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天，我从刑警队调到派出所任职，坐着所长开的普桑搬家。车刚停在派出所门口，我正把大包小包的行李往下搬，一个身材魁梧的“两道拐”走出值班室，弯腰就过来帮忙。手里拎着行李，他直起腰冲我笑：“真是老了，九零后民警都上班了。”

仅仅打了一个照面，我立刻记住了这个中年男人的脸。一道像蜈蚣般的刀疤蜿蜒地栖息在他的脸上。从左颧骨一直延伸到右颧骨，即使经过鼻子也没有断开。这张脸似乎被分隔成上下两部分，如今被粗糙地拼凑到一起，非常恐怖。他是怎么过政审的？我心里十分诧异。

他叫老靳，是一名辅警，头发斑白，国字脸，肤色偏白，一对小眼睛。如果忽略那道刀疤，他腮帮子上那两坨肉看起来倒是很有福相。来到派出所的第一天，我就和他成了搭档。

那天我刚把行李收拾整齐，警情就来了。老靳联系距离我们最近的驻点的巡逻车过来接我出警，只用了三四分钟，就开到老城区已经倒闭的钢厂旧家属楼附近。

刚下车，七八个人争相朝我大吐苦水，现场吵得一片大乱，这个说被打了要住院，那个说要砸了别人的家。我好不容易才把事情搞清楚：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因为丈夫常年烧菜太咸而引发矛盾，互相大打出手，却误伤了劝架的邻居。

我以前在刑警队只会办刑事案件，和各种奸猾似鬼的嫌疑人打交道，却应付不了这种民间纠纷。被一群人围在中间，我满头大汗，舌头打结，什么也说不出，只能先把人都带回所里调查。

在所里，仍然有十几个人不肯善罢甘休。循着争吵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事人看见有“观众”来了，更加肆无忌惮地表演。我根本应付不过来。老靳听到动静，从隔壁值班室过来，冲我说了一句：“没事，这都老钢厂食堂的。”

他指着打架的丈夫说：“你小子做的饭我吃过，盐都是论袋放的，钢厂的个个吃出高血压！”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老靳让夫妻俩给邻居道歉，邻居刚想说话，他把人拉到一边小声说：“你一大男人掺和人家夫妻打架，老婆知道了还不挠你？”

“打这么凶，这就完了？”有不肯罢休的人在嘀咕。

“你挺厉害呗，你来解决？”老靳涨红了脸，刀疤变得更吓人了。嘀咕的人不说话了，两家亲戚借机打圆场，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烟消云散。

“没什么好看的，都散了！”老靳驱散了门口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事情就算了结了。

我忍不住夸老靳厉害。他呵呵一笑，端起茶杯，鼓胀的刀疤渐渐复原。他说自己在老街坊面前，说话还管点用。

老城区里有钢厂和陶瓷厂两个万人大厂，存在了三十多年。辉煌的时候，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城区居民都端着里面的铁饭碗。老靳1996年参加工作，进了钢厂保卫科，维持上万人的治安。但他没赶上好时候，两年后厂子就破产了。

那些年，大家都下岗了，都在找出路。被逼急了，小偷小摸根本不算什么。有阵子，命案的发案率保持着每月一起的高态势。仅靠不到十个人的小派出所难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治安问题，1998年底，群防群治单位“治安联防中队”成立，原厂保卫科的职工可以通过考试进入。老靳考进了派出所联防中队，当辅警。身份换了，但管的还是厂里的那些人，只是要处理的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

老靳在所里干了近二十年辅警，和大家混久了，也是有面子的人物。今天的纠纷，对老靳来说只是“小场面”，十几年前，就连房产开发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他都能以一己之力化解。

这个片区曾经是市里最热闹的地方，如今城区衰败了，下岗职工也都老了。大家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事总和民警啰唆一堆歪理。我们这些小民警都很头痛。早上，巡逻车要停在菜市场门口，震慑扒窃的，下午则去医院门口巡逻，预防医闹，维护秩序。

老靳告诉我辖区有四个著名的无赖，喜欢找碴，动不动就把民警的大腿一抱，赖在地上，出他们的警一定要谨慎。他还带我熟悉片区，教会我很多调解纠纷的方法。我一直记得老靳嘱咐的：不能把矛盾转嫁到派出所身上，要不然你会很难办。

老靳1972年出生，已经四十多岁了，如今他多数时间都守在值班室。冬天他爱穿一件酒红色大衣，夏天则爱穿黄色，明晃晃，像年轻人一样。见到我们他就说：“有警情我通知你们。”

我一直好奇他脸上那道疤的来历，有次没忍住问了他。当时我来所里没多久，那一天我去戒毒所送嫌疑人，回来时是深夜了，我和司机都没吃饭。老靳正披着衣服在值班室玩手机，说锅里留了夜宵。我扒了两口发现，这饭是老靳自己从附近的饭店买的，不是食堂的剩饭。 

老靳说：“以后你别忘了请我吃饭啊。”

我问起老靳脸上的疤怎么留下的。他很忌讳，摆摆手说：“这是以后给儿子铺路用的。”

日子久了，我发现所里有四大“杠精”——副所长、教导员、驾驶员和老靳。他们都在自己坚持的事情上，毫不变通，甚至会为了一件小事和同事吵到红脸。说老靳抬杠都是轻的，他那简直就是“抬死杠”。

社区民警的工作其实比刑警队轻松不了多少。每天除了值班、出警、办案，还要走访有特殊情况的家庭，管理流动人口。每周一，老靳都按时维护人口系统，把空缺项、走访项、维护项在工作微信群里分发给每个同事。大家天天忙得要死，老靳还在群里发这个该维护、那个该走访的消息。所长要是知道有这么多没干完的工作又要骂人了。年轻民警觉得老靳瞎操心，都不大领情。有些暴脾气的免不了要说点风凉话，让老靳看好值班室就行了，别搞得自己没面子。老靳却纳闷，难道提醒还错了？这种时候，老靳会发牢骚说：“行了行了，我只是辅警，你说了算。”这下轮到小民警们不好意思了。派出所里男人们的情绪，总是来得快走得更快。老靳依然我行我素，在群里发“工作尾巴”，搞得大家生气又无奈。

其实，看值班室是最轻松的活儿。老靳只需要传达邮件和通知出警就行了，但他却把其他工作都学了。他会身份证人像采集，帮户籍窗口干活；琢磨明白了电脑办案系统，一旦通报卷宗有问题，他还真能说出个道道；还能督促忙得焦头烂额的民警，及时处理执法异常，免得被上网通报。

值班室在院子里，来办事的群众经常能围观到老靳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民警们抬杠。我刚到派出所那段时间里，觉得奇怪，这人天天跟民警吵架，怎么还不给他调岗。后来我发现，所里人都不和老靳计较，偶尔牢骚一两句，也不当面说。我猜，这与老靳脸上的疤有关。

我曾看到一个民警刚从所长办公室出来，就嘀咕：“老靳这个疤瘌脸真多事！”他见我听到了，马上叮嘱我：“千万别当老靳的面提‘疤瘌脸’这个词。”这道疤好像是全所的禁忌。

老靳爱喝酒，喝完酒脸色发白，那个疤却特别红，让人害怕。我心里挺在意，后来和刑警队长吃饭时才了解到，老靳脸上的疤是工伤。

2010年末，辖区还没有健全的天网摄像头，派出所的条件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经常需要民警和辅警夜间巡逻。一个深夜，老靳巡逻结束正准备打道回府时，新来的小民警发现，矿山半山腰上，荒废了三四十年的老炸药库，居然亮起了灯。老靳一行人爬上山腰，只见炸药库的门开着，两个男人正在炒制炸药。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当时是冬天，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你是没见过那场景，”老靳跟我说，“炸药库里都是炒制好的成品，保守估计几十吨。这要是出事了，整个山都能掀飞。”

炒炸药的人明显喝过酒，面对民警毫不配合，还骂骂咧咧：“王景的人你也敢动！”

这矿山属于王景，他原来在钢厂门口开饭店。1998年下岗潮前后，他抓住机会做采石生意，一跃变成全市首富。后来王景的家产达到十多亿，日常代步开奥迪RS6。他明里暗里都吃得开，远到2000年以后的几起恶性街头砍人案件，近到现如今扫黑、反行业垄断的很多嫌疑人都是他曾经的小弟。

老靳有顾虑，悄悄建议新来的民警，得“冷处理”。民警没听，当时就汇报案情并对两人进行审查。王景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连夜跑到国外。最后只给炒制炸药的人以及矿场爆破作业的负责人判了刑。炸药库被查，产生了“蝴蝶效应”——石料厂被关停，又产生了一批下岗工人。

2012年春天，一天晚上9点多，老靳值班。小民警在楼上办公室看书，几个联防队员在值班室看电视，老靳蹲在门口抽烟，和街坊聊天。一辆红色摩托车疾驰而过，在派出所门口一个甩尾停了下来。车上的中年男人浑身酒气。“我要报案！”他冲着老靳就是一嗓子。老靳认识这人，他是区里著名的无赖，叫大壮。

两人离得很近，对视几秒钟，大壮从摩托车座下面抽出一把砍刀，对着毫无防备的老靳就是一道横劈。这一刀要是横在脖子上，老靳脑袋就掉了。是幸运也是不幸，刀劈在了老靳脸上。老靳倒地，又马上爬起来，捂着脸边往所里跑边朝楼上喊：“大壮来闹事，我被他砍了！”

老靳被砍成了重伤，一张脸劈成上下两半，留下一道横贯面部的伤疤。从此，他变成了一个谁看了都会吓一跳的中年男人。

刑警队接手了案子，查出大壮丢了工作后，一直过着酗酒讹钱的无赖生活。他和以前的同事在大排档喝酒，说起了石料厂被查的事。大壮才知道，原来是当年派出所新来的民警把王景的炸药库查了，导致自己下岗。他打算找派出所算账。砍人那天，他白天来过所里，看到值班公示牌上，写着那位民警的名字。等到晚上，他借酒壮胆，拿起砍刀去派出所，在门口遇到了老靳。也有传言，大壮砍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受王景雇用，要干掉小民警。市局对这起案件定了性：故意杀人，严惩不贷。

老靳成了英雄。局里包了医药费，一次性给了两万元慰问金。从市里到区政府，一拨又一拨的人来医院看望。往后每年，市里领导都会来所里慰问老靳。有个联防队员说：“这下好了，老靳算是因祸得福，搞不好能转正。”

老靳知道，这都是兄弟们的客套话，联防队员的学历普遍都是初高中，转正的机会很小。但他心里还抱有希望：“我不是工厂保卫科转来公安局的吗？”

老靳办事牢靠，尤其善于调解纠纷，有时老街坊求老靳帮忙调解或办其他事，总是客气地叫一声“所长”“警官”，这让他非常受用。

十年前，采石场日夜不停地开山，招致众多居民的不满。经常是他们中午吃饭吃得好好的，突然房子一阵抖动，老民居甚至能抖下不少灰尘，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炮声。特别是到了夏天，这尤其让人烦躁。

为了这事，不少心脏不好的老年人开始堵路，老头、老太太搬着小凳子，坐在运输线的路口，声称什么时候不采石了什么时候走，甚至还打出了“保卫家园”的横幅。大热的天，群体性警情，警车来了不少，局长用大喇叭劝了半天，可是哪里管用？反而招致一片冷嘲热讽：“你解决不了还来干啥？！”

烈日炎炎下，气氛越来越紧张，看热闹的也越来越多。这种警情的处理确实很让人头疼，说到底这是就业和环保之间暂时无法调和的问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落后产能自然要淘汰，环保和国土部门，随便哪个部门一查，任他什么老板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那时候是零几年，有历史的局限性，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各方面不断地平衡。

此时老靳登场了。他搬起一个小凳子就和老头、老太太聊起了家常，老人们尚分不清联防队和警察的区别，看到有个小伙子肯和他们聊，自然就把这些年的苦水冲着老靳倒了起来。

老靳一说自己是老钢厂大院的，不少老人恍然大悟，“难怪这么眼熟”，在一片看起来非常和谐的气氛中，老靳逐渐搞清楚了带头的老头、老太太的身份，很多人确实都是老工人。这时候的老靳便发挥了他超常的语言本事：“不容易，真不容易，现在这个社会，挣钱不容易，生活更不容易！您家大孙子和我是老同事，现在给王景跑运输，我刚刚从矿山上过来，这路堵着，他们一车一车的石头拉不出去，这大热的天，受罪啊！”带头的老头马上不说话了，他忘了自己孙子也在王景手下开车拉货。

老靳话锋一转：“妈的，我回头和王景说，以后给这个路口砌一个限高杆子，保证不超载，咱拉货的弟兄们也能少辛苦一点，当然，钱不少。”

老头、老太太们纷纷心动，小靳还有这本事？那可真是拜托了。

“还不止，王景最近也买了批消音设备，尽量减少噪声。”老靳接着说，“这个社会，挣钱难啊，我这些老弟兄风里来雨里去，就跑那点辛苦钱，虽然放炮炸山吵了点，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家总要吃饭吧，都是当父母、当长辈的人，谁不是为了下一代好。”

说着老靳冲警车摆了摆手，几辆桑塔纳开走了，老头们对老靳的话又信了几分，现场紧张的气氛缓和多了。眼看到了中午饭点，老靳也热得满头大汗，老人们有些不忍，他们看着老靳这身湿透的警服，想想坐在驾驶室等拉货的儿子、孙子，便搬起小凳子回家做饭了。

王景也是个懂事的人，当天就开始砌限高，设备也逐渐到位。老靳里里外外挣足了面子。持续好几天的堵路事件就这样解决了。

所里上上下下都特别佩服老靳，当然也包括刚刚听完这段往事的我。

虽然他学历不高，而且说起法律来也不是那么一套一套的，但是他面对的对象又有多少懂法的呢？老联防队员在辖区人民中用威信就能恰到好处地化解这些纠纷，他们几句看似平平无奇的话还真带有神奇的魔力。

老靳在派出所这个大家庭找到了归属感，凭着对辖区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各色人等的熟悉，他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然而，老靳的脸被砍后，所里考虑到这张脸每天出警让人看到不好，而且办案需要熟悉无纸化系统——网上审批、网上阅卷，还要熟背各种法条，那时的老靳又不会，于是被安排到了值班室。

一般工伤，短则几个月，多则半年就能回来上班了。老靳多少有些接受不了自己毁容的样子，不想出门上班，在家休养了快一年。他特在意毁容这事，说要不是出了这事，自己也不会天天守在值班室接电话。

2012年，辅警的工资刚到一千元。老靳的儿子还在上学，正是花钱的时候，老靳天天躲在家，老婆总抱怨。第二年老靳离婚了。这事也是老靳的禁忌，谁也不敢多问，所里人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的。

老靳看值班室，有半年时间得睡在长条沙发上，半夜要看着警铃和监控，对讲机时不时有人喊，睡觉都不踏实，而且来来往往的办事群众都对他敬而远之。也就在那几年，原本就好酒的老靳变成了酗酒。派出所上一天休一天，老靳总在第二天交班后喝酒，早饭就一笼包子，他愣是能喝掉一瓶劲酒，喝完回家睡觉，中午起床后接着自斟自饮。老靳多了个外号，一些老辅警对他的称呼从“老靳”变成了“老酒精”。大家也都理解他的不容易，所以平时会尽量让着他。

2013年，全市的联防中队通过考试统一纳入辅警编制。辅警的工资也刚涨到两千元，那点工资实在是难以留住人。所长严禁民警在辅警面前聊收入，怕牢骚话影响团结。

老靳的儿子渐渐长大，老靳几乎没有攒下钱，市区的房子早过万了，难以支撑儿子成家立业。

2016年底，所里聚餐，大家都喝大了，醉得东倒西歪。所长拉着老靳说：“我知道你委屈，从根本上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我们短时间能改变的。”老靳没说话，端起酒杯和所长干了。所长有些为老靳不平：“如果我们警察因公牺牲，子女都能免试当警察。那辅警弟兄们呢？我觉得，不管是立功还是招考，倾斜辅警的政策这两年迟早要制定实施！要不然太寒心了！”已经大醉的老靳牢牢记住了所长的话。

那次聚餐后不久，我和老靳在值班室扯闲篇。老靳冷不丁地问：“有个地方推出了辅警转正政策，说是立了大功或者工龄到了年限，通过考试就行，你怎么看？”

这种小道消息隔几年就会冒出来，明显不靠谱。我不好意思直说，就敷衍说这样的好事应该推广。

“就算政策下不来，我儿子总能接班吧？” 

老靳的问题，没人能给出肯定的答复。

后来我发现，老靳开始对破案产生了兴趣。有一次我值班，晚上没警情，我打开在逃人员库看有没有新增的逃犯。越往后翻案件越古老，最后几页，是些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老靳看我在琢磨逃犯，突然冒出来一句：“你知道王立秋吗？”

这人我小时候就听过，2008年的一起持枪杀人大案的主犯就是王立秋，至今在逃。我们分局局长快六十岁了，每年都会提这个案子：“我干了这么多年刑侦，就这一起案子破不掉，你们也争点气！”

我不知道这案子的细节，老靳似乎有些得意：“这事，咱所里也就我最清楚。”老靳给我讲起了当年那起案件。

2008年1月，南方遭遇了雪灾，而老靳的老邻居家的王立秋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季节干了件大案。

老靳当时正在值班室生蜂窝煤炉子烤火。一个中年男人冲进来，大喊大叫：“死人了！脑子都出来了！”老靳还以为这人是精神病。这时110电话响了：“帝豪浴池，有人被枪杀。”他赶紧上楼喊人出警。

120很快赶到现场。一名小伙子躺在地上，早没了生命体征，脑袋上开了大洞，脑浆飞到一米开外。打死人的土枪就丢在现场。人是王立秋杀的。

运输公司老板和矿山老板王景联合，打算把矿石的开采、运输、销售整合成一条龙商业模式。运输大队原来也是国有企业，自打1999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后，被私人收购，变成了民企。2008年，我们那儿的房价刚开始上涨，到处是大拆大建，本地的采石生意迎来了又一个高峰。

但是在垄断整条运输线路时，有人拒绝了收购。一个习惯用江湖手段解决问题的运输队队长观察到，那几个不配合的司机下班后会去帝豪浴池洗澡。他给王立秋打电话，说自己和别人打架了，让他快来帮忙。放下电话，运输队长觉得还不保险，又打了过去，让他带上枪。

王立秋是江苏人，洪泽湖那边的渔民，随老爹逃荒过来。他没有工作，和哥哥、父母住在一起。他长着一张长条脸，看着不像个好人，有时盲目讲义气。朋友找他帮忙时，王立秋正在打牌，想都没想就去了。

浴池门口有一个灯箱，印着沙滩和美女的图案。一个绿色的牌子上写着“帝豪浴池”四个黑体大字。运输队长正蹲在吧台边抽闷烟，王立秋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来了，里面是自制的土枪。运输队长胆气顿生，他吩咐王立秋在门口等着，自己走进浴池。一阵争吵之后，几个人推推搡搡地把运输队长轰了出来，大雪天里各种方言的叫骂在回荡。

王立秋跑了过去。那几个人手里拿着铁棍，看着这个长发遮眼的高个子男人，模样特别阴险。两帮人推推搡搡，一个小伙子举起铁棍，王立秋掏出土枪，顶着小伙子脑门。

小伙子不敢吱声了，他虽然喝多了，但也知道不能和枪作对。王立秋见出枪马上“见效”，得意地顺势就用枪砸了小伙子脑袋一下。

“嗵”的一声，枪炸了。小伙子仰头倒下。

看着地上的枪，雪白的大地，红的血，白的脑浆，王立秋夺路而逃。在大雪中，王立秋沿路狂奔，逐渐变成了一个黑点。

往后十年里，王立秋不知所终。帝豪浴池因为死人的事，倒闭了。现在那里成了教堂，周末常常传出唱诗的声音。

这些细节我第一次听说，没想到老靳了解得还真清楚。

“我和王立秋的大哥和父母是老邻居。”倚在值班室沙发上的老靳说。

王立秋出事之后，他老婆一开始还配合警方问话。然而婚姻名存实亡，一个女人，还成了单亲妈妈，她受不了周围的闲言闲语，便断了所有联系，带孩子走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王立秋的大哥带着父母搬了家，恰好老靳也搬去了同一栋楼。起初老靳觉得有些尴尬。他的红色电瓶车就停在楼下小院，每天取车上班，都能看见王家人。王立秋家也同样尴尬，虽然老靳只是联防队员，但也是公安局的人。

虽然尴尬，但老靳和王大哥都喜欢喝酒，只要是手里拎着酒菜遇上了，就会邀请对方来家喝几杯。两人时常一起喝得大醉。老靳在所里杠，在外面说话却让人舒服：“他跑由他跑，别因为这影响两家人的感情。再说，派出所又不办命案。”不过老靳也和王家大哥说过，最好劝弟弟王立秋回来自首。

老靳给我讲述这段旧事的时候，越说越兴奋：“你说要是把王立秋逮住了，起码你们民警三等功是没跑了吧！”

他是真想逮住王立秋。他觉得，这要是成了，且不说转正的事，最起码能给儿子铺路，让他接自己的班，兴许和儿子的关系都能缓和。

自从萌生了抓王立秋的想法，老靳和王大哥喝酒明显带了目的性。老靳是“酒醉心里明”，觉得自己总能套出点什么来。酒话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第二天就忘得差不多。老靳和王大哥的酒，断断续续喝了一年。王大哥不知道，自己被老靳给“套路”了。

派出所的辖区不大，饭店也就那么几家。所长知道最近老靳总是和王大哥喝酒，半开玩笑地说：“老靳喝酒也不忘工作，能把王立秋的下落套出来也好啊！”老靳哈哈一笑，说：“哪有这么容易，那家人口风紧。我一提当年的破事，他们能摔杯子走！”

我曾问过刑警队长，他说只要嫌疑人和这个世界产生联系，被警察抓到就是早晚的事。

“那他要跑进深山老林呢？” 

“你要抬杠就没办法了。”队长说，“王立秋要么是在哪儿藏着，要么就是‘漂白’了。”

2018年3月4日，那天是所长值班。晚上8点多，老靳打电话给所长请假，说是有个饭局，还说“王立秋的事情有些门道了”。

他和王大哥喝了三斤多白酒，终于听到实话了。王大哥觉得老靳这人不错，在一起从来没提过王立秋的事情，也不像其他邻居，嫌弃他家出了杀人犯，平时还老帮忙。“你想找王立秋，就去那儿！”在这个不大的小屋里，喝大了的王家大哥往北边指了一下，老靳登时就明白了。

老靳说：“王立秋是江苏人，他肯定回老家洪泽湖那边了！”

隔着电话，所长都能感觉到老靳浓浓的酒气。挂了电话，没把老靳说的当回事。

第二天，老靳休息。

第三天，一直很准时的老靳没来上班。打电话也没人接。早上10点多，所长觉得有些奇怪，让我去老靳家看看。

老靳家在一个非常老的小区，离派出所只有一千米远。密密麻麻的红砖楼构成这里的全部，楼道常年漆黑，白天也这样。他住七楼，我和同事敲了半天防盗门，没人开。我拨了老靳的电话，耳朵贴着门听，屋里没有电话响。

所长想起老靳那个奇怪的电话：“他不会是去逮王立秋了吧？”大家纷纷表示太扯。

那天，我一口气出了七八个警，累得都快站不起来了。下午6点，我在值班室一边回复警情，一边扒拉着饭。所长一脸凝重地走进来说，老靳出事了。他大哥翻到一把备用钥匙，打开门发现，人就躺在卧室床上，死了。

我赶到老靳家时，楼下站满了分局的同事，大家知道他去世的消息，都来了。人群给我们所里的人让道，让我们先上楼。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老靳家，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旧房子，客厅不过四五平方米，饭桌占了一大半，上面有没吃完的卤菜和剩菜，地下全是白酒瓶子。老靳离婚多年，一间卧室已经成了杂物间。

他端端正正地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一样，床头的电视还在播放，手机静音，摆在电视上充电。法医判断，死因是突发疾病。赶来的120急救医生说，老靳应该是昨天就走了。谁也说不好，老靳出事与喝酒有多大关系。

大家都说不出话，楼道里只有老靳的儿子和老靳的大哥大姐的抽泣声。

老靳父子俩的关系一般。离婚后，儿子几乎不回家，两人上次见面还是去年中秋节。我曾劝老靳再找一个老伴儿，老靳说，儿子已经不回家了，自己不能再做得不好。

老靳去世时，穿着一件黑色警用羊毛衫，左胸有银白色的“POLICE”刺绣，在灯光下特别耀眼。

一楼的王家大门紧锁，也许是为了避嫌，一家人都不在。

我和所长都知道老靳的遗愿，就把王立秋的消息推送给了情报部门。追查小组得知王立秋可能躲藏在洪泽湖老家，立即改变了思路。王立秋的前妻进入了警方视野。

所有人都以为，这对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警方也放弃了这条线索。万万没料到，这女人骗过了所有人。她每年都会去江苏徐州见王立秋。徐州离洪泽湖不到二百千米，这和老靳生前拿到的情报一致。

2018年9月10日，徐州某工地，中午的天气燥热异常，秋老虎袭击着每个人。在钢筋和水泥混杂的地方，一个穿着迷彩服、戴草帽的工人正靠在水泥桩子上休息。工地负责人是个大胖子，他指着这个平平无奇的工人说：“他叫王志学，在这儿干了好几个月了，就是你们照片上的人。”

侦查员悄悄靠近，包围住“王志学”，那人感觉到了异样，刚想取下草帽抬头看。侦查员暴喝一声：“王立秋！”接着用手铐铐住了他的手腕。王立秋变得又黑又瘦，和他往日的照片大为不同，除了五官，还真看不太出来。

十年前，王立秋先跑去了山东，当年的下车地点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打零工，被雇主欺负也不敢反抗。他一路乞讨着回了老家，当渔民，只敢在船上住。休渔期没活儿干，他就去徐州的工地上当水泥工。

王立秋穿着黄马甲，指认完当年的现场，情绪有些不稳定。我问他怎么了，王立秋说：“马上要进去了，我就一个要求，就一个！”刑警队长点点头，示意他说。

“老电影院的羊肉汤店还开着吗？我十年没吃过了。” 后来，我给王立秋买来了羊肉汤，他是哭着吃下去的。

王立秋落网了，局里组织了庆功宴，很多人想起老靳，却没人主动提起他。

老靳是所里出了名的杠精，和所长差不多的性格。他俩的情况也类似。年轻时，老靳在钢厂当保安，所长在瓷器厂当工人。所长比老靳年长，1985年工厂效益还好的时候，就辞职考了警校。每个月工资比工厂少了一截，被人嘲笑了好多年。而1996年老靳下岗，只有当辅警的机会。他心里憋屈，尤其是和所长一起喝酒的时候。

有人背地里嘲笑老靳没眼光，老靳工作一较真，就有人向他抱怨。我有时候想，要是老靳的身份和所长换一换，大家会怎么看待老靳这个人呢？

在所里，老靳的名字好像是压在抽屉底下的印泥一样，平时你怎么都找不到，又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把你的手染得红红的。

老靳追悼会那天，全局只要不值班的民警都去了，遗体告别仪式上，黑压压的警服“站”满了大厅。老靳的母亲七十多岁，她对局长说：“靳辉走了，我这孙子……”她的意思是想让老靳的儿子来所里接班。但辅警早已纳入市人社局统一管理，不考试入编谈何容易。局长握着老靳母亲的手，缓缓地摇了摇头。

当时，王大哥想去送送老靳，又怕公安局传唤他。丧礼第二天的中午，他匆匆放下一千块钱礼金就走了。

老靳是病亡，不属于因公牺牲，也没有太好的优抚政策。我到最后都没告诉老靳的儿子，老靳是为了让他接班，而去追查王立秋的事。老靳想立功，也想做警察该做的事。

老靳去世半年后，派出所小规模改造，门口挂了十几年的“治安联防中队”牌匾被摘下，放进旧仓库。改造让所里焕然一新，也似乎从那时起，老靳的名字，越来越少被提起了。

2019年3月5日是老靳去世一周年，我又想起他仰着带刀疤的脸，坐在值班室里冲我说：“有警情我通知你们。”

答应老靳的那顿饭，我还没来得及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