜晚徐树背部笔直地靠着墙，抽着烟，坐在床上，床单上的书环拥着他。他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在知名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小说和诗歌。直到很多年后，我脑海里都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度过的所有夜晚。如此，光阴荏苒却没有时过境迁。那些夜晚，我听着一首首情歌，在回忆着江夏那所大专校园内的花山上的植物，还有花山下面学生街内油烟四溢的夜市摊，杂粮煎饼，云南米线，石锅鱼，东北地三鲜......天南海北的食物都聚集在这个大学城内，侵蚀着人的味蕾，也败坏了人的记忆。

分手后，我也不知道徐树在想些什么。我幻想着，他就那么笔直地坐着，透过黑暗凝视着已拉上窗帘的那扇窗户，呼吸急促，似乎要说句什么。他说，曾经构思过一篇爱情小说，我们从出生后就变成身陷囹圄的囚犯，只能偶尔解放一下自己，让其从身体里越狱成功。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正在越狱逃跑，就能心领神会，为什么爱情在这罕见的自由时刻会如此狂放不羁，为什么它会如此毫不留情地折磨着我们，使我们的情感在热望和痛苦中跌宕起伏。它似乎要向我们证明，如果我们听命于它，它会怎样地善待我们；反之，如果我们反抗它的掌控，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怎么看待忘却。这些年来，我习惯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人们把忘却当成一种罪孽。如今，我觉得这样的看法简直就是危若累卵的愚蠢之举。如同阻挠忘却一样，也有人会阻止别人因不能承受身体上的巨大痛苦而昏厥过去，尽管只有失去知觉才能避免致命的休克或者永久性的精神创伤。忘却便是心灵所需的昏厥。回忆和不忘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我第一次去海南，是在徐树还没离我而去的那个冬天。也许那时的我已经预感到余生将会依靠回忆度过，所以自己要再来海南看看。那年冬天，徐树在陪我在海口玩了一个星期后，偷偷离开我，再也没有返回。而在这之前的半个月，我买了从长沙去海口的火车票，打算从那里坐出租车到三亚。徐树从广州赶来海口，赴我的约。旅途中，可能是在湖南，也可能是火车坐轮渡到海口的几个小时里，在充电宝和手机电池耗尽后，我躺在火车座位上，突然失去了对海水的兴趣。而在那之前，我对大海的憧憬却超过了对任何地方的向往。这可能是因为我从未看过大海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海边全是绝美仙境，直到我去过亚龙湾后，我才发现原来大海也不过如此。

在海口的万绿园，我躺在徐树身边，我们拍了张合照。那是冬天，我和程小路共度的第一个冬天，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冬天，那里的气温如同湖北的初春。我躺在徐树旁边，抚摸着他的下巴，问他心中是否也有个向往的地方。

我不知道，徐树说，也许，算有个吧。他告诉我，小时候，他梦想着在村对面的山上挖一个地下宫殿，到地底去探究一番。对这样的幻想，他也去努力过，他在老家的后山上挖了一个两米多深的洞穴，只是远远没有达到“地下宫殿”的规模。里面除了一股泥土的腥味和霉味，还有一些昆虫的特殊味道。徐树说，他向往那些他做不到的事，就如同变得像蚂蚁一样渺小，用它们的复眼在黑漆漆的地道里踯躅前行；仰视自己——那已无法辨认的恐怖制造者。他愿意像蚂蚁那样生活一段时间，然后悄然死亡。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徐树离开我之后，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从海口去三亚的出租车上，徐树坐在我身边，傍晚惨淡的光线透过玻璃窗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蒙着一层阴影，我似乎已经预感到与徐树的感情即将走到尽头。

我对徐树说，我感觉我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

他问我，那你以前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我无法再想象如果没有徐树在我身边，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能说，我以前不是谁或者我曾经不是什么样的人。

那天晚上，我和徐树在海口的某个小旅馆内，窗外的路上行人很少，时光缓慢向前，南方近在咫尺。他沉默着，手里拿着一小瓶白酒，靠在床沿上，一边喝一边自顾自地玩手机。夜色已深，我说，你坐我这边来。他摘下耳机，问，干什么？

你坐过来，靠着我。他向我这边靠近了一点，但还是隔着十公分左右的距离。

我看着徐树小心翼翼地把睡衣从我头顶上脱下来，而我像个孩子一样任其摆布。我抱住他，把毯子盖在身上。我想起了在亚龙湾的沙滩上，我们躺在一起，听到的海水的声音，以及海天相接处那缓慢移动的日光。半夜一点。徐树一只胳膊搭在我身上明显有些倦了，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我用手轻抚他的头，让他的头紧紧靠在我的肩头。他进入了梦乡。

如果说与程小路结婚的头几年，那种胜利信号表达了真正的幸福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撩人心魄的满足腔调融了进来。直到有一天，那声调发出的全部信息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的幸福似乎就在于已没有必要去否认幸福本身的存在。

与徐树分手后，我与程小路陷入了疯狂的热恋中，我们四处旅游，几乎游遍了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景点。我十分迷恋这种四处旅行的感觉，只有在旅行途中才能短暂地拥有与程小路的爱情。毕业后，我们顺理成章领证结婚。但是，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程小路在我孕期出轨。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女儿生了下来。

我知道，没人同情我。程小路爱上了别的女人。当然是个比我年轻、比我漂亮的女人，即使不是年轻太多。他长得很胖，非常健谈，工资不高，而且完全不管我们的女儿。他提出了离婚，偷偷和那个女人约会。我对此无动于衷，不，岂止是无动于衷，我简直是冷酷无情。我不管他，只是按时上下班，做家务，练习吉他，到点睡觉。有时候，远距离观看，我就像那个曾经在校园里热恋着的小女孩，只是我的迷惘现在是由痛苦所致，那是种让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击中的痛苦，是那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痛苦。我接受不了被人抛弃。对于诸如此类的打击，我是充满惶恐的。

这些年来，我并不清楚自己的身体有多糟糕。有一次我因忘记定时吃药而旧病复发，在医院经历了漫长的治疗过程。出院后，我变得厌食、烦躁，闲暇时只能靠刷抖音和短剧来消磨时间。我的身体还保留着青春的轮廓，一张娃娃脸尚且看不出岁月镌刻的痕迹。如果光线恰到好处，用某种姿势绷紧了肌肤，它仍可以让人产生这样的幻觉：我不算老，还相当年轻。我知道自己困在过去里，可是又害怕向前走进未知的将来。我目前处于一个临界点，处于若有似无之间。我每天的生活似乎是由一些微小的动作来计量，去洗手间刷牙，找出干净的睡衣，望着窗外出神。晚上，我做了个梦。实际上，什么也没梦到。并非我没有做梦，只是在梦里，我飘浮在黑暗虚空之中。整个宇宙便由此构成，从最高的大山到一粒微尘，莫不如此。

徐树知道了我的事。我给他发微信，向他诉苦。一旦涉及感情话题，他都是语焉不详，甚至好几天不回复我。

某个春日，徐树到武汉出差，我约他吃饭。我特意选了一家名叫“桃花小酒馆”的国风餐馆。我点了两壶“桂花酿”，没什么度数，跟喝糖水差不多。

我要离婚了。我说。

我知道。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他给自己倒了一杯。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什么意思？他埋头吃着牛排。

你说什么意思？我有点恼怒。

请你自重。他说。

我听了之后，赌气般往外走。他追了上来。

对不起。他站在地铁口的通道前，轻声说。

我有自己的家庭。徐树带着恳请的语气。

但我没有。我咬着嘴唇，泪水已经淌出来了。

那是你的选择。徐树转身离开了。

徐树，我对着地铁口喊。

“徐树”——这是怎样的声音啊，像块碎玻璃。这些年来我一直将“徐树”这个名字埋藏在心底，又在宣示着我的不幸：这是既不幸福也不快乐的人。

那天的天气究竟如何，我几乎没有印象，就像我说不清楚那是我和徐树的第几个冬天一样。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冬天还是好多个冬天？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一起经历过任何季节的变换？我记不清了。对我来说，我和徐树在一起的时间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任何度量可以用来衡量它的长短。我身在其中，仿佛是置身于一个四周透气的球心里。

我不记得徐树和他老婆前往青岛度假的那个周六究竟是个雨天，还是个晴天，或者是个干燥凉爽的阴天。我总是幻想着，徐树能够回到我身边，就像如果有人想把我诱拐出武汉，我还会跑回来那样。但其实没有必要这么说，因为我没有把打点好的行李带到机场，我也没有答应任何人一起去旅行。

我漫无边际地开着车，任自己随波逐流地驶过城区：这座城市竟是如此地嘈杂和混乱，似乎没有我的安身之处，我在武汉工作了八年，但是我依然不喜欢武汉的天气。我今年三十一岁，女儿上一年级。我发现自己是害了俗话说的相思病，相思到了如此可笑的地步，明知自己身陷其中，却不能自拔。我就像一只迷惘的昆虫，满怀希望，一遍遍撞向玻璃窗，寻找着能让自己摆脱这种无能为力状况的途径。

徐树飞去了遥不可及的地方，跟他的妻子，他认为自己更属于她，而不是我。去死吧，我想，去死吧。当我意识到只有死神才能让我从面临的痛苦中，多少能得到些许解脱时，不禁放声大哭。我只好将车拐到一条小街里，找到了停车位并停下来，但几分钟以后我又马上离开了，因为一群正在附近玩耍的孩子围了上来。他们好奇地透过汽车的前窗盯着里面看，显然非常惊讶有个青春不再的女人坐在那儿号啕大哭。我开着车，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更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

这时，我看到前方有一辆车，除了车牌号不同，和徐树的车完全一样，便立即跟了上去。我当然知道那不可能是徐树的车。徐树此刻正在飞机上坐在他老婆身边，可能正在给她讲单位的八卦或者握着她的手，因为她和我一样害怕坐飞机。尽管如此，那辆陌生人的汽车仿佛是徐树的影子，让我感到了某种慰藉。车子的主人挑选的车型和颜色都和徐树当年那台车一模一样，都是白色的本田CRV。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徐树的那辆车是否真的是由徐树而不是由他老婆挑选的。

我前面的那辆车开得很快，为了跟上它我差点闯了红灯。当我驶上二环线时，我认出了回家的路。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现在开回家去算了，但最终还是宁愿让自己沉湎于跟随那辆很像徐树的汽车所产生的安全感。在主干道旁的一条狭窄街道，那辆车出人意料地消失在了一个地下车库里，而我连开车的是男是女都没有搞清楚。后来我想到，车主可能觉得被我跟踪了，所以用这种方法甩掉了我。如果我开车追到地下车库的话，那就太冒失了。

慢慢地，我习惯了空等。如果等待可能意味着不必希冀结果，那我的等待就是那种不希冀结果的等待。其实直到今天我还在等待。等待本身已经变成了我天性的一部分，等待的无果也早就不再使我痛苦。自从某个人离我而去，我不抱希望地等待她回到我身边以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没有再违背过自己的意愿。这些即将过去的东西不会重现，就像我这单调无聊的人生，在我周身涌动的人群中，唯有每个时刻都是我的，不管我做什么，不管离我的期待多远或多近。

我等了很长时间，但是，平时轻易就可得到的慰藉却迟迟未至。“一座美丽的城堡”，徐树这么说过。在少年时代，“地下城堡”是另一种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一种程小路内心的宁静和决绝。在“地下宫殿”里，他感到所生活着的大地并不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温暖的绿洲，而是一个隔绝的孤岛。徐树离开以后，它之于我，又是孤岛之外的另一个孤岛了。在他的梦里，天空上满是飞翔的人，像池塘里窜动的鱼群，混乱无章，群龙无首，逃命似的拥挤。借助月光，他认出了我。我对徐树感情中那些无法驾驭的因素来自恐惧的天性，这是我后来才认识到的。没有任何需要语言表达的东西在反驳我对徐树的热爱时，能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那个晚上，我所期待的能够理顺我情感的平静，是徐树在“地下城堡”中总能找到的宁静。但他却让我空等一场，始终没有走近我的生活。于是，我问自己，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我去追求我的幸福，我为什么现在又重新或者一如既往地回到我和徐树陌生的错位关系呢？难道我赢得的自由却被用来交换另一种自我选择的囚禁吗？这么多年过去，我对此有了不同的认识。我当时其实已经作出了选择，在所有的可能性里，我选择了永远热爱徐树。

爱情很明显是个信仰问题，它仿佛是残存于我们身体里的最后一丝神迹。自从我生病后，就不必再每天问我自己，活着是为什么，哪天非死不可又是为什么。大概对恋爱的留恋和对死亡的恐惧都是如此吧。

我常常在睡前进行一次死亡想象，关灯前花一两分钟，聚了聚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黑暗拥抱，这种感觉非常沉静而美妙，混合着一丝难以觉察的危险气息，栩栩如生，充满诱惑。我会趴在枕头上，将脸转向下方，手脚摊开，就这样，我的床就变成了一艘载我漂向黑夜之海的小舟，向远方游去。

许嵩的歌是我从阿奈那里听来的，那时我们刚上高一。军训时，广播里放的是许嵩的《叹服》，我以为是翼势力的《雨》。阿奈告诉我，那是许嵩的歌。阿奈想当演员，高二分科时选择了读艺术班。在我的印象里，阿奈除了总是穿着黑色的紧身灯芯绒裤和一件长长的黑色毛衣，一次也没有穿过其他任何不同样式的衣服。她把黑发侧分着，永远留着齐耳短发。在我认识阿奈不久后，我和她一起搬进了一间长满霉菌、不带厕所的单房公寓，就在学校附近。那两年，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我在文科班，阿奈在艺术班。每次我们见面时，她就给我表演她正在准备通过的入学考试所要求的角色。我们喝雪花，在校门口吃胖子烧烤，阿奈能喝好几瓶啤酒。

阿奈爱的是一个叫“张爽”的男人。他皮肤白皙，长相秀气，是个官二代。艺考前的那天夜里，他睡到了阿奈的床上。

我认识阿奈的时候，阿奈声称，张爽在过了三个月天堂般的幸福生活之后，刚刚搬了出去。那三个月里，他们整日在出租房内缠绵，从不回家，直至9月份开学。这次是为了音乐学院一个跳芭蕾舞的姑娘，名叫崔柔。张爽在填报志愿后的第二天，就在贴吧上搭讪到了崔柔。

我甚至对生活都不感兴趣了。我对阿奈说。

阿奈说，“张爽的离开让我不再相信男人。我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生命中早已逝去的那个时刻，那个我懵懵懂懂、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的时刻。而现在，很多年之后，我身处同样的十字路口，还得再抉择一次，选择一个不同的方向。”

那个徐树，他还爱你吗？阿奈问道。

若在当时，我还会肯定地对阿奈说：是的，徐树也爱我。然而，现在，我脑子里幻想的画面是：徐树站在登机检查那个狭小通道里，身后是他老婆；她从徐树的左臂边上赶快把两张登机牌递上去；他对着老婆笑了笑，对，特别是那个微笑。他居然能做到这么随意又温柔地微笑。哪怕是对我的丁点儿想念让他的嘴角撇一撇或者眼皮动一动也好啊。他已经把我忘了。这个微笑像一个不能愈合的伤口那样在我的记忆里裂开着。

肯定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爱吧，是一种能让人活下去的爱。我对阿奈说。

没有这种爱的。世上只有一种爱，那种爱让你爱到死，阿奈说。张爽的事让我生不如死。在舞台上我体验了各种幸福和灾难，为爱情死过无数次，对爱情，我知道的算是不少了。它要么以悲剧收尾，要么平庸无奇。而你呢，似乎已经选择了悲痛欲绝的结局。

那你呢？我问她。

我不需要爱情，既不要悲剧式的也不要平庸的，完全不需要它，阿奈说。

阿奈真的成了演员。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她了。有时候我会在爱奇艺某些网剧的片尾字幕上读到她的名字。我猜，除了在荧幕上，现实里她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苍老了点儿，如我一般，头发也染成了咖色。后来，我托编剧界的朋友联系上她。

哎哟，进来进来，阿奈说。一座白色宇航员托盘摆件立在客厅的角落里。阿奈从冰箱里拿出饮料，问我喝哪种。阿奈说我看起来心事重重，她担心我得了精神分裂症。就像她的一个同行，有一天突然出现了幻听，被送进一家全封闭的精神病院，三个月之后才给放了出来。我们聊起了徐树，程小路还有张爽。阿奈问我，我们那时到底是正常人还是疯子？我说，很久以来，我都觉得我们是疯子，但最近却觉得我们当时还是完全正常的人。我越仔细看她，越觉得她和那个留在我记忆中大口喝啤酒的阿奈几乎没有区别。

其实现在和以前没什么两样，我说，只是一下子我们就突然变老了。

我们才三十多岁呢，阿奈说。

阿奈端上桌的是糖色很重的红烧肉。她说，这是她在抖音上学的。有一回，她在抖音上刷到了张爽的视频。他现在进了我们县城的刑警队，在那个视频里露了脸。

我们围坐在桌旁，像刚刚返家且疲惫不堪的战俘。阿奈伸出细细的手臂去拿汤勺，她的胳膊内侧青筋凸起，蓝色的静脉血管显得很粗，像蚯蚓一样扭曲着。自从半年前她和丈夫离婚以后，她暴瘦了二十斤，体重只剩下九十五斤。虽然我酷爱吃肥肉，但是我怎么都胖不了，她说。阿奈的身体突然消瘦，她的皮肤上开始呈现明显的皱纹，她那消瘦的身材穿上柔软飘逸的夏裙，却让人觉得她更像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女，而不是一个已经三十多岁的女人。

她告诉我，她丈夫的初恋女友漆丹有一天突然出现在他们家门口。刚开始阿奈对漆丹的出现只是感到高兴，她没想到这是她丈夫的初恋。即使她丈夫和漆丹常常见面，她也毫不猜忌。让阿奈惊奇的是，自从这个漆丹出现以后，她丈夫对她重新燃起了久违的激情。虽然她有时能明确地感觉到，在自己丈夫那种强烈的性渴望中有绝望的成分。

现在，阿奈当然知道他那时是在尝试着通过她来满足自己对漆丹的热望，或者把热望像一个被移植的器官一样转嫁到了她的身上。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她丈夫不再是为她激情膨胀了。有好几个月，阿奈都感到这是他们婚姻中一段艰难但富有活力的时期。然而不久，她丈夫就坦白了他爱的其实是漆丹。

你懂吧，阿奈说，当时我想，我们必须赶快解决这件事，像做个手术。他还问我呢，问我是不是真的觉得离婚是最好的结果。我对他说，离吧，你想离就离，我都不知道怎么和你相处了。阿奈咬了一口红烧肉，红色的油水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

我还帮他把东西收拾好了，阿奈光顾着笑，喝汤的时候呛着了，咳嗽得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虽然我用手掌平拍着阿奈背部两个肩胛骨之间的地方以缓解痉挛，阿奈还是笑得差点儿窒息，她的肩胛骨在裙子薄薄的布料下凸起，好似一对尖尖的小翅膀。

她紧接着说，时间也够长了，我们结婚五年了。

难以想象的是，当我看到貌似坚强的阿奈挣扎在内心的痛苦里时却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竭力尝试也没有任何同情她的欲望。

在阿奈家的那晚，当饭吃完了，阿奈冷静地说，她现在弄明白了一件事：从高中到现在，失眠一直都在折磨她。但是这半年以来，失眠和她丈夫一样消失了。

我这一辈子太过于相信天性，故而做不了好人。阿奈说。

阿奈说，她把自己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当成是上天赐予的。就像燕子飞来飞去，在树枝和草丛之间的什么地方找到录音机的磁带来筑窝一样，或者又像养在公寓里的猫儿，因为没有粗糙多瘢痕的树桩就会把家具当作替代品来磨快自己的利爪一样。从那以后，我是自由的。

这时，阳光透过敞开的窗子暖融融地洒进来，照在留有冰镇水迹的玻璃桌上，落在我们身上。

阿奈说，好妹妹乐队有首歌叫《我到外地去看你》，我听了很多年啊。

我说，这首歌我也喜欢。和徐树相爱的那些年，我每次都是坐火车去看他，频繁往返于湖北湖南两地，我见过湘江的水，也见过长江的水。长江水浩漫浑浊，透着深色的光，而湘江却是浅色明朗的，泥沙色清却凝滞，在阳光下明媚刺眼。仿佛这些年来，我始终是在这两条江上停停走走。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都如此狭窄的境地中，任何的徒手反抗似乎都是作茧自缚。

那些年，从武汉到湘潭，从湘潭回武汉，每次十几首歌在耳机里循环。窗外那些不断倒退的树，似乎就是我们的青春。那时候，徐树与我在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知道他不久后就会回来，也知道他不会离开我。那时候，我想，徐树的世界是我的世界，于是我逃进了这个世界。现在想起来，每次去看他的时候，真应该多待一会儿，在车站大厅外面的广场上，和他接吻，让他用双臂紧抱着我，稳健而又轻盈，轻盈得宛如在飘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