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夏天和父母去北京，那时我不到七岁，还没有上学。第一次坐火车硬卧，兴奋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上中下三层铺的床，于是一遍遍顺着栏杆爬上去，再发明各种姿势跳下来。火车上的方便面真香啊，几乎人手一盒，每个人都给盒里倒上开水，再花漫长的三分钟等面泡开。我站在车厢里说，要是能天天吃方便面该有多幸福啊。周围听到的人都端着面碗笑了。

说实话，我对那次旅行目的地的印象十分淡薄，爬长城、游故宫、吃北京烤鸭，我都不太记得了，只能从留下的照片中找到这些事情发生过的痕迹。可时过境迁，我唯独记得那节小小的车厢，人们擦身而过，透过窗外的风景判断下一站将要停靠在哪里。狭窄的走廊上永远弥漫着泡面味道，推着小车的售货员前来兜售纪念品，有人会买，有人只看看，又放回去。许多人走过会摸我的头，问我一些再寻常不过的问题，你几岁啦？多高啦？上学了吗？要跟爸爸妈妈去哪里玩呀？火车上短短的两天一夜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却占据我这段旅行中的最美好的记忆。

事情究竟是从何时起了变化，已经不大能说得清了。或许是从飞机上的幼童父母体贴地给周围人预备歉意小礼物开始，也或许是无数人点赞列车上的“关音菩萨”开始，总之，儿童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群体，而携带儿童的父母似乎也带有某种“原罪”。

诚然，为人父母确实应担负起教导孩子遵守公共场合相关规定的责任，但如果孩子还小，或者孩子尚不能完全服从父母的管束，对他们的厌烦乃至歧视就可以理直气壮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我终于当了一次关音菩萨”为傲？为什么越来越多带孩子的父母在踏上高铁和飞机时，没有旅行开始的兴奋，而是心怀忐忑与恐惧？

车上的许多人都挂着一张菜色的脸，有的张嘴仰头，在座位上昏昏欲睡；有的在狭窄的小桌板上架起电脑，勾着脖子艰难打字；更多的人是在玩手机，刷短视频，看网文，打游戏。不知为何，即便是在娱乐和放松，人们依旧显得如此疲惫。高铁与飞机都比从前的绿皮火车快得多，人们坐在高铁飞机上，仿佛也被传导了某种加速度。不管是工作还是旅行，那种“美好风景都在路上”的心态一去不返。

人们着急，很着急，因为旅行完了就要工作，工作完了还有工作，耐心像沙漏一般，在日复一日的徒劳与奔忙中被一点点耗空。因此没有欲望、也没有能力去共情那些带孩子的父母，遑论那些精力旺盛的孩子呢。

南大法学院的周安平老师曾说过：

不难想象，一个人的容忍底线取决于他（她）个人的修养、所受的教育、家庭的环境以及他（她）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态，当一个成年人变得敏感易怒，渐渐丧失对儿童的耐心，即意味着他（她）的容忍底线正在崩坏，相应地，也意味着他（她）恐怕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生活。

我们确实应该做出一些行动来帮助吵闹的孩子与孩子的父母，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给那些厌童者多一点关注，他们可能正在“生病”（或许他们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而当“厌童”成为潮流，成为群体性的症候，可能就是社会的病与时代的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