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家东边，有条河，河边有座城隍庙。每年冬天，都会有位白胡子老先生，头顶皮礼帽，手攥细麻绳，绳子的另一头绑着一只花灯，遛狗似的，遛弯儿。从庙门口，遛到河岸边，从年三十之前，一直遛到元宵节。

久而久之，人们只要看到他遛花灯了，就知道年来了。只要他还在，就知道年没完。据说，每一只花灯，都是他亲手扎的。先用竹编出筋骨，再用纸糊出皮肤。十二生肖，轮番登场。龙年就遛龙，虎年就遛虎，时而有模有样，时而奇形怪状，多数时候，四不像。

周边老人聚一块儿，就说他疯，因为他不仅遛花灯，遛到一半儿，还脱个精光，跳河游泳。游就游吧，还不穿泳裤，只穿一条大红裤衩。裤衩松垮，随着水波，一鼓一鼓的，像红鲤鱼，翻肚皮，显眼得很。也有人说他不疯，毕竟扎花灯，要脑子，冬泳嘛，要胆子。

不过，最近说他疯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了。一方面是他越来越老了，另一方面是他的花灯，遛得越来越早了。早到秋天就上了街，有时，春天过了大半，花灯还在街面上乱逛。

但或许，他又是对的。年，从来就不是从年三十开始的，也不是到正月十五结束的。中国人的年，是从人们对年的期待开始的，在人们对年的怀念里结束的。其实，我从小就这么想。

2.

小时候，一到过年，爸爸工作的厂里，会发很多东西——米面粮油，带鱼熏肉。进门时，都凉飕飕的，可一到日子，上了桌就变得红火火，亮堂堂，暖烘烘，滚滚烫。但，对我来说，最暖最红的，还是爸爸厂里发的电影票。不是具体的哪部电影，而是两张电影票的兑换券。想看哪部，就提前兑哪部。

那时，还没有春节档这一说。春节，电影院放假，空得像是失去信众的教堂。那两张兑换券真正发挥作用，总要等到年后。所以，在我童年的感受里，春节往往要过到开学以后才算结束。或许，是那份期待把年拉长了，毕竟，那是我为数不多能与爸爸独处的时刻——我很庆幸，爸爸爱看电影。

但妈妈说，你爸哪是喜欢看电影啊，他就是喜欢电影院。年轻那会儿，他就喜欢虚头巴脑的东西。不喜欢喝咖啡，却喜欢带我去咖啡厅。不喜欢看书，倒常常买书。不喜欢打牌，却喜欢和打牌的朋友混在一起。

经妈妈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也挺虚头巴脑的。明明很害怕爸爸，却喜欢和爸爸待在一起。喜欢和爸爸待在一起，但又从来不说。

幸好，人间还有新年，爸爸爱去电影院。

我记得那天，是新年后的一个周末，他从茶色的夹克衫里，掏出两张提前兑好的电影票。窄窄的，红红的，皱皱的，像两片存了太久，却舍不得吃的口香糖。一半被检票员无情扯走，一半留在爸爸的指间。

电影的内容与战争有关。好人很好，坏人很坏，但没有好莱坞的那种大场面，反而是大片大片的日落，震撼人心。那些看不懂的人物，听不懂的对白，对当时年幼的我来说，太过沉闷，现在回想，大概是压抑的成分更多。

故事情节很快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脑袋里只留下一个触目惊心的镜头——一个外国女人，赤身裸体，躺在水面上。身体轮廓的起伏，像是一座座被水包围的山头。如果是今天，我会直截了当地说，她在裸泳。而当时，我感觉是我的害羞，在漆黑又沉默的观众席里，游街示众。

爸爸突然扭头，小声地对我说：“少儿不宜，少儿不宜唷。”声音里饱含笑意，像是父子间的一种玩笑。

我故作老练油滑：“这有什么呀，就是游泳嘛。”

可我的脸颊火烧火燎，一直烧到了耳朵尖。

爸爸笑着哼了一声，画面就这么过去了。

3.

其实，那不是我第一回看到裸露画面。在那之前的一个春节，爸妈到大伯家打牌，叔叔婶婶，姑妈姑父也在。男人们在牌桌上吞云吐雾，女人们守着永远在重播春晚的那几个台。堂哥拉我进卧房，看他的小电视。

但电视机里放的不是电视，而是电影。堂哥是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拥有VCD机的人。从《蜀山传》到《古惑仔》，从周润发到古天乐，几乎所有流行过的，他都买了碟，收藏在那个矮矮长长的电视柜里。

电视柜与床之间，有一台取暖器。半人高，大红色。正面看，像只放大版的打火机，侧面看，像瓶会发热的灭火器。我们半靠在床头，虽然离取暖器还有一段距离，但它依然把我们的脚心烤得滚滚烫。

夜里，牌局将散，妈妈突然推开房门，叫我穿衣服，准备回家。没等她走进来，我就看见客厅里白烟翻涌，像是山巅之上的云海奇观。伯母紧随其后，探头，瞥了眼电视，“唷，李小龙！”随即，推我妈进门，“让孩子看完再走吧。”

为了不挡电视，她俩一左一右，分开两边，各自在床尾坐下，那年流行烫卷发，她俩的头发，虽一长一短，但卷得旗鼓相当。堂哥凑我耳边，说：“像不像县衙门前的两头石狮子。”我无暇领会堂哥的玩笑，一心等待着李小龙脱掉上衣，飞踢外国佬。等着等着，一个身姿曼妙的女人，哗一下，魔术亮相似的，露出上半身。

我妈立马扭头喝道：“捂眼睛！快，捂眼睛啊！”

堂哥笑嘻嘻，捂住眼，又从指缝里偷看我的表情。我愣在那儿，没捂眼，只是把目光聚焦到了那台大红色的取暖器上。我感觉，我的脸颊越来越烫，一直烫到了耳朵尖。可我的心里却在想，李小龙也露上半身，那时，妈妈为什么不叫我捂眼睛？而且他经常露，那些时候，为什么我的耳朵不会烫？

伯母见怪不怪：“你以为他们不懂呀，现在的小孩，什么不懂啊。”

如今，关于那部电影的一切都很模糊了，比盗版VCD的画质还要模糊。但我清楚记得——当时我的耳朵很烫很烫，却仍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懵懂样。

走之前，堂哥说：“下回来我家，看泰坦尼克号。”

我觉得片名绕口，问：“什么片？”

堂哥说：“外国片。”

我问：“外国人也武打吗？”

堂哥说：“不打。”

我说：“那有什么看头。”

堂哥说：“那里头有性感画面。”

我问：“什么性感？”

堂哥说：“就是没穿。”

我问：“什么没穿？”

堂哥说：“什么都没穿。”

我盯着好似灭火器的取暖器，脸又烫起来。

4.

十几年后，《泰坦尼克号》要重映了，还是3D的。消息一出，全民沸腾，明明春节后才公映，但节前，网友的讨论，就已铺天盖地。

男生分两派，一派对杰克给罗丝画画的镜头，期待满满。另一派则是，对前一派表示轻蔑。女生也分两派，一派说，泰坦尼克号，看一万遍也不腻。另一派则说，婚外情，不值得被铭记。

当时的女友问：“你看过没？”

我说：“应该不算看过吧。”

女友说：“听说，特性感。”

我说：“嗯，罗丝……戴海洋之心的样子？”

女友说：“我是说，杰克……画画的样子。”

我眼神坚定地点点头。

女友说：“重映，我们一起去看吧。”

我继续点头。

女友挑眉坏笑：“3D的，肯定更性感。”

于是，那个新年，再一次被一种很深的期待拉长。上映当天，起了大风，为赶头场，我们逆风而行，开着电瓶车，油门拧到底，一路飙到文化宫影院。刚落座，就收到损友的短信：“看到了说一声。”我问：“什么？”朋友说：“如果放的是未删减版，说一声，明天，我也去看。”

可惜，3D眼镜叫我头晕，莱昂纳多出场没几分钟，我就晕车似的睡着了。

电影结束，女友推推我。

我第一反应就是：“看到了吗？”

女友问：“看到什么。”

我支支吾吾：“3D嘛……海洋之心嘛。”

女友坏笑：“你是想问性不性感吧！”

此时，外头下起倾盆大雨。人们推开厚重的，透明的挡风门帘，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去。每走出去一个裹紧外套的观众，就钻进一股赤条条的冷风。像是完成了一次冷热交换。我想，如果电影院是个巨人，那我们就活在它的肺里，每看完一部电影，它就完成了一次长长的深呼吸。

女友把拉链拉到领口：“那个镜头被删了。”

我双手插兜，半梦半醒：“那可就不性感了。”

女友摇头，白我一眼，大步往前，我赶紧抢先一步，推开门帘，随即，看见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门口的石台阶上。我刚要松手，女友就抬起胳膊，顶住门帘，直到下一个人，微笑着，完成了手顶门帘的接力，她才安心地告别了影院大厅。

那是我头一回和她看电影，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直到她从包里掏出一把折叠伞。印象中，应该是紫色的。

“性感，不是她什么都没穿。”她说着，啪一声，解开伞的搭扣。

“嗄？”我不确定她在说什么。

“性感，是你站在她面前，觉得自己什么都没穿。”女友说完，伞面突然示威似的弹开，没等我躲闪，几粒伞珠就飞出来，打到我的侧脸和耳垂，随后，我的耳朵阵阵发烫——如果那种一跳一跳的轻微痛感会发光，我会说，当时我的耳朵，就像是古早手机上的呼吸灯。

她一拍我：“你之前，真没看过？”仿佛摁灭了呼吸灯。

我耸耸肩，心想，也可能看过吧。

其实，我已记不清当年的《泰坦尼克号》是跟堂哥一起看的，还是多年后，在网上独自看完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算作我看过，更不能算作我与裸露画面的第三回接触。

因为首映那年，杰克给罗丝画画的镜头，在学校里口耳相传，没几周，就被添油加醋，越传越神。真实画面如何，已没人记得，更没人关心。只有那些神乎其神的传说，在我们年少的脑海里，反复播放，最终形成了天差地别的，又独属于个人的奇异幻想。在我尚不知青春为何物的时代里，那些幻想，像是漂浮在海面的汽油，五彩斑斓，无限漫延，一不留神就把我的梦烧得滚烫。那才是我与裸露画面的第三回接触。

5.

而第四回嘛，是一副扑克牌。

那是一个被白雪覆盖的春节。在外地工作多年的姥爷，回来过年，刚卸下行李，就掏出一副扑克，送我。那副牌，初看与正常的扑克没什么不同。壳子是红色的，打开来，背面花纹也是红色的。可一旦翻开，每张牌面上，都印着一副或多副接近赤裸的身体。有男的，也有女的。有身体健硕的老人，也有四肢胖得像莲藕的小孩。

我依稀记得，红心A是一个倒地的男人，浑身没有衣服遮挡，却背着一双白色的翅膀。黑桃Q是一个被人群簇拥的女人，抬起胳膊，望向远方，身体像一张被风涨满的白帆。

老实说，那时，我对裸露的身体已有了生理反应。这么说还不准确，当时，我并不真的清楚什么是生理反应。只觉得，看了，还想看。看了，眼睛就挪不开。像是嘴里被塞了一块巧克力，不含化了，绝不张嘴。可那块巧克力，怎么也化不开。而且越含，身体就越烫。

众多牌面之中，老K最惊人——粗看，是一个白胡子老人在吃东西，拿近了再看，老人吃的，竟是一个光身子的小孩儿。

如今回想，那副扑克，大概与古希腊神话有关。但当时，我的眼前，全是疯狂的，洁白的柔光，这光打得我浑身发烫。就在我摆弄牌面时，爸爸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将那张老K抽走，问：“哪儿来的。”我说：“姥爷给的。”爸爸啧了一声：“老不正经。”

那年，姥爷准备退休，而爸爸厂里的效益大不如前，已经领了大半年的最低工资。妈妈说，每个月才九百块。九百块啊，再红的票子，看起来，也不红了。

“是你该看的吗？”这一次，爸爸的嗓音里，没有了当年对我说“少儿不宜”的笑意，像是在说一件很严肃的事，严肃到连姥爷这样的长辈，都不可以被赦免。我想，在爸爸眼里，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了，大到了某种危险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再用“少儿不宜”这样轻飘飘的字眼去逗弄了。

见我没回话，他揪起我的耳朵，力度很轻，轻到我稍稍一扒拉，就拍开了他的手。

“这是姥爷给的。”我以一种理直气壮的目光，回敬他。

他再一次揪住我的耳朵。这一回，他的手指变成了老虎钳，咬死不放。我忍着痛，拧过头，愤怒地看着他，他也瞪着我：“这是你该看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爸爸用一种质问的目光，看向我。我的温顺，委屈，羞愧，投降，就瞬间变成了愤怒。怒火会烧热眼眶，烧红脸颊，一直烧到耳朵发烫。仿佛，我眼里看到的，不是爸爸，而是一个纵火的暴君。

或许，每个人都有一段时光，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滚烫。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不是看到的画面有多热烈，只是自己——正在燃烧。

而写下滚烫往日的此刻，我心中的巧克力仍旧很甜，却又多了一丝苦涩。爸爸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玩笑了。后来，每当我与他产生分歧的时候，他责备我不像从前听话的时候，我都觉得——童年里看到的那些画面，像是一场万花筒般的幻梦，而如今，那些梦，随着他的黄金时代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往后的日子，爸爸很少发火，我的耳朵也很少发烫了。

6.

今年，上了岁数的城隍庙，终于翻新，黑瓦红墙，看上去，老当益壮。当初的女友变成了妻子，我也开始装出大人的模样。

冬天的一个周末，我们出门晨跑，路过河边，就听见——通一声。碧绿的河面，顿时吐出白沫。岸边停着一只小兔花灯，全身洁白，但耳朵奇短，所以，我断定，是匹小白马。

我知道，肯定是他。除了他，这一片，没别人敢一猛子扎进冰凉的河水。抬眼望去，红裤衩在碧绿的河里，若隐若现，像只年画娃娃手里抱着的红鲤鱼。

“年还没开始，他就开始了。”妻子说。

但我心里的感受却是，他提前了，年就提前了。

我问：“今年春节怎么过？”

妻子说：“还怎么过，不都是一眨眼就过了嘛。”

我说：“我妈也这么说，春晚一播完，她感叹，年又过完咯。”

妻子说：“那你妈过得挺赶，好歹，过到年初八嘛。”

我起了好胜心：“要我说，起码，过到元宵节。”

妻子说：“我还正月里都是年呢。”

我乐了：“那你说，到底过到哪天，才算是过完了春节？”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呼吸间的白气，像是在抽一支关于时间的烟：“其实，只要你一怀念春节，春节就过去了。”

我扭头，看向不远处的波纹，红鲤鱼越游越远，河面被划开一道口子，随后，又缓缓愈合，像是一场电影的淡出……

或许，只要你还怀念，记忆中的那些年就一直没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