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怪人问：从前我们喜欢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现在隔三差五就会去电影院看电影，或在网络上追剧。能看的是比以前多了，可为什么好看的却越来越少，各种烂片、雷剧反而越来越多？

资本用IP概念重新制定了影视业的游戏规则，我也一直想找个词来概括当下这个时代，找来找去找不到，我的好朋友刘震云老师告诫我说，当你对世界的大小、多少、长短、高低失去了概念的时候，你应该回望似水流年，回到你出发的地方去看看。我出发的地方是哪里呢？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世界那么大，我有些头晕，但我把脑子往小山村一放，豁然开朗，全想明白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暴发户时代。
 
记得那时年纪小，我们村有两家暴发户。
 
一家住村子东头，是收破烂的。他们家收破烂发了家。这家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胳膊上都戴着套袖，手里永远捏着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破酒瓶子，也可能是一块破纸壳箱子。所以我们村东头的人，胳膊上都爱戴一个套袖，手里也往往都捏着个破酒瓶子或破纸壳箱子，捡到了好给收破烂那家送去。
 
还有一家在村西头，是杀猪的。他们家搞屠宰发了家。这家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嘴唇永远油光锃亮，膝盖上打着厚厚的补丁。为什么要打厚厚的补丁呢？因为这家人最早买了摩托车，每天一早出发去赶集卖猪肉的时候，怕冷，膝盖上就打上厚补丁。那时候护膝还没有流行到我们村。所以我们村西头的人，膝盖上都爱打上块补丁。虽然家里并没有摩托车，但有钱人觉得膝盖冷，他也觉得膝盖冷。看来膝盖真是块贱骨头。
 
我们家住村中央，所以我特别想戴一副套袖，膝盖上再打上一块补丁。但这两个梦想一直都没有实现。我娘说，如果给你做一副套袖，就没有布打补丁了，所以补丁不能打；如果给你打补丁呢，就没有布做套袖了，所以套袖也不能做。我当时没算过账来，不知道我娘最后把那块布干吗用了。反正最后我膝盖上没补丁，胳膊上无套袖，在自卑中度过了没有补丁和套袖的童年。当然，现在我非常感谢我娘，因为戴着套袖打着补丁太low了。可以脑补这个画面。
 
后来我们村这两家暴发户结了亲家。搞屠宰家的嘴上永远油光锃亮的胖闺女嫁给了收破烂家的认为不管什么玩意儿捡到手里就是宝的愣小子。这两家暴发户在漫长的年代里统治着我们村的审美。我们非常low却浑然不知，以为那就叫有范儿。就跟今天的影视界一样，也是被俩暴发户给统治了审美。
 
跟我们村一样，一家收破烂的叫互联网，戴着大数据的套袖，手里永远捏着一个破IP，现在不捏个破IP都不敢拍戏了，一拍怕被板砖拍死。另外那家搞屠宰的暴发户叫资本。两家也结成了亲家，全称叫互联网资本。一个提供平台，一个提供屠刀，将好作品屠杀得干干净净。企业界好歹还有老干妈和华为这两家坚持不上市的典范公司，但在影视界，只有上不了市的公司，没有不想上市的公司。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假收视率、假票房、真水军，以及一群热锅上的影视工作者。非常惊悚地说，现在你抬眼一望，影视界遍布着犯罪嫌疑人。长此以往，谁都难逃原罪。
 
原来在影视界，所有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创作环节之间的矛盾；现在是外部矛盾，是审慎地创作与扩张的资本之间的矛盾。创作跟着资本走，去的必然是屠宰场。资本跟着创作走，才有可能摆脱眼前的苟且，抵达诗和远方的田野。
 
当然，对于我们故事作者来说，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甲方乙方。前几天，有个甲方跟我说，我们有一套大数据系统，现在我们想知道你正在做的这个故事的目标观众群是哪一类人，我们好给你评估。我说我写的故事，目标观众群是而且永远是全人类。你是甲方，但我认为你已经变成了真假的那个假的假方，我是乙方，但我想的是甲天下。这是我作为乙方跟甲方的根本分歧。
 
其实我们编剧，跟导演、演员、制片人、影视投资人并不是一个行业，他们那个行业叫影视行业，我们编剧从事的这个行业叫故事行业。他们靠的是电，我们靠的是心。没有电，就没有电影电视了，他们就干别的去了。但是没有电，我们还可以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在村头的大槐树下，听白胡子老头给我们讲沧海桑田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坐在田间地头坐在茶馆酒楼，听说书先生讲那些过了几个世纪永远也不翻篇儿的故事；或者三五知己燃一堆篝火，听有故事的人说说他的故事。我们就是那妈妈，就是那白胡子老头，就是那说书先生，就是那个有故事的人。我们在，故事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本文选自《给青年编剧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