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所在的病区来了一位新同事子胥。

去年一月份，医院突然增设120服务项目，要求全部新进员工在那待满三个月，于是子胥在科里值完大年三十最后一个班后，便赶去120报到了。

去年五月，子胥回科，他看起来比三个月前憔悴不少。我问他在120待得咋样，他想了想，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接着，他跟我聊了一些在120遇到的事情。没想到聊着聊着，内容自行延展丰富起来。

在120，遇到的全是突发事件，因此当事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人性的光辉和幽暗得以最原始的形态呈现于面前。

如果说外科医生的工作是用手术刀划开人体，再抵达病灶，我想，子胥在120经历过的每一个现场，都是一次抵达人性的冒险：它令人感动、也令人刺痛，能抚慰冰冷人心，也能揭露淡薄人情。

于是我决定起笔记录。

以下为子胥的口述内容：

当我接到通知二月份要去120轮转三个月时，我人有些懵，因为我进科室没多久，刚把流程捋顺，这下又要变动了。

我本能地不想去。

读书时，因为伏案久坐，我腰椎间盘早有些突出。听说120没招担架员，这样我们除了负责抢救，还得去抬病人。我怕没救到人，自己先闪了腰。于是我赶紧去拍了一个腰椎的核磁共振，在第四腰椎和第一骶椎间，我的椎间盘较老片向外逸出得更加明显了。我专门拎着片子拿给医务科的人看，解释自己身体不太适合去120抬病人，结果医务科的老师回我说他们签了协议，我只需要从旁辅助抬病人，应该没事。

我一向不擅长和人据理力争，所以我不知道咋接话。从医务科铩羽而归后，我只好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说服自己接受即将去120的事实。对我来说，说服自己要比说服他人简单得多。

我没有急救方面的经验，特意打电话问了医务科有没有相关的培训内容。医务科说我可以在不上班的时候提前去跟车，机器就那几种（心电监护仪，除颤仪，心电图机，血压仪/呼吸机，输液泵），药就那些（肾上腺素，阿托品，地西泮），流程就那几步（到达现场，评估患者病情，判断是否需要立即急救处理，抬担架转运，连接监护仪，按需做出心肺复苏等急救处理）。医务科又说，120主要负责转运病人，救治的主力是各急诊科室，跟几次就会了。

到了120报到我才知道，一个班只配了三个人，一位医生、一位护士、一位司机。司机不抬人，所以医生和护士是抬病人的主力。刚开始还有女护士来，后来不知怎的变成只派男护士来，不过女医生仍然有被安排来的，女医生有够惨，性别身份像是刻意被模糊。

我跟车的几次，遇到的都是一些放弃治疗要求拉回家的病人。

急救车开向现场的时候，我们全部坐在车的前排。等到了现场把病人抬上车之后，护士会坐在病人担架床的正前方，面朝病人坐着，以便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医生则会坐在病人的侧方，随时准备上各种仪器。

跟车时，因为我多余，接上病人后，护士会坐到前排，我就坐到护士原来的位置上。那位置可不好坐，没经验的我差点被颠吐了。家属虽然说在医院选择放弃治疗，但他们很多人要求吊着一口气到家，说这样才算寿终正寝。

这要求乍听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却不容易。车上能做的治疗操作十分有限，最多给吸点氧，除个颤，而放弃治疗的患者病情相对危重。一旦路程较长，加上不停颠簸，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常常在车上发生。

为了让病人看起来有生命体征，我们得一直做心脏按压、人工呼吸。

其中有一次，我们三人硬是轮流给一位病人按了四五十分钟。上过CPR（注：心肺复苏术）培训的人都知道，按压过程是非常耗能的，做完一个循环（30次胸外按压+2次人工呼吸）就会出汗，尤其给真人操作。记得那次我按到最后处于一种力竭的麻木状态，感觉被抢救的病人也真是遭罪，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些徒劳无功的事情？那些一边放弃、一边要抢救的家属，他们的选择真的符合病人的意愿吗？

我听过一个说法，人在刚死的时候，灵魂还在周围。倘若这般，即使没了感觉，但看见陌生人如此对待自己的肉身，应该有所介怀吧？人追求的好死，归根结底是一种平静状态呀！

家属要求的抢救，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人总在自以为的是非判断中莽撞前行。它本质上是个循环，幼时父母对待孩子如此，后来孩子对待父母也如此。

等我单独出120的现场时，也遇到过一位印象深刻的放弃治疗的病人，不过她家属的做法恰恰相反，没要求抢救，反倒提前宣判了死亡。

那时已出了正月，天气依旧冷得刺骨。有一天夜里九点多，我们接到任务，说介入科有位患者的家属要求放弃治疗，让我们拉人回家。

我先到介入科看了一眼患者，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病历上写着肝癌，肝硬化。她全身发黄，像是一颗烂掉了的橘子，她身体浮肿，肚子像是吹满了气的气球，可里面撑的是长期营养不良、蛋白丢失后形成的超量腹水。稍微动一下，就能听到腹水撞击腹壁发出的声响。

都说水是生命之源，现在却成了丧钟之音。

她的床边围着一群穿着朴素甚至略微寒酸的家属，叽叽喳喳，各聊各的，仿佛他们和她没多大关系。

值班医生说已经和家属谈好了。我看没人注意到我，便提高声量问了一句这里谁当家。过了半天，人群后方才慢悠悠走出一位约莫六十来岁的大爷，他头发花白，皮肤黝黑，身材瘦小，有些驼背。

“您是患者的家属吧？确定不在医院继续进行治疗了，对吧？您现在要坐我们120的车回家，是吧？”

“对的，什么时候能走？”大爷问。

“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就能走。”

“早就收好了。”

“行，患者病情危重，路上如果遇到像心跳呼吸骤停之类的突发状况，您是否要求进行抢救？”

“不抢救，不抢救，这样子了，还抢救个啥？”大爷斩钉截铁地说。

大爷说完，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第一眼看到老奶奶时，我就在设想，假如她家属要求做CPR，会不会我人还没碰到她，她肚胀如鼓的腹部当场直接炸裂开。

“好的，这里有一份病情告知单（填写好患者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后，需勾选下列选项：1、病情危重，自动出院回家。2、患者出现危急情况时，是否实施抢救），签完字我们推床下楼。对了，你们之中，只能派两位家属跟车走。”

过了一会，另一位大爷站了出来，同我们一起下了楼。

将老奶奶抬上急救车后，我们一行六人便朝着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村庄疾驰而去。那里是此行物理意义上的终点，也是老奶奶人生的终点。

随着车开离市区，拐上国道，再驶上乡道，两旁的灯光愈来愈暗，道路也愈来愈窄，最后那一段路可能都没有车宽。司机大哥事后说他是凭着多年开车习得的平衡感硬着头皮往前走的，没办法，车轮的一半压根着不了地。

老奶奶的生命体征倒坚挺，各项指标游荡在正常值低限的边缘。路上，两位家属没显示出什么紧张情绪，还拿出烟抽，丝毫不顾及还吸着氧的老奶奶。车里空气本就凝滞，烟味熏得我直呛，我试图用眼神暗示他们不要抽，可他们一点也不往我这瞧。家里有人要去世，心情或多或少受影响吧？想到这，我不好去说些什么。

一路上最忐忑不安的人，是我。我担心老奶奶不能含着一口气到家。四周夜色侵入，陷入死寂，车内白炽灯莫名显得惨淡，我不想急救车因为老奶奶的去世变成幽灵摆渡车。

过了一两个小时，车终于开到了村里。很快，我听到了狗叫，是一连串的狗叫，此起彼伏。狗的叫声将深夜的寂静撕出一个口子，我们在这口子里前行。村里人睡得早，车窗外一片乌漆麻黑。过了一会，我看见远处有一丝亮光，在墨黑色的背景下竟然显得有些刺目。再近了一点，亮光中似有几处红点，难道门上挂了红灯笼？

大爷掏出手机打电话，说他们马上到。一眨眼的工夫，房子外乌泱泱涌出好多人，他们统一穿着白色、红色的衣服，像是孝服。

为什么有红色的孝服？我估计护士也有这疑问，我俩互相使了个眼神，同时哆嗦了一下。

车往里开，门口的人迅速分成两列，让出了一条道。车于门口停车，大爷让我们把老奶奶抬进屋。我和护士强装镇静，心想着把事情办完就撤。

老奶奶家虽是两层洋楼，但屋内几乎没有装饰。客厅的地上铺了一床草席，席下堆着一层稻草类似物，他们不是要将老奶奶就地火化吧？

大爷让我们把老奶奶放到草席上。这时，屋外的一群人才跟着进来，脸上没什么表情。

老奶奶身上插有尿管，大爷说得把管子去掉。我赶忙去车上取了工具，拔完管后，我准备按照惯例，将看护老奶奶的注意事项告知大爷，建议他最好去村卫生院借个氧气袋来。但大爷显然没打算多管，他已经开始应付起穿着红白衣服的那些人，拿了烟边拆边散。我见状，再次和护士使了个眼神，彼此心照不宣，便快速拉起担架走人。

我和护士一上车，司机就立刻落了锁，他迫不及待地踩了脚油门，嘴里直念叨：“这鬼地方，真他妈瘆人！”

紧接着，又听到此起彼伏的狗叫。随着狗声渐弱，那个村子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回去的路上，竟然没有看见别的车，平日里被我们吐槽的狭窄省道此刻异常空旷。我们三人没说一句话，等回到医院，下了车，我们才异口同声地说：“要不今晚睡一屋吧！”

增设的120值班室是原来肺炎时期做核酸的两间小屋，紧挨着医院正大门。一间屋四张床，一般司机单独睡一屋，如有男有女，三人中同性别的睡一屋。

我们仨躺在各自床上，没人能睡着。好在过了半个多小时，急救中心派来了新的任务，我们仨得以重新出发。

当我再回忆起老奶奶的家，到处像是写满了“活人已死”四个大字。

为什么人明明还活着，大家就选择无视她的存在，走起了葬礼流程呢？

是不是因为人处于生活的困顿中，心的视野会自动收缩，无暇考虑其他？但作为旁观者、作为医生的我，要不要提醒他们这点呢？

谁知我还没想清楚答案时，就又接到了一个类似的任务。

一天下午，市急救中心说附近村子里有病人要抢救，派我们过去接。

哦，这里我补充说一下急救中心接到求救电话后的运作流程。

市里很多家医院都有120，由市急救中心按就近原则统一调度。任务一分配到我们这边，值班室的警铃就会响，一响，我们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到急救车上，按下“驶向现场”的按钮。

车内警报器的显示屏上，会附有急救中心发送过来的病人基本情况，方便我们准备相关的抢救仪器。

上了车，我看到显示屏上有脑血管病几个字，推测是脑卒中。

当天跟我搭班的司机是位新手，也是90后，00后护士弟弟更是一脸青涩，于是我一下子升级成120里的老师傅。

到了目的地，我和护士抬担架下了车。敲门喊人，我们被领进了一楼的卧室。

屋里挤着几十号人，却堆在门口那片。我好不容易扒拉进去，看见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奶奶双眼紧闭，穿着寿衣直挺挺躺在床上。我心想不是说要拉到医院抢救吗，怎么人已经没了？

很快，我发现老奶奶的腹部上下起伏，一摸脉搏，还跳着呢！

我不禁纳闷了，见没人主动出来说话，便问：“你们这谁当家？”

他们面面相觑，像是课堂上被老师抽到提问的同学一样，半天没个人应我。

“你们这谁当家？刚才是谁打的120？”我大声问。

这时，一位站在床边的女生举手示了意。她戴着一副眼镜，扎了一个马尾辫，像是位大学生或研究生。

通过沟通，我得知女生是老奶奶的孙女。她说奶奶的身体一向健朗，问这个样子是不是因为她年纪到了？而且女生也在怀疑自己打120对不对，毕竟大家说她奶奶只是快要老死了。

结合他们给老奶奶穿好了寿衣，我很快领会到这些人并不是真心地想要救老奶奶：其他人之所以会同意女生打120，不过是想做做样子，表示自己尽了心，对外人好有所交代。他们应该想从我口中听到抢救意义不大之类的话，这样就可以办理后事了。

我脑海里迅速联想起之前在介入科遇到的老奶奶，怎么又是人还没死就当她死了？我第一时间告诉自己，120的职责是救人，于是我迅速对眼前的老奶奶做了一下初步评估，她生命体征正常，只是意识丧失，呼之不应，显然构不成死亡。

我决定从女生入手，劝她带老奶奶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我向女生解释了一下老奶奶的情况，说最好现在去医院，没准能找到病因，把人救回来。退一步讲，即使救不回来，好歹自己尽了力，不至于事后遗憾。

估计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打动了女生，她听完立刻点头，坚定地跟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我说去医院得跟两位家属。当我再次看向其他人时，他们仍是一副躲避不及的样子，唯恐和我对视上。

最后，女生拉着她颇不情愿的爸爸，同我们一起上了车。

急救车一如既往地狂奔，那是一种俗称“赶着去投胎”的车速，不过，司机开这么快的目的是想阻止病人去投胎，和死神在抢时间。车内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颠簸感。有多颠呢？一旦病人情况发生恶化，我得站起来抢救，为了能站稳，护士得从后面抱住我稳定重心，不知情的会以为我们在搞摔跤。

救人救得这般狼狈，是我去120之前从来没想过的事。

“喂，你怎么开车的？！怎么开车的？！开这么猛，本来没事，别被你颠死了！”突然，女生对着司机方向大吼，我这才意识到，对于第一次坐急救车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极速前进过程中必然带来的车内颠簸，何况病人。

司机刚出车没多久，听女生这么一吼，迅速将车速降了下来。稳是稳了，问题是开到猴年马月才能到医院啊？抢救的黄金时间那么短，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啊！

我不得已和起了稀泥。一方面，我告诉女生时间紧迫，得提速。另一方面，我告诉司机要开快点，病人等着救命。一番安抚后，女生的心情平复不少，司机得以恢复了速度。

为了稳住老奶奶的生命体征，我让女生最好握着老奶奶的手，间断地同老奶奶说说话。于是大部分时间里，女生恨不得是要把她奶奶搂在怀里。老奶奶的血氧饱和度中途有过下降，但只要女生在旁一喊“奶奶”，氧饱和度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因为颠簸，女生吐了几次，她吐的时候，她要她爸上前。这么一对比，我觉得女生对她奶奶比她爸对她妈情真意切得多。

我们刚将老奶奶送到急诊室外，新的任务便派了过来。我不知道老奶奶最后究竟有没有被救过来，至少我试着给老奶奶和女生的回忆里，添进了些难能可贵的温情，让这段路多了份温度。

我开始明白，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说：救死扶伤，没有一定；起死回生，更是奇迹。但我们可以通过专业和言语，促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动起来，这似乎是在从古至今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能做的为数不多的确定的事。

我上了车，急救车上的爆闪灯随之亮了起来，任务没有完成之前，它会一直闪，一下又一下，一下接着一下，像人生一个个片段。每个片段都重要，每个片段都不可轻易跳切。

带着这种体会，我马不停蹄地向下一个现场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