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句话固然很酷，事了拂衣去，如闪电般与过去交割，再不问询。但实话实说，如此利落、潇洒的离职属实不多见。至少在体制内，如要提交离职报告，总要经过一番缠斗，与顶头上司、与单位领导、与人事部门，乃至与自己内心的意志，层层剥盘之后，才能终于拿到一纸自由之书。

我当中学老师那一年，面对是否辞职、如何辞职的问题，也是经过这样一番挣扎。入职两个多月后，我内心几乎就已认定：我不适合这份工作。虽说在读书期间做过教师岗的实习，但入职单位的管理模式与我预想的模样还是差别过大。

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办公室，所有科目老师汇在一起，几近百人，一人一张码农办公桌，加上来往不绝的学生，我感到自己有如一只工蚁，精神被一点点耗干。我被要求多听课，多向年级组长学习，我听了两节，意识到我和她的教育观念相差甚远，说实话，我并不想从她身上学到什么。

我递交辞职报告后经历了三轮谈话，备课长、副校长、校长分别找过我，他们很和善，努力地帮我筹谋，看有无其他解决办法，比如换个年级，或者调去分校。我摇头，给他们看我一把把掉落的头发，吃到无效的安眠药，走进那间大办公室让我感到天然的恐惧。我想到外公去世时，我顶着一夜没睡的脸去找年级组长请假，拨开层层人流，听到她说，“你一来一回必须隔离十四天，你的课都要由其他老师来代上，你也看到了，所有人都很辛苦”，她酱油般的脸色确实书写着一脸干劲，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规定并非如此当真，只是从上至下，层层加码，而她也并不介意在这杆天平上再多添一克。

每一轮谈话都要我把这层伤口撕开，谈到最后我只觉得筋疲力尽，连体面的力气也没有。我和校长说起那些连篇累牍的梦魇，那间我没有走进的灵堂，那句“你自己看着办”，那双时时刻刻盯在我后脑勺，监视我有没有主动加班的眼睛。他们说：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你可以不和她来往嘛；甚至有人说，你北大毕业，别计较，何苦跟她一般见识呢？这些话在我听来干涩如蜡，只会在点燃后烧起更灼热的恨意，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帮凶。尽管有许多善意和安慰，但一颗恨的种子就足以让我想要烧毁生活中的一切。

离职前我给学生上最后一课，他们比我小不了太多，平时跟我称兄道弟，聊八卦分零食，我在最后的课堂上说起要离职的事，并没有讲原因，他们一个个眼泪婆娑，似乎都能明白。一个平时和我并不亲近的女孩哭得很伤心，我摸摸她的肩膀，鼓励她好好学习，日后读了大学说不定还有机会再见，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可能是因为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最后的辞职报告上，我写道：

正常的人才能教出正常的学生，离职，是对我自己负责，也是对学生们负责。我说过的很多话可能都是假的，但最后一句，我保证是出于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