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怡珍问我借钱。整齐的一排下牙用劲地抠住上嘴唇，就好像用嘴巴在写欠条。张怡珍是我的大学同学，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宿舍，不知道算不算好朋友。读书的时候，女生之间的友谊是用相处的时间来度量深浅的，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学业，多数时间都在校外做家教。我问怡珍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刚取了生活费有的多，先拿去用。她在听我说话，把笔一支一支装进笔袋，小心收拢拉链，抬头冲我笑笑背上包逃一样跑了出去。晚上回来，她见我还在床上玩手机，轻拍我的枕头，小声说可不可以借一点钱。她的眼睛藏在厚重漆黑的刘海后头，我越找，她越躲。我把钱给怡珍，她数好是三千块，打开灯趴在桌上工整地写给我一张借条。我说用不着，她转身把纸塞到我枕头下面。

其中两千块钱是陈嘉圆的。那一年是2008年，我第一次见到陈嘉圆。他立在我们大学南门的校名石后面，个子挺高，人就薄薄一片，穿着校服有些驼背，像被压扁的邮筒。我正打算去外面吃午饭，他定定杵在那远远看着我，等待我的目光投递过去。不知道他在那里等了多久。

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找我，我停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他想开口，话在嘴角吞吐，半天才把干涸到粘连的嘴唇分开，问我：“姐姐你认识张怡珍吗？”

我说：“噢，你找怡珍啊。我打电话给她。”怡珍那天没有课，我想她应该不在学校里。

他冲上来朝我摆手：“不是，不是。”

他很着急，慌张地用手捏了捏裤子口袋，掏出一个黑色袋子，袋口散开，我看见里面的红包。

“我知道张怡珍需要用钱，”他突然抬起眼看我。怕是犹豫我值不值得信任。“可不可以帮我个忙，当这个钱是你……借给她的？”他不好意思地挠头，讲话声音越来越小。

“怡珍……怎么了？”我不是很想帮。我不想管别人的闲事，况且还跟钱有关。

“她爸爸中风。”他说着就把袋子硬塞到我怀里。“你别问她。”他还嘱咐我。话说完转身就打算离开。

“你是她弟弟啊？”我喊住他。他又回来，“我叫陈嘉圆。”他说。他低头看了一眼袋子，两手插兜：“你叫张怡珍不用还给你钱，要是她还给你，也不用还给我。谢谢姐姐。”

我觉得好气又好笑。像是被他高举的一把未开刃的剑误伤，他的鲁莽和赤忱还怪锋利的。我再喊他他也再没有回头。

翻过年，2009年，大一的下半学期开学，怡珍把钱给我。我想说点什么，一下忘了弟弟的名字。她着急走，拿着一叠钱塞到我大衣口袋。我问她家里还好吧，她点点头。我想着找机会再说清楚，没想到大衣一挂进衣柜就又翻过了四季，直到2010年秋。我再次见到陈嘉圆。他和怡珍在学校门口打出租车。等车开走，我过去找怡珍，帮她卸下几个手上挂的拎袋，有糕点和饮料，我猜是陈嘉圆买的。路上怡珍没有讲话，进了宿舍楼，宿管阿姨见到我们，走过来搂搂她的肩膀，说：“张怡珍，你回来了啊。”怡珍突然开始抽泣，抬起手捂住脸，自顾自地踏上阶梯往二楼去。那些袋子勒在她手腕上，吊在胸前鼓鼓囊囊的东西左摇右摆。我跟在她后面。我觉得她心里还有一双眼睛，知道她现在不能跌倒。她请假这些天我们都有发消息给她，没人收到回复。怡珍把东西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空袋子被她捏在手里反复搓弄响了一阵，然后她盯着地上的纯净水桶——几颗从卤汁里冒出头的蛋，蛋壳上渗出褐色的纹路。就像是在解读复杂的暗号，她终于有了行动。怡珍抱起水桶放在桌上，说：“我爸走了。他买最好的铁观音弄的茶蛋，你们尝尝好不好吃。”楼道有同学笑闹着走远，屋里没人知道该说什么。我猛地拉开抽屉热闹地翻找筷子，其他人也迅速忙活起来。几双手端着碗，轻声细语，朝圣怡珍的宝贝。

周末我回家找到大衣，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又回宿舍翻箱倒柜，居然真让我找出了两年前陈嘉圆的红包，上面印着“岁岁平安”。我数了两千块装进去，把红包还原给怡珍。我如实告诉她，之前他是怎么在校门口等，怎么把钱给我，怎么样的口气，还有之后我把钱拿出来添了一千块，“借”给她三千。我说的时候还是忘记了他的名字，我说他一边的下巴那里是不是有块“黑影子”，怡珍说，“哦，喔，陈嘉圆啊。”她故作意外。她的目光闪烁游移，像是在旋转着一个快要复原的魔方，明明知道答案就在眼前，却偏要拧来拧去，偏移正轨。的确，我们两个都是敏感含蓄的人。她不常参与宿舍日常聚餐，非必要不消费，但会在出去给学生补课之后带阿吉仔的马蹄酥给我；会随身备两张快速公交卡，周末回家和她一起走到车站，我绝然不必责备自己的“金鱼脑”。我了解她的拮据，替她接受一些“顺便”、“正好”、“有买有赠”的生活便利，小心翼翼地维护她的自尊心。对于一张纸撕成两半用的处境，她也从不抱怨从不解释。她有时整晚抓挠脚上的冻疮，我什么都不能做，最好就假装自己熟睡。这算是所谓的隐疾吗。那我的病是什么呢，也许就是过度自我保护。很奇怪，我没受过什么伤害，但总是想象亲密关系中真正的情感暴露之后彼此会被刺伤的部分。那个时候我们像两只过冬的刺猬，本能地缓缓接近，又克制地保持距离。我想，在我可以接受真正的拥抱之前，是需要这样“戴着手套牵手”的情谊。

怡珍用红包的钱给陈嘉圆买了一辆自行车。我陪她把车推到校门口。陈嘉圆头发剪短了些，下巴上的胎记变得更明显，脖子前倾，刻意绷直肩膀。“给你。”怡珍把一边的车把让给他。他盯着怡珍，没什么表情，捞过扶手跨上去，“走了。”他背对着我们说话，车轮沙沙碾过地面，我知道他不可能会回头。那把剑锋利了一点，但光芒也收敛了许多。

我笑说因为是红包换的，所以自行车要买红色吗？怡珍说是姚辉挑的。后来姚辉就经常出现在我们教育学院楼下等怡珍。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他们是在年初怡珍咨询信用助学贷款的时候认识的。我知道怡珍每年申请了助学金，但不清楚她要贷款来干嘛。怡珍含糊说，已经用不上了，还掉了。姚辉是经管学院的，怡珍往那跑的次数多了，就习惯了他不合时宜的热心。因为那时候的怡珍藏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对刻意的示好欲拒还休，男与女的爱情就在毫不起眼的细枝末节中埋下伏笔。怡珍没有过多地粉饰他们的开始，在她的平铺直叙中，那些该有的心动和该有的患得患失都像被她藏起的不安稀释了。我没再多问，这个理所应当的结果显然甜得寡淡了些。

陈嘉圆出现在校门口的行头又多了一辆自行车，往往放下东西就走。有时候是一堆鱼卷醋肉，有时候就是超市随便可以买到的杂货。来的频率不高，我认为是他怕怡珍不耐烦。“来拿一下。又拿什么啊！”这是我听到怡珍唯一会抱怨的事。

2012年我们毕业，我以为怡珍会去当老师，她竟然告诉我她决定和姚辉一起去广东。我说好去火车站送她。我们站在肯德基门口轻轻拥抱告别，怡珍哭了好久。我准备了一千块钱偷偷放在怡珍的风衣口袋，出了车站发现又被她悄悄塞回我包里，包里还多了一张公交卡，几张我们一起攒的奶茶集点券，点数贴满的，她一杯赠饮也没有兑换过。那时候已经有微信，她刚到广州、我在杂志社实习的时候我们频繁联系过一阵，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只通过朋友圈了解她的近况。姚辉的朋友在广州投资了一家线上教育公司，我常常想问他们的创业怎么样了。我想到怡珍会不会因为增收节支的问题和他争执，然后怡珍收起所有表情不再讲一个字，发狠地咬嘴唇，像清理剥落的墙皮，直到露出新鲜的粉色血肉，她停下来舔舔嘴唇，挤出一个笑，看起来无比满意对自己的刑罚。往往这种时候，我说不出话来，那些为了日常忧伤准备的安抚的词句在她瞳孔的黑洞中被粉碎。我坐在她旁边，挽住她的臂膀就那么静静待着。“你最近好吗？”最后我发出这几个字给怡珍，她回复：“挺好的。”她会不会想起我们挽手坐在尚忠楼前，穿过石鼓路，散步去常去的海堤。那海堤很久以后有了名字叫南堤公园。我们聊了什么我也都忘记了，我只记得手挽着手，快快慢慢地往前再往前，是两颗恒星缓慢稀释时间的庄严进行曲。对，怡珍说，“好在我没有在经历吃不饱饭买不了闲书的苦难，可好像也赚不到苦役之外的钱。”“始终害怕手机快要没电，哪怕充满电的时候也不敢拿来随便用了。”我们对生活偶尔露出的獠牙，普通人会不会都是塑料做的。

2016年春节加上我的年假，有半个月假期，我计划去上海玩几天。偶然刷到怡珍的微博，她发了几张照片和广州说再见。我说要是她回厦门，我就晚两天再去上海。她说她直接回泉州。然后她问我想不想去泉州找她玩，她笑说开元寺免费对我开放了。离厦门好近喔，近到我从没想过要去那里。

大年初三，怡珍在出站口奋力地冲我挥手，一头短发整齐地在嘴角左右摇摆，她还穿着和大学时代相近款式的中长外套，腰上系一束腰带，规整稳妥。我一眼就认出她了。我被人潮推着滚滚向前，仿佛这几年只是一场须臾的午觉，睁眼时世界还停在合眼的那瞬间。怡珍跑过来撞向我，鲜活柔软的记忆涌来，迅速把几年关于彼此的空白吞没干净。

车窗外涌动着的人流像一块块地毯在路边和庙堂前铺开，临街的各家门口立起连根的甘蔗。下了车我知道为什么说这里“神比人多”，似乎大家都爱拜拜，神就流连于香线和电线之间的街头巷尾，锣鼓点夹杂着哀婉的南音，于是神就顺便在拐角红砖砌起的小龛前随着翻飞的烟灰起舞。我们到了西街鼓乐喧天的巷子口，比起这里，我便觉得以往的新年体验都是现代化城市的克制表达。人们沸沸扬扬往热闹的地方流动着。那些巷子像无数支流纵横交错，我们无意停留，钻进人潮亦步亦趋地被送进更深更窄仄的弄堂里。

翻涌的声浪消停下来，我们逛到离主街很远的一个小巷里。怡珍说这里过年的花头多，要是讲究的人家，每天都有的忙。她搜了一首民谣给我看：

“初一场，初二场，初三无姿娘，初四神落天……”

我问怡珍：“‘初三无姿娘’是什么意思？”

“就是初三看不见女人。”她说，“有种说法是，初二回娘家，住一晚，初三小家庭里就看不到妇女了。”

“什么是小家庭？”

她愣了一下，想了想：“就是……夫妻和孩子吧。”

我经历的“年”其实也就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顿三十的团圆饭而已。“那妈妈要回娘家？妈妈的妈妈也要回娘家吗？”

我随便一说逗笑了怡珍。她说不知道。她说她妈妈初二从来没回过外婆家，外婆也没回过外婆的娘家。她说可能到某一代就断了，或者某一代开始就没有娘家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所以‘小家庭’就是所有人最后停下来的地方。”我说。

没再继续往前走，眼前的小楼是怡珍的家。空气中充斥着铁锅滚沸的焦鲜味，叠着砖墙潮湿的土腥气。她家已经被改做茶饮铺，门头挂着简洁的招牌，阁楼上摆着一对休闲竹椅。她妈妈前两年回乡下照顾外婆，她又在广州，这里的位置邻街，也好出租。

椅子坐着吱呀响，从窗户望出去是挤挤挨挨的骑楼，视野并不开阔，远远被屋顶切割后的光影投到面前来，有种时间被烹饪过的粘稠。斜对面的楼上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人，我站起身探出头去看仔细，那是……

“陈嘉圆。”怡珍说。

她说他家就住在对街，商铺朝南，卖茶叶的，后门朝北，挨着她家正门。

“怪不得。”我说。我脱口而出，说不清我在“怪不得”什么。

我们点了些东西吃，怡珍开始聊家里的事。

去年她带姚辉回乡下看妈妈和外婆，妈妈眼睛和脚踝都肿很厉害，去医院检查发现是高血压肾硬化，从有症状起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没有干预。怡珍和妈妈发了很大的火，她和姚辉回广州后的一段时间也总是吵架。他们投的公司很早就黄了，之后各自找了工作在广州打工。姚辉一直还想创业，也常常和怡珍意见不合，最后分手也是钱闹的——姚辉家里拿了笔钱出来打算给他们在广州买房结婚，姚辉想用这笔钱事业重启。吵到后来，怡珍都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无论结婚还是创业，对她来说都很奢侈。冷静下来，她决定辞职回泉州带妈妈治病。怡珍说：“踩高跷和水晶鞋都会磨脚，痛的位置不同罢了。”她说好在她还来得及选，光脚也没什么。我问怡珍：“那你是不是打算再住回来？这样阿姨看病也方便。”楼下一个阿婆端着盆从屋里出来，动作熟稔地把水泼向墙根。气氛“唰”地一下蒸腾又滴滴嗒嗒归于平静。怡珍笑了，看着我说，“是喔，我怎么没想到这。”我觉得自己有些唐突，靠着椅子吱吱晃了晃。

阿婆泼水的日常会不会每天每天重复。我们又在循环中消解了什么呢？或许是眼下的一天它既特殊又不那么特殊。怡珍转头看我，“你说我们最后会停在哪里？”我不用回答。也许到了某个我们以为那是终点的地方，其实只是某一年的初三，谁回来了，谁离开了，谁在等谁。就像现在，我陪着怡珍坐在她的家里。然后巷子里传来零星的鞭炮声，一会儿又归于沉寂。十年后我们会怎样理解今天的生活？日子不需要人想清楚才继续过下去。它始终都在过着。它始终知道它该保持着一种近乎冷漠的慈悲。

我再回到怡珍的小楼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她告诉我她们收回了铺子快要搬家了，我生怕自己轻率地移动了别人生活的方向盘，我需要过去看一看。陈嘉圆开着车载着最后一堆小物件等在巷子口，我和怡珍拉着板车来来回回跑，青石板路直到傍晚才不那么晃眼。楼下总是有声音，偶尔像小孩子赤脚拍在地上，要么是哪家门前蒲扇啪嗒啪嗒调动着阿公阿婆话赶话。潦草收拾完，我们坐在阁楼的地铺上猛吸刨冰。陈嘉圆提着西瓜和啤酒上来，怕撞到头弯脖弓腰，汗都滴到地板上。“啥人啉？”（谁要喝？）怡珍嗔怪，问他买啤酒谁喝？陈嘉圆撂下袋子，问我：“你喝什么？”我摆摆手推推怡珍。见他热得脸红脖粗，怡珍招手喊他坐下：“好啦好啦！”

陈嘉圆整晚瞪着眼睛听我和怡珍聊天，后来聊到床和家具怎么摆，他话多起来，告诉怡珍茶饮店弄好的装修哪里不用动、操作间和仓库的地方可以放什么。我看砌的吧台还挺洋气的，说要不接着搞点小买卖，陈嘉圆比划起手脚建议怡珍让她妈妈做酒酿。直到地上果皮纸袋没地落脚，他打扫打扫带着垃圾回家去了。我和怡珍聊起陈嘉圆，怡珍坐起来先指了指斜对面的小楼。

怡珍是1990年出生的，她比陈嘉圆大两岁。九十年代城镇改建民居，陈家的楼盖了两层半，比她家高出一层。虽说都生活在城里，陈嘉圆家的茶叶铺和张怡珍家的杂货铺可是西街商业的两个极端。后来我查了资料，是那时候开始从安溪县扩展到周边大力发展铁观音茶种植，茶叶市场向现代商业转型，铁观音茶王最高的时候能拍卖到五六万一斤。千禧年正是市场上坡时陈家茶叶店的经营高峰，怡珍说她上小学的时候，他家的雅阁停在巷尾风光了好多年。“买一辆车”是西街低保区的群众光想想都能笃定是下辈子的事。“蔗冇两头甜”，陈嘉圆耳后连着下巴的一串黑红色胎记是他父母要虚虚遮掩的，“倔驴耳”“不堪用”，便是某种从来没有确切命名的忌讳，但比任何明确的指控都可怕。是不是“那个”在作怪？这种想法比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本身更让人不安。那时候张怡珍在烦恼什么呢，每天太阳落下西街，她爸爸都会蹲坐在门前，眯着眼睛抬头想象屋顶飞檐翘角的燕尾脊，眼光雕琢着顶上色彩艳丽的陶麒麟，再低头看看地上，比一比一层楼的影子能高出多长。他让怡珍画龙凤狮马，告诉怡珍要选这些塑像弄在屋脊上才好看，怡珍越画越丑，描不出爸爸幻想的图腾，被陈嘉圆嘲笑说看不出画的是蛇还是猪。一层楼的影子有多长呢？长到要让人走半生。怡珍说她上大学之后终于知道能几百几千的攒钱是什么感觉，不用再数那些皱巴巴的几块几十，好像用不了多久就能给爸爸盖楼。她说小时候攒钱给同学送生日礼物，要和妈妈削很多盆荸荠，手泡在很冷的水里，不小心削掉手指上一层薄薄的皮，接下来若有似无的痛就是一种缓慢的凌迟。大学第一年她爸爸中风，我知道怡珍又找了一份网吧收银的兼职。我知道那种疼痛对她来说始终没有消失过，日夜颠倒的打工就是默许钱吞蚀自己的血肉，她每天的脸色如同鬼魅。2010年她找姚辉通过关系申请了五万贷款准备拿回家给爸爸盖楼。楼没有盖，一块砖也没有拆，爸爸突然又中风进了医院就再没醒来。怡珍说爸爸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连老婆女儿也不想麻烦，觉得既然一辈子盖不出一层楼，就快快地闭眼走掉了。凌晨的光线被雾气切割得细细长长，是怡珍还是外面有人轻轻叹息，我没再问，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隔天我们一起去官桥接怡珍的妈妈和外婆。到了乡下，怡珍被拉去和村里的长辈问安，我和陈嘉圆坐在车里等她们回来。陈嘉圆除了骨架变大壮实了一点，那张脸和我初见他时没什么变化，少年气，说话不会直视人的眼睛。

“张怡珍接下来打算怎么办？”陈嘉圆冲着车前的雨刮器说话。我低着头，没响。我不知道。任何设想和建议都是徒劳的。我盯着方向盘，突然想到怡珍说起陈家的那辆雅阁，这二十年间是怎么变成了这辆比亚迪的？

“你是不是因为怡珍在那上学，才去厦门读书？毕业你就回来了？”当时陈嘉圆在厦门城市职业学院读大专，算算时间和我们毕业也就相差一年。

他偷瞄我一眼，一只手遮住左边脸颊侧过身来，“你知道，我本来打算去广州的，我们物流专业在那都很好找工作。”

他特别认真。

“我知道？”我笑了出来。他的三个字不仅仅是口头语的意味，我又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

2008年我第一次见到陈嘉圆的时候他还在泉州读高中。2009年高考，他没考上大学决定复读，父母觉得他不是读书的料，想让他留家里一起跑生意，他爸爸说：“家里真要能出个读书人，即使当掉裤，也给你读。”哪怕他自己也认同他书读不明白。他不过是一心要到厦门去。更简单的操作就是直接去。他偷偷跑到汽车站买票，不巧碰到了家里的熟客阿伯。他第一个冲上大巴车，果然开车之后爸爸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在狗肉街了，要是不回家，他就把阿猛剥了皮。陈嘉圆在高速口下车，背着行李边走边哭，过路有一位心软的司机，停下车载陈嘉圆回家。问他家在哪，他说在水门巷（狗肉街）。下了车，道了谢，没费劲找，爸爸牵着阿猛就坐在热闹的街市中央。后来爸爸说多花点钱给他上个三本，当然是本地的学校，陈嘉圆不同意，爸爸权当他有骨气了。复读一年，2010年考去厦门。2013年陈嘉圆毕业，爸爸给在祥华乡做茶生意的熟人担保，对方跑路被连带追责，铺面账户冻结、货款被扣，好在房子保下了。爸爸带着陈嘉圆挨家拜访同行茶厂，赊账先解决供应商的货。陈嘉圆就留在家了，怕哪天还需要自己出面，只要不挡住脸，用不着摇尾乞怜就能让人觉得他患有某种残疾。

“现在‘人情生意’也难做了，不过反正我也做不来。”陈嘉圆说着开门下车，怡珍妈妈笑笑地任他牵着手坐到车里。我打开后备箱，怡珍和外婆拖着大包小包往里塞。外婆还健朗，但是怡珍妈妈面色黑灰，瘦削的脸只有一双眼睛是凸起的，看上去像可怜的格鲁特（小树人）。回去的路上她们在后排都睡着了，我从包里拿出来准备好的两万块钱放在副驾驶座前面的手套箱里，我冲着陈嘉圆指指后面的怡珍。陈嘉圆看看我，眼神又飘到挡风玻璃外面，他迅速抹了把脸，眼睛湿湿的。想想看，我的那些实际、琐碎、普通的烦恼怎么不算是一种福气呢。傍晚我们在饭店吃好饭，怡珍让陈嘉圆送我去车站。她忸怩着欲言又止。我坐上车，她站在车门外抿着嘴。我把玻璃窗放下来，拿出箱子里的钱递给她。我说我本来就想让陈嘉圆给你的。怡珍的眼泪唰地铺满在脸上，她转头跑回饭店，出来丢给我一个一次性纸杯，一看上面转着圈写着大大小小的几行字——是一杯“戳了好几个洞的借条”。

过年我打电话给怡珍，听她讲她妈妈的近况：医生说可以做透析，但最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能维持住现在的状态。她说她妈妈听了直摇头。怡珍不肯放弃，但是妈妈不愿再往医院跑了。怡珍说有天半夜她妈妈醒了坐起来，以为是她又犯恶心，她看着怡珍说，“甲我行吧。”（让我走吧）

怡珍的小楼堂屋供桌上摆着香炉、清茶和白饭，香烟缭绕的弄堂，有年轻人骑车经过都像披着一件雾纱。外婆坐在竹椅上折金纸，陈嘉圆蹲在地上喝着白粥，我和怡珍围着饭桌上大大的圆簸箕择茶，挑出碎叶杂梗丢掉。是陈嘉圆大早上端过来的，怕我们心里闲着。怡珍的妈妈走了没有人哭。预演了好多次的悲伤，真正的结局来到，就选择用平静的方式完成这场排练已久的告别。怡珍说要安安静静送她到一个能够畅快活一次的地方，那里不用相信“吃亏是福”“好人有好报”，不用浑身痛到打抖还假装深呼吸就好了。

我对西街的小巷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它像是一条流经我的小溪，诚然如我第一次见它那样曲折蜿蜒，可是它把原本紧密相依的人冲向了不同的彼岸。怡珍说，时间不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你此刻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应该在的地方。是的，它不会对任何人偏颇。我点了香握在手上，经过转角的小佛龛，拜了拜。插好香，想起第一次见到烟灰翻飞起舞，就是在这里。下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呢？那个年初三在车站向我挥手的怡珍，站在她人生迎来送往的十字路口，像是一个对时间忠诚的哨兵。我们坐在巷口聊天，明明不是在告别却说着告别的话。我告诉怡珍我找好了新工作，要搬到杭州去了，也许，我说也许今年会结婚。结婚是我总在回避的话题。怡珍挽着我的胳膊，千万，她说千万记得，克服困难不是用一个困难置换另一个困难，只要真心地接受它，往前走就是了。我又想起读书的时候走在石鼓路的小吃街上，怡珍总是抓紧我的手走在我前面开路。我要接受的，其实不过是那个胆小、善于逃避、常常犹疑不决的自己。怡珍挥着手，又送了我一段路。

我和怡珍都是不爱拍照的人，我结婚这天我们终于拍了一张像样的合影。我们也都是不爱凑热闹的人，所以她国庆就没在杭州待。仪式前一晚，怡珍把她准备的红包给我，两万两千块。也终于有一个特殊的环节，让她不那么别扭地还钱。

2018年怡珍考上编制在泉州的一所小学教数学。我始终没有问陈嘉圆，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好像就生活在一起。我信任陈嘉圆，说不上这种信任包含着什么，我知道其中有我幼稚天真的臆想——怡珍闭起眼睛上楼梯的时候，他的存在本身就为她构筑了某种安全。

谁能想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是2025年。当年怡珍问我，“我们最后会停在哪里？”我不知道她已经站在答案的旁边，我也决绝不可能想象得到，距离当时四年后的另一个初三会给她答案。

怡珍和陈嘉圆坐在我对面。我带着他们上茶山围炉。当人真正地跨过某个人生阶段，之前的经历不论好赖都可以大方拿出来自我开解和嘲讽了。和他们聊天我会有种错觉，记忆被压缩成几个片段，遥远又鲜活，我在他们故事当中的脸像一面越擦越模糊的镜子，他们说我这样那样，但我从未真正扮演过什么角色。有件事我现在能肯定，作为他们故事中的配角，我从未感到徒劳和损耗。他们此刻就在我面前，手牵着手走在一起。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你感受到的也未必，只有你相信的，会让你用那样的信条看待你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我说我想把这些当个故事写出来，怡珍说不要写了，没有人想看；陈嘉圆问我，可不可以把他写成一个完美的男人。我说不行，那跟高中和张怡珍谈恋爱的过路人有什么区别。

我当然得问——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

2020年大年初三，陈嘉圆在实施疫情管控之前跑到怡珍家，铁了心要住在她家，外婆赶他走说怡珍还没结婚的，不好这样住，陈嘉圆就说我要娶张怡珍的，结婚那现在就结。怡珍举着擀面杖猛敲陈嘉圆的屁股，边敲边哭。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怡珍的？

“阿猛，你记得我提过吧？”陈嘉圆问我。

“我记得。差点被剥皮的大黑狗。”我说。但我没见过。

“啊？他还跟你说过阿猛？”怡珍很惊讶。

陈嘉圆小时候不愿意去上学经常被他爸揍，怡珍会从后门偷跑到他家把拴起来的阿猛放走，狗就直奔堂屋撕拽他爸的裤腿。怡珍刚上初中那会看见几个混混在学校外面逼陈嘉圆给他们买游戏币，说要用刀子帮他刮掉胎记，等那些人走了，怡珍给陈嘉圆五块钱吃饭，陈嘉圆不要，结果那群人又回来了，怡珍拍街坊的门叫喊求救，砸烂玻璃窗握着玻璃碴要和他们拼命，一招没过钱被抢走两人还挨了几脚，转眼街坊开门，让他俩带路回家找家长赔窗户，陈嘉圆跑得快，直接冲回去跟他爸说他砸了别人窗户，问家里要钱，他爸拎着他脖子出来给人赔不是，怡珍觉得过意不去，后来总带着阿猛一起吃过期的火腿肠。台风“飞燕”，陈家回乡下过端午被困在路上，等雨停了返回来发现阿猛找不到了，在巷口叫了半天，怡珍抱着阿猛在阁楼上喊，这里，在这，巷子里积水已经淹过半人高。阿猛和怡珍的爸爸是同一年走的，陈嘉圆说他刚去厦门上学，阿猛就不吃东西了，等他赶回来的时候就彻底闭了眼。

——怡珍呢？

怡珍琢磨了一会儿，“小时候……”，她停下，突然捂着嘴仰头笑出声，“不说了。我，”她看看陈嘉圆，有点不好意思，半开玩笑说：“我就是觉得配不上他。”怡珍说起她去广州那天，在火车的卫生间里偷偷哭，她想到陈嘉圆，想到阿猛，想到爸爸没盖成的那层楼。

在我犹豫要不要搬到杭州的时候，怡珍指着头顶那一片屋顶，她说：“离开这里的人才会想写这里的巷弄纵横骑楼林立吧。”怡珍没说的我知道，因为离开或告别让人获得了哀悼的权利，只给予失去者的特权，然后在记忆中返回或重建。

怡珍在阁楼上问过我：你说我们最后会停在哪里？

十年后的今天我尝试回答她：没有人能真正停下来。

家不过也是时间搭建的站台。当你走了很远回望，你知道有人在站台等你。你如故人归，也迎故人来。

我问怡珍：“你想在我写这个故事前说点什么吗？”

怡珍说：“没有。那是属于你的故事。”

是的，所以我在等这个故事的结尾。我才能回过头重新来讲。

最后我们在电影院的门口告别。

电影尾声女主角独自在漫天飞雪的荒野中舞蹈，我觉得自己站在西街转角的小龛前，眼光追着烟灰明灭翻飞。是神来过的痕迹，冷漠，也慈悲。

新年快乐怡珍。

岁岁平安。她说。

她挥着手。

时间给我的故事轻轻打了个结，我看见那个陌生城市的站台出口，我回到十年前的那个大年初三，她在那里等过我，后来有人也在那里等她。

后记：

动笔之前我突然想起来问怡珍：“陈嘉圆的‘圆’是哪个‘圆’？”

我开玩笑说：“是不是‘缘分’的‘缘’？”

怡珍说：“是‘团圆’的‘圆’，他轮到了‘圆’字辈。”

其实我本以为是“家园”的“园”。

怡珍笑说：“故事而已，是‘文学病’吗？”

我还没有回答，她说：“我也有。”

我说：“那这些‘病’带给我们什么呢？”

她笑了：“一个故事。”

那些无法被命名的体验和瞬间，在我无觉知的生命流转中，让我不会失去根基，失去语言，失去认同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