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度认为“全职儿女”是一个十分丢人的词汇。

在传统语境里，孩子长大了就应该有独立的生存能力，甚至可以赚大钱，回来反哺父母，给父母钱。从二十岁到三十四岁，我都遵循着这个教条——我上班，辛苦工作，熬夜加班也不吭一声，明明自己累得在卫生间偷偷哭了，等爸妈打来电话，我还是硬扛着，说我在北京一切都好。

我急迫地斩断跟家庭的纽带，疯狂证明自己是一个十分独立的人。2015年，我家搬了新宅，父母委婉表示装修缺钱，需要我支出一些。我那时经济也困难，但我二话不说把家具全部买齐了，一种咬牙和血吞的状态。

然而，当我在2022年失业，被迫回到老家，我忽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次我不得不做“全职女儿”了。

没有收入，吃喝都在家里，想找工作，但因为年龄太大了和工种问题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也就恰恰是在这一年，我的父亲退休了，他开心地晒出了退休证，告诉我他退休工资还不错。

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想起了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人出去打工，月薪三四千，每个月除开通勤和吃饭，一千块钱就剩不下来，反而他在家里好好待着，不上班，就照顾老人，每个月还不怎么花钱。

无论我口头上愿意不愿意承认，实际上回到老家后，我的确成为了一个“全职儿女”，但这样的生活其实也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痛苦。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到三十四岁失业，这期间，我在北京与上海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母亲偶尔会来看我，但每次住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月，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里，我是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贴得近了，难免产生一些问题，譬如两代人的代际沟通问题，比如父母对我们这一代人一些行为的不理解等等。而且最初的时候，父母还是觉得，无论如何，我都应该找个班上，即使那个班特别辛苦，挣的钱特别少。

但，在家里晃悠了小半年后，父母似乎通过社交媒体逐渐了解到了当下的就业困境，他们不再疯狂地逼迫我出去工作。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继续自由撰稿，勉强挣一点小小的糊口费。

我和父母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让我的意识发生更大转折是在一次扫墓的时候，我忽然发现父母已经十分苍老了，他们现在还算是活力老人阶段，爬山走路都没有问题，但如果再过个十年，恐怕就没有长途旅行的体力了。

基于此，我开始好好端正自己“全职儿女”的职业态度，给父母规划了几条旅游路线。于是，在这三年的失业期，我带着父母去了昆明、大理、桂林、贵阳、潮汕等地。这些地方都路途遥远，若我真的是有工作在身，恐怕还真抽不出时间，能这么优哉游哉的带着他们在非节假日出去游玩。

过去在外企上班，拿着不错的薪水，看似有不错的社会地位，我一度认为自己跟“全职儿女”这个词语毫无关系，我甚至鄙视老家那些经常去父母家里蹭吃蹭喝，让父母帮着带娃的人。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与自负。

在没有遇到浪潮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游泳可以拿第一；在遇到巨大的风暴时，我才明白，什么叫作“家是最后的避风港”。

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没什么厉害的社会关系，他们唯一能提供给我的，也就是吃饭的时候多添加一双筷子，但也就是在这些食物和小小的金钱交流中，我感到父母也不是完全不可依赖的。

当我对失业感到十分绝望和无可奈何时，他们告诉我，无论如何，回家来，饿不死的。

而我也逐渐意识到，在这个当下，“全职儿女”越来越多并非因为年轻人不努力，所以要啃老，而是因为经济面临着转型，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些三十五岁以上的人群，就是找不到适合的就业出路。

那么，与其出去挨刀子，搞得遍体鳞伤，身体不好，得重病，那我觉得不如趁着父母可以提供一定的生活上的帮助，做一阵的“全职儿女”。

这期间，你可以考公，可以考编，可以考研，也可以尝试自己干点小生意。总之，这不是多么羞耻的事情。当然，人不能既要也要，既然已经打定主意在家苟一段时间，无论如何要处理好和父母的关系。

我会偶尔花点小钱给父母买一些礼轻情意重的礼物，也会带母亲出去玩一玩，增长见识。实际上，成年后我们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并不多，如果父母也不介意让我们在家里“赖”一会儿，那我们也可以多陪陪他们。

说得更透彻一些，相比之于如今面临就业难的大学生，上一辈人的确是吃到了一些时代红利的。当一个家庭的两代人，一代吃到了部分红利，一代面临着人生的困境，利用家庭为单位来对冲这种问题，也不失为一种缓冲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全职儿女”没什么好被污名化的，只要自己逻辑自洽，父母也开心，那么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与其纠结于自己是不是没用，不如想想如何趁着这段时光，重建和父母的关系，也利用这暂歇期，想清楚自己的出路。