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自己得了抑郁症，真的那么严重吗？
台湾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15岁以上的公民，每十人就有一人受抑郁症所困。其中，15-17岁的青少年，有6.8%罹患重度抑郁症。这么说来，抑郁症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疾病，却很少有人能将它和抑郁情绪区分开来。
日常生活中，当你失恋、失业、丢钱，或者做某件事失败时，你都会产生失落、沮丧、不满等情绪低潮，这种低潮甚至会持续很长一阵子，但这都不是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种很难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控制乃至战胜的临床医学疾病。
这种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失调，会让你的情绪不受控制两周以上，除了对喜欢的事物打不起精神，时常会无端自责、内疚，甚至想自杀。但是，抑郁症又是精神类疾病中比较容易预防和改善的一种。
但我今天要聊的，却不是关于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我治愈或者从医生那里得到帮助，这件事有更专业的人去做。我想要聊的，是“这个世道变坏是从人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开始的”。
在我被正式确诊为重度抑郁症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情绪低落，挨过这阵子就能好。我甚至从不相信抑郁症是一种需要靠吃药甚至打针等医疗方法来治疗的疾病。我对其治疗方法的认知只是浅显地停留在“心理咨询”，而我又将“心理咨询”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唠嗑”和“帮助人打开心结”。
症状持续了快一年后，我从医院神经内科拿到确诊报告单，但我没有告诉我当时的伴侣。我只是说我的情绪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并询问他会不会有抑郁倾向。当时，他给抑郁症下了两个定义，称其为“文艺病”“矫情病”。
他是一名电影编剧，身边自然环绕着许多文艺工作者，他说这两个名词是他通过跟无数人打交道总结出来的，经常会有资产雄厚的制片人、导演和策划跟他说自己得了抑郁症。最后，他打趣道：“这年头不得个抑郁症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文艺的了，格格不入啊格格不入。”
因此，在他的女朋友说出同样的话时，他做了一件在我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他跟资方开会的时候，把我的病历报告带去了，并且说：“我女朋友也得了抑郁症，她几乎每天都不用睡觉的，和我在一起之后，她可以睡觉了，我治好了她的失眠啊。”
这事被我知晓后，眼泪几乎是顷刻流下来了，生病虽不是可耻的事，但终归是隐秘的私事。他见我只哭不说话，突然开始变得狂躁，他说：“我平时对你这么好，你却只因为我做了这么一件小事就否定我？”
我用自己都没想到的平静语调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发挥写剧本的优势，把理由阐述得很有条理。他说，首先，我们之间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等，他见身边那么多人都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这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事，这些人只是需要爱和关心，想找存在感，所以他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其次，他这么说只是想证明我很优秀以及他对我很好，因为我抑郁症了还能正常工作，并且他对我帮助很大。
现在想来，我当时就应该回复他：那我应该如何呢？每天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出去，逢人就说我得了抑郁症很想要去死？
可是他的这段解释透露出来的两个潜在信息，恰巧就是我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两个角度，也是我为什么认为“世道变坏是人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开始的”。
一个角度是个人的，千万不要用你的矫情让别人误解了抑郁症。
说抑郁症患者矫情真的是一件无比残酷而又残忍的事，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
但我真正要表达的是，情绪真的不对劲到极点应该及时去医院确诊。如果真的怀疑自己出了问题，就及时就医，正确面对，因为只有你自己，最能感知到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一直在网络平台叫嚣自己抗抑郁过程的艰辛血泪史，甚至拿“抑郁症”当借口逃避自己的一些社会职能，甚至逃避生活。
对于真正的抑郁症患者而言，与疾病做斗争的这个过程真的一点都不励志。即便挨过了，写出来也很难散发出正面鸡汤的气息。因为，这是一个从头丧到尾的故事。
放眼望去，一些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们，一些所谓的文艺创作者们，也就是被泛泛地划分为“文青”的那一类人，有些真的恨不得自己能得抑郁症。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件无比诗情画意的事情，可这对于一个站在疾病内、看到疾病的苍白与荒芜的抑郁症患者而言，是一个多么可耻的愿望。
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上述我当时的伴侣所言“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得了抑郁症的年代。
另外一个是这个社会的角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聊到的“精神病去污名化”。
在写下这些字字句句之前，我简单地和几个抑郁症患者朋友和心理医生聊了聊。这个世界上，罹患了抑郁症并且定期去咨询室成为来访者的病人，只占了一小部分。一些是因为经济问题，一些是因为身份问题——他们害怕或者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正处于情绪失常、精神失调的状况内。
在我身边，抑郁症患者和他人无异，他们甚至拥有比其他人更卓越的创造力，拥有比别人更真诚、更善良的一面。
在这里不得不重新提到一个人，就是林奕含。
整个“房思琪”事件中，令我感到痛心的除了“狼师”本身，还有作者林奕含和她的精神疾病。她本人曾经在自己婚礼上做过一大段分享，关于她的患病经历。她形容自己“失去了快乐这个能力，就像失去了自己的眼睛再也拿不回来一样”。
她还讲到了上大学期间，由于患病无法参加期末考试，她请医生开证明，并且影印许多份寄给教授，解释自己为什么无法参加期末考。其中，他的中文系系主任和助教对这件事表示怀疑，助教盛气凌人地说：“精神病的学生我见多了，自残啊自杀啊，我看你这样蛮正常的。”于是他的系主任就质问她：“你是从哪里拿到这个的？”就好像她为了躲避一个期末考试请人开了一份假的精神报告一样。
她还说，她是台南人，却需要跑到台北去治疗她的精神疾病，因为她的爸爸在台南也算是名声显赫的人。以及，她每月的心理咨询费用需要花去一万台币。
这个社会究竟是通过什么来诊断抑郁症或是更严重的精神疾病的呢？是通过他们的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吗？难道这类群体每时每刻都无法正常生活才是大家所想要看到的画面吗？
如果我们无法成为一个对他人的痛苦存在更多想象力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质疑他人表现得不够痛苦，因而就断定这不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呢？这种“反常”如果低于你对精神类疾病患者的预期，而你因此出言不逊，这才是最大的“恶”。
渴望得抑郁症的这种愿望是不对的，不应该存在的；而如果真的得了抑郁症，无论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都要堂堂正正去看病，然后变得更好。如果这一天到来，才是我所希望的“世道变好”的时候。
责任编辑：阿芙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