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需要回顾一下键盘的变迁史了。

1867年，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发明第一台商用打字机，并获得了打字机模型专利。这台打字机拥有两排按键，通过按键，触动金属控制杆，打出字母。当时，字母排列方式采用的是字母表排序，即“ABCDE”的顺序。

然而，很快，这台“打字钢琴”就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采用字母顺序排列，当打字员快速输入时，由于相邻字母的使用频率过高，如“CDE”、“RST”，键帽之下联动的金属控制杆很容易没有及时归位，相互牵扯，就会经常“卡键”。这一下卡顿，打字员就不得不停下来，修理这一故障，非常浪费时间。

这简直就是一个可笑的乌龙。原本是为了提升文字输入效率而被发明的键盘，却因为打字速度太快而频频发生故障，效率不增反减。

Sholes为此绞尽脑汁。终于，有一个工程师建议：打字机卡键，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字键回弹速度慢，二是打字员的打字速度太快。如果在硬件方面难以取得突破，那么，为何不降低打字员的打字速度呢？

事实就是这么讽刺。在数学家妹夫的建议之下，Sholes刻意地将常用的字母分别排列在键盘的两端，如你所见，这就是我们现在惯用的、“杂乱无章”的QWERT键盘。

如此一来，卡键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为了推广这一改进，Sholes对外宣称，QWERT键盘的设计，很大程度上能够加快打字员的输入速度，是经过科学计算之后的排列结果——显然，这不过是无异于“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营销手段，并被后来的权威人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之一”。

英国打字机博物馆馆长威尔弗雷德·A·比彻就声称，“这种所谓科学安排以减少手指移动距离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字母的任何一种随机性的安排，都会比现在这种安排合理。”

比方说，1936年，为了减少手指移动的距离，DVORAK键盘应运而生。在测试中，打完同一篇英文文章，双手在DVORAK键盘上仅移动了30米，而在QWERTY键盘上则移动了54米。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针对键盘字母排列的优化层出不穷。然而，即便这些优化改进有显著的效果，即便由于材料工艺的发展，字键弹回速度已经远远超过打字者的输入速度，最终都没能够撼动QWERT键盘先入为主的地位。

人们被Sholes的说法洗脑，身陷骗局而不自知。他们已经坚定地认为：他们手下的那个字母随机排列键盘，就是最科学、合理、优化的产品。沿用至今，每个人都已经习惯在QWERTY键盘上龙飞凤舞地打字。当你把DVORAK键盘放在他面前，迫使他使用这个优化的键盘，他可能倒会变得笨手笨脚。

可见，习惯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是，习惯的养成竟然是洗脑的结果，而且，这样的例子，直到信息不再闭塞的今天，仍然俯拾皆是。最可怕的是，人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对此无动于衷，麻木地接受、适应，并渐渐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恰如我在QWERTY键盘上，码下这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