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位，我的耳朵完全听不见声音了。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学校要办元旦联欢会，每个班办自己的，由班主任组织，主持和表演都由学生负责，而且这天不让学生拿书包，就连平时禁止的零食也可以带，上午结束下午就放假。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在展示才艺的同时，还能让学生放松心情。但是没想到学校要求老师也要办自己的联欢会，就在这天下午学生离校之后。更让我郁闷的是，每个年级的每个学科组，都要出一个节目。

我是今年刚入职的教师，不出意外且很不幸运地被选上了，因为组长说最好有一个男的。她先问了黄老师，得到很干脆的回答：“我不上。”那么重任就落到我头上了。语文组无外乎诗朗诵这个节目，其实没有什么难的，但我还要负责制作背景视频。组长本来把这个任务分给我们办公室的四位老师，可我想，这东西怎么才能四个人一起做呢？每个人做四分之一然后把东西合在一起吗？素材怎么分？重复使用了怎么办？每个人都有想法怎么沟通？有人做得慢有人做得快怎么办？风格不统一怎么办？如果在一个人的电脑上操作，也会出现很多不方便。我不想跟他们推诿扯皮，便果断把整个任务包揽下来。为了导出视频，我还在剪辑软件上开了个会员，花了十几块钱。我想告诉他们我开了个会员，并不是打算让他们把钱给我补上，只是觉得自己付出了，就应该让别人知道。可是如果我说了，他们肯定会以为我觉得亏了，目的是找他们要钱，所以我没说。

耳朵出现问题，就在我们最后一次彩排现场。当时我已经把视频改了二十四次，组长这关五次，周主任这关五次，王主任提建议两次，张副校长这关五次，李副校长提建议两次，最后是副书记这关五次。彩排这天是车书记坐镇，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因为名字里第一个字是车，第三个字是国，我们都叫他车迟国。他每次开会都要提到自己毫无波澜的奋斗史，在哪里毕业、怎样入党、哪年参加工作、这些年干了什么等等。

这次彩排要求换演出服装，女老师穿裙子，我穿白色西服，都是学校的，很脏，大概自从买来就没洗过，在这期间不知多少人穿过它们进行了几百次演出。女老师在候场时冻得瑟瑟发抖，我也冷得不时打哆嗦，因此大家都不紧张，朗诵时声音洪亮，每个人脸上大概都是木雕般的表情。旁边的齐老师读完后，我脑子突然“嗡”了一声，该我了。这“嗡”的一下让我有些晕，整个世界像是被透明的东西罩住了，所有声音的响度都降低了一半。可我还是尽力完成了朗诵。

事情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不一样了。

朗诵结束我们站在台上，整整齐齐，像是等待训话的小学生。领导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有说有笑，指指点点。我本以为背景视频改了几十次，肯定没问题了，但终究还是没能闯过车迟国这一关。

“啊——这个视频，照片选得不错啊！——挺好。尤其是我那张照片，选得特别好。——但是这样不行，要改。——把所有校级领导的照片全部删掉！只留下老师和学生。”

我当时没有听清，下台后组长告诉我的。那些领导的照片已经几次删减、增添，每道关卡审核领导提出的要求都不尽相同，我也没办法。好在这是终审。不过时间依旧紧张。第二天就是正式演出，我必须下班后把视频改好。晚上走出学校，我的耳朵马上就好了，所有声音听得很清楚。第二天来到学校，耳朵又听不清了。在下午演出结束时，台上的观众鼓掌，我的耳朵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

没等到联欢会结束，我冒着被记名的风险偷偷跑出学校——每个人的座位是固定的，会有人对号检查，防止有老师不去——到医院检查。走到十字路口，一个骑电动车的女孩从我身边疾速驶过，一路按着喇叭，我很烦躁，对着她的背影小声骂了一句。这时我意识到，我的耳朵又好了。而且，好像是刚走出学校就能听见了，因为我想起出校门时门卫大爷在骂人。

这件事很奇怪。我的耳朵一到学校就听不见，出了学校就完好如初。这该如何是好？要是去医院的话，医生大概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吧。而且我不能让学校任何一个人知道这件事。试想，一个老师听不见声音，怎么给学生上课呢？肯定会被辞退的。我只能装作无事发生。

最初几天还好，我在讲台上说自己的，该讲的都讲了，下课赶紧溜回办公室，尽量减少和学生的接触。学生提问的话，举手的我就当没看见，没举手的自然更不用考虑。不过总有学生很执着，手一直举着，我就会走到他身边，用手指在练习册或课本上晃着，也可能随便指一个题，问，是不是这个不懂？学生会顺着我的提示，自己指出不懂的地方，我就知道该讲什么了。不过该来的总会来。几天后周主任找到我。他坐在桌子对面，让我也坐下。我没听见他说了什么，他重复一遍，同时指了指旁边的一把凳子。

他把手机放下，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就愣在那里，他又说了一遍。我额头开始冒汗了，十根手指绞在一起，手上也有汗。

见我不出声，他有些不耐烦了，皱眉头说着什么。只有几个字，通过嘴型猜测，应该是：“你咋了，为啥不说话？”

这次谈话显然是无法正常进行的。我继续坐在这里肯定要露馅，于是假装头有些晕，甚至要摔倒，“主任，我头疼，晕。”

他嘴嘟囔着什么，站起身来。我也站起来，说：“主任，我先走了。我得去医院，您一会儿给我发消息吧。”

回到办公室不久，我收到周主任的语音消息，转成文字：“最近几个学生的家长来投诉你，说你课上和同学们几乎没有互动，讲完就走，对很多同学的疑问置之不理。这样不行。要是投诉到教育局，对学校不好还是其次，主要是影响你以后评优评先。现在你还没有转正呢。”另一条消息：“我记得之前还有家长专门夸你呢，说你态度好，讲课还很幽默，这几天是怎么了？”

我心情烂透了，就没有道歉，只回复他说自己这几天不舒服。他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关切中有警告。我告诉他，“我知道了。”

走出校门，我的耳朵就好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几次打了退堂鼓，也猜到医生大概会怎么说，不过还是决定去检查一下。我讲了症状后，医生说这是心理问题，我挂错科了。我坚持要检查，结果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到了心理科，医生建议我端正态度，不要对工作有抵触情绪，也不要过度紧张。我觉得她不是开导我，而是在教育我。

这天我向学校请了假。当老师的最烦请假。我倒不在乎对教学进度和效果的影响，只是想到同事们接到代课通知时那嫌弃的表情，以及他们可能说的抱怨话，就会感到恶心。那也没办法，谁让我听不见呢。

请了假，我认真地思考辞职的事，思来想去还是不能下定决心。一是工作不好找，二是不能保证离开这个单位我的耳朵就能好，要是去了新单位还这样，那就白折腾了。

这时候我想起车书记在开会时对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不要总是逃避，找借口。”

对。我要解决问题。

这天晚上我对着镜子讲了很久的话，不是练习发音，而是练习看口型。要是能从口型推测出别人说什么，就可以正常交流了。这个练习还是很顺利的。一个星期，每天睡六个小时，其余时间几乎都在练。我的练习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看新闻主持人讲话，关掉声音，根据嘴型推测他们讲了什么。二是对着镜子朗读常用汉字表，观察自己的口型。一个星期下来我的功力大增，并且在菜市场、超市、快递点等生活场景完成了日常交流。

回到学校时我整个人信心满满，精气神竟比耳朵出问题之前还要好。虽然很多时候会猜错字，但应付日常交流还是没问题的。要是遇到别人说一堆话，就需要随机应变，我通常只把能看懂的回应一下，那些漏掉重要信息，对方自己会补充的。那天上午办公室只有我和康老师，她叫了我两声，我没反应，她便拿一本作业在我胳膊轻轻打了一下。

“刘老师，我都叫你好几遍了。”

“不好意思，我刚才太投入了，学生作文写得真好。——找我啥事？”我偷偷打开录音笔，这是听不见后养成的习惯。

“我们班那个李琦，这节课又在我课上捣乱。他先是跟人说话——那个学生在靠窗那一排，他在靠墙这排，隔着八丈远——之后又一直按笔，没完没了。我想去把笔夺过来，他还跟我抢。我生气就给他骂了。骂他是个混蛋，没素质，没教养。他回去告他家长，今天来找我，说我语言侮辱，让我道歉。刚才我就在周主任办公室，他也让我道歉，你觉得呢？”——这一段是她的原话，我回到家后放录音笔才得知了完整的信息，在学校通过嘴型猜，只知道李琦上课捣乱。

我是这样回应她的：“这个学生屡教不改，班主任也管不了，我建议交给周主任，或是你直接联系他家长。”

康老师瞪大眼睛，皱起眉头，“我给他骂了，他家长来学校找，让我道歉呢。”

“道歉？道什么歉？跟周主任说，让他家长去找周主任。”

我看见她像是吸了一口气，“我就是从周主任那回来的，他也让我道歉。”

“道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要是你，宁愿开除也不道歉。”

整个对话显得我思维有些混乱，或是听人话只听一半，但谁也不会想到我耳朵完全丧失了听力。

为了能看清别人的嘴型，我只好把度数不合适的眼镜也给换了。在换眼镜之前的某天，我在走廊遇见我的课代表，她在五米开外跟我说话，我看不清她的嘴，就没有回应她。她走到我眼前了，我也不好问刚才她说了什么，为了显示我并不是故意冷落她，便主动谈起她的作文，而且是以非常严厉的口吻，这样就能解释刚才不理她是出于愤怒了。

“你怎么回事？这次作文标点符号错了好多！我都不止一次说你了。”

这时我们两个是并排走的，我忽略了这个问题，没有看见她说了什么。于是停下来，让她面对我。我不确定她刚才有没有回应我，继续说，“你都初中生了，标点符号还不会吗！记住，尽量只用逗号，句号，问号。这样不容易错，即使错了，考试判卷那种效率也很难看出来。”

“好，我知道了，老师。我下次一定注意。”

“你是我最看好的学生，一定要努力。”

“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下午这个班有一节语文课。班里墙上挂着钟表，我时刻都在注意时间，只要到下课时间且班里出现一些骚动，就说明打下课铃了。我马上走出去，回到办公室。刚坐下不久，我的课代表来找我，把作文本放在桌上。我一直看着她的嘴，只是用余光扫了一眼她的作文本。

“老师，我的标点也没错啊。你看，你评语写的是‘真棒！每一处标点都用对了，进步很大！’”

作文是昨天判的，两个班一百多份，我怎么能记得住呢！不过这也是小事。我尴尬地咳嗽两声，看着她说，“我记错了。可能是另一个班的。有个人的字迹跟你很像。”

“……”

我表扬她两句，打发她走了。

课代表离开之后，我在想她最后发的音是“哦”还是“啊”或“呃”。她每次跟我说话都有个习惯，特别是在听我布置任务时——把嘴张开，点头或不点头，发出“哦”或“啊”“呃”的声音，表达“好”或“是”的意思。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到答案。张开嘴保持不动，是可以发出这三种声音的，从嘴型很难看出来，因为主要是舌头在动。我早就意识到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很多字单从口型来看十分相似，所以必须结合语境去猜。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人在某种语境中，用了不合时宜但嘴型相似的词呢？这个问题我之前从未考虑过，直到那天早上，当我顶着一头烫发来到学校，在走廊里遇到了一样刚到校的康老师。

“刘老师，你今天头发可真帅，像明星，应该去拍电影。”

看着康老师一脸真诚的笑意，我有些羞怯，感觉脸有些热。

“谢谢。”

康老师点点头，回了办公室。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几秒钟，心里很高兴。在这个单位，我对她印象是最好的。如果能和她谈恋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时拐角走出一位同学，是我们班的。

“刘老师，刚才那个老师骂你，你为啥还要谢她。”

“骂我？”

“对啊。‘你今天头发可真丑，像鸡窝，应该去养鸡场。’她是这么说的。”

我感到不可思议，但学生没有必要骗我，也不敢这样造谣。我只好解释，我们在开玩笑。事后我对着镜子，把猜错的那几个字念了念，要是单看个别字，确实难以分辨。但是“丑”和“帅”，“星”和“窝”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我肯定不会看错。可为什么我的猜测还是与事实不一致呢？

答案只有一个。

她在刻意掩饰。也就是说，她用“帅”和“星”的口型，发出“丑”和“窝”的音。我自己试着练了练，发现这并非不可能。只要控制唇部位置，舌头的变化别人又看不到，起初发音肯定有些模糊，只要多加练习大概是能做到与正常发音相差无几的程度。

让我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她知道我听不见了？

整个下午我非常抑郁。作业还是要判，一边看着学生凌乱的字迹，一边不停喝水。翻到一本特别差的作业，字写得像蚯蚓，我气坏了，把本子合上往旁边一拍，不慎把玻璃杯碰掉，砸在地上摔个粉碎。我赶紧去墙角拿了笤帚和簸箕，一边扫着玻璃碎片，一边说着“吓到你们了吧，对不起”。

把这些碎片倒进垃圾桶时我觉得有些不对。他们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他们三个都是背对我的，康老师在判作业，黄老师在啃苹果，齐老师在写教案。

难道他们都听不见了？

平时他们三个挺能聊的，我是话最少的那个，自从我听不见之后，就不再参与他们的闲聊，当然也不知道他们说话的频率。为了验证我的猜测，我悄悄站到黄老师身后，假装拿起手机放在耳边，突然大喊：“你他妈有病啊！”

他们三个没有任何反应。

已经没有再试探的必要了。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有些兴奋——更准确来说是幸灾乐祸，因为有人和我一样遭遇了这种特殊的失聪；有些恐怖——这种情况会继续扩大吗？还有些难以置信——不是在做梦吧？

利用没课的时间，我在各个办公室门前晃悠，出现一个老师，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悄悄溜到背后，拿起手机突然喊一声。

结果，没有一个人被吓到。

原来他们都聋了。

庆幸的是学生们依旧正常，聋的只是全校老师。和我一样，只要走出校门，他们立刻就能听见声音。我和康老师一起下班，走出校门我立刻发出声音问，“康老师，之前有个家长让你道歉，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我说话时她已经转身了，听到后又回过头来。“他们让我当面道歉，我没接受。之后我单独跟那个家长说了，算是道歉吧，不太正式那种。”

“这样也行，好在把这件事解决了。放宽心吧。”

她给电动车解了锁，跨上去，按下油门。路过我面前时说了句，“走啦，拜拜。”

“拜拜。”我看着她的背影，足足两秒钟，心里有些堵。

回到家后我也开始练习用口型传递虚假信息，先练习反义词组，美和丑，聪明和愚笨，等等。

第一次使用这个技巧是对我的直接领导周主任。

那天上午我三节课，上完后在办公室整理明天的课件，周主任来到我们办公室，走到我身边，拿手背碰了碰我胳膊。

“小刘，明天科技节颁奖，你给串个词。格式我一会儿发你。你这么有才华，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

“好的，周主任（周扒皮），我一定完成任务。您放心吧（滚蛋吧）。”

他扭头去给另外三位老师布置任务，康老师负责颁奖，齐老师负责印奖状，黄老师负责整理各个奖项，计算各班分数，列出名单。在这个过程中，周主任夸康老师自信而有耐心，夸齐老师工作负责，夸黄老师办事仔细且脑子转得快。三位老师给出的回应，最后一句都是“您放心吧”。显而易见，他们说的“您放心吧”，和我说的一样，都是口型传递的假信息。至于他们真的说了什么，我也不能确定。还有周主任对我们的夸赞，大概率也是假的。以前大家耳朵正常的时候，没有人这样说话。

这样的场景太多了，所有人都乐此不疲。起初别人夸我，我都不予回应，但事后会猜测他们本意是什么，或是拿录音笔录下，回家再听。之后觉得麻烦，再有人夸我，我直接骂回去。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挺好的，以前不能直说的话，现在都可以说了。就像在办公室，黄老师身上有股馊味，是那种经常出汗又几个星期不洗澡不洗衣服的味道。以前不好当面说，现在我直接开骂，反正他也听不见。要是与他面对面，我就用嘴型掩盖那些骂人的话。

“黄老师今天精气神不错（浑身臭气啊）！你是休息得挺好吧（在猪圈吧）” 

“黄老师一看就是书香（猪圈）世家，字写得不错（浑身臭烘烘），文章也挺好（说话也不干净）。教作文（去养猪）效果这么好，是因为你有很多才华（是它们同类）。”

面对这些夸赞，他也会笑着还我很多溢美之词，当然都不可能是好话。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说你的好。指出你缺点的都是真话，夸你的，都是在骂人。不过从场面上来看，单位的气氛从来没有这么融洽过，所有人都像是亲密的朋友，就算不认识的也都忍不住打招呼。以前关系很僵的，现在聊起天来尤其热闹。不过我们都会避开学生，要是他们在的话，看到我们一边面带微笑，一边互相谩骂，肯定以为我们都是神经病。

整个教师队伍焕然一新，我也换了一个人似的，更加阳光开朗。以往我遇到别人，若不是特别熟悉的，通常都会低着头，装作看手机，路过时一句话不说，现在则会大方地打招呼。就我个人来说，主动向别人打招呼大多是真诚的，如果不是特别讨厌的同事，我不会用假口型骂人。但是我不敢保证别人给我的回应也是善意的。    

熟悉了这种状态后，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不再愁眉苦脸了，眼睛里也有光了。不光因为我们可以说真心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见得少了，他们显然是想和我们这些老师保持距离，大概是不想听见一句接着一句的夸赞和恭维。而且自从大家耳朵聋了，我们还没开过会。可是该来的总会来，开会作为教师最重要工作内容、职责和义务之一，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丢弃的。学校开会的场地有三个，一是报告厅，通常开全体教师会；二是阶梯教室，开我们这个年级的会。我们这些新老师被分到管理组（就是打杂的，每个人都被分到具体岗位值班），有时还会到一个空教室开会。无论哪一个场地，领导在前边讲话，后排的人都很难看清嘴型。

接到开会的通知，办公室每个人都很期待，想知道领导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看领导出丑。尤其是齐老师，她最讨厌的就是车迟国。在刚入职那几天，有一次她从校门口进来，让车迟国拦住了。

车迟国说：“你是学生家长吗？”

齐老师说：“我是老师。”

车迟国说：“哪年来的？”

齐老师说：“今年刚来的。”

车迟国马上变了脸色：“跟你们说多少遍了，要尽快融入工作环境，以身作则给学生当榜样，你都听什么了！你看看你，见到我低着头就走过去了，一句话都没有。自己都这么没礼貌，怎么让学生讲礼仪啊！”

齐老师捏着嗓子学完车迟国的话，噗嗤笑出来，“他以为自己是谁啊，我还要刻意跑过去跟他打招呼，有病吧！”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可能是我在这个单位最快乐的一天了，也是我们吐槽学校和领导最多的一天。我记得中午刚吃过饭，周主任在管理组群发消息，再次强调，每个课间巡视走廊，要拍照片发群里。

齐老师把杯子摔在桌上：“好像有病，还让拍照片。”

我说：“他们早就有这个要求了，你看有人在群里发照片吗？”

齐老师瞪大眼睛：“早就说了？”

“是呗。”康老师嚼着口香糖（我忘记她当时有没有嚼口香糖了，只是她有这个习惯而已，说是锻炼肌肉，因为牙口不好，平时吃的东西太软了，对脸型有负面影响）。

这时候下课铃响了，黄老师要去值班巡楼，他站起来，把一本作业扔到桌上：“真他妈的烦。”

黄老师比我们早来一年，脾气也不太好，有时会在朋友圈发些“反动言论”。他走出去后我们继续谈论某位领导，说她当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后，老师们再去市里参加比赛，得奖的很少了，因为这个领导背后没人。这个领导事也很多，我们都讨厌她。市里举办教研活动（大多是一些很没营养的纸上谈兵，所有东西都不切实际），全区只让去十几位老师去，每个学校去两三个优秀教师便可，她却让我们整个年级二十几位语文老师都去。去了要签到，用特定的纸写听课汇报。为防止有人提前开溜，教研开始和结束时都要拍照。说着说着，我们又聊到这个单位有多小气，过年过节发的东西很寒酸。这时我打算去趟卫生间，站起来后突然想到有一部电影名叫《刺杀某某某》，于是我突然说了句“刺杀车迟国”。齐老师哈哈大笑。康老师没听清，问：“刺杀谁？”

我说：“车迟国。”

她还是没听清。

我更大声地说：“车迟国！”

这时周主任推门进来，笑着问：“你们在说啥呢，这么热闹？”

我们没人说话，他进来转一圈便走了。

每次年级开会通常都是周主任主持，几位副校长针对不同问题轮流发言。我们耳聋后的第一次年级大会也是周主任主持。

会议开始前，大家陆续到场，周主任和一个老师在调试设备。我们按座位表找到自己的位置，一落座就被惊到了。每个人眼前都有一本厚厚的书——大概两块砖那么厚——《******学校管理规范》，封面除了书名还有学校的图片。翻开封皮，第一页是编委，主编是车迟国，编委都是学校领导。我们对这个东西感到很可笑。老师们翻书时都在说话，因为没有抬头，除了自己，谁也知道在说什么。

他们在发言台上立了一个摄像头，画面连接到大屏幕，影像主要集中在肩部及以上，这样整个阶梯教室都能看见领导的嘴型了。只是他们不能再把PPT展示给我们。我不得不说摄像头放得很讲究，无论是领导低头，抬头，都能完整地捕捉他们的嘴型。

领导强调了很多问题，师风师德，学生管理，期末安排，还有即将举行的述职大会，等等。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群消息传达，可是非要开会，每次开会强调的好像都是一样的问题，大家都烦透了。

不过这次会上也提出两个新要求。一是关于在家长群反映作业或课堂表现的问题。通常各科老师都有名单，谁交作业都给画个勾，底下有一栏空白，用来反映课堂表现。张副校长要求，在反映作业提交情况时，不能提到那些没交作业的；课堂表现也是，只能写那些受到表扬的同学。可我记得他此前还说过，给予学生教育惩戒了，一定要和班主任、家长沟通，先提个醒，以免有些学生回家后添油加醋。综合几次会议的要求，不难看出，他真正的意思是，让我们在反映学生问题时要一对一，以免让某些家长不高兴。二是提出“5+5”要求。临近期末，学生有些浮躁，学校担心出现安全事故，让教师在课间做到“5+5”无缝衔接。上一节课的老师打铃后在班里待五分钟，下一节课的老师提前五分钟到班，让班里整个课间都有老师看守。

最后，李校长说工会给大家准备了福利，只要办了某个银行的信用卡，就能领一把墩布。信用卡办了之后要是用不到，半年后也可以注销。

他这话一出，大家立刻骚动起来，即便听不见声音也能感受到现场的混乱，每个人都张着嘴，前后左右互相交流。我更加大胆，反正领导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们的嘴型，为啥不更加直接一点呢？

我大吼一声，“墩布退回去吧！拖你娘的腿！”狠狠拍了下桌子。大家见我拍桌子，也跟着拍起来，有些人还摔起杯子。我旁边那一排，几个体育老师直接把桌子给砸塌了。领导见状很着急，也拍起桌子喊着什么，通过大屏幕的嘴型来看，是“安静！安静！不要乱！”“都给我闭嘴！”一类的话。可所有人都听不到，大屏幕上的嘴型也装作没看见，他的警告也就没有任何作用。几个校长灰溜溜走了，只留下周主任收拾烂摊子。周主任站到台上喊了几句，也拍桌子表达对我们的愤怒，他拍了几下，那张桌子也塌了。这时周主任旁边一个老师跟他说了什么，很快屏幕上出现一行黑体大字：“所有人都安静，再有违反会议纪律者，取消评优评先资格并记入档案。”

会场渐渐安静了。

开过年级大会两天后，我的听力渐渐恢复。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听力最先恢复的是周主任。那天他来我们办公室，让我和齐老师给车迟国写述职报告，我负责文稿，齐老师负责制作PPT。

“这个报告是给局里领导看的，一定要用心。”

我笑着说：“周主任（周扒皮），您放心吧（您滚蛋吧），我肯定让车书记（车迟国）满意。”

周主任脸色大变，“瞎说什么呢！什么车迟国，叫车书记！”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刚才嘴型明明是对的。

“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叫领导的外号！”周主任气哄哄走了。

我想了一会，确认自己没有犯错。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周主任能听见声音了。在这天我陆续又发现许多同事恢复了听力，每个人脸上都是死气沉沉的表情。最后一节课铃响的时候，我在办公室也听到了。这让我感到很失落。那种暮沉沉的气氛再次回到这个单位，大家脸上的笑容少了，互相又变得不熟悉了。

也有几个办公室的老师装聋，并且影响了很多人，但平时接触的声音太多，完全不去注意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装聋几天便放弃了。我们彻底回到耳聋之前的生活，一潭死水。

不过几天后，事情出现了转机。有一种新的技巧开始传播，就像最可怕的传染病一般，让每个老师都很幸运地沾上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口型和发音换一下。之前大家听不见，我们就把心里话说出来，现在大家能听见了，我们就用口型来传达心里话。比如，见到讨厌的同事，耳聋的时候，我们通常用口型说“你真聪明”，但发音是“你真愚蠢”；听力恢复后，发音是“你真聪明”，但从口型来看是“你真愚蠢”。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技巧，还是最喜欢的康老师。

周末我把头发剪了，又变回以前的造型。早上来到学校，在走廊里遇见康老师。她脸上带着我熟悉的微笑，说，“刘老师，还是这发型适合你，帅得晃眼。”这是她的声音，但是从嘴型来看，说的却是“丑得掉渣”。

我愣在原地很久，直到一个学生从身后叫我。

“老师，刚才那个老师咋又夸你帅了？之前明明当面骂你丑的。”

“我们在开玩笑。”我笑着对她说，“开玩笑，说的都是假的。”

这天下班后，我对着镜子开始进行新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